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國貿易互補性演進特征、影響機制與政策優化

龍曉柏

摘?要

中美作為全球性貿易大國，具有深厚的互補性基礎。兩國貿易互利雙贏，發展潛力巨大，前景廣闊。美國是發達經濟體，制造業長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高技術資源稟賦豐富；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處于傳統產業結構向現代化產業的深度轉型進程中。大國貿易的互補性是中美貿易戰略合作的重要支撐。當前，全球經貿復蘇曲折，兩國可進一步發揮產品貿易結構互補潛力，拓展市場合作空間，破解經貿“脫鉤”論，共同增進兩國和世界人民福利。

關鍵詞?大國貿易?互補性?戰略合作?產業結構升級

一、引言與研究綜述

美國是發達經濟體，制造業長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且自然和技術資源稟賦豐富；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兼具傳統和現代特色，處于傳統產業結構向現代化產業的深度轉型進程中。兩國實體產業差異性大，互補性很強。改革開放初期，中美貿易戰略性合作領域較少，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美貿易戰略性合作水平逐步提升，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美貿易由傳統的“中心—外圍”格局向大國間貿易深度博弈演化，在波動中呈現出總體上升的態勢。近年來雖然面臨經貿“脫鉤”論的沖擊，但中美貿易合作依然是全球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壓艙石”。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前，有關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問題的研究不多，但作為全球兩大貿易國，隨著中美貿易的互補性越來越明顯，中國在與美國進行戰略經濟對話的過程中，其貿易博弈實力也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而逐步提升，中美貿易相互依存關系呈現由強弱分明的非對稱性向相對意義上的逆向對稱性演化的態勢。從中國對美國出口的視角分析，如圖1所示，1978—2008年，中國對美出口占中國對世界總出口的比重總體高于美國從中國進口占美國對世界總進口的比重。美國進口相應的比重由1978年的0.19%大幅拉升到2009年的19.30%，2009—2021年美國從中國進口占美國對世界進口商品總量的比重高于中國對美國出口占中國對世界總出口的比重，說明美國越來越依賴對中國的進口，而中國的出口空間流向對美國依賴有所弱化。從中國進口的視角分析，如圖2所示，中國從美國進口商品占中國對世界進口商品總額的比重在1978—2021年波動較大，但在2021年仍然維持在6.75％的水平；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占其出口世界的比重卻從1978年的0.57％增長到2021年的8.63％，其間，這兩項指標的變動趨勢從2010年開始逐漸趨于一致。這說明美國的出口越來越依賴中國的進口需求，而中國的進口空間來源對美國的依賴有所減弱。進出口比重對稱性變化的這一趨勢反映了中美貿易依賴程度此消彼長的態勢，中美逐漸成為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相互支撐的重要伙伴。

