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老年流動人口的多維特征及其調控策略研究
——以上海為例

吳連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啟了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化進程，沿海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等成為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的主要目的地，上海作為我國典型的超大城市和最大的沿海城市，良好的對外開放條件帶動了經濟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就業機會，更成為沿海人口集聚的最大熱點地區之一。流動人口集聚給超大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動力和活力，也帶來了壓力和負面影響。但國內外學者主要關注的對象大多是青壯年流動人口，對老年流動人口的關注卻不夠。

老年流動人口是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流動雙重壓力的產物，融合了 “老年”與“流動”兩大屬性，在近年流動人口總體規模趨降之時，老年流動人口的數量卻在上升，近幾年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出現了老年流動群體不斷增多的新現象。進入21 世紀以后，流動人口中的老年人口規模有所增長（任遠等，2020），據官方報告，2015 年中國流動人口總量達 2.47 億人；其中，60 歲及以上人口有1 800 萬人，占流動人口總量的 7.2%①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司，《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2016 年。，占全國老年人口總量的 8.4%。老年流動人口因在人口流動中比重較小而被學者們忽視，但又因被排除在制度保障外而成為更弱勢且是不可忽視的特殊群體。

老年流動人口的治理路徑在于，治理理念由“靜態的公共性”向“流動的公共性”轉變，體現其流動的跨越性、制度的個體性及多方空間聯動等優勢。長三角一體化及京津冀一體化等上升為國家戰略，為超大城市老年流動人口“流動的公共性”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故了解超大城市老年流動群體的性別、受教育程度、健康等具體特征迫在眉睫，是長三角一體化及京津冀一體化等區域一體化背景下超大城市老年流動人口治理的前提和必要條件。本文以上海為例，對超大城市老年流動人口的概念、特征、流動原因、來源地等特征進行分析，探討其調控與治理對策，有利于拓展人口老齡化的理論內涵與分析框架，為中國超大城市老齡有效治理研究提供新思維，為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下超大城市老年人合理流動與調控策略提供實證依據。

一 文獻綜述與研究方法

（一）文獻綜述

在老年人口流動概念方面，學術圈尚未統一，不同學者對其表述與界定不同。20 世紀80 年代，國外研究多將老年人流動或遷移等同于退休老年人的遷徙 (宋健，2005)，直到Haas, et al.(2006) 將老年與退休進行辨析，從而區分了老年遷移與退休遷移兩個概念。國內與老年流動人口相關的概念很多，如流動老年人口（孟向京等，2004）、老年遷移人口（張曉娟，2007；張伊娜等，2013）、留遷老年人口（宋健，2005）、老漂族（何惠亭，2014）、移居老人（劉慶等，2015）、隨遷老人（陳盛淦，2016）等。周皓（2002）將“遷移”和“流動”分別與“永久性遷移”和“暫時性遷移”相對應，并指出前者戶籍登記隨居住地改變而變化，后者則不變。田雪原（2007）認為老年人流動是指在不改變居住地的前提下，臨時離開居住地的一種外出活動。劉穎（2014）從時間與地域上指出老年遷移人口為60 歲及以上離開戶口所在地（鄉以上，不含市內）長達半年以上的人口。梁宏等（2018）認為流動人口是指離開戶籍所在地的縣、市或市轄區，以工作、生活為目的在異地居住一定時間的成年人口，并將老年流動人口界定為流動人口中 60 歲及以上的人口。本研究綜合上述概念界定，認為老年流動人口是指60 歲及以上離開戶口所在地（縣級以上）1 個月及以上且不改變戶口性質的人口。它既具有老年屬性，又具有流動屬性。

國外已開展大量關于老年人口流動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指出老年人口流動往往具有季節性共性特征（Longino, et al.，1990），最經典的三種類型劃分如下：娛樂型、救助型及未與配偶同住的嚴重傷殘型,不同類型其流動原因不同（Walters，2002）?！昂蝤B現象”普遍存在，因為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傾向于通過遷移流動到氣候有利的地區來追求更好的生活質量（Liu, et al.，2023）。

