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史學在史學近代轉型中的中心地位

文/謝貴安

對于中國史學近代轉型的認識，美國學者費正清提出的“沖擊—反應”理論所帶來的西方主動、中國被動的既定認知，曾對學界產生廣泛的影響，但實際上，近代史學轉型是近代中國人面對西方史學東漸，在傳統史學中所做出的主動選擇。在轉型過程中，無論是近代史學的研究客體（內容），還是史學的研究主體（學者），其中國本位意識都居主導地位。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的研究主體，即使是留學歐美的學者，也深受中國傳統史學的浸潤，持有中國本位的立場，與生俱來地擁有中學眼光；作為研究對象，則主要是在西學參照下，從中國傳統史學中選擇出來的眾多內容，這構成學術的新知。中西古今之間的對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為中心的中國近代史學體系。

中國傳統史學在世界史學史中的獨特價值

自西方列強憑“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之后，西洋文明便強勁地傳入中國，對中國傳統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但是，在西風籠罩、愁云慘淡的情緒和氛圍中，中國的傳統史學，卻始終是多數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優秀文明?！爸袊诟鞣N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

西方傳統史學重視踏勘和田野調查，注重事后的驗證，其間的歷史空白，往往靠史家的推理和想象，故史書中的文學色彩濃厚，以致后現代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等人分析其文本時，不得不感嘆“史學即文學”；而中國傳統史學重視記注和檔案，注重事發時的記錄，短板是史書細碎難讀，即梁啟超所說的“無感觸”，長處則是基本事實清楚、詳細，為中國史學積累了豐富的史料，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見證。

中國傳統史學萌芽于先秦，奠基于兩漢，成立于魏晉南北朝，發展于唐宋，興盛于明清，每一個時代，都有世界意義上的輝煌成就。中國的傳統史學很早便創立了記載君主言動的記注制度，開創了以原始檔案、記注文獻等為史料基礎的國史體系，創造了編年體、紀傳體、典章制度體、紀事本末體、學案體等豐富的史學體裁，留下了以《春秋》《左傳》《史記》《漢書》《通典》《資治通鑒》《通鑒紀事本末》《明儒學案》以及明清《實錄》為代表的浩如煙海的史學典籍，將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連續不斷地記載下來。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悠久文明。梁啟超指出：“四千余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绷r徵也指出，中華文明“年祀之久遠，相承勿替”。中國歷史悠久，文明從未中斷，除了歷史和文明本身的客觀發展外，中國史學功不可沒。中國傳統史學的悠久性和連續性，保證了中華文明在人類記憶中的永不磨滅和輝煌燦爛。

中國傳統史學在近代中西嫁接中的“砧木”作用

中國傳統史學雖然與西方相比毫不遜色，但在近代中國全面受到西方刺激與沖擊的情形下，也亟須進行轉型，以適應近代化的步伐。人們常常誤認為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是“（西方）沖擊—（中國）反應”理論的簡單印證。事實上，僅就史學領域來講，中國史學的近代轉型絕非簡單的“沖擊—反應”的結果，而是中國傳統史學的“近代因素”積極加入史學近代化的過程。

以筆者所諳熟的明清史學而言，明清（1368—1840年）時的傳統史學要素，在史學近代轉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獨立滋生出了“近代因素”。中國學者以傳統史學為根基，主動引入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把西方史學的“接穗”（接在砧木上的外來枝芽）嫁接到中國史學的“砧木”（被接的植物本體）之中，從而使中國傳統史學獲得與時俱進的強大生命力。

以蘭克為代表的科學實證主義傳入中國后，久被歷史遺忘的崔述《考信錄》受到特殊的重視，被拿來作為西方科學實證主義嫁接中國的“砧木”。民國學者用崔述《考信錄》的方法進行對接，認為崔述雖然崇經衛道，但他重視原始的經學對歷史的記載，懷疑后起的傳注對歷史的附會，正與蘭克史學重視一手史料、區別二手史料的科學方法相一致，于是在民國掀起了崔述熱，對崔述著作的發掘、整理和出版呈蔚為大觀之勢。對崔述史學的闡釋成為民國近代史學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崔述《考信錄》的發掘、光大過程中，又引起了民國史學中的一個重大運動——古史辨。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正是在對崔述《考信錄》的研究和闡發后，正式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認為“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顧頡剛這種以古籍成書先后排比史料、尋找證據、質疑古史的方法，也受到了蘭克史學提倡“一手史料”、辨析“二手史料”科學實證方法的影響。顧頡剛以崔述疑古考信方法為“砧木”，以科學實證主義方法為“接穗”，從而實現了中西方法的對接和整合。

