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分析”的遺忘與回歸
——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本土化的考察

徐海東

(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階級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不斷本土化,成為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的重要工具。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開始,作為分析范疇的階級分析方法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樣態,它反映了關于社會結構的政治話語的變遷過程,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結構變化對分析工具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后,在全新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結構下,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在中國經歷了從被刻意遺忘到重新回歸的過程,并不斷受到韋伯主義思想傳統的挑戰和改造。

本文簡要梳理百年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實踐中的表現形態和學理脈絡,分析階級分析范式不斷與時俱進的時代背景和理論依據,并對該理論范式的發展前景和實踐方向提出幾點思考與展望。

一、階級分析在中國的時代脈絡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0世紀早期,以李大釗和陳獨秀為主要代表的知識分子開始在中國大地上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很快形成一股強烈的社會思潮,直接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自此,馬克思主義思想成為認識、批判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有力武器,其中,“階級”成為政治動員的重要話語,“階級分析”方法成為認識中國社會結構的重要工具。

(一)改革開放前:作為劃分“敵我”的指導工具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是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重要工具。1925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篇就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盵1]依據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毛澤東將當時的中國社會結構劃分為五大主要階級: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五大階級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是明確的敵人,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朋友,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中的左翼部分可能是朋友、右翼部分可能是敵人。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下,傳統中國社會“四民(士農工商)”的職業等級劃分被拋棄,關于中國社會結構的政治話語被重塑,[2]中國人頭腦中原有的社會結構觀被徹底顛覆。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范式仍然是劃分“敵我”的重要工具,但“敵我之辨”服務于特定的政治動員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民族資產階級從統戰對象進一步成為改造對象。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共八大作出了“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歷史判斷。但不久后,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及其擴大化拋棄了這一正確的歷史判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被認為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此時,“以階級斗爭為綱”成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對階級關系的處理偏離了正軌,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極端,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被徹底否定。[3]30年間,階級分析過分著眼于政治立場的范疇,忽略了階級或階層本身是一種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錯誤地把普通社會成員也納入政治集團的范圍,區分“敵我友”,劃分“左中右”,成為一種異化的政治現象。[4]

(二)改革開放初期:被刻意遺忘的概念范疇

改革開放初期, 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雖然是國家官方話語的組成部分,但成了一個被刻意遺忘的概念范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此背景下,市場機制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個體工商業者,特別是其中的私營企業主成為一個正在形成和擴張的社會階層。這些“先富起來”的群體是否屬于“剝削者”?應當劃分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半資產階級、新生的民族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它們是否是違背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新力量?[5]這些問題成為充滿分歧的理論爭辯。

出于對“左傾”思潮卷土重來的警惕,階級概念和階級分析范式在改革開放初期成為敏感話題。在理論邏輯和歷史實踐中,階級通常與剝削、壓迫、革命等概念聯系在一起,階級之間的利益對抗似乎是一種“零和博弈”[6]。使用階級概念或階級分析范式容易喚起人們對“反右派斗爭”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集體記憶,導致通過階級斗爭實現社會公平的政治傾向,當時被認為是不利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奮斗目標的。在此階段,人事管理制度仍然延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歷史傳統,全體社會成員被劃分為干部、工人和農民三種職業身份,在理論上三者之間是平等的分工關系,但實際上卻存在著嚴格的身份界限,而這種人事管理劃分也越來越難以概括日趨復雜的職業分工情況。[7]總之,改革開放后的20年間,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原因使階級和階級分析范式淡出了大眾視野,[8]成為被刻意遺忘的概念范疇。

(三)21世紀:通過階層分析重新回歸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隨著職業分工分化、貧富差距擴大,中國社會結構不斷復雜化,當時學界開始涌現出許多對“重返階級分析”或“把階級帶回來”的主張呼吁。[9]21世紀,傳統的階級分析范式已經不能滿足認識中國社會結構的實際需要,科學客觀地認識中國社會結構亟需一個全新的階級分析范式。不僅如此,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最成熟的美國社會,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也同樣面臨如何回應“中產階級崛起”“股份制”等全新社會狀況的理論挑戰。[10]

