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流動，越富有？

盛亦男　鄭浩冉

摘 要：隨著人口流動行為的不斷深化，流動人口的流動經歷更加豐富、流動時間逐漸延長。利用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對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的影響及其影響機制進行實證檢驗?；鶞誓Ｐ秃凸ぞ咦兞炕貧w結果顯示，流動經歷存在工資溢價效應，能夠顯著提升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機制分析表明，流動城市數量通過提高個體社會適應能力產生中介效應，流動時間通過提高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心理認同產生中介效應，進而提升流動人口工資收入。進一步分析發現，流動經歷可以削弱城市戶籍門檻對工資收入的負向影響，按流動人口就業單位性質將樣本劃分為公有制部門和非公有制部門進行分析發現，對于在公有制部門就業的流動人口，流動經歷對戶籍門檻的工資抑價效應的削弱作用不顯著，但這種削弱作用在非公有制部門更加明顯。異質性分析表明，高學歷和低學歷、男性和女性流動人口都能夠獲得流動經歷的工資溢價，但流動經歷對高學歷、男性流動人口產生的工資溢價效應顯著高于低學歷、女性流動人口。文章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應重視流動人口社會適應能力和心理認同感的提升，鼓勵流動人口參與社區活動，同時持續推進現行戶籍制度改革，監督性別平等政策以及流動人口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的制定實施，建立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競爭環境，形成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

關鍵詞：流動經歷；社會適應；工資溢價效應；戶籍歧視效應；流動人口

中圖分類號：C922；F24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23）06-0105-1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59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大規模人口流動的歷史至今已有40余年，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規模已達3.8億人。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快速城鎮化的顯著特征。2021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進一步完善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就業支持體系，持續增加農民工、技能型勞動者等群體的收入，這表明現階段讓農民工、流動人口步入中等收入群體是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的需要。在推動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流動人口工資收入一直是學者研究的熱門話題?，F有研究表明，性別、戶口、受教育程度、種族等個人特征［1-4］，家庭規模、子女隨遷等家庭特征［5］，就業單位性質、是否簽訂正式雇傭合同、就業方式等就業特征［6］，城市規模、產業結構、創新水平等城市特征［7-9］，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社會因素［10］，以及工會、最低工資等制度性特征［11-13］，均是影響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重要因素。近年來的人口流動趨勢表明，人口的流動行為更加多樣化，這表現為流動經歷更加豐富、流動時間不斷延長、居留意愿不斷增強。隨著相關研究的推進，流動經歷對于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影響逐漸成為學術界的研究議題。

現有研究關于流動經歷對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影響尚未達成一致。一些研究認為人口流動是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式［14］和“用腳投票”的行為［15］，通過尋找更合適的工作機會提高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16］。另外一些研究則認為高流動性對工資收入無影響［17］，甚至會降低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18］?？梢?，流動經歷對于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產生了抑制作用還是促進效應尚不明確，其影響過程和機制仍然有待研究。為此，本文采用2017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對流動經歷的工資收入效應及其影響機制進行實證檢驗。文章的研究問題是：豐富的流動經歷是否會提高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流動經歷可以通過哪些途徑對工資收入產生影響？流動人口在進入城市后往往在勞動力市場中面臨戶籍歧視，其表現為對本地人口和流動人口的差別對待，以及流動人口內部農業戶籍和非農戶籍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那么，流動人口是否可以通過流動經歷的積累削弱戶籍歧視對工資收入的負向影響？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1. 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的影響

關于流動經歷對于工資收入的影響，以往文獻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一些研究以人力資本理論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為基礎，發現隨著流入城市的變動，以往企業培訓經歷對工資的提升作用降低［19］，工作經驗的積累過程中斷，從而對工資收入造成負向影響。持續流動還可能終止就業者在前一崗位的工作經驗累積［19］，降低專用性人力資本的經濟回報［20］。另一些研究則認為即使流動人口具有豐富的就業經歷，但是由于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流動人口的就業流動多為水平流動，缺乏向上流動的渠道［21］，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零售商店、餐館等低端行業［22］。以人力資本積累和工作搜尋匹配理論為依據的研究則認為流動能夠增加人力資本積累［23］，使流動人口擁有更為廣闊的空間去搜尋就業崗位［24］，提高了勞動者與就業崗位間的匹配度［25］，使其在流動中匹配到更高工資收入的工作崗位。上述文獻的研究結論之所以產生分歧，可能是由于未考慮人口的流動行為是否為主動發生，還可能是所選取流動經歷的代理變量大多不一致所導致的，如現有研究常用的用于表征流動經歷的變量包括“是否流動”、“是否轉換工作”以及“變換工作次數”等。因此，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會產生刺激抑或抑制作用，仍然值得討論。

