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形成

文/單繼剛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過程中辯證唯物主義中國化的代表性成果。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過程中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的代表性成果。它們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形成。從馬克思主義開始中國化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經歷了從社會進化論到唯物史觀再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演變，實踐進程則經歷了從拒斥馬克思主義到照搬馬克思主義再到辯證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演變。

《資本論》片段翻譯的開端意義

1899年，《萬國公報》連載李提摩太、蔡爾康節譯的《大同學》，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提及馬克思名字及其學說的中文文獻?！洞笸瑢W》第一章援引了馬克思著作中的一段文字：“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曼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無復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權，用以安民而救世?！闭沁@段文字的翻譯，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門。

《大同學》的底本是頡德（Benjamin Kidd）的《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遍查此書，僅能找到兩處馬克思著作的引文，均出自英文版《資本論》（Capital）。全書未提到《共產黨宣言》，因此，它不可能成為前述譯文的來源。所謂“糾股辦事之人”乃指“資本巨頭”，他們在全球進行經濟擴張，比“君相”的權力還要大，后者的影響不過限制在一個國家的范圍之內。壟斷資本主義導致無產階級受剝削壓迫程度進一步加深，必然引起暴力革命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通過比較《社會進化》和《大同學》的相關段落，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資本論》而非《共產黨宣言》的片段最早被翻譯為漢語，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的開端。就哲學來說，它包含社會基本矛盾理論、階級斗爭理論以及世界歷史理論等唯物史觀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著作初傳入中國之際，很多翻譯都帶有編譯的性質。譯文與原文有明顯差距。漢語版相對于原版來說，顯然是“另一個版本”。即便后來更為貼近原文的翻譯，仍然受制于目標語言和源語言的巨大差異，所以仍然是“另一個版本”。無論是初期采用的漢語固有詞匯，還是后來從日文中借來的詞匯，這些譯語與源語言相比，在意義和功能方面都難以完全吻合。以“bourgeois”和“proletarian”的漢譯為例?！洞笸瑢W》將它們譯作“富家”與“窮黎”，朱執信1905年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片段中則將它們譯作“豪右”和“細民”，再后來，李大釗從日語中借來了“有產者”（稍后譯為“資產者”）和“無產者”。這些術語都難以把它們和生產資料的不同關系揭示出來。漢語中的“產”，總是首先讓人聯想到“財產”（property），也就是生活資料，而馬克思的“產”與“生產”（production）的關聯度更高，所以主要指生產資料。無產階級盡管有了財產，但只要不占有生產資料，仍以出賣勞動力為生，那么他們的無產階級身份就沒有改變。在漢語語境中，似乎無產階級有了財產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在德語、英語、法語語境中，引起這種誤解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

譯文與原文之間的意義距離，不僅僅是語言本身的差異造成的。有時候，意識形態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譯文的面貌。李提摩太深知“華人亦有步外國之后，而同受其迷者”，希望翻譯《大同學》而讓中國的有志之士“俯賜披覽”，避免走西方的舊路，所以強化了頡德思想中“節性以救進化之弊”的方面。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加了大量按語，對譯文進行了斯賓塞主義的改造，強化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觀念，增添了較為濃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目的是“自強保種”“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

這里之所以討論翻譯標準問題，無非想證明這樣一個觀點：譯文不等于原文，譯文是原文基礎上的再創作。翻譯的限度和不確定性導致了筆者所稱的“引用困境”（quotation dilemma）或“引號悖論”（dilemma of quotation marks）。當我們引用馬克思的“原文”時，引號之內的應該是“原文”，例如德文、英文、法文等等，是作者的話，而不應該是“譯文”（漢語）——譯者的話。大多數人把外文作品的譯文放進引號的時候，并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任何不妥。然而，就引號的定義來說，這樣做確有不妥。將譯文而非原文放進引號的做法產生了“引用困境”或“引號悖論”——非引用的內容與引用的形式相矛盾。國內學者做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多以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為依據，其實中文版只是“橋梁”，它的意義在于將我們引向原文。

“兩個決不會”影響下的“二次革命論”

陳獨秀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遵循一定規律，沿著一定道路、方向、階梯進化，不能躐等，中國也難以獨異?！叭祟愔紊椒ā钡拇蔚谧兏l展，由簡單而復雜，造成了不同的經濟組織的次第變更發展，社會一切組織亦隨之進化。人類社會由“游牧酋長時代”到“封建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再到“無產階級時代”，這些時代的演進是歷史的必然，非人力可以阻擋。雖然在空間上各民族“進化之遲速大相懸絕”，但是在時間上“進化的歷程恒次第不爽”。從這些論述來看，陳獨秀無疑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基本觀點。但是，他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具有明顯的機械化傾向。