21世紀初,對階級或階級分析的討論在學術界展開,當時亟需一個能夠客觀、真實地認識中國社會結構的理論范式。陸學藝等人從職業分類出發,通過組織、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占有情況,將中國社會結構劃分為十大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11]這種劃分突破了傳統的階級分析的框架,呈現了改革開放后不同人群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分化狀況。同期,較為有影響力的研究作品還有:吳波的《現階段中國社會階級階層分析》[12]、閻志民的《中國現階段階級階層研究》[13]等。與此同時,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隱含著“斗爭”傾向的階級概念被表征社會分化的階層概念所取代,階層分析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議題。[14]

隨后不久,官方文件中開始出現“新社會階層”的提法,說明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正在以全新姿態重新回歸。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006 年,中共中央頒發《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15],將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及的這部分“社會階層”定義為“新社會階層”,指出他們主要集中分布在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強調這些“新社會階層”在促進共同富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靶律鐣A層”的提法是中共中央針對改革開放后社會結構最新變化而提出的新范疇,是為新世紀以來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的,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的重新回歸。

二、階層與階級概念關系辨析

階級和階層概念對應的英文詞匯都是“class”,但在中文語境中的含義卻有著明顯區別。正如陸學藝指出:“在大多數英文文獻的有關論述中,并不存在‘階級’與‘階層’兩個概念的明顯區別,……真正的區別并不在于采用哪一個詞匯,而在于采用哪種思路來分析‘class’這種社會現象?！盵16]在中文語境中,這兩個概念分別對應著不同的分析思路,二者之間的概念差異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在本土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一)階層嵌入在階級之中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通常將階層嵌入在階級中,用階層對階級作出更細致的劃分。例如,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將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作出了階級和階層相互混合的、更細致的劃分,即工業無產階級、手工業工人、雇農、貧農、城市貧民、游民、手工業者、小商人、中農、富農、地主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17]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中,除使用地主階級的范疇,將農民劃分為富農、中農、貧農和工人(含雇農)。[18]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構成了“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基本社會結構格局。[19]雖然在學術界一直存在著階層內含于階級、階級內含于階層、階級就是階層、階級并列于階層等觀點分歧,[20]但階層嵌入階級的基本框架是相對經典的和主流的觀點。

(二)階層是跨階級的范疇

在階層嵌入階級的分析框架中,某個特定的階層也可能是跨階級的。例如:在對知識分子劃分到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問題上,黨內曾一度受到困擾。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把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定性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21]然而,到了反右派斗爭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知識分子被劃分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部分知識分子屬于后者,是需要改造的對象。[22]直到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又重新明確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盵23]21世紀,“新社會階層”的提法正體現了階層范疇的跨階級性。

總之,在社會結構的階級或階層分析中,階層通常指在階級內部更為細致劃分的社會群體,同時,也包含許多交叉性、過渡性或新興的社會群體。[24]相對來說,階級更強調社會成員所屬的不同類別及其生產關系,而階層更強調高低有序的社會經濟地位等級,主張劃分標準的多維度性。在學理上,階級分析受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影響更大,階層分析受韋伯主義思想傳統的影響更大。

(三)階層淡化了階級的沖突色彩

雖然階級和階層概念在分析中是嵌套層次關系,但二者來自不同的思想傳統,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理論張力。21世紀,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以階層分析的形態重新回歸,階層替代階級,成為社會結構分析中經常使用的概念。這種替代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結構作出更細致劃分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淡化了階級概念所隱含的沖突色彩。為避免陷入意識形態的爭論,李路路、李春玲[25]等人主張使用階級階層這種相對籠統、但爭議更少的概念,但階級與階層概念之間的理論張力仍是不可避免的。

在學理上,階層分析范式受到韋伯主義思想傳統的影響更大,更強調資源和機會在不同地位群體中的分配問題,重視市場能力在分配上的重要作用,因而,也更關注社會個體在地位層級中的相對位置變化。也就是說,階層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社會群體之間的層次差異具有合理性,并不主張運用“斗爭”的辦法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而是希望通過加強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以保障社會公平。從功能主義視角來看,社會成員之間的合理競爭有利于保持社會活力,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

