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單人戶狀態、變動及其特征分析

摘 要：旨在對單人戶現實狀態，單人戶快速增長的起始階段和時期特征，單人戶成員的年齡、性別和婚姻狀況進行分析，揭示其變動原因及演變趨勢。采用的基本數據為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短表數據、長表數據和長表1%抽樣數據，同時將“七普”數據與“三普”、“四普”、“五普”和“六普”數據結合起來進行考察。研究發現，中國當代單人戶快速增長與1990年以來人口城市化加速、勞動力流動增多有直接關系；2000年以來，人口老齡化、青年人晚婚增多、住房條件改善也對單人戶提升具有直接作用，多種因素疊加在一起促使單人戶全面增長。社會轉型之下，當代城鄉單人戶內部構成的差異表現為，城市有更高比例的青年晚婚單人戶；農村單人戶中老年人占比超過1/3，并且未成年留守單人戶也占較高比例。研究還發現，中國當代單人戶具有較西方發達國家更高的增長水平。單人戶作為“極小”家庭戶類型，既有生活自由度較高的一面，也有生活功能不完整的另一面。政府、基層社會組織和單人戶成員的近親屬對此應予以關注，特別是為高齡老年獨居者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務，降低其生存風險和孤獨情緒。

關鍵詞：單人戶；年齡構成；性別構成；婚姻狀況；人口普查數據

中圖分類號：C921 文獻標識碼：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23）06-0038-1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27

單人戶已成為中國當代主要家庭戶類型，2020年其在全國家庭戶中占比達到25.39%。它意味著全國超過1/4的家庭戶為單人戶，這顯然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那么，中國當代單人戶是如何演變的？其變動的社會背景是什么？單人戶成員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及其城鄉構成如何？單人戶增長又會對社會發展有哪些影響？這些問題很值得探究。本文擬對此進行分析。

一、研究說明

1. 單人戶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單人戶并非完整的家庭形態。按照一般家庭理論，家庭（family）成于夫婦結姻，解體于夫婦一方去世。男女締結并維系婚姻是家庭成立的要件，只有一個人的生活單位不是家庭。不過，家庭研究還有一個視角是“household”，中文與此對應的概念為“戶”，或“家庭戶”?！皯簟睂嶋H是政府管理民眾家庭的產物。村民或居民只要在村莊、社區形成獨立生活單位或者被單獨登記在冊（有一個戶頭），均可視為一戶，沒有是否婚配這一前提條件限制。

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多數家庭具有生活、生產一體的特征，由多個親緣關系成員組成一個經濟單位。單人生活或進行生產有較多困難，所以它是人們力圖避免的居住和生活形態。根據一些調查和研究，即使到了民國時期，農村村莊常住人口中的單人戶構成多不超過6%。1930年河北定縣5255戶中的單人戶占3.69%［1］。山東鄒平縣1935年全縣本籍戶中的單人戶為5.75%［2］。湖南衡山師古鄉1936年被調查的1486戶中，單人戶占5.11%［3］。江西贛縣七鯉鄉1941年一項調查涉及2763戶，其單人戶更低，僅占1.38%［4］。若將流動人口包含進來，一些地區的1人戶有所上升，但也只有7%左右［5］。由于單人戶占比不高，且非完整家庭形態，故以往不為研究者所重視。

2020年中國單人戶在家庭戶中占比超過25%，可見它已成為民眾一種重要的居住或生活方式，而非以往大家所認為的“小眾”行為。那么，單人戶何以在當代能成為占比如此高的家庭戶類型？其內部構成如何？對此進行考察，不僅具有認識單人戶狀態、特征和問題的現實意義，而且有很強的理論價值，特別是可豐富和加深對當代社會變革、社會轉型與家庭結構變動關系的認識。

2. 單人戶研究狀況

迄今國內學者對單人戶的專門論述很少。筆者曾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對1982年至2000年全國農村單人戶作過初步分析。結果發現，農村的單人戶性別構成以男性為主體，其所占比例超過60%。單人戶的年齡結構，男性以中青年為主，女性則以中老年為主。單人戶的婚姻狀況，男性未婚比例最大，女性以喪偶居多［6］。一些對家庭結構進行綜合分析的研究涉及單人戶，但因非專門針對單人戶所進行的分析，尚不夠細致。相對來說，針對老年獨居的研究要多一些。張莉通過分析2011年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的數據發現，同與他人居住的老年人相比，獨自居住或住在機構中的老年人更易持有消極情緒［7］。朱寶生等采用2015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實施的“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北京市數據分析顯示，獨居、年齡大于或等于80歲、女性、農村、無配偶、健康狀況不好、感覺不幸福、經濟狀況困難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孤獨［8］。

總的來說，學界對單人戶的整體狀態分析較少，特別是對單人戶最新構成、內部結構及其變動特征缺少全面探討。

3. 數據來源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普”）數據提供了當代單人戶最新狀況信息。本文將主要開發其中的短表數據、長表數據和長表1%抽樣數據（即“七普”微觀數據）（說明：本文中的“七普”微觀數據由李玉柱博士在國家統計局——北大數據開發中心運算得到，謹此致謝。），分析單人戶的總體狀態和城鄉分布、年齡和性別構成、婚姻狀況等。