流動經歷是人力資本的重要來源，也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重要形式。流動經歷不僅開拓了流動人口的視野，還豐富了流動人口的知識、技能和金融資本，降低了流動成本和風險，有助于其在流入地城市就業、社會融合以及提升社會經濟地位［26-30］。流動經歷能夠豐富流動人口社會聯系，積累社會資源，構建幫助其職業上升的城市社會關系網絡，使其不再局限于與同等身份群體進行交往，有助于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實現職業梯次流動［31］，獲得更高工資收入。流動還為知識的發展和轉移提供了重要途徑，流動人口通過豐富的流動經歷可以積累更多的技能、資金、人脈等資源和工作經驗，在下一次流動時通過路徑依賴使流動過程中積累的知識經驗發揮最大作用［32］，且獲得更多經驗能力的流動人口將會學習到更多的技能，提升自身競爭力，進而獲取更高的工資收入。此外，流動經歷可以視為流動人口主體意識和現代化觀念重構的過程。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經歷，使他們不斷接觸現代化思想，對現代化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認同［33］，成為現代化的個體。流動人口的觀念現代化也會影響其就業選擇，甚至影響其工資收入水平。

具體來說，流動城市數量和流動時間作為衡量流動經歷的兩個重要維度，其對工資收入的影響機制存在差異。一方面，流動城市數量可以通過強化學習效應，提高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皩W習效應”是指在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影響下，流動人口可以通過學習和模仿不同勞動技能提高自身的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工資收入?，F有研究表明，流動城市數量越多，對流動人口產生的“學習效應”越強，這將有利于流動人口積累自身人力資本，提升勞動力市場表現［34-35］。另一方面，流動時間可以通過提升工作經驗，增加流動人口的工資回報率。流動時間不僅可以直接反映流動人口的外出務工時間，還能間接反映其積累的工作經驗。因此，流動時間延長讓流動人口有機會接觸不同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方式，積累更多的工作經驗和技能，提高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梢?，隨著流動經歷的不斷豐富，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的回報率也會相應提高?；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流動經歷可以提升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即流動經歷存在工資溢價效應。

2. 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的影響機制：中介效應的探討

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還會產生間接影響效應，具體來說，流動城市數量和流動時間對工資收入存在不同的間接影響機制。

第一，流動城市數量通過社會適應能力影響其工資收入。社會適應能力反映個體綜合素質能力的高低，指個體接納、融入社會的能力［36］。一方面，流動城市數量增多可以提高流動人口的社會適應能力。如果流動人口想要在流入城市充分發揮自身潛力并取得成功，必須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建立社會關系來適應城市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隨著流動人口流經的城市數量增多，城市的開放性、信息的多樣性、社會交往的復雜性使流動人口能夠接收更多的外部信息，積累更多社會網絡資源［37］，便于提高流動人口在城市的社會適應能力。另一方面，社會適應能力增強有助于提高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流動人口社會適應能力越強，越容易與本地居民建立新的人際關系，擴展社會資本網絡，在工作信息獲取上更有優勢，增加取得更高工資收入的概率［31］。在城市參加社區管理活動、社區志愿活動以及社會活動會使流動人口對流入地城市的語言、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社會規范等方面產生認同，使其按照流入地規范行事，有助于建立信任、合作和團隊精神，從而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和薪資待遇［38-39］。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流動城市數量通過提高流動人口社會適應能力提升工資收入水平。

