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預防發展視角的上海學校社會工作：現實困境與對策建議

黃晨熹 王天童 張瑾瑜

一 引言：基于預防發展視角的學校社會工作

學校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者在學校領域提供的整合性專業服務，運用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協助學生建立其與家長-學校-社區之間的良好關系，為現在和未來的生活做好準備，以彌補現代學校教育體制缺失和適應現代社會需要（林勝義，2007: 26-28；黃晨熹，2020: 288-289）。學校社會工作發端于20 世紀初的美國“訪問教師”制度，至今已逾百年。其間隨著社會經濟變遷和社會需求變化，學校社會工作的服務場域和內容不斷更迭遞進，服務模式從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臨床治療模式（魯艷樺，2011；林文億，2009）逐漸轉向以預防問題和促進學生全面成長為導向的“家-校-社”多方聯動整合（李曉鳳、林佳鵬、張姣，2019）。2020 年美國有38 個州教育部門網站將多層預防和干預模式描述為基于預防發展設計理念的“分層支持模式”（Berkeley，2023）。

21 世紀初，我國上海、北京、廣州等社會工作發展先行地區開始嘗試將專業社會工作引入學校。社會工作學者和實務界試圖根據我國國情、社情和校情，開展學校社會工作專業化和本土化路徑探索。借助后發優勢，學校社會工作將公共衛生領域的三級預防理念引入服務，發展重點從一開始就錨定在青少年的“預防性”服務和“發展性”服務作用上（魏愛棠，2007），但由于發展時間短，仍面臨諸多困境和挑戰。本文試圖以上海為例，在梳理其學校社會工作發展歷程評估其成效的同時，分析基于預防發展視角的學校社會工作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實踐困境和成因，提出進一步促進我國學校社會工作發展的操作性建議。

本文選擇上海市作為研究地點的主要原因是，該市是我國除港臺外學校社會工作發展較早且較為成熟的地區，而且自2002 年上海試點學校社工至今將近二十載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駐校社工還是聯校社工，均強調以預防發展作為指導思想（彭善民，2017）。由于目前除浦東新區外上海其他區的學校社會工作均依托上海市Y 青少年社工事務中心（簡稱Y 中心）及其分站開展服務。近年Y 中心還與上海市教育局積極合作共同開展學校社會工作試點。鑒于此，本研究將上海市Y 中心作為研究樣本，通過分析Y 中心所開展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來厘清上海市學校社會工作的發展困境及其成因。首先，對區工作站站長和至少一位一線社工進行訪談，共訪談13 位工作站站長和14 位一線學校社會工作者（附表1），了解工作站站長及一線社工的服務特征和對學校社會工作的看法。其次，對2019年①2020 年和2021 年由于受疫情影響，大部分學校采取封閉管理，學校社會工作無法正常開展，故本文主要采用2019 年上海市Y 青少年社工事務中心全年開展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相關統計資料開展分析。Y 中心學校社會工作服務記錄及統計資料進行分析，了解上海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的整體特征、區域差異和存在的挑戰。

表1 2019 年上海學校社會工作三級預防綜合服務項目

附表1 部分訪談對象基本情況

二 上海學校社會工作發展歷程及成效

（一）發展歷程

與西方學校社會工作動輒百年的發展歷史不同，我國內地學校社會工作發展不過短短二十余載。2002 年上海市浦東新區民政局開始進行學校聘任社工（有編制）的探索，成為上海乃至內地學校社會工作的萌芽。①遺憾的是，由于多種原因，2006 年后浦東新區駐校學校社會工作崗位逐漸萎縮并終止。此后，上海開始試點推行司法社工，將服務延伸至學校，推動學校社會工作系統化發展。雖然發展時間不長，上海學校社會工作基本完成了從無到有并形成特色發展的轉變，其發展歷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2003 年—2004 年：建制初創期

該階段上海學校社會工作主要依托司法社會工作的建制和發展，聚焦司法和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創立專業社工機構，組建專業社會工作人才隊伍，設置服務版塊和目標，形成學校社會工作發展的基本架構和服務模式。