國內學術界對流動遷移老年人口的研究更為薄弱，為數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闡述老年流動人口的特征、原因等方面。中國大多數老年人口傾向于遷移流動到城市地區，而不是農村地區（Huang,et al.，2023），尤其集中于北京、上海和廣東等少數超大城市。我國老年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是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動，與勞動力遷移流動的趨勢一致（Gu, et al.，2022）。

老年流動人口大多為低齡老人，具有文化程度較高、有退休金、曾從事第二和第三產業工作、有配偶等特征（孟向京，2004；祝銀，2010）。

在流動原因方面，國外研究注重老年生命歷程中的退休（第一次流動為追求更好的自然環境）、重大生命事件（喪偶、疾病等，第二次流動，為尋求更好的養老照顧與服務、醫療資源）、收入、生活成本、心理因素、基礎設施等對老年人流動的影響（Litwak, et al.，1987；Rogers，1988；Fournier, et al.，1988；Clark, et al.，1990； Colsher, et al.，1990； Longino，1994；Chevan，1995；Walters，2002；Somenahalli,et al.，2013；Sander，2013；Tang, et al.，2021）。老年人的流動決策受到其個體特征和原籍地屬性的影響（Huang, et al.，2023）。經濟發展增強了衛生服務質量對老年人口流動的影響，弱化了衛生服務數量對老年人口遷移的影響（Gu, et al.，2022）。

然而，國內研究表明，老年人發生流動行為的原因主要包括個人、家庭及社會三個方面，具體有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身體健康狀況、居住地類型等，老年人與子女間的理性決定（孟向京，2004）、成年子女吸引（齊明珠，2004）、經濟因素（張伊娜，2013）、戶主戶口不在本地（周皓，2002）、家庭因素與城市因素（張曉娟，2007）、與子女居住距離、孫輩出生、居住條件、老年人生命歷程（高斯瑤，2018）等，其中流動原因排前三名的是拆遷搬家、投親靠友和隨遷家屬（孟向京等，2004）。中國的祖父母更重視家庭的集體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更愿意照顧他們的孫子孫女。通過這樣做，減輕了成年子女的負擔，使其能夠追求職業機會，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大家庭的福祉（Liu, et al.，2022）。由于現代社會的快節奏生活，年輕人照顧孩子的時間越來越少，所以迫切需要老人照顧他們的孫子孫女。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大城市有更好的養老服務和醫療設施，因此老年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流動。（Liu, et al.，2022）。

在對策方面，學者們提出加大公共支出用于城鄉社區養老公共服務（Liu, et al.，2022），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社會融入和與當地人建立社會聯系（Huang, et al.，2023）。

綜上所述，國外研究相對成熟，國內研究起步較晚，已有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獻支撐，但由于社會體制差異，故在借鑒國外經驗時需結合中國特色與具體國情?，F有研究在研究尺度上側重于全國層面，對于人口集聚的超大城市老年流動人口的研究尚欠缺，且多為社會學、人口學視角，地理學空間視角等其他學科視角較少涉及。數據方面，主要基于在一個城市(如三亞)通過面對面訪談收集的定性數據或基于覆蓋一定數量的地級市的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如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的定量數據，利用流動人口數據的研究只關注工作年齡的移民，而不是老年人口，缺乏人口流動數據針對老年人的研究。

本研究擬突破僅從人口層面來理解老齡化的傳統研究取向，轉向整體性、關聯性與動態性的空間研究視角，結合區域一體化等相關理論，根據2018 年上海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基于GIS 等空間分析，深化對超大城市（以上海為例）老年流動人口及老年人養老的認識，為長三角一體化背景下中國實現資源空間合理配置、老年人口均衡發展戰略提供科學依據，為緩解超大城市人口與養老壓力以及促進全國各地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參考，從而進一步豐富人口地理學、老年學等學科的理論內涵。

