數字鄉村建設的創業效應研究

邵培宇，王 陽

（成都信息工程大學 統計學院，四川 成都 610225）

一、引 言

根據2023 年8 月第52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23 年6 月，中國農村網民規模已超過3 億人，占網民整體的27.9%，較2022 年12 月增長1 109 萬人。其中，數字鄉村建設無疑作出了巨大貢獻，數字鄉村賦能主要以數字終端為載體作用于農戶的生產和生活，農戶則通過數字終端設備的使用來分享數字鄉村建設的紅利，智能手機和電腦等數字終端已經成為農戶生產生活中的“新農具”，數字終端的使用正在多個維度上深刻地影響著農戶的決策行為。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著力帶動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創業”，促進農民創業有助于吸收剩余勞動力并激發農村經濟發展潛力?！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從國家層面提出優化農村創業環境的要求，將農村地區的創業潛力從更深層次激發激活，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在國家鄉村振興政策的大環境下，創業農戶是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動力［1］，農戶的創業行為是農村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引擎，同時對縮小城鄉差距和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有重要作用［2］。

本文實證研究了數字鄉村賦能如何影響農戶創業意愿，并檢驗了對不同群體的異質性，創新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將“是否使用數字終端”和“使用數字終端的深度”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既探討農戶在有無數使用字終端時創業決策的不同情況，又考察數字終端對農戶創業意愿的影響效應。第二，基于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從微觀層面更容易發現數字終端與農戶創業意愿的關系，直接接觸到農村農戶層面，有利于真實評價數字鄉村建設的創業成果。第三，以信息約束程度和數字金融的接觸強度為切入點，研究數字終端影響農戶創業意愿的機制，豐富了關于農戶創業的相關研究，為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了理論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關于農戶創業影響因素的研究，已有文獻大多基于創業者及其家庭特征、社會網絡、融資約束、基礎設施建設及相關政策等視角進行研究。第一，創業意愿會受其個人和家庭特征影響，與女性相比男性的創業意愿更強［3］。先前務工經歷、人力資本和金融知識儲備也是有利于農戶創業的因素［4-5］。家庭或親屬網絡資源更加豐富的農戶，更有可能獲取民間借貸的支持，從而有利于創業［6］。第二，融資約束是影響農戶創業的另一關鍵因素。農戶創業意愿與家庭財富和信貸可得性有顯著正相關關系［7］。在數字資源日趨重要的背景下，數字金融可以拓寬農戶的融資渠道，緩解創業面臨的信貸約束［8］。移動支付的出現和普及為創業成本高和信貸能力差的農戶拓寬了創業道路，提高了經營成效［9］。第三，良好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與農戶創業顯著正相關［10-11］。政策支持對農戶創業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政策支持可以降低農戶的創業成本，提升農民的創業意愿［12］，收入差距的存在不僅降低了農戶創業意愿，更是加劇了創業失敗的可能［13］。

截至2022年3月，“村村通寬帶”工程已在中國現有行政村全面實現。隨著農村地區互聯網覆蓋率不斷提高，數字終端已經與農戶生產生活實現了深度融合，并成為提升農戶創業意愿和創業成功率的重要因素。作為近年來農村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政府在數字建設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農村信息化水平不斷提升。根據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可知，在使用數字終端的樣本中，選擇創業的農戶占比為16.6%，而沒有使用數字終端樣本農戶中創業比率僅有3.2%?？梢钥闯?，使用數字終端后，農戶選擇創業的比率大幅上升①本文還從省級層面、地級市層面、縣級層面和村莊層面繪制了數字終端使用與農戶創業關系的散點圖，更直觀地發現了兩者的正相關關系。散點圖沒有在正文列示，留存備索。?；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終端能夠提升農戶的創業意愿。

融資約束是農戶創業面臨的主要約束，使農戶在面臨較好創業機會時，即使有強烈的創業意愿，但也無法轉化為創業行動［14-15］。數字終端通過多個途徑減輕了農戶創業的融資約束。一方面，農戶可以從數字終端進行網絡貸款。例如，阿里、京東等旗下或其他專職網絡貸款平臺提供的融資服務。借助數字終端，平臺通過綜合信用等級評估，為農戶提供相對應的貸款額度，從而緩解農戶創業的融資約束，促進農戶創業［16］。另一方面，依托數字終端的數字金融通過網絡很好地解決了傳統小微金融的規模不經濟問題，所提供的多樣性的產品和個性化的服務，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為創業農戶提供金融支持［17］。此外，微信和QQ等社交軟件也提供信貸金融服務，擴充了農戶創業的社會資源和融資渠道。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數字終端通過緩解融資約束，提升農戶的創業意愿。