第二，流動時間通過心理認同影響其工資收入。一方面，流動時間的延長有助于提高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心理認同。流動時間延長可以使流動人口逐漸縮小與本地居民在語言、習慣等方面的差距，認同流入地的社會準則和規范，拉近與本地居民的心理距離，產生對流入地的心理認同。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在城市的身份和心理認同可以提高其工資收入［40］。具體來說原因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心理認同會使流動人口接受流入地戶籍居民的行為偏好，便于增強其與社區居民的社會互動，拓展原有的社會關系網絡，使其在工作搜尋和工作獲取等方面占有優勢［41］。第二，對流入地的心理認同會進一步延伸至對勞動組織認同［42］，有助于流動人口改善工作態度和勞動行為，更好地融入組織工作環境中，進而有助于提升其工資收入。第三，心理認同增加了流動人口的職業選擇機會，使其勇于嘗試新的就業機會，增加獲得高勞動報酬的概率?；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流動時間通過提高流動人口心理認同提升工資收入水平。

3. 流動經歷與戶籍因素對工資的影響效應：溢價效應與抑價效應

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不僅受到流入城市的勞動力供給水平的影響，還會受到歧視性因素的影響。歧視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中普遍存在，年齡、受教育程度、就業行業等相似的群體，也會因為種族、性別、戶籍和民族等特征不同而在工資收入方面存在顯著差異［1，3，43-45］，具體表現為男性工資高于女性、本地勞動力工資收入高于外來勞動力、城鎮勞動力工資收入高于農村勞動力等。其中，基于城鄉戶籍劃分的二元體制從農村與城市之間進一步延伸至城市內部，使得戶籍歧視成為流動者面臨的最主要的歧視類型［43］。根據戶籍身份，流動人口可以劃分為農村流動人口和城鎮流動人口，二者的工資收入存在很大的差異。李培林等指出農民工和城鎮職工的工資收入差距十分明顯，農民工的月工資僅為城鎮職工的76.3%［46］。馬小紅發現農村戶籍流動人口的平均工資收入僅占城鎮戶籍流動人口平均工資收入的68%［47］。于瀟則發現城鎮戶籍流動人口與農村戶籍流動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顯著，并且戶籍歧視對收入差異的影響比重高達36.8%［3］。流動人口流動經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勞動者的技能、工作經驗和資源積累，提高工資收入，調節戶籍歧視對工資收入的抑價效應，縮小農村戶籍與城市戶籍流動人口之間的收入差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4：流動經歷可以削弱戶籍歧視對工資收入的抑價效應。

三、研究設計

1. 數據選取

微觀數據來源于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A問卷。該調查自2009年起每年組織一次，采取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PPS抽樣方法，調查地域涵蓋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調查內容包括流動人口的基本信息、就業情況、居留意愿和社會融合等，調查對象為在流入地居住一個月及以上非本地戶口的15周歲及以上的人口。此外，本文的實證研究還匹配了部分城市宏觀變量，其中城市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變量取自2016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城市房價水平來源于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與房地產數據庫”。

根據本文研究目的，數據選取遵循以下幾點原則：保留就業身份為雇員，同時勞動年齡為15—64歲的樣本；為排除極端異常值的影響，對流動城市數量和工資收入分別進行了0.5%的上限截尾處理和1%的雙側截尾處理（流動城市數量最小值為1，異常值分布在右側，故進行0.5%的上限截尾處理；工資收入異常值分布在兩側，故進行1%的雙側截尾處理。）。經過上述處理并刪除主要變量缺失值的個案后，最終進入實證分析的樣本量為71131人。

2. 變量說明

選取的被解釋變量為工資收入，該變量用年工資收入對數衡量，具體做法為對月工資收入進行1%的雙側截尾乘以12并取對數。構建的核心解釋變量分別為流動城市數量和流動時間，其中流動城市數量通過問卷中“您總共流動過多少個城市”來構建，并進行0.5%的上限截尾和對數處理。流動時間通過“問卷年份-受訪者首次流動年份”來構建。

根據以往文獻研究［2，48-50］，本文選取以下控制變量：①人口學特征。選取年齡，由“問卷年份-出生年份”衡量；性別，男性賦值為1，女性賦值為0；戶籍，農業戶籍賦值為1，反之為0；婚姻狀況，將初婚、再婚及同居定義為有配偶，賦值為1，其他婚姻狀況賦值為0；黨員身份，黨員賦值為1，其他身份賦值為0；健康狀況，將健康或基本健康賦值為1，反之為0；受教育水平，將被訪者的受教育程度分為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學及以上，并分別構建虛擬變量。②家庭特征。選取父母是否有外出經歷，根據問卷中“在您首次流動/外出前，您父母是否有過外出務工/經商的經歷”進行構建，當回答父母至少一方有外出務工經歷時賦值為1，反之為0；家庭總人口數，由被訪者本人以及與之同住的家庭成員總數來衡量。③就業特征。選取合同性質，基于問卷中“您與目前工作單位簽訂何種勞動合同”進行構建，當回答為簽訂有固定期限或無固定期限的合同時賦值為1，反之則為0。④城市特征。選取城市人口規模，界定為城市常住人口數量的對數；經濟發展水平，界定為城市人均GDP的對數；城市房價水平，選取2016年城市層面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的對數來衡量。