（二）數據來源與方法簡介

首先，本研究基于1984、1985、1986、1988、1993、1997、2003 年、2017 及2018 年上海市流動人口抽樣調查，結合2000 年全國人口普查中上海流動人口普查，2005 年1%人口抽樣調查、2010 年人口普查中有關上海流動人口數據，大致推算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流動人口、常住流動人口及老年流動人口的變化過程。其次，本研究主要依據2018 年上海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2018 年是由國家衛計委（前人口計生委）流動人口系列調研的第10 年，國家衛計委采用的是分層不等比抽樣方法，2018年給上海分配的調查樣本數是7 000 個，分布在各區123 個街鎮350 個調查點，調查對象為跨縣（區、市）在上海居住1 個月以上的年齡在15 周歲及以上流動人口，即2018 年5 月在上海居住1 個月以上的外省市戶籍的15 周歲及以上人口，其中，調查對象跨縣（區、市）在上海居住1 個月以上的60 歲及以上人口的有效樣本數為817 人，本研究選取60 歲及以上流動人口樣本作為研究對象，并分析與其相關的包括基本情況、流動趨勢、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狀況。最后，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法和空間分析法，借助ArcGIS 軟件，以上海為例，分析超大城市老年流動人口空間上的新特征。

二 老年流動人口的時間演變特征

（一）流動人口總體演變趨勢

由于采用非等比例、固定樣本量抽樣方法，我們難以通過抽樣調查數據估算上海的流動人口總量。2018 年末上海市常住流動人口達到976.21 萬人，占常住人口總數（2 423.78 萬人）的40.3%。常住流動人口不包含居住半年以下的短期流動人口，據2015-2017 年流動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短期流動人口占流動人口總數的比重平均為5.3%，考慮到調查對象不包括未住滿一個月的流動人口，實際短期流動人口的比重應該按1.2 倍的比例擴大到6.4%，按此推算，2018 年上海的流動人口總量達到1 042.96 萬人。①參見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編：《上海流動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分析報告》，2018 年，第2—4 頁。

上海的流動人口發展可以2010 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從1982 年到2010 年為快速增長階段，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上海的常住人口為1 185.97 萬人（居住一年以上），僅比戶籍人口多5.46 萬人，加上居住不滿一年的暫住人口，流動人口的總量不超過30 萬人；2010 年1 025.44 萬人。

從2010 年起，上海的常住人口、流動人口出現了同步放緩增長的勢頭，并在2014 年達到了2 425.68萬人和1 064.41 萬人的峰值，這四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增長率僅為0.9%；2015 年-2017 年間流動人口開始小幅下降，平均增長率為-0.5%（圖1），2018 年常住人口、流動人口出現小幅上升，分別較上年增長了5.45 萬人、3.91 萬人。

圖1 1980 年以來上海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的增長

數據來源：1）1980—2015 年戶籍人口來自《上海市統計年鑒（2016）》，2016 年、2017 年、2018 年戶籍人口來自市政府統計公報。2）常住人口來自歷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2014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常住人口來自市政府統計公報。3）1984、1985、1986、1988、1993、1997、2003 年流動人口數來自上海市第一至第七次流動人口抽樣調查；2000 年為上海市流動人口普查數據；2005 年為1%人口抽樣調查；2010、2012、2014、2015、2016、2017、2018 年流動人口數為根據常住流動人口數及其占流動人口總數比重推算的結果，其中2012、2015、2016、2017 年常住流動人口比重來自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抽樣調查，2010 年這一比重為2005 年和2012 年比重的平滑內插數，2014 年為2012 年和2015 年比重的平滑內插數。

（二）老年流動人口的演變趨勢

從圖2 可以看出，上海市戶籍老年人口穩定增長，如圖2 所示，2013 年戶籍老年人口數為387.6萬人，占上海戶籍人口總量的23.4%。2017 年戶籍老年人口增長到 483.6 萬人，占總人口33.2%，戶籍人口老齡化程度不僅顯著高于流動老年人口，且其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

圖2 2000—2018 年上海老年流動人口總量

在上海戶籍老人穩定增長的同時，上海流動老人總量及其占全體流動人口的比重亦逐年增加，相對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如圖2）。其中2013、2014 年老年流動人口總數分別為7.4 萬和8.5 萬，分別占總流動人口0.7%和0.8%；2015 年是老年流動人口的增長拐點，該年份老年人口數迅速增長至45.1 萬，占總流動人口4.3%，是2014 年的5.3 倍。此后老年流動人口總量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2016 年其總量有所降低，為41.9 萬人。在2017 年上海市老年流動人口數達到最高峰，高達61.3 萬人，占總流動人口5.9%；在2018 年末老年流動人口總量略有下降到50.1 萬人，占總流動人口4.8%，仍維持在高位。