通過使用數字終端，農戶能夠獲取更多的信息，并從中汲取創業資源，從而緩解信息約束對農戶創業的不利影響。創業機會的客觀存在是農戶創業的前提，數字終端的使用降低了農戶獲取機會的難度。此外，創業信息是由信息在社會面的分布狀況所決定，經濟信息的差異也會對創業產生重要影響［18］。數字終端既為創業農戶提供了更多的創業信息和知識，又能擴大創業信息的傳播范圍和深度，為農戶引發創業思路和創業激情。同時創業信息的社會網絡傳播，將客戶聯系起來，加速了信息分享，增強了農戶創業的感知力。在數字終端的幫助下農戶能夠更加有效地分析市場狀況和相關政策，進而提高創業績效［19］。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數字終端通過緩解信息約束，提升農戶的創業意愿。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篩選

本文數據來自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該調查從微觀層面調研了中國家庭的財務金融狀況，獲取家庭多特征層面動態信息，覆蓋了中國29個省份（除西藏、新疆和港澳臺地區）、343個縣（市、區）、1 360個村（社區），共包括34 643戶家庭、107 008個成員的信息。因此，調查的數據具有全國和省際的代表性，并且提供了與農戶創業有關的信息，也包含農戶使用數字終端（包括手機、電腦和數字電視）的基本情況。本文剔除了資產上下1%的樣本農戶，剔除了戶主年齡低于16歲和高于80歲的樣本農戶，同時剔除變量缺失的樣本，最后剩余樣本18 588個①本文將戶主戶籍為農村戶口的家庭界定為農戶。。

（二）變量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⒈ 變量選擇

因變量：農戶創業。農戶創業并非“單家獨戶”的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而是以家庭為單位從事工商業生產經營。本文立足中國農村實際，構建農戶創業虛擬變量。具體來看，根據農戶是否從事工商業生產經營來識別樣本家庭是創業家庭還是非創業家庭。體現在CHFS 調查問卷中的答案是：如果受訪農戶回答“從事工商業生產經營項目”（問卷中的定義包括個體戶、租賃、運輸、網店、微商、代購、經營公司企業等），創業虛擬變量取值為1，否則為0。此外，如果農戶在工商部門登記成立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企業，也認定為創業。

處理變量：數字終端使用。本文用農戶數字終端的使用情況來衡量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戶的影響，為更加全面地檢驗數字鄉村建設是否具有創業效應，本文分別考察農戶使用數字終端的“廣度”和“深度”。通過農戶“是”或“否”使用數字終端（智能手機和電腦），考察農戶使用數字終端的“廣度”。具體來看，用2019年CHFS問卷中的兩個問題進行定義。問題1：在問卷的科技生活模塊，“請問您目前使用的手機是哪一種？1. 智能手機；2. 非智能手機；3. 沒有手機”。問題2：在問卷的非金融資產模塊，詢問受訪戶家庭耐用品的情況：“目前，您家擁有下列哪些類型耐用品，他們的價值各是多少？”其中包括了手機、電腦和電視的使用信息以及價格信息。首先，根據受訪戶對以上兩個問題的回答，定義數字終端虛擬變量，如果第一個問題農戶使用智能手機或第二個問題回答擁有電腦，則取值為1，否則為0。其次，根據問題2的回答，本文計算家庭擁有手機和電腦市場價值的總和，通常認為，數字終端價格越高，其性能越智能越先進，使用者可以更方便快捷地獲取網絡信息，因此能夠更加充分地利用數字鄉村建設提供的服務。因此，本文進一步根據數字終端（手機、電腦和電視）的市場價值衡量農戶使用數字終端的“深度”。