為了對當代單人戶的變動及其趨勢有所認識，本文將把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最近幾次人口普查數據結合起來，努力揭示單人戶演變的時期特征。

二、全國及城鄉單人戶演變分析

1. 全國及城鄉單人戶變動趨勢

單人戶作為最小的家庭戶形態，其近期變動與社會變革和社會轉型有密切關系。應將單人戶置于當代社會變革之下來認識。改革開放是不可忽視的階段。而能夠反映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單人戶狀態的數據為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下簡稱“三普”），其次是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下簡稱“四普”）。這兩個時期，中國人口城鎮化水平在徘徊多年后（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沒有超過20%）開始提升，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尚未全面展開，人口遷移更多地受到戶籍制度的剛性約束，農業人口構成仍占主導地位。2000年及之后，中國人口城鎮化發展提速，非農就業勞動力成為多數。2010年城鄉常住人口構成持平，社會轉型初步顯現。2020年城鎮人口、城鎮家庭戶占比超過農村人口和家庭戶。那么，單人戶在不同時期是如何變動的？它與中國當代社會的變革和轉型存在怎樣的關系？下面以1982年以來的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來說明（見表1）。

根據表1，這五個人口普查年份中，1990年單人戶占比最低，而2000年開始回升，提高了30.91%；至2010年、2020年增長幅度加大，分別為75.06%和74.74%。由此可見，2000年及之后是單人戶快速增長時期。由不足7%提高至25.39%，增加水平超過3倍。進一步地，1982年、1990年和2000年全國單人戶構成處于8.30%及以下的低水平。2010年達到14.53%，2020年更超過25%。我們認為，單人戶的這一時期變動與社會變革、社會轉型有直接關系。

分城鄉看，城市、鎮、鄉村單人戶均以1990年最低，2000年均表現為增長，但城市、鎮增幅明顯高于鄉村，三者分別增長46.1%、55.83%和13.79%；2010年和2020年鄉村單人戶增長水平明顯高于城市、鎮，其中2010年三者分別增長68.07%、38.78%和79.51%，2020年為53.37%、68.87%和92.53%。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00年、2010年城市單人戶基數較高，盡管其增幅不及鄉村，但2020年其構成在市、鎮、村中最高，達到27.53%。另外，2010年以來鄉村單人戶增幅高，至2020年其構成接近24%?？梢哉f，2020年市、鎮、村單人戶均處于高位，沒有明顯的城鄉分別，甚至可以說具有了趨同表現。

綜合以上，中國當代單人戶總體和城鄉變動表現出與社會轉型之間的關系，即人口城鎮化加速過程中勞動力流動水平提高、家庭戶成員“離散”增多促使單人戶增多。

2. 城鄉單人戶的數量、結構狀況及其變動

結合城鄉單人戶的數量變動，進一步認識其規模變動。如前所述，單人戶比較顯著的增長變動出現在2000年及之后，在此主要以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進行考察。

如表2所示，從絕對數量來看，2000年以來，全國單人戶數量每10年增加1倍以上。分市、鎮、村看，單人戶均處于增長狀態，但增長幅度有不同，城市最快，其次是鎮，鄉村最低。這只是相對而言，實際上三者中的單人戶均有大幅度提高。

市、鎮、村單人戶在單人戶總數中的構成也在發生改變，2000年，鄉村單人戶數最大，占比超過50%。2010年鄉村單人戶占比仍為最大，但相對比例已降至42%以下。2020年，市單人戶在全國單人戶中占比為44.49%，市與鎮單人戶合計占比64.91%，略大于市、鎮總家庭戶在全國家庭戶中的構成。2020年全國市、鎮、村家庭戶占比分別為41.03%、21.78%和37.19%，市、鎮之和為62.81%［9］。

3. 單人戶人口在總家庭戶人口中的構成

當代單人戶在總家庭戶中占比不斷擴大，單人戶“人口”在總家庭戶“人口”中的構成及變化怎樣？表3中2020年全國單人戶成員在家庭戶總人口中占比接近10%。而2000年，這一比例只有2.40%。

分城鄉看，2020年城市單人戶人口在城市總家庭戶人口中占比超過10%，較2000年提高2.15倍；鄉村單人戶人口在鄉村家庭戶人口中占比接近9%，相較2020年提高了3.72倍。

綜合以上，中國當代（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單人戶增長變動節奏與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轉型時期相契合，而2000年后單人戶大幅度提升不僅有社會轉型力量的推動，也與中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第一代獨生子女和少子女一代逐漸成人并離家上學、就業和婚配有關，中國家庭在核心化基礎上“空巢”增多，出現進一步小型化趨勢。從“戶”的角度看，2020年全國單人戶在總戶中占比已超過1/4，分城鄉雖有差異，但均處于高位水平，具有一定趨同表現。全國單人戶成員在總家庭戶人口中占比接近10%，城市超過10%?？梢?，家庭之“戶”和家庭之“口”均顯示，單人戶成為當代民眾重要的家庭戶類型和生活載體。