西方18世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傳入中國后，引起了晚清民國學者的重視，并以黃宗羲等人的“新民本”思想與之對接。比如，從維新思想家梁啟超、譚嗣同，到革命黨人孫中山，都將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作為盧梭《社會契約論》的同類著作加以廣泛傳播，用以鼓動變法或革命。

西方的進化論傳入中國后，中國學者將公羊學歷史觀作為引進進化論的“砧木”。中國傳統的歷史觀，往往是退步論或循環論占據主導地位。東漢何休將公羊傳中的“三世”說，與治亂興衰的發展階段相聯系，指出“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經過清代莊存與、劉逢祿等人的闡發，影響到龔自珍、魏源。當西方進化論傳入中國后，康有為將其與春秋公羊學的“三世說”相嫁接，并與《禮記·禮運》的小康、大同概念，以及西方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觀念相混融，形成了特殊的進化觀和進化模式。

承接中國傳統的近代史學占據主流地位

在不考慮政治力量影響的前提下，中國近代史學的主流，往往是與傳統史學一脈相承的學術。在民國史學界，“新考據學”就是這樣一種主流學術。

“新考據學”是將傳統東漢經學、乾嘉考據學與西方以蘭克為代表的科學實證主義相結合的一種史學研究方法及流派。在古今中西交匯之際，“新考據學”成為主流的史學方法。王國維、胡適、傅斯年、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學者成為這一方法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一方面外接西方科學實證方法，一方面又上承中國傳統考據學，從而成就史學大業。王國維提出的“以事實決事實”的考史原則，與乾嘉考據學“實事求是”的方法和態度一脈相承；同時，他又重視西方田野考古之學和一手史料的實證方法，將傳統考據學與科學實證主義相結合，形成了具有近代特色的“二重證據”法。留學足跡遍歷歐、美、日的陳寅恪，對西學十分諳熟，但他在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及明清史時，又廣泛運用了傳統考據學方法。陳垣在歷史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也是清代乾嘉考據學的方法，但其在研究中，還吸取了西方的史學理論與方法，從而完善發展了中國特色的考據方法。

除了新考據學派，民國時期有影響的史學大家，幾乎都是以考據學和考古學相結合的方法作為基礎，進而在古史領域取得成功。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郭沫若，在從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之前，也以新考據學聞名。他在以考據為精髓的甲骨學界被譽為“四堂”之一。他在考證甲骨文時，以階級、生產力和社會形態等理論為指引，作出了新的解釋。在此基礎上，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指導寫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十批判書》等論著。顯然，他的學術基礎也是“新考據學”。

有學者敏銳地發現傅斯年等人引進蘭克史學，不是“新史學”，這是一種“趨新反入舊”的逆行現象。其實，造成這種現象是因為蘭克的實證史學與中國考據學傳統更為貼近，因而更容易在中國土壤中生存和發展。

中國學者在近代史學轉型中的主動擇受

近代史學（晚清民國）的建立，雖然是在西方史學刺激下展開的，但構建的主體則主要是深受幾千年史學傳統浸潤的中國學者。即使是從歐美日本留學歸來的學者，他們在推動中國史學近代轉型的過程中，仍然重視傳統史學的重要價值。如留美歸國的北大教授何炳松，特別重視對劉知幾、章學誠史學理論的研究和闡述，以此對接蜂擁而至的西方史學理論。又如被貼上“全盤西化”標簽的留美歸國學者胡適，將保存國粹發展為“整理國故”，特別重視乾嘉考據學的價值，高度稱贊乾嘉學人在?？焙陀栐b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這些留學歐美、深受西方史學影響的中國近代學人尚以中國史學方法為學術研究的本位，那么以章太炎、鄧實、劉師培、黃節、黃侃、馬敘倫為代表的“國粹學派”和以吳宓、梅光迪、胡先骕、馬宗霍為代表的“學衡學派”，則更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堅持中國傳統史學的基本價值，承認其中心地位。