司法社會工作是我國社會工作職業化發展的重要起點。2003 年上海市政法委首先嘗試招聘社工進入司法體系成為我國社會工作職業化發展的重要標志。這批司法社工主要提供禁毒、社區矯正和青少年三個方向的服務，并最終形成上海市Y 中心（青少年方向）、上海市ZQ 社會服務總社（禁毒方向）和上海市XH 社區服務總站（社區矯正方向）這三個帶有強烈官辦色彩的社會組織。

上海市Y 中心吸納了被分流至青少年方向的司法社工，成為上海青少年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陣地。由于機構與司法部門存在天然的深度合作關系，因此，在成立初期，上海市Y 中心借助司法行政力量，圍繞司法場域青少年社工服務與社區青少年場域社工服務迅速完成對上海15 個區的專業覆蓋，從而奠定未來發展的專業基礎。與司法社工互相聯動和緊密結合也成為上海市學校社會工作發展的特色和烙印。在服務開展之初，其工作理念就融合司法社工“預防犯罪”思路，形成了“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服務宗旨。

2.2005 年—2011 年：場域突破期

該階段上海學校社會工作的主要特點是社工正式進入學校開展服務，構成我國內地學校社會工作發展的標志性事件。學校是青少年社會化的重要場所，也是青少年預防犯罪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該階段學校社會工作以學校承擔“預防青少年犯罪”之名義進入學校。Y 中心利用自身在社區場域與司法場域的服務基礎，接觸并關注到有行為偏差的在校青少年群體。其11 個分站點以該部分偏差行為在校青少年為切入點，由社區及司法部門牽線，先后進入學校開展服務，成功實現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從零到一的突破。不過，該階段社會工作服務覆蓋的學校仍面窄量少。

3.2012—至今：穩步拓展期

該階段上海學校社會工作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在維持原先司法社會工作職能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其他功能，并開展駐?；蚵撔Ｉ鐣ぷ鞣赵圏c。通過為在校行為偏差青少年提供專業服務，Y 中心各區分站點與轄區部分學校建立互信關系，并在共青團、民政部門或學校的共同聯席會支持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或其他資助形式,先后與各區合作學校簽訂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合約，建立起較為連續且穩定的合作關系。在該階段，無論是覆蓋學?；驅W生規模，還是服務模式和內容，均比前一階段有明顯的變化，上海學校社會工作逐漸邁向規范化、專業化。但與其他專業領域社會工作（如醫務社會工作）相比，上海學校社會工作發展仍面臨諸多體制障礙，即仍未被教育系統所正式接納。

（二）實踐特征

1.建構司法導向、基于犯罪三級預防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模式

自誕生之日起，上海學校社會工作就有鮮明的司法社工特色，明確將重點放在“預防青少年犯罪”。上海學校社會工作的犯罪預防服務模式源自司法領域的未成年人犯罪三級預防模式（周亮，2004），其服務的基本思路是根據青少年犯罪風險的嚴重程度及其所需的干預內容，從輕到重分成一般預防、臨界預防和再犯預防三個層次（圖1）。三個層次之間逐步遞進，即隨著層級的提升，服務的治療性和個性化特征更加明顯，理論上服務對象互不重疊。

圖1 基于犯罪三級預防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模式

一般預防的服務主體是以學校為單位的所有在校生，旨在甄別和確定可能導致在校青少年犯罪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并通過服務改善環境，防止或消除引致犯罪行為的隱患（苑寧寧，2021）。一般預防服務滲入日常教學體系，面向全校學生開展，其干預方式與主題包括但不限于環境設計、社區活動、預防犯罪主題教育等形式（表1）。

臨界預防的服務主體是出現違法犯罪傾向但尚未違法犯罪的在校青少年，旨在對在校青少年有可能發展為犯罪的問題行為進行早期識別和干預。臨界預防通過甄別、轉處、小組工作等方法，對容易誘發犯罪行為的環境和出現違法犯罪傾向的在校青少年及時進行干預或矯治（表1）。

再犯預防的服務主體則是有過違法犯罪記錄且存在多重問題或處于危機狀態的在校生，包括拘留所在拘青少年以及關護幫教期青少年，旨在對已經犯罪的在校生進行教育矯治，使其不再犯罪。再犯預防則主要采用個案治療、危機干預和矯正等干預方法（表1）。