三、單人戶成員年齡構成

1. 不同時期單人戶成員年齡構成變動

如前所述，單人戶構成在2000年及之后變動較大，在此以這三個時期的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分析其年齡構成。

如圖1所示，三個時期城市單人戶成員的年齡分布特征為：65歲及以上組雖為最大，但其占比有逐漸降低趨勢。從2000年的21.92%降至2020年的15.40%。其他超過10%的年齡組2000年為20—24歲組、25—29歲組，2010年擴展至30—34歲年齡組，2020年則集中于25—29歲年齡組、30—34歲年齡組。它意味著城市大齡青年人中的單人戶比較突出。

如圖2所示，鄉村單人戶成員年齡分布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明顯高于其他年齡組。并且2000年及以后的這三個時期，鄉村老年單人戶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1/3強的水平，有明顯的集中趨勢。其他年齡組均未超過10%。

圖2還顯示，鄉村單人戶中14歲及以下年齡組占比相對較高，2000年以來均超過6%。我們認為，14歲及以下生活自理能力低的未成年人組成的單人戶具有較強的“虛擬”成分，即他們并非真正單獨生活。按照“戶”的形成原則，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活單位。缺少炊煮等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未成年人形成單人戶的原因在于，這些未成年少年或兒童原本與父母一起生活在核心家庭，因父母外出務工超過半年以上不再被登記。他們（多數在當地接受小學或初中教育）平時與同一院落或同村相鄰的祖父母等親屬一同生活，或在親屬的協助下生活。人口普查時這些未成年人既然屬于本地常住人口就應該納入登記范圍。他們被作為原家戶的“代表”獨立登記，而非作為祖父母家庭戶的成員（與祖父母組成隔代戶），由此形成單人戶。這些“虛擬”性的單人戶也有“真”的一面，即該戶中的未成年人確實在本地生活，是該戶中的“留守”成員。由此可見，至2020年，中青年夫婦外出務工將一個子女留在家鄉的現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我們認為，這是未成年人單人戶形成的主要原因。這種做法也有“保戶”和“占戶”的考慮。但它會使隔代戶降低。當然，也可能還有其他一些有意為之的“虛擬”行為存在，這有待專項考察來作進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城鄉單人戶中65歲及以上組老年人在三個時期所占比例均為最大，但兩者之間也有差異，鄉村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相對穩定，占比超過1/3；城市老年單人戶則為縮小，不過2020年與2010年相比基本持平，占15%稍強。老年單人戶的這一構成提示我們，城鄉老齡化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口群體擴大，并沒有提升其在單人戶的構成。難道是老年人更多地與配偶、子女一起生活在其他類型的家庭中？在此，我們可考察一下三個時期單人戶中老年人的數量變動。

2020年單人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數量大幅度提高，城市2020年較2000年提高3.53倍，鄉村提高2.11倍（見表4）。單人戶老年人數量大幅度上升沒有導致其在單人戶中構成比例上升，表明老年人以外的單人戶增長更快。

在此重點分析一下城市占比相對較大的25—34歲（將25—29和30—34歲兩個年齡組合并）和鄉村50—59歲（50—54和55—59歲兩個年齡組合并）在2010年與2020年間的數量變動（見表5）。

城市2020年25—34歲年齡組單人戶成員數量較2010年增長164.60%，而同期65歲及以上老年人數量增長134.47%；同期鄉村50—59歲組數量增長106.56%，65歲及以上老年人數量增長88.79%?？梢?，盡管老年人總量在單人戶中快速增長，而其他非老年組單人戶，特別是青年組單人戶也在增長，單人戶總量擴大，而老年人于其中所占比例并無明顯提高（見表5）。

2. 城鄉老年單人戶和青年單人戶數量構成比較

（1） 城市、鎮、鄉村老年單人戶數量及其變化。如表6所示，2000年以來的三次人口普查中，城市、鎮、鄉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組成的單人戶一直在增長。其中2010年鎮增幅最大，2020年城市增長最快。變動之后，農村老年單人戶所占比例仍超過50%，應該說至2020年老年單人戶無論數量還是比例均以農村為最大。而就全國而言，老年單人戶數量接近3000萬，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群體。

（2）城鄉青年單人戶數量及其變化。這里主要觀察25—39歲組單人戶數量及其變動。對此分析的意義在于：一是可間接認識城鄉男女大齡不婚狀況，因為這一年齡區間的單人戶中未婚比例相對較高；二是可對勞動力外出務工對單人戶構成的提升作用有所認識。

無論市、鎮還是鄉村，2020年25—39歲組單人戶均比2010年大幅度提高，城市增長幅度最大。該年齡組全國單人戶總量超過3000萬，市、鎮之和所占比例超過80%（見表7）。這與65歲及以上老年單人戶形成反差（半數以上的老年單人戶在農村），城市的單人戶則以青年人為主體（見表7）。