三 老年流動人口的基本特征

（一）性別結構

隨著流動人口年齡增加，其性別比逐漸降低，性別對于流動的選擇作用減弱。2018 年上海市老年流動人口的性別比為89.3，0-14 歲流動人口性別比為124.6，15-59 歲性別比為98.3（如表1）。

表1 2018 年流動人口性別比

為進一步研究老年流動人口的性別結構特征，將老年人年齡劃分為低齡老人（60—69 歲）、中齡老人（70—79 歲）以及高齡老人（80 歲及以上）。在老年流動人口中，60—69 歲低齡老人性別比為89.8，70—79 歲老人性別比96.1，80 歲及以上老人性別比為22.2。由此可以發現70—79 歲老年人性別比相對較為均衡，80 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的性別比嚴重失衡，其主要原因首先是整個人群中因男女差別死亡率導致的存活老年女性多于老年男性；其次，從老年人口流動的原因出發，有66.7%老年人是家屬隨遷。在家屬隨遷的原因中，91.8%的老年人是照顧自家小孩或老人，再加上在家庭中女性更有可能承擔照料的任務，因此老年流動女性數量多于老年流動男性。

（二）年齡結構

從圖3 可以看出，2018 年上海老年流動人口中，低齡老年人比例明顯高于高齡老人，80 歲及以上老人比例較少。其中64—67 歲老人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年齡段，這可能是因為20 世紀50 年代初新中國成立，迎來了第一批生育高峰，待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進入老年期，造成處在64—67 歲的老人數明顯增加；相比較而言，75 歲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較低，這是因為受到20 世紀40 年代戰爭創傷的影響，導致這一年代的人口出生率很低。

圖3 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性別年齡結構

此外可以據此預見，60—70 年代出生率加快，該時期出生的人口數多，因此在2020—2030 年這一時期出生的人口進入老年期，老年人口的金字塔底部還會繼續擴寬，老年流動人口將加速增長；80—90 年代因實行了家庭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因此當這一時期出生的人口進入老年期時，老年人口的金字塔底端將窄化。

隨著時間推演，年齡越大，老年流動人口數量越來越少，低齡老年人的比重占據主要優勢。例如，2012 年上海老年流動人口超過60%處在60—64 歲，22.2%老年人年齡在65—69 歲，年齡為70—74 歲老年人占10.1%，75—79 歲老年人占6.4%，最后高齡老年人占比最少，僅有1.1%。2018年超過55%的流動老年人處在60—64 歲，30.7%的老年人年齡在65—69 歲，年齡在70—74 歲的老年人占8.8%，75—79 歲老年人占3.4%，最后80 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最少，僅有1.3%?？梢?，與2012 年相比，2018 年上海老年流動人口低齡化特征更加突出，越來越多的低齡老人流入上海。尤其是在65—69 歲，經過6 年上升了8.5 個百分點；70 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下降，與2012 年相比，下降了4.3 個百分點。

此外，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除了由2013 年55 歲及以上人口自然過渡成為低齡老人，更重要的是外來流動老人不斷涌入上海。流動老人涌入的高峰期集中在60—69 歲，這部分老人年齡輕，流動性也強，是流動老人的主力軍。

（三）受教育程度

整體上看老年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以初中程度為主。2018 年初中占比最高，約占30.5%，其次是高中/中專占22.1%和小學水平為19.1%，未上過學占13.9%，最后是大學?？?、大學本科及以上占比最少，分別是7.6%和6.8%（圖4）。

圖4 2012、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對比

從圖4 可以看出，與2012 年相比，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顯著提高了，主要表現在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從2012 年的23.2%上升到2018 年的36.5%，其中高中/中專人數增長最為迅速，增加了12 個百分點；未上小學的比例為13.9%，比2012 年減少了8 個百分點，原因可能是，作為老年流動人口主要來源地的農村地區，老年文盲人口通過死亡過程自然消解；其次是遷移過程具有過濾作用，低學歷人口尤其是文盲越來越多地被屏蔽在城門之外。

小學及以下教育水平的老人占比33%，接近流動老人總量的三分之一。這部分低學歷流動老人是一個較大規模的群體，他們在上海只能從事勞動強度大的低工資水平的工作，這對他們的健康、老年生活都是不利的，因此這部分老人在滬生活、工作狀況值得政策的特殊的關注與照顧。