中國近代學者在史學近代轉型過程中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在西方史學傳入中國后，他們主動將龐雜的傳統史學中孕育的近代因素選擇出來，進而與西方史學進行同質對接，極大程度地沖抵了西學對中學的撞擊。如前文所述的乾嘉考據學、崔述古史考信方法、章學誠“六經皆史”理論的重振，以及黃宗羲和唐甄著作中的新民本思想的闡發，都是近代學人審慎選擇以調和西學的結果。

不唯如此，近代學人還將其主動選擇的中國傳統史學內容進行重構，擴展傳統史學的體量，形成新的史學知識體系以對沖西學。以清代史學為例，近代史學家會根據時代需要，對清代史學與史家進行重新排序和評騭，形成了當今觀念中的“常識”。如“乾嘉三大史考家”的史學概念，乾嘉時代并未形成，這是晚清民國學人對應西學而選擇趙翼、錢大昕、王鳴盛史學并重新整合的結果。乾嘉時期，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因為考據功夫弱，錯訛多，在重考據的當世受到冷落。清末民初，受西方和日本學術的影響，中國學術界更加重視觀察政治得失、制度變遷、風會盛衰的《廿二史札記》，讓趙翼與錢大昕、王鳴盛并駕齊驅，形成鼎足而三并偏重于趙的認知格局?！靶率穼W”運動之后，趙、錢、王“乾嘉三大史考家”的認知格局便正式形成，這是中國史家在近代轉型的背景下對清代史學知識選擇后，所作的適應時代需要的重構。同時，民國學者還將“章學誠—崔述”進行了學術重構，這是因為章學誠的史學理論堪與西方史學理論相匹配，崔述的疑古考信頗與西方漢學界的科學實證精神相契合。

與此類似的選擇和重構現象，還有唐代劉知幾、宋代鄭樵和清代章學誠的組合。章學誠曾將自己與劉知幾、鄭樵相提并論，但未獲關注。當近代西方史學理論涌入中國時，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鄭樵的《通志·總序》因其蘊含豐富的史學理論而被民國學者挑選和伸張，以此與西方史學理論相拮抗、相回應。1922年，何炳松將章學誠與劉知幾再次相提并論，并且認為章勝過劉。1923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講課時，以“研治史學義法”為標準，將章學誠與劉知幾、鄭樵并稱為中國傳統史學理論研究三大家。于是，后世將《史通》《通志·總序》和《文史通義》并稱為“史學三書”。

中國近代學者為了應因西方“啟蒙思潮”的傳入，而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人從中國傳統思想家中選擇出來，重構成“清初三大儒”，將其思想闡釋為啟蒙思想，以與盧梭民約論等相媲美。1914年，“云南公民”徐錚等人重提已經持續了30余年的“三大儒入祀”議題，并將顧、黃、王三人的學說解釋為近代啟蒙思想。從此，顧、黃、王“清初三大儒”的概念正式形成。楊幼炯稱贊清初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三人為現代“民權革命理論之先導”，并明確指出他們為“清初三大師”。1944年，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以歐洲啟蒙思想為參照，稱王、黃、顧三人為具有啟蒙精神的“三大師”。如此一來，近代學者利用中國傳統的史學資源，構建了中國式的“啟蒙思想”譜系。

在中國近代轉型過程中，傳統史學雖然面臨西學迫近的巨大壓力，但中國史家總能在傳統史學中主動選擇出具有近代因素的內容，加以組合和重構，以因應西學的沖擊，并適應時代的需要。

綜上所述，西學是中國史學進步的“外因”，而中國史學自身求新求變的努力才是進步的“內因”。中國傳統史學在近代轉型中始終保持著中心地位。它的悠久性和連續性，保證了中華文明在人類記憶中的永不磨滅和歷久彌新。幾千年來積淀的歷史文化根基，使得近代西學以“嫁接”形式在中國史領域傳播，而中國傳統史學則作為西學的“砧木”根深蒂固。近代以來，在史學轉型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學術，無一不與中國傳統史學一脈相承，帶有濃厚的傳統文化基因。在西方史學東漸的時代大潮下，中國史家總能在浩瀚的傳統文獻和學術思想中，找到與之對應的近代因素，從而在接納西學的同時，建立起以中國本土史學為主體的近代史學體系。這既是中國史學博大包容之象的體現，又是中國史家應對外部沖擊的智慧之舉，反映了中國文化的韌性以及國人對中國史學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