2.與青少年社會工作嵌合發展，聯校為主，駐校為輔

學校社會工作和青少年社會工作是兩個命名導向不同但服務群體大致重合的領域，兩者最主要的服務群體均是在校學生，因而在許多場合將其合并為青少年與學校社會工作。上海市學校社會工作也是和青少年社工緊密聯系、嵌合發展。從Y 機構的統計結果看，參與學校社會工作的社工占青少年社工的比例達到42.8%，但各區的比例呈現明顯的不同（表2）。這與各區對學校社會工作發展模式的選擇有關。其中虹口、金山、寶山、楊浦、徐匯、嘉定等區將青少年社會工作崗位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細分，其中學校社會工作主要由少數專職的學校社工承擔。青浦、靜安區也設置了學校社工專崗，但該部分社工僅負責學校相關的疑難個案，涉及大面積的預防宣講服務則由該學校所在片區的社區社工承擔。而崇明、普陀、長寧、黃浦、閔行等區則不設部門，大多數社工同時承擔社區社會工作和學校社會工作，這些區所有青少年社工均參與學校的服務。

表2 2019 年Y 機構各區青少年和學校社會工作者數量

而從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看，上海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主要采用聯校為主、駐校為輔的模式。駐校和聯校是兩種服務形式。顧名思義，前者指社工長期進駐學校，根據學校常規教學時間開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后者指學校和社會工作機構簽訂委托協議，社工根據協議內容提供定時定點的上門服務。最終采取何種形式主要取決于學校服務需求。具體而言，對一般學校開展聯校服務，發揮其覆蓋面廣、時間靈活、人力成本較低的優勢。而對學生問題相對多發的重點學校（如職校）則主要提供駐校服務，以便加強與校聯系，開展更深入的個案或小組工作等服務。據統計，2019 年上海共有學校社工148 名，其中95.9%為聯校社工，駐校社工比重不足5%（表2）。

3.學校社會工作者專業水平整體較高，平均服務人數偏高

從學校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資質看，2019 年87.8%的一線學校社工已經取得社會工作師資格證，其中15.5%持有中級社工師資格證，20.9%持有國家心理咨詢師三級及以上從業資格證。還有少數擁有幼師或教師資格證，整體專業水平較高。但社會工作專業本?？茖W校畢業、接受過長期系統社會工作專業培訓的比例不高，僅為12.2%。

總體而言，如不考慮其他社會組織或社工機構提供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單考慮Y 機構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承載量，那么每位青少年社工負責服務提供的學生人數為2 677 人（表3），而每位學校社工負責服務提供的學生人數更高達6 257 人。需指出的是，由于學校社工人數來自訪談，各區對社工是否屬于學校社工的認定不一致，有的區只統計了全職學校社工，有的區認為只要參與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就可以算學校社工，故而導致差別比較大。但即使全部青少年社會工作者都參與學校事務，人均服務承載量仍高達2 358 人，遠高于一般認為的每個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人的服務量。

表3 2019 年Y 機構各區學校和青少年社會工作者平均服務學生數

（三）服務成效

一般來說，學校社會工作進校園分兩步走，第一步進學校提供服務，第二步和學校簽約建立長期穩定合作關系。因此，社會工作與學校之間存在三種服務關系類型：（1）學校接受社工機構服務且與社工機構簽訂服務合同；（2）學校接受社工機構服務但未與社工機構簽訂服務合同；（3）學校未接受社工機構服務但已經與社工機構簽訂服務合同。本文將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學校覆蓋率定義為接受社工機構服務或與社工機構簽訂服務合同的學校比例，學校服務率定義為接受服務的學校數占學?？倲档谋壤?，學校簽約率定義為與學校社會工作機構簽約的學校占學?？倲档谋壤?。

2019 年上海市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學校覆蓋率為27.8%（表4），其中職校覆蓋率最高（50.0%），小學、初中、高中依次降低。表4 也顯示，學校社會工作的服務率明顯高于簽約率。這同時彰顯了上海學校社會工作者的進取心和困境。學校社會工作仍面臨“校門可進、制度難破”的尷尬局面。由于小學、初中和高中已經簽約的學校均接受了社工服務，因此這些類型學校的服務率等于覆蓋率。但簽約率分別只有2.1%、4.6%和3.5%，表明雖然學校逐步接受社會工作服務，但完全認可并將其作為學校不可或缺之服務的比例依然很低。