與全體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比，老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1.7 年。全體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5，約為高中/中專學歷，老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8 年，約為初中學歷。從表2 可以看出，在小學階段，0—14 歲兒童占38.1%，15—59 歲勞動力占56.2%，60 歲及以上老人占比5.7%，其中60-69 歲的低齡老年人口占主體，為5.6%。

表2 2018 年全體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單位：%）

整體來看老年流動人口中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女性，老年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7 年，老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9 年。老年女性主要集中在小學及以下學歷，老年男性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學歷，二者在文盲、小學和大學本科及以下的學歷上差異明顯，在初中學歷上差距較小。

具體而言，男性老年流動人口文盲占比為30.7%，女性文盲比例為69.3%，比男性高38.6 個百分比；其次是小學學歷上，老年女性（62.5%）占比多于老年男性（38.5%）；初中、高中/中專老年男性比例皆略高于老年女性；在高中/中專、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上，始終是老年男性占比高于老年女性。

（四）戶口身份構成

非農戶口老人是老年流動人口主體，而在全體流動人口中農業戶口的人數占比更多，這說明戶口性質在老年流動人口中的篩選作用強于全體流動人口。

在老年流動人口中，戶口為農業的老人占比為39.8%，戶口為非農業的老人占比為60.2%，非農業老人比農業老人占比高出20.4 個百分比。然而在全體流動人口中，二者正好相反，農業戶口性質人口占比高達為68.5%，非農業戶口性質人口占比僅為31.5%，，農業人口比非農業人口占比高出37個百分比。

不同戶口性質的老年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不同，如表3。

表3 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分戶口性質的受教育程度

非農業老年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農業老年流動人口，其中農業身份的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7，非農業身份的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8，非農業老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農業老人高5.1 年。

農業老年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小學及以下的低學歷，非農業老年流動人口在初中、高中學歷上占優勢。具體來看，在未上過學的文盲比例上農業老年流動人口占比為28.9%，遠遠超過非農業身份的老年流動人口（4.1%）；在小學學歷上，農業老年流動人口占比33.2%，而非農業老年流動人口僅占比9.8%；在初中學歷上，非農業老年流動人口比重（31.2%）高于農業人口比重（29.5%），在高中/中專學歷上非農業老年流動人口（31.8%）遠遠高于農業老年流動人口（7.4%）。此外在大學?？萍耙陨蠈W歷上，非農業老年流動人口占絕大部分優勢。這表示戶口對老年人的遷移行為具有選擇性，與農業身份的老年人相比，非農業身份老年人更加有可能加入到流動隊伍中，流入到上海市，共享城市的美好生活。

（五）婚姻狀況

從圖5 可以看出，2012—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中始終是有偶老人占比最多。其中在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有偶率高，有偶老人中處于初婚的老人占比高達84.6%，其次是喪偶老人占10.4%，而離婚、未婚及同居則占比較少。

圖5 201—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婚姻狀況

2012—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的婚姻狀況更加完整、趨于穩定。以2012 年、2018 年流動老人為例，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初婚占比上升了7.3 個百分點，喪偶老人占比下降了8.4%，再婚、離婚和喪偶的比例分別為3.4%、1.3%和10.4%。

在老年流動人口中喪偶比重總體上呈現逐年下降，從2012 年喪偶率為19%，2016 年下降到8.1%，2018 年稍升至10.4%。在喪偶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喪偶率是男性的3.5 倍，女性喪偶率78%，男性喪偶率僅為22%。因此對喪偶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喪偶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物質及精神方面的照顧需要特殊的關注，以確保他們能夠擁有一個幸福的晚年生活。

從圖6（a）可以發現，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喪偶率顯著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這說明受教育水平越高，老年人擁有的健康知識越多，就醫的資源越多，老年人健康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喪偶率越低。

圖6 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分受教育程度、分年齡的喪偶率

從圖6（b）可以發現，隨著年齡的增加喪偶率下降，這可能是由于參與流動的老年人絕大部分是低齡老人，高齡老人的比例較少，因此低齡老人的基數大，喪偶事件的發生也主要集中在低齡老年人中。