控制變量。①控制變量的含義及其賦值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備索。本文參考李長生和劉西川［20］的研究，將家庭層面、戶主層面、區域這三類影響家庭消費的因素納入控制變量。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社會資本、自有住房、家庭規模、家庭勞動力數量、家庭就業人數等；戶主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戶主年齡、戶主年齡的平方、戶主學歷、戶主健康狀況、戶主居住地、戶主風險態度、戶主性別、戶主婚姻狀況、戶主政治面貌；區域控制變量包括各地自然環境、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情況。參考信衛平［21］的研究，將研究區域劃分為中部地區、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分別構建區域虛擬變量控制區域差異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在模型估計部分，將資產變量和社會資本變量取對數；為了反映年齡與創業的非線性關系，將戶主年齡的平方引入模型；戶主學歷以小學及其以下的群體為參照組，將東北地區作為其他區域虛擬變量的參照組。

識別變量。排他性的識別變量是應用內生轉換模型（ESP）的基礎，②從模型估計來看，缺乏排他性變量也可以得到內生轉換模型的估計結果，但該結果存在較大估計偏誤，可信性度不高。排他性識別變量類似于工具變量，要求其僅影響選擇方程而不影響結果方程的工具變量［22］。本文參考尹志超等［23］的研究，構建村層面（不含樣本農戶）的數字終端使用率作為農戶是否使用數字終端的工具變量，從而更好地識別數字鄉村建設的創業效應。識別變量的有效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農村內部具有顯著的從眾效應，單個農戶的選擇會受到周圍農戶的影響。因此，村內其他家庭數字終端的使用情況會影響自己是否使用數字設備，從而滿足相關性要求。二是村外農戶的創業行為不受到村內數字終端的平均使用率影響，而是影響到農戶對數字終端的使用方式進而影響創業行為。因此滿足外生性要求。

⒉ 描述性統計③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備索。

由變量描述性統計可知，農戶家庭資產的均值為48萬元；有10%的農戶在2018年遭遇了農業生產沖擊，93%的樣本農戶擁有自有住宅，農戶家庭人口平均3人，勞動力數量和就業人數的均值都為2 人。農戶的年齡普遍偏高，平均為55 歲，偏高的年齡導致勞動能力受限。有63%的農戶屬于風險厭惡型，反映出大部分農戶對風險與損失的接受度較小。家庭成員中學歷是小學及其以下的比例高達44%，初中與高中的比例分別為29%和13%，僅有3%的家庭成員具有大專學歷，農村勞動力素質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有一半的農戶使用了數字金融。79%的農村家庭受到信息約束，因而很少或從不關注財經信息。

本文按“是否使用數字終端”將樣本分組，得到分組均值t檢驗的結果。④變量分組均值t檢驗結果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備索。變量分組均值t檢驗結果顯示，兩組樣本在是否創業、家庭特征變量、戶主特征變量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例如，相比于“沒有使用數字終端”農戶，“使用數字終端”農戶的創業比例高13%。在家庭特征變量上，與“沒有使用數字終端”農戶的農戶相比，“使用數字終端”農戶擁有更多的資產與社會資本、抗風險能力更強、家庭規模更大、家庭勞動力數量與就業人數也更多，更傾向于居住在城鎮。在戶主特征變量上，“使用數字終端”農戶更年輕，受教育水平更高，身體也更加健康，黨員戶主、男性戶主與已婚戶主比非黨員戶主、女性戶主和未婚戶主使用數字終端的可能性更高。

此外，使用數字終端和不使用數字終端的兩組樣本，在數字金融的利用率上體現出顯著差異，并且在財經信息的關注度上有顯著的差異，這也初步證實了數字終端使用上的差異可能會通過數字金融可得性以及信息獲取的渠道影響農戶創業意愿。因此，本文選擇使用內生轉換概率模型（ESP）進行實證研究。

（三）模型構建

本文研究數字鄉村建設的創業效應，由于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戶生產生活的影響主要通過數字終端的使用來實現。為了準確全面地檢驗數字鄉村建設與農村家庭創業的關系，本文從“質”與“量”的雙重視角進行考察。首先，在基準回歸中，利用內生轉換概率模型（ESP）從“質”的維度識別農戶是否使用數字化終端的創業效應。其次，在穩健性檢驗部分，基于ivprobit模型檢驗數字終端的價格與創業意愿的關系。