3. 模型設定

本文借鑒美國經濟學家明瑟（Mincer）于1974年提出的明瑟方程［51］。在方程中引入勞動者流動城市數量、流動時間兩個變量，研究勞動力城市流動經歷對其工資收入的影響效應?；鶞誓Ｐ驮O定如下：

其中，Lnincomei為個體i的工資收入，flowi為個體i流動城市數量和流動時間，β為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的影響效應。Xi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人口學特征、家庭特征、就業特征和城市特征變量。νi，i和ηi分別代表流動人口的單位性質、行業類別以及就業省份固定效應，μi為隨機擾動項。

四、實證結果

1. 基準回歸結果

回歸模型采用OLS進行估計，除控制變量外，模型還控制了流動人口的單位性質、行業類別以及就業地所在省份固定效應。流動經歷影響工資收入的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至（4）列、第（5）至（8）列分別匯報了以流動城市數量、流動時間作為流動經歷代理變量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在逐步控制人口學、家庭、就業和城市特征之后，流動城市數量和流動時間均與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表明流動經歷可以顯著提高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假設1得以驗證。

人口學特征方面，性別、戶籍、年齡、婚姻狀況、工作經驗、黨員身份、健康狀況、受教育水平均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具有顯著影響?？刂破渌兞亢?，與女性或農業戶籍流動人口相比，男性、非農戶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較高，這種差異可能來源于人力資本稟賦差異以及勞動力市場的戶籍歧視和性別歧視。年齡對工資收入產生負向影響，這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流動人口由于家庭、健康等原因投入工作中的精力減少，工資水平也會相應降低。從婚姻狀況來看，擁有配偶對工資收入具有正向影響，原因在于有配偶的勞動者受到家庭責任的影響，就業努力程度更高，進而使工資收入提升［52］。黨員身份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這可能是由于黨員身份帶來了一定的優勢，或者個人能力更強所致［53］。健康狀況對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是由于身體健康的勞動者具有更強的勞動能力，可以獲得更高的工資回報。此外，隨著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勞動力的認知水平、管理能力等綜合素質同步增加，教育回報率呈現出增加的趨勢，這也體現了勞動力市場對人力資本的回報。

家庭特征方面，父母的外出務工經歷對子代工資收入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原因在于父母外出務工的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較低，限制了其獲得更高工資收入的機會。家庭總人口數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在研究樣本中未觀察到穩定性規律。就業特征方面，簽訂合同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具有正向影響，原因是正規就業更有利于促進工資收入水平提升。

城市特征方面，城市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城市房價水平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城市人口規模提高會增加勞動力的集聚優勢，產生規模效應，可以通過提高企業生產率來提升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可以增加城市知識和技術溢出效應，流動人口從流動經歷中獲得更多知識和技能，進而提升工資收入。城市房價水平提高會降低流動人口的購房可能性，甚至降低其在城市的居住舒適度，部分流動者可能會離開城市，導致勞動力市場中勞動供給減少，進而提高了工資收入。

2. 內生性問題

基準回歸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源于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根據期望收入理論，勞動力的流動決策取決于流動前后預期收入差異，流動者當前的工資收入會影響其未來的流動決策，因此流動經歷與工資收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其次，雖然在基準回歸中控制了可能影響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人口學、家庭、就業、城市特征等，但是仍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遺漏變量問題的干擾。為此，本文在尹志超、汪潤泉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50，54］，選擇流動人口所在城市中來自同一戶籍地其他流動人口流動城市數量的均值作為流動城市數量的工具變量，流動人口所在城市中來自同一戶籍地其他流動人口流動時間的均值作為流動時間的工具變量，以期緩解內生性問題。工具變量選擇的原因是，一方面，社會資本理論強調社會資源遍布社會網絡之中，人們通過社會互動來獲取資源，來自同一戶籍地的流動人口往往會分享流動經歷和就業信息，從而影響流動人口個體的流動決策，滿足相關性條件。另一方面，城市中來自同一戶籍地其他流動人口的流動城市數量和流動時間與流動者本人的工資收入并不直接相關，滿足外生性條件。