3. 主要年齡組單人戶構成特征

為了對單人戶的年齡結構有進一步認識，在此根據其不同年齡段生活、工作特征將其分成五個組：一是19歲及以下，這部分人多為尚未經濟獨立者，生活自理能力較低，有的甚至是虛擬戶主或形式戶主。二是20—34歲組，這些戶主為成年或青年人，勞動能力強，具有獨立生活的經濟能力。三是35—49歲組，屬于壯年階段。四是50—64歲組，屬于中年和低齡老年階段。五是65歲及以上組，為老年人。

單人戶成員年齡構成的城鄉差異明顯。就65歲及以上老年人而言，這三個時期鄉村老年單人戶構成比較穩定，均在33%—35%間。城市單人戶老年人則有下降趨向，但2020年與2010年相比，占比為15%多一點，比較穩定（見表8）。

2000年以來，城市20—34歲青年組單人戶一直占比最大，2020年較2010年稍有降低，但仍接近35%。這一構成與外來務工者比例高和城市自身這一年齡段者不婚比例大有一定關系。而鄉村這一年齡組占比一直處于15%上下的低位。

35—49歲年齡組，城市2020年和2010年水平相當，超過1/4，明顯高于2000年。這一年齡者正值壯年，也有較高比例外出工作者。鄉村三個時期有波動，多低于20%。

50—64歲組，三個時期鄉村單人戶占比穩定在1/4水平上，僅次于65歲及以上組，明顯高于城市。其形成原因有多種?？陀^而言，在農村，這一年齡組男性仍多從事有收入的工作，甚至有不少外出務工者；另外，其子女多已婚配，若配偶一人在家則會提升單人戶構成。三個時期城市該年齡組單人戶構成有波動，2020年處于2000年以來最高，接近20%。

19歲以下組，鄉村在2000年以來三個時期相對較高，在9%上下，這與農村父母外出務工、子女留守狀況有關。

綜合以上，單人戶成員年齡構成城鄉差異明顯，2000年以來鄉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在其中占比最大，超過1/3。城市老年單人戶構成則有縮小趨向。老齡化水平提高并沒有使城市老年人在單人戶中占比增大，這與城市青壯年單人戶比例保持在高位有關。鄉村19歲及以下單人戶成員占比較高，與父母外出務工、子女留守有一定關系。

四、單人戶成員性別構成及其變動

1. 城市不同性別單人戶構成及其變動

（1）單人戶性別結構和性別比。就城市而言，總體上，三個時期男性均在單人戶中占多數，但性別構成差異逐漸縮小，由2000年相差11.84個百分點，至2020年降低為7.26個百分點。在25—29、30—34、35—39歲這三個年齡組，2000年男性分別高于女性35.59、42.07和40.96個百分點，2010年差異明顯減小，2020年進一步縮小為相差18.0、22.98和20.74個百分點。2020年，40—54歲各年齡組男女性別差異均比2000年縮小，至60—64歲組兩者處于基本平衡狀態。65歲及以上則轉變成女性為多數（見表9）。

如何解釋女性在勞動能力較強年齡段單人戶比例逐漸增大這種變化？我們認為，城市女性在25—29歲、30—34歲、35—39歲這三個主要勞動年齡階段就業比例提高，以及具有大學以上受教育程度比例擴大，有穩定收入，晚婚者增多，由此形成并維持一定比例的單人生活狀態。40歲及以上年齡組中女性單人戶比例增大則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不婚、離婚上升和喪偶后不再婚都有可能使女性單人戶提高。

（2）不同性別單人戶年齡分布。如圖3和圖4所示，城市男性單人戶年齡組構成2000年相對集中于20—39歲之間四個年齡組，其中25—29歲組最高，2010年依然有此表現。但2020年則相對集中于25—29歲組、30—34歲組。女性在2000年和2010年20—24歲組和25—29歲組明顯高于其他勞動年齡組，但2020年20—29歲組、30—34歲組高比例組與男性相同。我們認為，這與城市青年大齡未婚男女均增多有直接關系。

從三個時期看，城市單人戶中65歲及以上女性在持續降低，由2000年的32.74%，降至2020年的21.18%，減少了35.25%。男性2020年較2000年減少了22.49%，但比2010年提高了4.1%，可謂是一種微調。女性65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下降與其他年齡組女性單人戶增大有直接關系，特別是25—39歲組女性所占比例由22.14%提高至30.24%。

2. 鄉村不同性別單人戶構成及其變動

（1）單人戶男女性別結構和性別比。如表10所示，總體看，鄉村單人戶男女構成與城市相似，除65歲及以上組外，均為男性構成高于女性。但男女相差水平大于城市，多數年齡組男性高于女性超過20個百分點（而城市多數年齡組相差不足15個百分點）。從時期變動角度看，2000年以來，鄉村單人戶男女性別差異明顯縮小，女性單人戶在35—39歲年齡組所占比例由不足16%至2020年超過30%，40—44歲組也提高了10個百分點，這很可能與其丈夫外出務工增多有關。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年齡組男性中也有較高比例的單人戶。單人戶男性中雖有未婚者，但已婚者應占多數?；蛟S這些年齡組也有已婚女性外出務工，其丈夫在家成為單人戶成員。我們所觀察到的多數現象是，或者丈夫外出務工，或者夫婦一起外出務工。妻子外出工作、丈夫留在家里的情形相對較少，這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考察的問題。