（六）健康與參保狀況

為簡化數據分析結果，除總體描述外，將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自評狀況劃歸為健康（包括“健康”、“基本健康”）與不健康（包括“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兩類。使用 SPSS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后，發現上海老年流動人口健康狀況具有以下特征。

上海老年流動人口的總體健康狀況良好。如表4 所示，上海老年流動人口自評“健康”的比例54.11%，“基本健康”的比例為37.45%，二者合計占比達 91.56%。自評“不健康”的老年流動人口中，僅有0.68%的老年流動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絕大多數老年流動人口雖然不健康，但仍具備生活自理能力。與自評結果相比，上海老年流動人口患?。ㄘ搨┗蛏眢w不適的比例相對較低（表5）。其中，最近一次患?。ㄘ搨┗蛏眢w不適情況發生在兩周內與兩周前的老年流動人口比重分別有 9.6%和12.3%的患慢性??；而未患?。ㄘ搨┗蛏眢w不適的老年流動人口比重為78.1%，遠低于自評健康與基本健康之和（91.5%）。這說明上海老年流動人口在健康自評方面存在較高預估，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與老年流動人口的醫學知識貧乏有關，誤將一些老年慢性疾病理解為老年人正?，F象而自評為健康或基本健康。另外，慢性疾病困擾著部分老年流動人口，這說明，伴隨預期壽命的延長，退行性疾病逐漸成為老年流動人口潛在的健康風險。

表4 健康狀況自評狀況

社會醫療保險中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人數最多（約占 37. 4%）；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比重并列第二，均為21.3%；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比重則更少，為17.7%；公費醫療的比重最低，僅2.3%（如圖7）。

圖7 社會醫療保險參保種類比例

社會醫療保險的參保地差異較大（如圖8），各種類型的參保比重均以戶籍地為主，除公費醫療外，其余類型均占全部參保人數的90.0%以上，以本地作為參保地的保險中，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比重最高，為46.2%。以戶籍地為參保地的保險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比重最高，為38.9%；而公費醫療比重最低，僅2.0%。以其他地方作為參保地的保險較少，僅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兩項，前者占75.0%。

圖8 不同地區參保類型比例

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報銷的比例最高，約占41.7%；其次是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報銷比例，約33.3%；其余保險報銷比例均僅占8.3%。各項社會醫療保險報銷在本地與戶籍地之間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不同保險在本地的報銷比例差異大，在戶籍地的報銷比例相對均衡。其中，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在本地報銷比例最高，為57.1%，遠高于該保險在戶籍地的報銷比例；其次是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報銷比例約占42.9%，亦高于在戶籍地的報銷比例；然而公費醫療保險與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均是在戶籍地報銷比例（25.0%）高于本地。

說明來滬的老年流動人口中城鎮人口占多數（非農戶口約占60.2%），且大多可以在本地進行社會醫療保險報銷，其中有工作的流動老人進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報銷的比例高于無工作的流動老人；然而，農村人口占少數，且全部要回戶籍地才能進行社會醫療保險的報銷?？梢?，上海市乃至全國社會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遠。

四 老年流動人口的流動特征

（一）來源地與相對強度的空間分布格局

2018 年上海老年流動人口的主體穩定來自毗鄰上海的安徽、江蘇省，中南地區及東北地區，這些地域集中度非常高，同時安徽、江蘇、浙江省老年流動人口的相對遷出強度也在前列。這些省份與上海的空間距離較短，受到上海強大的拉力作用，因此安徽、江蘇、浙江省份老年人更有可能流動到上海；西北地區無論從流入上海的相對遷出強度，還是從來源地占比來看，排名都是在末端，這是因為其距離上海的空間距離過長，遷移到上海的推力大于上海的吸引力（圖9）。

圖9 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相對遷出強度

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省，雖然距離上海遠，但其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自然環境不佳，且受上海的梯度引力影響，其遷出比例和相對遷出強度基本穩居流入上海老年人口的第四名，東北遷出強度超過閩贛魯，說明東北老年人口外遷強度很大；華北地區、中南地區、西南地區，對上海的相對遷出強度排名分別為第六、七、八，排名靠后。這是因為這些省份既受到京津冀的強輻射作用，又受到珠江三角洲的輻射，形成了人口分流，老年流動人口遷入上海的相對強度小。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對各地的經濟有一定的輻射作用，老年流入人口來源地遍及全國大陸（港、澳、臺無數據，故除外）但同時又相對集中。