表3匯報了工具變量回歸結果。由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流入地城市來自同一戶籍地其他流動人口流動經歷的均值對流動人口個體流動經歷的影響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且拒絕了弱工具變量假設，符合預期設想。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流動經歷能夠顯著提高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這表明在使用工具變量緩解內生性問題之后，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的影響依然穩健。

3. 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取替換核心變量和更換模型的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本文用流動城市數量除以流動時間構造單位時間內流動頻率來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降低了流動人口與工作崗位的匹配質量，單位時間內流動頻率高的流動人口更有機會了解不同行業和職位的工作機會，能夠更好地適應市場需求，有助于流動人口尋找到與自身更加匹配的工作崗位，提高勞動力市場競爭力，從而獲取更高的收入［55］。此外，流動時間小于3年的樣本可以視為短期流動樣本，而流動時間大于等于3年的樣本可以視為中長期流動樣本。不少短期流動人口屬于初次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工作經驗有限，未能通過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產生明顯影響，也有部分短期流動人口往返于城鄉間，僅在農閑時期流動到城市“打零工”，這與不少期望在城市獲取更高收入、尋求個人發展的中長期流動人口的工資決定機制并不相同，為此，我們在替換變量時剔除了在調查年份流動時間小于3年的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貧w結果如表4第（1）列所示，在控制其他變量后，單位時間流動頻率的顯著性和影響方向與基準回歸一致，即隨著流動頻率提升，流動人口的流動經歷有助于提高其工資收入，說明結論具有穩健性。其次，更換RIF回歸模型。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4第（2）至（3）列所示，流動城市數量和流動時間的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這一結果與基準回歸相符，進一步證實了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影響顯著的穩健性。

五、進一步討論

1. 社會適應的中介效應分析

本文選取社區管理參與、社區志愿活動參與和社會活動參與三個指標來構建社會適應變量。社區管理參與和社區志愿活動參與兩個指標基于參與程度量表，將量表中回答“沒有”到“經?！钡姆謩e賦值 1到4。社會活動參與指標根據問題“2016年以來您在本地是否參加過以下組織的活動：工會、志愿者協會、同學會、老鄉會、家鄉商會、其他”，將被訪者回答參加社會活動的數目分別賦值為0到6。將三者得分加總得到社會適應變量。

表5估計結果顯示，流動城市數量對社會適應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流動城市數量豐富的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參與社區管理、社區志愿活動和社會活動，提升自身社會適應能力；流動城市數量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采用流動城市數量衡量流動經歷時社會適應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5.46%。綜上所述，流動城市數量通過提高流動人口社會適應能力提升工資收入水平。假設2得以驗證。

2. 心理認同的中介效應分析

本文選取社區喜歡程度、身份認同、融入意愿、社區居民友好程度和社區歧視感受五個指標來衡量流動人口心理認同，其中社區喜歡程度、身份認同、融入意愿、社區居民友好程度四個指標均采用量表的形式，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別賦值1—4。社區歧視感受是反向指標，故采用反向賦值。將得分加總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得到心理認同變量。

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流動時間的估計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流動時間對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心理認同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心理認同對工資收入存在正向顯著影響，心理認同的中介效應顯著。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流動時間能夠提升流動人口對流入地城市的心理認同感和歸屬感，進而提高勞動力市場表現。假設3得以驗證。

3. 流動經歷對戶籍歧視的工資抑價效應的影響

為了分析流動經歷是否可以緩解戶籍歧視對流動人口帶來的工資抑價效應，本文采用孫文凱等學者構建的戶籍開放度取倒數來構建城市層面戶籍門檻得分（ 戶籍開放度指數詳細構建過程可參見2019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勞動力市場化指數編制》。），與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中流動人口當前所在城市進行匹配［56］。戶籍門檻得分越高代表該城市戶籍管制水平越高，存在的戶籍歧視越嚴重。將流動城市數量、流動時間和戶籍門檻得分按照均值處理為二分類變量，并進行交互效應分析。