(四)階級與階層相互映照、互為補充

在重新找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過程中,階級分析范式經歷了韋伯主義思想傳統的挑戰和改造。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在階級概念被刻意遺忘的時代背景下,韋伯主義思想傳統的階層分析既淡化了沖突色彩、避免了意識形態之爭,又滿足了日益復雜的分析需要。因此,逐漸被廣泛使用。但不久后,社會結構分析的理論范式又逐漸向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的階級分析回歸。[26]總體而言,相關研究經歷了使用“階梯性”的階層概念替代“關系性”的階級概念,再到重新回歸“關系性”的階級概念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27]在兩股思想傳統相互競爭和建構的過程中,[28]以階級和階層相互映照、互為補充的新的階級分析范式正在逐步形成。

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的修正和改造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密切關聯。改革開放后,市場機制在資源和機會分配中起決定性作用,社會結構日益復雜化,仍然堅持敵對或沖突的階級分析范式是捉襟見肘的,[29]也可能會錯誤地導致對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否定。[30]但是,公共領域中從階級到階層的話語轉換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退出,而是階級分析范式對認識當代社會結構復雜性的訴求的應有回應。[31]馬克思主義是隨著實踐不斷發展的、開放性的理論體系,堅持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統一。[32]在階級分析范式的本土化過程中,研究者既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要與時俱進、符合中國實際,新的階級分析范式的出現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三、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挑戰與展望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著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對新時代的統戰工作和研究工作提出了重要挑戰。近幾十年來,中國的階級階層變化主要體現在:一是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斷提升,傳統意義上的農民階級、工人階級比例日益下降;二是新社會階層規模增長、覆蓋范圍擴大;三是農民階級、工人階級的內部結構不斷分化。[33]新時代的統戰工作需要科學、客觀、真實地認識中國社會結構的內部構成,妥善處理階層或社會群體間關系、促進階層或社會群體間和諧,把各社會階層的力量凝聚起來,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廣泛力量支持。正如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當前,我國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樣,社會階層更加多樣,社會思想觀念更加多樣,統戰工作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如何更好發揮統一戰線作用,擴大團結面,凝聚正能量,是必須回答好的一個重大課題?！盵34]

社會結構是認識中國社會的重要維度,透過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這一重要分析工具,可以更加準確把握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表明,其理論范式具有強大的解釋能力,它能夠在韋伯主義思想傳統的階層分析的相互建構中不斷自我優化,回應時代命題和現實挑戰。最后,本文試圖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范式的發展前景和統戰工作實踐方向提出以下幾點思考與展望。

一是必須充分認識到階級或階層在中國社會將長期客觀存在,社會分化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出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的重大論斷,并在之后的多次全國黨代會上強調“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階級存在和消亡的客觀條件看,當代中國社會明顯不具備消滅階級的經濟基礎。在市場化機制下,效率原則要求社會成員之間相互競爭,按照其能力和貢獻分配到不同的層級位置上,給予他們不同的經濟回報和社會聲望。因此,在私有制完全消失之前,階級或階層將長期客觀存在,并且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應當重視市場能力在初次分配上的重要作用,認識到群體間的經濟收入差異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是著力培育出規模龐大且地位穩定的中間階層,促進階層間的流動性和開放性?！爸虚g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通過保障教育公平和就業公平,促進社會流動性和開放性,讓有能力的社會成員能夠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和社會聲望。

三是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充分保障階層間的分配公平性。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其中,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在處理階層關系時,也應當堅持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充分發揮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控制貧富分化趨勢。

四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統籌各社會階層利益,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積極把握我國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把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在處理階層間的關系時,應當以社會和諧穩定為導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統籌階級關系、協調各階層利益,促進階層間合作、不斷凝聚力量。此外,要充分利用選舉、談判、協商等形式協調利益分配,推動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