（二）流入原因

研究發現，老年流動人口流入上海的原因具有多樣性和差異性，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隨遷到上海照顧自家小孩，隨遷照顧自家小孩的老人比重高達60.6%，其次是務工/經商，該部分老人的比重約20.8%，還有少量老人流入上海的原因是其他隨遷、投親靠友及其他等，其比重相對較少（圖10）。

圖10 2018 年老年流動人口流入原因

五 結論與調控策略

老年流動人口是近十年來中國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流動化的雙重壓力之下形成的新型老年流動群體，而現有的公共政策在地域空間及時間上存在諸多限制，導致其醫療保險與報銷障礙、社會保障缺失和城市社會融入難等問題日益嚴重。

上述分析揭示了老年流動人口在上海生存、發展過程中的特征與存在問題，也反映了上海在老年流動人口管理中面臨的難點，本文將這些特征與問題加以歸納，并提出相應的調控對策思考，為其他超大城市甚至全國老年流動人口管理與養老服務等的深入研究奠定扎實的基礎。

（一）結論

1.老年流動人口規模與結構矛盾凸顯。老年流動人口總體規模呈增長趨勢，但性別比嚴重失衡，受教育程度偏低、以低齡為主、非農戶口為主，婚姻狀態以初婚為主但喪偶率較高，老年流動人口總量與內部結構間的矛盾日益顯著。近年來上海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總體規模開始同步放緩增長，老年流動人口總量卻不斷增加，截至2018 年老年人口數達到50.1 萬，占總人口的4.8%，相對老齡化的趨勢十分明顯。隨著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數量逐年增加、獨生子女家庭增加，可預計未來會有更多的老年人由于種種原因，加入到流動人口的行列。老年流動人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然而，老年流動人口內部結構失衡，具體表現在非農老年人口占60.2%，文盲與小學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老人占33.0%，老年流動女性數量多于老年流動男性，低齡老年人比例明顯高于高齡老人，越來越多的低齡老人流入上海等方面。

2.喪偶與低學歷流動老人亟須關注。流動老人中喪偶比重老人占比10.4%，女性喪偶率78%，男性喪偶率為22%，女性老年人喪偶率是男性的3.5 倍；與全體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比，老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出1.7 年，其中老年男性比老年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高出1.8 年。低學歷流動老人是一個較大規模的群體，他們在上海只能從事勞動強度大的低工資水平的工作，這對他們的健康、老年生活都是不利的，因此這部分老人在滬生活、工作狀況值得政策的特殊的關注與照顧。

尤其是低學歷女性喪偶老人，在情感上相對孤寂、隔代照顧孫輩的方式與思想上存在較大缺陷、融入年輕家庭及城市生活方面困難，這一特殊群體亟須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老年人流入上海的主要原因是照顧自家小孩，占60.6%。老年流動人口在照顧孫輩會帶來身體和心理上的勞累，“隔輩親”可能導致老年人溺愛孫輩，憑經驗行事，養有余而教不足。年輕人往往希望孩子更加獨立，在育兒方面代際之間難免發生沖突，一些老人也無法很好地處理婆媳問題。

3.健康知識欠缺且就地報銷比例低。上海流動老人健康狀況良好，社會醫療保險的參保種類和參保地差異大，各項保險的本地報銷頻率普遍低。健康狀況是老年人流動的前提條件，上海老年流動人口在健康自評方面存在較高預估，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與老年流動人口的醫學知識貧乏有關，誤將一些老年慢性疾病理解為老年人正?，F象而自評為健康或基本健康。此外，伴隨預期壽命的延長，退行性疾病逐漸成為老年流動人口潛在的健康風險。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人數最多（約占 37. 4%），公費醫療的比重最低，僅2.3%。社會醫療保險的參保地差異較大，各種類型的參保比重均以戶籍地為主，各項保險的報銷頻率普遍較低，各項保險在本地報銷比例遠低于在戶籍地（除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外）。來滬的非農且有工作的流動老人大多可在本地進行社會醫療保險報銷，然而，無工作的以及農業戶口的流動老人均無法就地醫療報銷，仍要回戶籍地才能進行社會醫療保險的報銷?？梢?，以上海為代表的大城市乃至全國在健康知識的宣傳教育以及社會醫療保障體制的改革等方面依然任重道遠。