（2）不同性別單人戶年齡分布。如圖5和圖6所示，農村單人戶分性別構成表現為：65歲及以上老年女性單人戶占比高，超過40%，2000年以來雖有波動，但并無顯著改變。男性也有這種穩定特征，占比保持在1/4上下的水平。其他年齡組單人戶構成的集中程度均不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單人戶在30—44歲之間的三個年齡組相對較低，45歲及以上提高。我們認為，這與前者處于撫育子女年齡階段有關，即使丈夫外出工作，仍能保持單親核心家庭生活格局；45歲及以上子女逐漸長大，外出上學、工作增多，若丈夫仍在外工作，形成單人戶的可能性提高。

綜合以上，在性別構成上，除65歲及以上組外，單人戶均表現為男性高于女性。同時也應看到這一點：2000年以來，城鄉女性在單人戶中的構成增大，這既與城市青年階段女性未婚增多有關，也與中年階段農村女性丈夫外出務工、子女外出上學而單人生活有關。

五、單人戶成員婚姻狀況

對單人戶成員的婚姻狀況進行分析，可加深對其形成原因和特征的認識。由于數據所限，在此主要對2020年城市和農村不同年齡組單人戶婚姻狀況進行分析。

1. 城鄉單人戶婚姻狀況

根據“七普”長表1%抽樣數據，城市單人戶中未婚、有配偶、離婚和喪偶四種類型分別占35.50%、40.10%、10.63%和13.77%，有配偶占比最大，其次是未婚，喪偶和離婚分別為第三和第四。鄉村則以喪偶最大（37.16%），其次是有配偶（32.55%），第三是未婚（24.69%），第四是離婚。

如圖7和圖8所示，城市和鄉村單人戶在不同年齡組的婚姻狀況上有所不同。城市單人戶成員在25—29歲組、30—34歲組有高比例的未婚者，其中25—29歲組接近80%為未婚者，30—34歲組仍超過50%。應該說未婚者是這兩個年齡組單人戶成員的主體。35—39歲組未婚比例仍在3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鄉村在這三個年齡組上未婚比例低于城市，不過25—29歲組也處于高位（超過60%）。另外，農村40歲及以上組單人戶中，未婚者均高于城市。它表明鄉村存在一定比例的大齡或終身不婚者，至少在單人戶中這一群體（40歲及以上未婚者）高于城市。在65歲及以上老年單人戶中，城鄉未婚者分別為3.25%和10.27%。這意味著鄉村65歲及以上老年單人戶成員中，至少1/10為未婚者。

有配偶單人戶的年齡構成為：城市35—59歲之間各年齡組單人戶中有配偶比例均超過50%，鄉村單人戶成員則在30—59歲組有配偶比例超過50%。這一青壯年階段有配偶者中單人戶的形成應該與外出工作等經濟活動有直接關系。我們認為，城市目前有配偶的單人戶中，“外來”謀生型單人戶應占較大比例，鄉村則以配偶“外出”留守型單人戶為主。

關于離婚單人戶，城市在50—64歲之間三個年齡組明顯較高，超過20%，峰值水平超過23%，應該說這一比例是比較高的。鄉村離婚單人戶整體較低，僅在45—49歲組超過13%。這也間接反映出現階段城市中年和低齡老年人中離婚現象有所增多。當然，也應注意到這一點：2020年單人戶低齡老年人的離婚行為也可能發生在中年階段，單人戶中年人則于多年前離婚。對此，只有結合離婚時間才能弄清離婚單人戶的形成年齡。但對不同年齡組單人戶主的離婚構成進行分析有助于認識普查年份離婚行為對單人戶形成的影響。

城鄉喪偶單人戶以老年人為主。其中城市老年單人戶主65—69歲組喪偶比例明顯擴大，在四種婚姻狀態中占比最高，至70—74歲組喪偶比例提高至64%，75歲及以上各年齡組單人戶中接近或超過80%為喪偶者，可見中高齡單人生活者以喪偶者為主體。鄉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的單人戶主也以喪偶者為主體，與城市有相似表現，且相應年齡組喪偶比例較城市更高。

綜上，從婚姻狀況看，當代單人戶中既有高比例的青年晚婚者，也有就業于外地的青壯年已婚者，還有占比較高的老年喪偶者。鄉村65歲及以上老年單人戶中未婚比例明顯高于城市，城市中年和低齡老年離婚者所形成的單人戶也成為重要現象。

2. 城鄉不同婚姻狀況單人戶成員年齡分布特征

如圖9、圖10所示，城市未婚單人戶集中于20—24歲、25—29歲、30—34歲三個年齡組，合計占比為72.62%，其中25—29歲組和30—34歲組占比超過50%（50.43%）?？梢?，城市未婚單人戶在青年群體中集中度最高。與城市不同，鄉村未婚單人戶從總體看20歲及以上組是多數，但在19歲及以下組卻有較高的構成，在未婚單人戶中超過1/4。這實際是由父母外出務工后留在家里的子女——留守子女所形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城鄉未婚單人戶中，65歲及以上未婚老年人差異明顯，分別為1.46%和17.08%，表明鄉村未婚老年人在未婚獨居者中占較大比例。