目前來看，職校是學校社會工作開展最順利的場域，其服務率和簽約率均明顯高于其他類型學校。將近一半的職校接受了社會工作服務，四分之一學校與學校社會工作機構簽訂服務合約，其中5 個區（金山區、黃浦區、崇明區、長寧區和虹口區）的所有職校與學校社工機構簽訂合約。

2.學校社會工作服務類型構成按三級預防呈現金字塔形，以聯校社工為主的區的學生覆蓋率明顯高于以駐校社工為主的區

按上海市中小學生數和Y 機構服務人數推算①因為Y 機構的統計資料不包括浦東、松江、奉賢三區，故在全文的分析中都沒有納入這三個區，下同。，2019 年上海學校社會工作大約覆蓋了4.5%的中小學在校青少年，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比，比重偏低。從構成看，基于犯罪三級預防理念的上海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人數構成呈現明顯的金字塔形，2019 年一般預防、臨界預防和再犯預防服務人數占在校生數的比重分別為3.83%、0.59%和0.03%。三者的比例約為86:13:1（圖2），與美國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人數比例構成幾乎相同（Loftus-Rattan, 2021）。

圖2 2019 年上海市Y 中心學校社會工作分層服務人數構成（%）

同時，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學生覆蓋率呈現明顯的區際差異（圖3），其中崇明、靜安、閔行、長寧、普陀、青浦和黃浦等7 個區的學生覆蓋率超過6%，而楊浦、徐匯、嘉定、寶山、金山和虹口等區的學生覆蓋率不足3%，其中虹口區更是不足1%。究其原因，這與各區采取不同的學校社會工作發展策略有關。學生覆蓋率較低的區主要采用駐校社會工作模式（如楊浦區）或深耕服務本區中高職院校（如虹口區、金山區、寶山區、徐匯區），未將學校社會工作重點放至一般普通學校，因此學生覆蓋率較低，但因為長期深耕特定學校，因此這些學校對專業的認可度較高。學生覆蓋率較高的區（其他區）主要采用聯校社會工作模式，并且將面向所有學校的一般預防作為服務的重點，因而總體服務人數較高，學生覆蓋率相應較高。

圖3 2019 年上海市Y 中心各區學校社會工作分層服務學生覆蓋率（%）

3.有效抑制青少年犯罪，助力服務學校發展

司法導向的學校社會工作發展成為上海市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下降的重要因素。據統計，2009年至2018 年，上海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逐年下降，其中受理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的涉罪未成年人人數分別下降74.1%和72.4%，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從10.0%降至1.5%（郭劍烽，2019）。如果說未成年人整體犯罪率下降是包括學校社會工作在內的各方力量綜合治理的結果，那么保持極低的再犯犯罪率水平則更多體現學校社會工作及青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等專業力量的作用。通過針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再犯預防服務，2016 年以來上海實現涉罪未成年人1.6%的極低再犯犯罪率，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5%)。①資料來源：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2016—2020 年上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 2021；最高人民檢察院. 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1）. 2022。

在樹脂純化過程中，常常需要通過泄漏曲線來確定所需樹脂的量、上樣體積和上樣流速[33]。當流出液的濃度達到上樣液濃度的1/10的時候，可以認為樹脂的吸附量已達到飽和，此時的上樣體積為最佳上樣體積。從圖3可以看出，樹脂對花色苷的吸附效果隨上樣液體積的增加而下降，最佳上樣體積達到183 mL。

另一方面，盡管上海學校社工嵌入學校仍面臨諸多困難，但一旦進入學校開展服務，則能助力學校發展并得到師生認可。聯校社會工作的調查結果顯示，87.1%的老師表示聯校社工活動對自己的工作“有幫助”，一半以上更表示“非常有幫助”；90.6%的學生對聯校社工開展的服務滿意，38.7%的表示“非常滿意”（彭善民，2017）。