表7中第（1）至（2）列主效應估計結果表明，不論是以流動城市數量還是流動時間衡量流動經歷，其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即流動經歷存在顯著的工資溢價效應；但是城市戶籍門檻得分對工資收入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即驗證了戶籍歧視的工資抑價效應。第（3）至（4）列交互項分析結果顯示，流動經歷與戶籍門檻得分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流動經歷能夠顯著降低戶籍歧視對工資收入的抑價效應，即豐富的流動經歷可以削弱戶籍歧視對工資收入帶來的不利影響。

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明顯的制度性分割特征，既包括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也包括由所有制決定的體制分割［6］。以往研究表明，在公有制部門和非公有制部門就業的流動人口所面臨的工資歧視存在差異，例如公有制部門相比于非公有制部門有更低的性別工資差異［57］；國有企業中城鎮戶籍勞動力與農村戶籍勞動力的工資差異中不可解釋的部分所占比例最高，而在民營企業最低［58］。那么，流動經歷對不同體制就業單位中流動人口的工資歧視是否會產生差異性的影響？為回答以上問題，本文按流動人口就業單位性質將樣本劃分為公有制部門和非公有制部門，并進行分組回歸。表8中第（1）至（2）、（5）至（6）列主效應的分析結果顯示，相較于公有制部門，不論是流動城市數量還是流動時間代表的流動經歷在非公有制部門帶來的工資溢價效應較高，而戶籍歧視引發的工資抑價效應較低。這說明戶籍在公有制部門工資決定機制方面起著比較重要的作用，而非公有制部門更加看重勞動者通過不斷流動積累的人力資本。

表8中第（3）至（4）、（7）至（8）列的交互項結果顯示，在非公有制部門，不論是流動城市數量還是流動時間代表的流動經歷與戶籍門檻得分的交互項均對工資收入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流動經歷產生的工資溢價效應強于戶籍歧視的工資抑價效應，這意味著在非公有制部門就業的流動人口群體的流動經歷對戶籍歧視的工資抑價效應具有顯著的削弱作用，甚至能夠扭轉戶籍歧視產生的工資抑價效應。但對于在公有制部門就業的流動人口，流動經歷與戶籍門檻得分的交互項對工資收入產生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流動人口的就業存在樣本選擇性，在公有制部門就業的樣本數量少，且其中90%以上的流動人口屬于正規就業，就業相對穩定，流動性低；同時，就業于公有制部門的流動人口在學歷、技能方面具有比較優勢（ 公有制部門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2.734年，而非公有制部門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845年。），使得相比于其他因素，流動經歷對于戶籍門檻的工資抑價效應的影響不太明顯，而非公有制部門正好與之相反。

4. 異質性分析

（1）流動經歷對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的差異。為了驗證流動經歷對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的差異性，本文對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進行分組，高中及以上為高學歷組，高中以下為低學歷組，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無論是高學歷還是低學歷流動人口，流動城市數量和流動時間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系數均顯著為正，這意味著流動經歷對于不同學歷的流動人口均具有工資溢價效應。相比較而言，高學歷流動人口流動經歷的工資溢價效應高于低學歷流動人口，這可能是由于高學歷流動人口擁有較高的技能和素質，可以更好地利用從流動經歷中積累的知識、能力和工作經驗等，從而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

（2）流動經歷對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的差異。將全樣本分為男性和女性群體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無論采用流動城市數量還是流動時間來衡量流動經歷，其對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溢價效應均顯著大于女性。根據調查數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流動時間分別為11.484和9.261年，平均流經城市數量分別為2.165和1.725個。顯然相對于女性來說，男性的流動經歷更加豐富，并且男性在流動經歷中獲取社會網絡的信息和資源等方面具有優勢［54］，更容易依靠流動經歷獲取更高的工資回報。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分析流動城市數量、流動時間等流動經歷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鶞驶貧w和工具變量分析結果顯示，流動經歷存在工資溢價效應，能夠顯著提升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該結論通過了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且流動經歷對高學歷、男性流動人口產生的工資溢價效應高于低學歷、女性流動人口。就影響機制而言，社會適應是流動城市數量產生工資溢價效應的途徑，即流動城市數量通過促進流動人口參與社區管理、社區志愿服務和社會活動提高社會適應能力，進而提升其工資收入；心理認同是流動時間產生工資溢價效應的途徑，即流動時間會提高流動人口對流入地城市的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從而提升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進一步分析發現，流動經歷可以削弱戶籍歧視的工資抑價效應，相較于公有制部門，流動經歷對戶籍歧視帶來工資抑價效應的削弱作用在非公有制部門更強。