城市有配偶單人戶中，30—59歲之間六個年齡組合計占比為79.08%。勞動年齡的已婚者外出務工并在工作所在地形成單人戶。鄉村有配偶單人戶峰值則集中于45—59歲之間的三個年齡組，占46.3%。這印證了前面的推斷，壯年階段，夫婦一方外出務工，少子女家庭子女外出上學、務工，留在家里者單獨生活形成單人戶。

城市離婚單人戶在40—64歲之間五個年齡組相對集中，占比為70.83%。鄉村則集中于45—59歲間三個年齡組，占53.61%。

喪偶單人戶城鄉均集中于65歲及以上年齡組。

對不同年齡組單人戶成員婚姻狀況所作考察，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城市25—29、30—34歲未婚單人戶最高，前者所占比例接近80%，后者則超過50%。同時在整個未婚單人戶中，這兩個年齡組占比超過50%?？梢?，城市青年人大齡不婚群體是未婚單人戶的主體。而鄉村未婚單人戶中19歲及以下者接近27%，反映了留守兒童、少年在當前農村仍大量存在。城鄉35—59歲單人戶以有配偶者為主，這些勞動年齡者遷移流動至外地工作，夫婦分居兩地，它會推動流入地、流出地單人戶雙向增長，這是社會轉型階段的重要現象。城鄉65歲及以上喪偶老年人成為老年單人戶的主要組成部分。城市中年和低齡老年人中有相當高比例的離婚單人戶。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總之，當代單人戶成員的婚姻狀況有較強的年齡之別和城鄉差異。城市單人戶中25—29歲組和30—34歲組多數為未婚者，并且未婚單人戶50%以上集中于這兩個年齡組。鄉村65歲及以上老年單人戶成員中未婚比例明顯高于城市，前者占比超過1/10，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群體。城市中年和低齡老年人離婚并在一定時期保持獨居也成為單人戶的重要補充。

六、當代單人戶迅速增長的原因及其社會影響

1. 對當代單人戶增長原因的認識

（1）社會轉型促使單人戶增長。當代社會變革和轉型對民眾謀生行業、居住空間產生深刻影響，促使單人戶增多。社會轉型的最突出表現是，人口遷移流動趨勢增強，人口城市化加速，更多的勞動力離開家庭或家鄉所在地至外地就業，這些外出謀生者中有的單獨租房居住，在常住地形成單人戶。而在家庭核心化、少子化時代，留在家鄉的一方也有較大可能單人生活。中國社會轉型20世紀90年代開始起步，2000年處于發展階段，2010年初步顯現，2020年基本形成?？梢姰敶鷨稳藨舻目焖僭鲩L與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這一背景有密切關系。

（2）青年受教育水平提高、晚婚群體擴大使單人戶增長。20世紀末、21世紀初，政府開始大力發展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更多的青年人有機會進入大專院校學習，受教育時間延長。根據“七普”數據，2020城市25—29歲青年組中，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已達到54.41%，其中女性達到58.48%［11］。而在社會轉型時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多集聚于家鄉之外的一二線城市工作，從工作至結婚成立家庭的時間間隔擴大，以單人戶形式生活的時間延長。這已成為大學畢業生的群體表現，由此提高了地區或全社會的單人戶水平。

（3）當代少育環境形成，促使單人戶水平提高。我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從1980年以來長期推行，城市形成了龐大的獨生子女家庭。農村獨生子女家庭比例雖較低，但只有兩個子女的少子女家庭成為多數。獨子化、少子化家庭環境對單人戶的提高作用會在夫婦中年階段體現出來。當獨生子女讀完中學后更有可能外出上大學，原本的核心家庭因子女外出而“空巢”，若“空巢”夫婦中一方外出工作，促使另一方轉化為夫婦分居單人戶，甚至同時形成兩個單人戶。農村少子女家庭也會如此，成年子女外出上學、中年丈夫外出工作，“留守”之妻則會形成單人戶。

（4）老齡化水平提高促使單人戶上升。老齡化水平提高、老年人口群體擴大將使單人戶比例和規模增長?？陀^而言，若老年親代和已婚子代普遍同居共爨，老年人在多代家庭生活比例較高，那么老齡化水平上升不僅不會提高整個社會的單人戶水平，而且會使三代及以上家庭比例增大、單人戶縮小。然而，中國2000年以來的家庭戶結構變動顯示，老年夫婦與子女分爨獨居、喪偶后單人獨居現象增多。2020年農村喪偶老年人所形成的“家庭解體”型單人戶超過1/3。老齡化水平上升直接推動單人戶增多。