同那個時代中國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陳獨秀能讀到的馬克思經典著作（譯本，包括節譯本）非常有限。在題為《馬克思學說》（1922年4月23日）的演講中，他提到介紹唯物史觀的三種著作：《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其中一段文字值得高度注意，它明顯來自《〈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個社會制度，非到了生產力在其制度內更無發展之余地時，決不會崩壞。新制度之物質的生存條件，在舊制度的母胎內未完全成立以前，決不能產生，至少也須在成立過程中才能產生?！薄皟蓚€決不會”成為“二次革命論”的理論來源。陳獨秀認為，中國的封建制社會已經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再加上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這種制度肯定是保持不住的。中國產業還未發達，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因此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經過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建立，而這種制度在它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可能被推翻的，所以無產階級還要等待，一直等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或者按照陳獨秀的說法，至少在成熟的過程中，那時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如何理解“二次革命論”中的“二次”？“二次”顯然指“資產階級性質革命”與“無產階級性質革命”這兩次。由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經過這兩次革命的主張，是不是可以稱為“二次革命論”呢？顯然不可以。這里的關鍵在于資產階級性質革命的領導權和兩次革命之間資本主義社會是不是經過了充分發展。如果資產階級發動革命奪取政權，然后搞資本主義，經過充分發展后，無產階級再發動革命奪取政權，搞社會主義，那么這是典型的“二次革命”。如果沒有充分的時間保證，那么就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那么就談不上“二次革命”。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中間只有半年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加之兩次革命的領導者都是布爾什維克黨，所以俄國革命并不是“二次革命”，而是“不斷革命”。

唯物史觀與俄國道路沖突嗎？“二次革命論”與“不斷革命論”沖突嗎？回答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的關鍵，是弄清楚唯物史觀的強綱領和弱綱領之分?！皟蓚€決不會”是唯物史觀的強綱領，但并不適用于俄國。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以及草稿）中，馬克思清楚地表明，《資本論》中所分析的資本主義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制在西歐各國的范圍內”。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馬克思在“西歐各國”的下面加了著重號，無論在草稿中，還是在正式的復信中，都是這樣。這等于說，在西歐以外的地區，“五形態論”是不是適用，要看具體的歷史環境。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遭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在反思俄國以及其他非西歐地區發展道路的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觀的弱綱領，“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這意味著，唯物史觀并不提供“萬能鑰匙”，它的真理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唯物辯證法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奠定邏輯前提

漢譯文本打開了新的意義空間，它與原文的意義分殊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漢傳馬克思主義”，但還不足以使其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按照筆者的理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原生形態馬克思主義經過漢語世界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應該以原創性成果的出現為首要標志。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上，1927年是個重要的節點。在此之前，中國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是社會進化論體系和唯物史觀體系，自此以后，流行的則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體系。1923年，瞿秋白自蘇聯回國后在上海大學開設了相關課程，系統講授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明確提出辯證唯物主義（互辯律的哲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在“一心不亂的干國民革命”的政治氛圍中，這種新哲學并沒有成為共產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更沒有走進普通民眾的生活。到了1927年，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改變。1927年開啟的唯物辯證法的大流行，使得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原創性成為可能，故可以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元年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元年。

唯物辯證法為什么在1927年風靡全國？究其根本，乃起于對大革命失敗的哲學反思。譚輔之指出：“自一九二七而后，政治活動的路子碰了壁，于是有許多人就轉到學術思想的路上來。的確，行動在先，而思想在后。及到加以思想、反審，則感覺做政治運動是離不了理論工作。這時又深深感覺到舊的理論已成窳腐，不堪使用，于是群起介紹新興的哲學和社會科學?！蓖酹毲逡渤滞瑯涌捶ǎ骸耙痪哦吣甑拇蟾锩o予一般民眾許多教訓，前進的智識分子便露了一個對過去革命檢討的企圖。不過要達到這層目的，卻非先有一個基本理論的建立不可?！贝蟾锩氖?，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僅僅依靠唯物史觀是不夠的，必須更完整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行，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中國的現實社會，形成真理性認識，以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反對本本主義》、唯物辯證法和形式邏輯論戰、新啟蒙運動、《實踐論》、《矛盾論》……經過這一系列環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越來越豐富，基本途徑越來越清晰。

蔡和森將批判的矛頭直指“二次革命論”。實際上，這一術語正是蔡和森的發明。他把陳獨秀視為中國的孟什維克派，認為兩者的理論沒有實質性差別。兩者都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截然分開，中間橫插一個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認為社會主義革命需等到經濟條件成熟以后進行，而缺乏從民權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從蔡和森的分析可以看出，孟什維克的錯誤在于把馬克思關于西歐道路的論斷照搬于俄國。中國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可以像俄國那樣快呢？對此，蔡和森給予否定的回答：“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國與印度，農民占最重要的地位，還有嚴重的封建殘余，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低，不夠獨立的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社會主義先進國的幫助，所以這些地方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不能機械的想像如俄國一樣?！睋?，蔡和森對瞿秋白主張的由民權革命直達社會主義的“一次革命論”也進行了批評，稱這種理論“混淆中國革命的性質”，“混淆無產階級政黨最低度黨綱（工農民權獨裁的）與最高度黨綱（無產階級專政的）的任務”。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強調領導權問題、軍事問題和農民問題的重要性，響亮地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體現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新思考。此后，他以唯物辯證法為武器，不斷破除教條主義，推動經典理論與現實的關系實現了“哥白尼式反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主張中國革命分兩步走，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是社會主義革命?！暗谝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备锩l展論是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的結合。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立足于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性質和水平，立足于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規劃了一整套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綱領。

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新時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經歷了百余年的艱辛探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深刻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