內生性是選擇計量模型與估計方法時關注的關鍵問題，如果農戶選擇是否使用數字終端是隨機決定的，那么影響農戶創業的其他因素在處理組（使用數字終端）與控制組（沒有使用數字終端）之間就是平衡的。此時，基于普通最小二乘（OLS）就可以得到數字終端影響農村家庭創業的因果效應。然而現實情況卻并非如此，作為理性的“經濟人”，農戶是否使用數字終端的決策，是在家庭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選擇結果。因此，是否使用數字終端作為處理變量并非隨機分配的結果。如果無視處理變量的“自選擇”性，則影響選擇變量但無法觀測的因素可能會導致遺漏變量偏誤。例如，農戶對“數字鄉村建設”政策與實踐的認知能力與了解程度等。此時，如果直接利用觀測數據進行OLS估計，估計結果會由于內生性偏誤而缺乏可信性，實證結論也會受到質疑。

此外，不同于隨機實驗數據，觀測數據由于包含混雜性因素，很難區分因果效應［24］。傾向得分匹配法（PSM）是估計因果關系時常用的方法，該方法放松了對模型形式的要求，通過傾向值匹配的方法，使得觀測數據盡可能接近隨機實驗數據，從而減少選擇性偏誤。但是，PSM方法僅局限在處理可觀測變量導致的偏誤，而無法解決不可觀測變量帶來的選擇性偏誤［25-26］。

為更準確識別數字終端影響創業的因果效應，彌補已有方法的不足，本文借鑒李長生和劉西川[20]的研究，在同時考慮觀測和不可觀測因素導致的選擇性偏誤的情況下，利用內生轉換概率模型[27]（ESP）對偏誤進行修正，并在“反事實框架下”評估數字鄉村建設對創業的影響，本文估計數字終端設備對農民創業影響的具體做法有三個步驟。

第一步，將農戶使用數字終端設備作為處理變量，用probit 模型估計農戶使用數字終端的概率，如式（1）所示：

其中，為農戶是否使用數字終端的潛變量，如果可以在樣本數據中觀察到農戶使用了數字終端，此時digiti= 1，可知樣本數據的農戶有沒有使用數字終端；如果則digiti= 0。Zi為影響農戶使用數字終端設備的相關變量，ui為隨機誤差項。

第二步，估計數字終端設備對農戶創業的影響，如式（2a）和式（2b）所示：

當digiti= 1時：

當digiti= 0時：

式（2a）和式（2b）為結果方程。其中，和分別表示使用數字終端的農戶和沒有使用的農戶進行創業的概率，都是無法觀測的潛變量。y1i和y0i分別表示使用數字終端的農戶與沒有使用數字終端的是否進行創業，可以在樣本數據中觀察到，如果農戶被觀察到創業，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X1i和X0i分別表示使用數字終端設備和沒有使用數字終端設備農戶的創業影響因素。β1和β0為待估計參數向量，ε1i和ε0i為隨機誤差項。如果有不可觀測的變量同時影響ui和ε1i(ε0i)，導致ui和ε1i(ε0i)的協方差（相關系數）至少有一個顯著不為0，說明模型存在選擇性偏誤。

內生轉換概率模型（ESP）采用完全信息極大似然估計法［20］，把在第一階段回歸計算出的逆米爾斯比率（即選擇性偏誤項）加入結果方程進行估計，解決不可觀測變量導致的選擇性偏誤問題，能盡量減少因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相對于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該方法得到的估計結果更加有效［28］。

運用內生轉換概率模型（ESP）估算出相關系數后，還可以得到處理組的平均處理效應、對照組的平均處理效應以及總體樣本的平均處理效應三種平均處理效應，但由于ATU和ATE都包含了沒有受到相關政策影響的樣本的效應，所以本文只估算平均處理效應（ATT），本文計算使用數字終端的農戶進行創業的概率，如式（3）所示：

其中，pr(y1i|digiti= 1，X=x)表示使用數字終端的農戶進行創業的概率，pr(y0i|digiti= 1，X=x)是對反事實結果的估計，即使用數字終端的農戶如果沒有使用數字終端，其創業概率是多大。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內生轉換概率模型（ESP）的估計結果與分析

1. 農戶數字終端使用影響因素

表1 是對內生轉換概率模型（ESP）進行完全信息極大似然估計的結果。表1 中列（1）是農戶數字終端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資產變量的估計系數為0.216，并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富有的農戶會提高農戶使用數字終端的概率。農業生產沖擊變量的估計系數顯示，遭遇生產沖擊會抑制農戶使用數字終端。社會資本變量的估計結果發現，擁有更多社會資本的農戶也更有可能使用數字終端，農戶在社會資本上的差距會擴大農村內部的“數字鴻溝”。擁有自有住房會擠出家庭對數字終端的消費。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會提升農戶使用數字終端的概率，但家庭就業人數的影響卻顯著為負，其原因可能是數字終端對未就業的勞動力的重要性比已就業勞動力更大。