4.流動空間分布基本遵循就近原則。2018 年上海老年流動人口的主體穩定來自毗鄰上海的安徽、江蘇省，中南地區及東北地區，同時相對遷出強度依次為安徽、江蘇、浙江等，流動原因以隨遷到上海照顧自家小孩為主?？梢?，來滬老年流動人口在來源地空間上主要集聚于長三角地區，這為長三角養老一體化戰略奠定了空間基礎。

（二）調控策略

針對上海老年流動人口的新特征與新問題，提出依據“流動的公共性” 理念、建立長三角一體化戰略背景下上海老年流動人口社會支持的多項公共管理與服務優化策略。具體策略如下：

1.加強老年流動人口流入導向管理、強化聯動監管。我國大城市老年流動人口將長期存在并持續增長，這是十分明確的趨勢。政府部門應把老年流動人口長期大量存在作為相關法規、政策和制度制定的基礎，建立老年流動人口互聯網監測體系與大數據管理平臺，強化空間聯動監管，注意調控流動老人的性別，適當傾向于吸引高學歷老人等，進而合理引導上海老年流動人口結構均衡發展。例如戶口對老年人的遷移行為具有選擇性，與農業身份的老年人相比，非農業身份老年人更加有可能加入到流動隊伍中，流入到上海，共享城市的美好生活。

2.關注老年弱勢群體，開展老年教育。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喪偶率顯著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政府與社會相關部門均應加大關注力度、開展老年教育，包括心理學知識、幼兒教育知識、醫療急救知識、健康養生知識、防詐騙知識以及娛樂旅游金融等興趣類知識的教育輔導等。首先，政府部門衛健委、民政部門，尤其是社區養老服務機構能夠給予健康風險突出的老年群體（如喪偶）以特別的關注，并在健康檢查、就醫保健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其次，提高女性老年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改善其照顧孫輩的教育思想與方式、增強其處理家庭矛盾、緩解代際矛盾及社會融入的能力。再次，加強對老年人慢性病防治、急救知識及養生健康等教育宣傳，增強老年人對自身身體健康程度的客觀了解程度以及抗“長壽風險”的能力高度關注低齡老人適度“參與”以促進健康老齡化發展（桂世勛，2022）。此外，對喪偶老人與退休老年人的落寞心理、無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孤獨感等進行心理學知識輔導以及興趣愛好的拓展教育，豐富老年人晚年的精神世界與生活質量，以確保他們能夠擁有一個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做到“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3.促進長三角養老一體化發展，加快推進跨省異地醫保報銷機制。建議政府部門將大力推進長三角養老一體化建設作為上海、浙江、江蘇和安徽三省一市相關部門的工作重點，立足國內外區域治理的基本現實，秉持社會治理的關鍵是治理流動性、公共關系具有流動性等理念，優化社會結構、合理配置資源，尊重個體流動決策并規范其行為，成立長三角養老協會聯合體，以首批試點城市為抓手，開展研究老年照護需求評估、養老服務相關標準和養老護理員隊伍評價體系等的互通互認，建立養老服務優質誠信品牌互認和推介機制等多項工作。政府應制定政策計劃，大力加強老年流動人口長三角社會養老保障一體化建設，合理規劃長三角城市養老服務產業布局，加快推進長三角醫療保險一體化建設，加強省際異地醫療保險合作，建立異地就醫人員、就醫診療和結賬業務等管理平臺，為超大城市老年流動人口異地就醫和健康護理解決后顧之憂。

4.討論：伴隨人類預期壽命不斷延長，人口老齡化將成為未來社會的常態，隨著全面三孩政策的實施以及大城市年輕人生活壓力大，越來越多的老年流動人口將涌入大城市，如何治理大城市的養老問題、社會融合問題等一系列城市社會問題還有待后續深入研究。此外，本文認為，在加強老年流動人口監督管理服務的同時，如何合理、恰當地開發老年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源，延長人口紅利期，以老養老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老年人的價值，社會支持在上述方面如何有效發揮其作用，亦值得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