本文的實證研究在理論和政策層面上均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在理論層面上，本文發現流動經歷是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重要決定因素，為流動經歷對工資收入產生溢價效應提供了穩健證據，并從社會適應和心理認同角度探討流動經歷影響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途徑，為理解個體流動經歷在流動人口工資收入方面的重要性提供了微觀證據，也擴展了流動人口工資決定相關研究的視角。此外，本文發現流動經歷在城市戶籍門檻與流動人口工資收入關系中具有正向調節作用，這意味著城市流動經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勞動者就業競爭力，降低勞動力市場戶籍歧視對工資收入的負向影響，進一步豐富了工資決定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方面的文獻。同時，本文發現流動經歷的工資溢價效應在不同性別、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動者之間存在差異，流動經歷對高學歷、男性流動人口產生的工資溢價效應顯著高于低學歷、女性流動人口，這意味著流動經歷反而加劇了群體之間的工資不平等。為緩解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和學歷歧視，應重點將低學歷、女性流動人口的職業教育和培訓納入財政的支持范圍，進行財政傾斜。此外，在我國數十年人口大規模流動、人口流動經歷愈加豐富、戶籍分割制度仍然存在的背景下，上述研究結果具備豐富的政策含義，不僅為提高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緩解勞動力市場戶籍歧視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而且還為就業質量和社會融合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有益啟示。

本文有以下幾點政策建議：第一，政府應消除勞動力社會性流動的體制障礙，為勞動力提供更加充分的流動機會，同時社會政策應重點關注流動人口的勞動權益，完善流動人口工資和就業權益保障制度，為其城市就業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第二，鑒于當前因戶籍制度產生的勞動力市場分割仍在持續影響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政府應持續穩步推進現行的戶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地區戶籍歧視，創造自由公平的勞動力競爭環境，促進勞動者流動就業，提高流動人口就業收入。第三，應充分發揮社區優勢，積極構建流動人口與本地市民相互交往的平臺，鼓勵流動人口積極參與各種社區活動，增強流動人口對流入城市的適應力，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建立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心理認同，發揮社會適應能力和心理認同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提升作用。

本文雖已構造流動經歷的工具變量以緩解內生性問題的干擾，但是，由于所使用的是截面數據，并且流動人口動態監測問卷中僅涉及流動人口流動城市數量和流動時間，未包含每一次具體的流入城市和就業信息，可能未能排除某些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造成的干擾。此外，本文僅考慮了流動經歷對戶籍歧視的工資抑價效應的削弱作用，其對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的其他類型的歧視是否也有同樣的作用尚未得知。對于上述問題，我們將在未來開展持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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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Floating， The Richer？：A Study on the Wage Premium Effect of Floating Experience SHENG? Yinan， ZHENG? Haoran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floating behavior， the floating experience is more abundant and the floating time is gradually extended. This paper uses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data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floating experience on wage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The results of the benchmark model and instrumental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floating experience has a wage premium effec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wage income leve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floating cities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y improving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individuals， and the floating time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y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the places they have moved into.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floating experience can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reshold on wage. ?The analysis is divided into public sector and non-public sector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employment unit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t?? finds that，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mployed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 weakening effect of floating experience on the wage underpricing effe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reshold is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weakening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non-public sector.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high and low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ale and female， can obtain the wage premium of the floating experience. However， the wage premium effect of floating experience on high-educated and 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low-educated and fe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cur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upervise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policies and policie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stablish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in the labor market， form the reasonable wage growth mechanism.

Keywords：floating experience；social adaptability；wage premium effect；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scrimination effect；floating population

［責任編輯 崔子涵，方 志］

收稿日期：2023-03-14；

修訂日期： 2023-09-0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高質量發展視域下中國人口均衡發展的理論建構與多維測度研究”（20&ZD173）。

作者簡介：盛亦男，經濟學博士，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鄭浩冉，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