表1 ESP的估計結果

戶主年齡平方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數字終端的使用意愿隨著戶主年齡的增長先提高后下降。這一發現契合農村實際，隨著“數字中國”建設的深入推進，數字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數字終端設備對于流動性更強的年輕農民獲取就業、生產和生活信息具有更加重要的價值，而老年農戶大多聚居在鄉村，社交范圍相對固定，對使用數字終端的意愿相對較低。學歷越高的戶主越愿意使用數字終端，教育水平越高的農戶越有能力和意愿獲取信息，對數字技術與數字終端的需求也越強。此外，戶主為黨員的家庭更愿意使用數字終端，相比于戶主健康狀況不佳的農村家庭，身體健康的戶主家庭更容易使用數字終端。

ρ1和ρ0為數字終端選擇模型和創業決策模型聯立估計的誤差項相關系數。ρ0均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結果模型的確存在選擇性偏誤，檢驗結果也證實了上文對“自選擇”問題的分析。方程獨立性檢驗值在1%的水平拒絕了選擇方程與結果方程相互獨立的原假設，進一步證實了模型存在“自選擇”問題。模型擬合優度檢驗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模型整體具備很好的解釋力。結合表1的估計結果，本文使用內生轉換概率模型（ESP）具有必要性與合理性。

2. 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戶創業決策的影響

表2是基于式（3）在“反事實框架下”測算的數字終端影響農戶創業行為的處理效應，ATT估計值為0.164，t值為143.527，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使用數字終端的農戶，其創業概率比沒有使用數字終端（反事實）的創業概率增加了16.4%。因此，H1得到驗證。

表2 數字終端設備對農戶創業影響的處理效應

（二）影響機制分析

本文進一步研究數字終端影響農戶創業的影響機制。在檢驗融資約束時，考察數字終端能否通過影響農戶數字金融使用的渠道間接影響創業決策。表3 是影響機制的檢驗結果，表3 列（1）數字終端與數字金融可得性關系的估計結果，相比于沒有數字終端的農戶，使用數字終端的農戶更有可能利用數字金融提供的服務。當前，為緩解農戶創業過程中的資金約束，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解決信貸需求面和信貸供給面出現的問題。研究發現，為政策制定部門在數字鄉村建設的背景下，緩解農戶信貸約束，擴大農戶信貸可及性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抓手。數字終端能夠增加農戶數字金融產品與服務，助力農戶創業。因此，H2得到驗證。

表3 影響機制的檢驗結果

在創業前期準備階段，財經信息對創業戶主的吸引力要大于其他信息。本文用財經信息關注度衡量農戶面臨的信息約束情況。參考2019年CHFS問卷的問題，“您平時對經濟、金融方面的信息關注程度如何？”共有5 個選項：“1. 非常關注；2. 很關注；3. 一般；4. 很少關注；5. 從不關注”。根據受訪戶的回答構建信息關注度虛擬變量，如果選擇“4. 很少關注或5.從不關注”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表3列（2）是有無數字終端與財經信息關注度的檢驗結果，財經信息關注度在使用數字終端農戶一方更高。創業相關信息的時效性和有效性是創業策略制定的關鍵，數字終端恰好具備了信息傳播的這兩個特點，所以數字終端的使用不僅緩解了農戶的信息約束，也能幫助農戶更好地選取有用的創業信息?；诖?，認為數字終端可以緩解農戶信息約束，提升農戶創業意愿。因此，H3得到驗證。

（三）異質性分析

不同年齡段的農戶對待創業的態度存在較大差異［29］，本文按照農戶平均年齡進行分組，將年齡大于等于55歲和小于55歲的農戶依次劃分為老年組和中青年組，考察數字終端對不同年齡段農戶創業意愿的影響。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結果可知，使用數字終端設備對兩組農戶創業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兩組對照發現，數字終端在被使用的情況下中青年和老年農戶的創業概率要比沒有使用數字終端的創業概率分別多出18.7%和11.7%。因此，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終端對促進農戶創業具有顯著影響，且對中青年農戶影響更大。