（5）婚姻擠壓使城鄉大齡不婚單人戶增長。中國當代存在城鄉雙向婚姻擠壓，一是農村男性婚姻擠壓，二是城市女性婚姻擠壓。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其對農村青年婚姻締結的影響在2000年以后逐步顯現，2010年以來更為突出。加之更多女青年在城市就業并婚配，或直接外嫁至經濟發達地區，故一些農村地區男性大齡不婚者增多，貧困地區尤其嚴重。大齡不婚者有的與老年父母共同生活，但他們中單人生活比例更高，特別是在中年之后（因父母去世）獨居更為普遍。這一點已被以往在貧困地區的調查所證實［11］。它是男性婚姻擠壓對單人戶的影響表現。城市女性婚姻擠壓則表現為，2000年以來，在大學擴招之后，更多的女青年接受了大專及以上教育，在一二線城市就業者居多。不少高學歷女性在工作條件和收入水平上具有優勢。而可與其匹配的未婚男性資源則存在不足。由于婚姻觀念發生改變，這些女性往往不會降格以求，故其中大齡不婚者增多，形成單人生活方式。

（6）住房改善成為單人戶增長重要物質條件。住房是家庭戶的存在基礎，若住房緊缺，親代和已婚子代同居共爨的可能性會比較高。2000年以來住房供給增加，特別是商品房建設提速，改善了民眾的住房條件。由此，更多的未婚年青人擁有了獨立住房（包括在工作所在地租住民宅），已婚年輕人與父母分爨異居成為主流。父母在為子女完婚之后還擁有自己獨立的住宅。這些都對單人戶的形成具有推動作用。

綜上，現階段單人戶的快速增長是社會轉型大環境下諸種因素疊加影響的結果。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不僅表現為城鎮常住人口、非農就業人口占多數和民眾開始以城鎮為主要生存依托，且這一轉型與人口轉變、老齡化、青年人受教育程度提高、婚育觀念和行為變化等交織在一起。這使青年、中年和老年階段的單人戶都有可能增加，推動單人戶總體水平上升。

2. 單人戶增長的社會影響

（1） 單人戶增長直接促使當代家庭規模小型化趨勢增強。將家庭人口規模分成單人戶、2人戶、3人戶和4人及以上戶四種類型并觀察其變動，可以對中國當代家庭小型化的驅動力量有更清楚的認識。

如表11所示，就家庭平均人口規模而言，2000年以來，無論全國還是分城市、鎮、鄉村均為下降，表明家庭人口的小型化趨勢突出。這種小型化在四種家庭戶人口類型形成兩組不同的力量。一組是單人戶和2人戶，這兩種最小和次小家庭戶在持續提高。2000年兩者之和為25.34%，2020年無論全國還是分城市、鎮、鄉村其占比均超過50%。另一組是3人戶和4人及以上戶，兩者在不斷下降。2000年全國和鎮、鄉村3人戶和4人及以上戶占比均超過70%，只有城市稍低，為67.72%。2010年繼續下降，但除城市之外，全國和鎮、鄉村均在60%以上。至2020年，全國和城市、鎮、鄉村3人戶、4人及以上戶之和均低于50%。

從形式上看，單人戶和2人戶兩種家庭戶不斷提高促使家庭戶平均水平下降，而單人戶從中所起作用更大。單人戶作為“戶”和“人”相一致的類型。在同一時期，其數量增長使總家庭戶的“戶”量增加，卻未“額外”提高家庭戶成員數量，導致家庭戶平均規?？s小。

（2） 大齡青年單人戶增多，將直接減少婚育隊伍規模。從前面的分析可見，當代城市青年單人戶比例和規模都在增加，而其中又以大齡未婚者為主體?？陀^而言，在現代社會，對青年人來說，單人戶是自由度較高的居住形態。由于基本生活物品可從市場購買獲得，不像傳統社會那樣依賴家庭成員提供，因而單人生活并無多少不便。一些年輕人會享受這種生活，而對進入具有一定行為約束的婚姻生活和承擔撫育子女之勞的家庭生活會變得消極，至少不那么積極。當然，也有另外的情形存在：青年人多在遠離父母的異地工作，擇偶機會或婚配的及時性降低，不得不在一定時期甚至較長時期單人生活。

大齡未婚青年單人戶增多，進入婚姻之列者就會減少，潛在生育人群縮減，生育率因此降低。這種情形在當代已有明顯表現。

當然，對青年人中晚婚所形成的單人戶不應硬性干預，但可適當引導。社會組織應為其中有意愿結婚但擇偶機會較少者創造相識條件。

（3） 老年單人戶規模擴大，對社會養老服務提出更高要求。202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形成的單人戶已超過三千萬。應該承認，多數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單獨生活為主動選擇或偏好這種居住方式。但是老年人作為生活自理能力降低的群體，單人居住風險也在提高?；鶎由鐣M織應增強針對獨居老年人的公共服務，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支持（協助購買日常生活用品等），建立針對高齡獨居老年人的健康監護制度（形成規范的聯絡方式）?？陀^而言，當代獨居老年人多有直系親屬從旁協助老年人生活，但在社會轉型的當代，親子異地居住在增多，因而加強社會養老服務提供非常必要。