三 上海學校社會工作預防發展的實踐困境

（一）三級預防有形無實，相互之間缺乏有效銜接

如前文圖1 所示，犯罪三級預防模式從輕到重互相銜接，層層遞進，一般預防面向所有在校生，一般預防對象中有違法犯罪傾向者將轉介作為臨界預防（二級預防）的對象，臨界預防對象中出現違法犯罪行為者將轉介作為再犯預防（三級預防）的對象。但基于預防發展視角的上海學校社會工作存在有形無實的困境，即形式上或統計上提供了三級預防服務，但三類預防服務平行開展，在不同學校開展不同層級的預防服務，服務之間的層層遞進和內在銜接關系缺失，其中大多數學校只開展一般預防。

當時區里比較重視校園欺凌問題，整個區一共八十多所中小學，快四分之一都找到了我們?！? 個月內做了20 場有關校園反暴力方面的宣教課程，屬于三級預防體系里的一般預防服務……這部分案主后續就沒有聯系了。（社工B11）

部分學校只開展臨界和再犯預防服務，是因為學校已無法應對學生表現出的“疑難雜癥”，故只能轉介學校社工，請學校社工擔任“滅火隊員”，而這些學?？赡懿⑽撮_展一般預防。

學校遇到解決不了的學生問題會聯系街道的未保辦，未保辦再解決不了可能就會想到我們，這個時候才會轉介給我們一些求助個案，但是輪到社工接手，就覺得太晚了。（社工B10）

我們接觸的所有個案都是類似于要遞交到工讀學校的，他發生問題很嚴重了，學校實在沒辦法解決了才開始可能想到我們。（社工B09)

從2019 年各區開展的三級預防服務的構成來看（表5），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包括徐匯、寶山、楊浦、靜安、嘉定和閔行等區，其一級預防比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二三級預防比重均較低，其中徐匯區只開展了一級預防。第二類包括長寧、虹口、青浦、金山、黃浦和崇明等區，二級預防比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徐匯、寶山和虹口三區全年未開展再犯預防，金山和黃浦雖開展再犯預防，但服務人數不足10 人。嘉定、崇明和青浦三個遠郊區開展再犯預防的比重最高。

表5 2019 年上海Y 中心各區三級預防服務的層級構成（%）

（二）雙重（行政和技術）壁壘難以打破，社會工作進入學校缺乏政策支持和專業（證據）支持

服務層級間的有效銜接，是學校社工預防問題進一步惡化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社工如何與學校深度合作，鋪開分級預防的服務面，則是預防發展從理論轉化為實踐的基石。而在實踐中缺乏穩定的政策支持，單靠社工自身力量難以打破學校較為封閉的行政壁壘，是上海學校社會工作預防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制度堵點。由于學校體系的封閉性以及青少年教育的敏感性，學校社會工作往往只有在教育部門或司法部門牽頭協調下，通過成立聯席會議，才有機會與學校管理層面對面交流達成合作和拓展服務。但這種安排并未制度化（王思斌，2018），區級部門大多出于區域特色考量或受社會問題所迫才想到與社工合作，等“風頭”和“熱乎勁”一過，便沒了持續推動學校社會工作發展的動力。易言之，上海學校社會工作者與學校的實際合作關系十分脆弱。

除了2015 年，團區委牽頭（聯合）教育局召開座談會，以四所學校（兩所初中、兩所小學）為聯校試點，讓我們可以先進這四所學校開始服務（未簽約），我們一下子就拓展了四所學校。后面這個座談會形式沒固定下來，我們就沒有成功簽約新學校了……一直到21 年，寶山心理健康教育學院和總站合作，我們又新簽約了兩所學校。（社工A09）

上面的政策沒有很明確，我們和教育相關方面（的渠道）還沒有很通暢，我們現在社工做的一些聯?；顒?，可能更多的是自己在學校做，區層面沒有說很明確地（表示）要不要社工做這一塊?！覀兊闹笇挝粓F委比較謹慎，表示如果沒有相關文件或政策要我們要進學校的話，讓我們最好不要擅自去接觸這方面，這非常不利于我們發展新的合作學校。（社工A05）

學校和教育部門對學校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晰，社工專業形象不被理解，是導致社會工作難以進入學校的另一個痛點，嚴重阻礙服務關系的建立和深度合作的開展。早在近年社會工作回歸之前，我國就已經形成完整的現代學校教育體系，學校內部已發展出極具中國特色的制度化、體系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心理輔導和安全保衛子系統，并形成較為嚴重的制度慣性和路徑依賴，即依靠內部系統來解決學校和學生問題。教育部門和學校沒有真正認識到學校社會工作的重要性（王思斌，2018），甚至對學校社會工作的認知存在極大偏差，如將社工當活動老師、體育老師甚至保安用。