表4 數字終端不同年齡農戶創業影響的處理效應

（四）穩健性檢驗① 正文沒有列示該結果，留存備索。

⒈ 重新定義核心解釋變量

本部分進一步用數字終端的市場價值來衡量農戶參與數字鄉村建設程度。一般認為，智能手機和電腦的價格越高，其性能越先進，功能也越多，使用者可以更方便地獲取網絡信息，因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享受數字鄉村建設的紅利，并提升創業意愿。將農戶使用的數字終端價值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進行基準回歸，并處理了內生性問題。結果顯示，農戶數字終端的價值每提高1%，創業概率在1%的水平上顯著提高4%。這表明數字終端使用對農戶創業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因此，H1再次得到驗證。

⒉ 重新定義被解釋變量

借鑒尹志超等［10］的研究，對創業農戶以創業動機進行劃分，分為主動型創業和被動型創業①主動創業與被動創業的界定來自問卷中的問題“您家從事工商業的主要原因？”如果受訪戶選擇“2. 從事工商業掙得更多”“3. 理想愛好/想自己當老板”“4. 更靈活，自由自在”，則定義為主動創業；如果選擇“1. 找不到其他工作機會”“5. 繼承家業”“6. 社會責任，解決就業問題”其中的一項或幾項，則定義為被動創業。，進一步考察數字終端對家庭主動創業的影響?；贓SP在“反事實”框架下的估計結果顯示②正文沒有列示該結果，留存備索。，使用數字終端的農戶與其“反事實”情況相比，選擇主動創業的概率提高11%，并且因為數字終端可以為農戶創造更有利的創業條件，從而使其更有可能選擇主動創業活動，這也再次說明數字終端對農戶創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鄉村建設為促進農戶創業，挖掘農村地區經濟潛力，助力鄉村振興開辟了新的路徑并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本文采用2019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使用內生轉換概率模型（ESP），實證檢驗了數字終端對農戶創業的影響效應、作用機制和異質性。研究結果發現：數字終端在促進農戶創業方面具有顯著推動作用，提高了農戶的創業意愿。影響機制分析發現，通過使用數字終端，能夠提高農戶的數字金融可得性，有助于農戶獲得更多資金支持，并提升其創業意愿；隨著數字終端的普及，農戶創業信息獲取情況也得到極大的改善，創業信息的獲取能夠激發農戶的創業激情，提升農戶創業意愿。異質性分析發現，數字終端對各年齡段農戶創業都具有促進作用，尤其對激發中青年農戶創業熱情的影響更為顯著。根據研究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積極推進數字鄉村的建設，以數字終端為依托，宣傳農村創新創業的典范，營造創業的氛圍，推進智能終端下鄉入戶。引導農戶積極學習數字信息知識，將創業行為從被動走向主動，從個體試水走向群體參與。持續積極推進農村的“雙創”工作，激發農戶的創業熱情。引導有資本條件、有技術條件的農戶開展創業行為，帶動區域農戶進行創業。對于資本條件和技術條件不足的農戶，政府應增加幫助和扶持力度，引導其開展自主創業或參與同村其他農戶的創業項目。這不僅能夠幫助農戶本身增加收入，同時能夠帶動周邊農戶增收致富，也是貫徹鄉村振興這一新時代農村發展的重大戰略的具體實踐。

第二，加大對農戶創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和覆蓋程度。一方面，政府應提高支持農戶創業的專項政策資金的劃撥比例，增加信貸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減輕農戶在數字終端金融領域的還貸負擔，并引導社會資本參與農戶創業項目，為農戶提供數字金融貸款服務，緩解農戶創業的融資約束，提升農戶創業意愿。此外，政府應增加專門渠道，加速推動農戶創業相關的市場和金融等方面創業信息的普及，幫助農戶更加方便快捷高效地獲取高質量市場信息和創業信息，降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創業制約。

第三，鼓勵55歲以上農戶更多更深入地使用數字終端，提高55歲以上農戶數字終端的持有率和使用率，幫助其通過數字終端獲得更多的創業信息。當前，大多數農村生活農戶主要處于55歲及以上年齡段，擴大數字終端在這一群體的普及率，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直接激發這部分農戶的創業熱情，而是意在吸引在外鄉打工的中青年農戶返鄉創業。同時，還能夠減小年齡段差距對農村人口結構帶來的不利影響，防止出現鄉村內部代際分化嚴重現象。因此，在建設數字鄉村時，應避免過度關注年輕農戶的“一刀切”的現象，助力農民反哺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