還應指出，單人獨居老年人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孤獨，甚至會產生心理問題。親屬應與其多溝通交流，使獨居者處于有親情互動的環境之中；異地居住的子女要多探視老年父母，使其感受到子女的關愛?？傊?，保持和強化親情交往是緩解獨居老年人孤獨情緒的重要方式。

3.對中國單人戶未來發展趨勢的認識

中國傳統社會單人戶水平較低，即使到了民國時期其所占比例也多在5%左右。1949年以后至改革開放前單人戶水平不及8%。2000年及之后隨著中國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轉型，人口城市化、人口老齡化、生育獨子化與少子化等因素交織在一起，極大地影響著民眾的居住方式，中國家庭在核心化基礎上進一步小型化，單人戶在20年中迅速增長至25%。

那么中國當代單人戶的這些變動與當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相比處于什么水平？這里我們以美國為例來說明。1990年，已經高度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美國單人戶在總家庭戶中占比為24.6%，2000年為25.8% ［11］，2021年為28% ［12］ 。而中國1990年和2000年單人戶占比分別為6.34%和8.30%，遠低于美國。但中國2020年達到25.39%，而美國單人戶并沒有大幅度增長?？梢?，中國當代單人戶在社會轉型時期表現出增長快的特征。

我們認為，在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單人戶還會有所增長，但增速會減緩。其理由是，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勞動力流遷中單人流動將降低，與家眷一起遷移的行為增多。城市勞動者長期單人謀生型獨居戶和農村留守型單人戶有可能減少。不過，青年人單人戶和老年人單人戶還會增長，從而使單人戶總水平繼續有所上升。

七、結語和討論

中國當代單人戶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開始不斷增長，特別是在2000年之后出現大幅度提升。單人戶的這一變動與中國當代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轉型時期相契合。而2000年后單人戶大幅增長不僅有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因素的影響，也與中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第一代獨生子女和少子女一代逐漸成人并離家上學、就業和婚配有關，住房條件的改善也有利于單人戶的增多。中國家庭在以往核心化基礎上“空巢”增多，出現進一步小型化趨向。而單人戶數量持續增長是中國當代家庭戶總量擴張和平均規模不斷萎縮的重要推動力和影響因素。

從年齡構成變動看，2000年以來農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一直是單人戶中的最大類別，超過1/3。城市老年單人戶構成則有縮小表現，老齡化水平提高并沒有使城市老年單人戶在單人戶總數中占比增大。這與城市青壯年單人戶比例保持在高位有關。農村19歲及以下單人戶成員的構成較大，它與父母外出務工、子女留守有一定關系。在性別構成上，除65歲及以上組外，單人戶均表現為男性高于女性。同時也應看到這一點：2000年以來，城鄉女性單人戶構成明顯增大，這既與城市青年女性晚婚增多有關，也與中年階段農村女性的丈夫外出務工、子女外出上學增多有關。單人戶成員的婚姻狀況有較強的年齡之別和城鄉差異。城市單人戶中25—29歲組和30—34歲組多數為未婚者，并且未婚者單人戶50%以上集中于這兩個年齡組。農村50歲以上各年齡組單人戶中未婚比例明顯高于城市，城市中年和低齡老年離婚所形成的單人戶也成為重要現象。

單人戶已成為當代民眾重要的居住形態?？陀^而言，它是自由度最大的生活方式，但它并非功能完整的家庭戶。政府、社會和家庭應予以關心和幫助。對老年單人戶，特別是高齡老年單人戶重在為其提供必要的日常生活服務，通過建立規范的溝通方式降低其生存風險；為單人戶中的青年晚婚者提供更多交友和婚姻機會；為異地工作而形成的單人戶在戶口遷移等方面提供制度性協助。通過這種舉措，使單人戶成員生活在與社會、鄰里、近親屬有實際互動的環境中，而非處于封閉狀態。這也是提高和改善民生質量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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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atus，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WANG ?Yuesheng

Abstract： Single-person househol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ype of household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the? initial stage and perio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pid growth of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and the age， sex and marital composition of single-person household members， which can reveal the reasons for ?its change? and the evolution trend.The basic data used in this paper are the short table data， the long table data and the long table 1% sampling data of the Seventh Population Census in 2020. At the same time， the data of? the Seventh Census is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the Third Census，? the Fourth Census，? the Fifth Census and ?the Sixth Censu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apid growth of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in China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labor mobility since 1990. Since 2000， the ?population aging， the increasing of? late marriage among young peopl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ousing conditions have also played a driving-role in the growth of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A variety of factors have combined to promote the overall growth of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Unde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nal composition of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different. There i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young single-person householders who marry late in cities.? In rural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the elderly account for more than one-third， and minors left behind in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also account for a high proportion.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China’s contemporary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have a higher growth level than that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 type of “minimal” household，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has? high? freedom of life on the one hand and? incomplete life fun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grass-roo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lose relatives of single-person household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is issue， especially to provide necessary living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who live alone， so as to reduce their survival risk and loneliness.

Keywords：single-person household；age composition；gender composition；marital status； population census data

［責任編輯 劉愛華］

收稿日期：2022-07-21；修改日期：2023-03-20

作者簡介：王躍生， 法學博士，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