學校領導對于我們的角色定位并不明確，只是說教育局分給了學校一個任務，有一個青少年社工要進駐學校，但是我們具體的工作內容等都是慢慢磨合出來的。（社工A11）

學校開運動會叫社工去幫忙，完全把社工當成免費勞動力。（社工A02）

學校當時提出來讓社工到校外去維護一下校園秩序。因為當時有一些不良社會青年在學校門口，等學生下課以后對他們進行敲詐勒索。學校希望社工去干這種類似于安保的事情。（社工A03）

實際服務中為了盡快得到學校認可，社工常以補充心理老師角色進入學校，造成學校中原有心理老師的排斥，難以形成跨學科服務合力，也無暇將三級預防的服務面鋪開。

還有一些學校我們進不去的原因是心理老師比較排斥，有些心理老師會覺得你在搶他飯碗。（社工A12）

（三）一線社工存在評估能力短板，預防發展缺乏證據支持

調研中發現，盡管學校社會工作者專業實務能力強，但在使用規范化評估工具方面仍存在明顯的短板。學校社會工作者普遍存在“重活動過程、輕服務成效評估”的傾向。當被問及服務成效時，除少量服務如再犯預防設置了比較明晰的量化指標外，絕大多數社工以典型案例或故事形式來證明，缺乏系統的成效評估指標和方法。

我們在服務成效方面沒有一個比較科學的成效評估過程，這個是我們的痛點……只是一個個個案，沒有形成量化的有效數據，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問題。（社工B12）

我們其實沒有一些專業的評估材料，比如量表什么的，我們就記錄了感受性的一些變化，可能只能算一個服務記錄。（社工A05）

調研中還發現，多數受訪者已經意識到，由于一線社工常以案例故事形式呈現其服務成效，導致學校社會工作與教育工作者之間的專業邊界模糊不清，進而導致學校社會工作的預防發展作用缺乏證據支撐，效能不彰。

我們不知道如何把成效評估出來，因為不清楚到底是因為我們提升了還是老師班主任關心得多了，抑或他年齡到了，他就自然而然提升了。（社工A02）

評估是犯罪三級預防服務體系的核心工具之一。無論是臨界預防，還是再犯預防服務對象的篩選及干預效果的評估，都需要合理運用規范化評估工具。更進一步，學校社會工作未能被教育系統所接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基于（準）實驗設計的宏觀學校社會工作的評估研究和成效證據。

四 進一步推進上海學校社會工作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以預防發展為導向，重構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框架

從全球看，學校社會工作正在發生從臨床治療模式到預防發展和家校社整合模式的轉向，其中預防視角強調通過有效的識別方法提前發現潛在案主并進行干預，而非等學生出現問題后再進行介入服務(Shepley ＆ Grisham-Brown, 2019)，包括協助學生適應學校環境，做好協調人際關系的培訓，從而避免校園欺凌等問題的發生（文軍、易臻真，2017:11）。發展視角強調從學生發展性需求視角出發，著重發掘學生的潛能，提升學生綜合素質，如領袖能力培訓、職業生涯規劃輔導等。目前上海學校社會工作未形成整體性服務框架，各區服務主題開發主要是根據學校以及自身的項目需求，點對點進行主題開發，再按照微觀、中觀和宏觀進行分類，服務重點和邊界不清，服務內容碎片化。未來上海學校社會工作發展要立足我國新時代青少年和學校特征，以預防和發展理念為導向，從學校和個人兩個面向，推動家校社整合，重構學校社會工作的服務框架。

如圖4 所示，學校社會工作的重構要圍繞“教育開導”的目的，在解決學生問題的同時，注重全體學生的發展性需求以及能力培養、人格健全，形成教與學的良好環境，推動學校教育功能實現。在學生基本需求方面，采用問題解決、危機介入等服務手段，解決學生學業及身心問題；在學生發展性需求方面，采取專題增能服務，促進學生人格成長及社會適應能力；在宏觀基本需求方面，提供針對校風學風建設以及教師的服務，以支持者以及補充者的角色協助學校順利達成育人目標；在宏觀發展性需求方面，依靠家庭社區領域的服務基礎，發揮資源鏈接的專業特長，提供家校社聯動服務和教育政策倡導，彌補學校教育所不能或無力關照到的領域。

圖4 基于預防發展視角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框架

（二）以一般預防為重點，促進三級服務之間的內聯和銜接

調研中發現，學校普遍對一般預防服務表現出較高的接受度，而一般預防又是二級與三級預防的基礎，因此建議上海學校社會工作將發展重心落在一般預防服務上。通過將一般預防服務嵌入學校體系，盡快與更多學校建立服務關系，拓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覆蓋面，包括提供二級和三級預防服務。

同時，青少年在成長周期的不同階段所主要面臨的共性問題存在較大差異，應根據不同類型的學校和學生特征，設計有不同重點的三級預防整合服務包，實現三級服務之間的內聯和銜接。在簽訂服務合同時，社會工作機構應向學?；蚪逃到y充分展示三級預防整合模式的必要性、內在邏輯和提供方式，同時明確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方案必須按服務包形式整體提供，避免單兵作戰，相互割裂。

（三）以評估能力為抓手，提升一線學校社工預防發展的專業能力

充分利用定期的社會工作行業培訓和繼續教育機會，發揮上海市高校社會工作教育資源豐富的優勢，設計基于分層預防的課程體系和實務模塊，以幫助社工快速高效地掌握犯罪三級預防模式的理論基礎以及服務轉換機制。通過線上線下專業教學和行業研討交流等形式，為一線學校社會工作者提供培訓，塑造預防發展理念，提升專業服務技能。

需強調的是，要把提升評估意識和能力作為培訓計劃的重要內容。開展全面系統的評估課程講授，特別加強基于量化和證據為本的評估方法和技術的培訓。也可以開展評估技能比賽，將結果評估作為行業案例比賽的重要考慮因素，倒逼強化一線社工在實際服務中的成效評估意識。鼓勵運用科學評估方法，對開展的個案、小組和社區工作開展需求評估、過程評估、效果評估和效率評估，促進不同服務層次之間的銜接和轉化，切實提高學校社會工作的品質和成效。

（四）以“兩法一意見”實施為契機，推動學校社會工作的制度突破

2021 年頒布實施的《未成年人保護法》 《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 《關于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 （“兩法一意見”）都明確提出要建立學校社會工作站或設立學校社會工作崗位，推進學校社會工作發展。同時“五育并舉”和家校社協同育人模式也要求學校必須充分發揮社會工作在鏈接資源、入戶探訪、關系協調等方面的獨特專業優勢。上海學校社工要牢牢抓住此次政策良機，加強與市教育部門溝通協調，在試點的基礎上推進學校社會工作的制度突破。

首先，借鑒國際經驗，結合上海實際，確立學校社工的配置人數。美國學校社工與學生的比例為1∶400-500，我國香港則采取一校一社工或一校兩社工的駐校模式，同時還有全港135 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為駐校社工提供協助支持。建議根據上海實際情況，結合不同類型學校學生特點，針對問題發生率較低的學?；驅W校社工專業人才較為緊缺的區域構建一人服務多所學校的聯校機制，針對問題發生率較高的學?；驅W校社工專業人才較為豐富的區域構建一校一人甚至多人的駐校機制。

其次，采用政府財政撥款或購買服務方式為學校社會工作發展提供資金保障。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采取財政補助民間機構，并由后者用補助資金聘用學校社會工作者的方式。建議民政和教育部門將學校社會工作發展分別納入本部門財政支出預算，通過財政撥款設立學校社工專崗或購買學校社工服務來保證學校社會工作的發展資金。

此外，加強學校心理老師的社工專業培訓，將社會工作作為其職稱評聘的重要參考依據。心理和社會工作是兩個密切相關但不可互相替代的專業?，F有學校心理老師是學校社會工作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建議在加強學校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同時，充分利用學?，F有心理老師人才資源，加強對心理老師的社會工作專業培訓，并參照心理咨詢師職業能力證書，將社會工作職業能力證書納入學校心理老師職稱評聘和升等升級的重要參考依據，實現心理和社會工作的有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