圖1?1978—2021年中國出口視角與美國貿易流量依存關系變動情況（單位：%）

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庫。

圖2?1978—2021年中國進口視角與美國貿易流量依存關系變動情況（單位：%）

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庫。

進入21世紀以來，有關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機制效應的文獻開始增多，主要從以下視域進行闡釋：第一，基于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稟賦視域。中美兩國貿易具有互補性基礎，“中國制造”帶給美國消費者很大的利益（周敦仁，2001）。中國出口產品如鞋類、玩具等通過保持低價格使美國農村消費者受益，同時中國不斷成長的產業活力為美國農村油籽、谷物、肉類、機械和設備生產商創造了市場機會（Gale，2002）。中美所處的國際分工地位及兩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使雙邊貿易的互補性是顯著和穩定的（楊丹等，2012）。鞠建東等（2012）分析發現，中美貿易存在“反比較優勢之謎”，即美國由于自身出口管制政策的干擾，在其具有技術比較優勢的行業，對中國出口相對較少；相比之下，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符合分工比較優勢原理。中美大國貿易互補性稟賦比較優勢明顯，盡管兩國間的貨物貿易結構不斷變化影響了兩國貿易的互補性，但2005年后中美貿易互補性仍呈現增強特征（張彬，2013）。第二，基于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效果視域。中美貿易在20世紀70年代恢復后，兩國經濟的高度互補性尤其在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貿易領域很快得到凸顯（胡涵鈞，2002；鄧崢云，2017）。中國相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紡織機械、人造纖維、紡織服裝等產品上具有很強的比較優勢。作為美國商品的重要提供者，中國出口質量沿著價值鏈向上移動，從低附加值產品正轉向高附加值產品，這種演變最典型的產業是辦公機器制造業（Chi?&?Kilduff，2005；Spadafora，2007）。1980—2008年中美貨物貿易綜合互補性指數總體穩定，但初級產品互補性在減弱，而制成品互補性在增強。知識密集型制造業已成為中美雙方貿易的焦點領域，培育和提升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的價值增值能力是未來中國獲得更大貿易利益的關鍵（杜莉等，2011；宗毅君，2011；鄭丹青等，2018）。中美農產品貿易是中美貿易的重要領域，具有深厚的互補根植性基礎（徐長春等，2013）。農業貿易收入占美國農民收入的20%，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市場，在美國農業的經濟福祉中發揮著關鍵作用（Marchant，2017）?；谌騼r值鏈視角分析，中國從美國的進口主要影響了美國的總部經濟及管理咨詢，計算機、電子和光學產品，農畜牧漁業等產業的增加值和就業。美國高技術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上游位置，但其整體已在部分高技術領域開始顯現出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依賴（謝銳等，2020；許軍等，2022）。第三，基于中美經貿“脫鉤”局限性分析視域。中美貿易赤字存在多種原因，近年來美國進口產品的生產從東亞加速轉移到中國是中美貿易增長的重要因素（Feenstra?et?al.，1998）。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是增進美國消費者福利收益的主要障礙（Kyle?&?Nuno，2013）。中國產品在美國進口中的所占份額穩中有升，美國進口替代、進口轉移等“脫鉤”舉措難以對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形成威脅（李計廣等，2014）。李曉等（2015）從貿易密度、經濟周期同步性等多個角度，構建了度量中美經濟“脫鉤”程度的指標體系，研究發現，兩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的反向變化并不意味著相互間經濟的全面“脫鉤”。美國對華貿易保護性關稅加征舉措和潛在的“脫鉤”貿易行動將削弱美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Walmsley?&?Minor，2020）。中美貿易“脫鉤”模擬情形下兩國所受的沖擊基本相當，美國受沖擊較大的產業主要為農業和中高技術產業（劉維林，2022）。面對關稅和高技術產業經貿壁壘，中美貿易增長總體保持了可持續特征，這種雙向貿易韌性關系有著強大的經濟互補性基礎（Dollar，2022）。中美在高技術產品貿易上的互利性、中國在相關技術領域不斷提升的自主性等不同程度地凸顯了美國在高技術產品領域對華貿易“脫鉤”的有限性（宋國友等，2023）。第四，基于新形勢下中美貿易合作策略視域。諸多學者指出，中美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兩國經貿合作的潛力巨大，保持兩國經濟的互惠互利對穩定世界經濟增長非常重要（楊翠紅，2018；宋泓，2019）。美方的單方面貿易保護主義甚至“脫鉤”舉措對全球貿易自由化具有負面影響，中美貿易政策的穩定性預期對兩國貿易長期合作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Bown?&?McCulloch，2005；沈國兵，2021；?Alessandria?et?al.，2021）。當前，在中美大國經濟競爭的過程中，面對美國經貿政策“脫鉤斷鏈”的不確定性，基于自身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中國仍可牢牢掌握中美經貿關系變化的主動權和塑造力（肖河等，2021；宋國友，2023）。

綜上所述，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的比較稟賦優勢特征明顯，近年來盡管受經貿“脫鉤”等保護主義的沖擊，中美貿易互補性合作潛力依然巨大，中美貿易合作的經濟演進邏輯與科學發展范式值得學界深入探索。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中美大國間貿易互補性的演化歷程與現狀特征，主要闡述中美大國間貿易互補性的基本情況；第三部分對樣本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并進行穩健性檢驗和異質性分析；第四部分是政策啟示。

二、中美大國間貿易互補性的演化歷程與現狀特征

（一）要素稟賦視域下中美兩國間貿易結構的演化趨勢

依據赫克歇爾俄林理論（HO理論），國際貿易動力機制來源于要素稟賦的差異性，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地區）和制造技術先進、資本豐富的國家（地區）可按照各自的稟賦優勢分別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技術及資本密集型產品。美國學者Vernon（1966）的產品貿易周期理論認為，貿易是由產品本身所處階段的不同而產生的，發達國家的出口優勢基于產業創新，后發國家則依賴于模仿并大規模產業化；然而，后發國家具備生產成本稟賦優勢，因此產品貿易周期變化導致其貿易收支從赤字變成盈余，而發達國家則盈余減少，甚至成為工業制成品凈輸入國

Raymond?Vernon.?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in?the?Product?Cycle［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Oxford?University?Press，?1966，80（2）：190207.。

按照Lall（2000）的商品分類方法，根據商品的技術稟賦特征把所有商品分為五個大類：初級產品（primary?products）；資源型制成品（resource?based?manufactures）；低技術制成品（low?technology?manufactures）；中技術制成品（medium?technology?manufactures）；高技術制成品（high?technology?manufactures）

Sanjaya?Lall?The?Technological?Structure?and?Performance?of?Developing?Country?Manufactured?Exports，?19851998[J]?Oxford?Development?Studies，?2000，28（3）：337369。通過對1995—2021年中美進出口時間序列數據的分析發現，中美貿易結構在考察時間段內變化明顯，兩國多數產業的稟賦優勢在兩國國際化分工合作中得到最大程度釋放（見表1）。

數據來源：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表2—表4同。

如表1所示，1995年以來，中國向美國出口初級產品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21年已降至090%。中國向美國出口資源型制成品的比重一直不高，1995—2021年出口比重一直在5%上下波動。對低技術制成品而言，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在低技術型制造業的出口上占據絕對優勢，但是隨著出口產品技術結構的升級變化，中國向美國出口的比重尤其是紡織、服裝和鞋類低技術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持續下降。中國中技術制成品對美國出口比較優勢不突出，

但從近年來看，中技術制成品出口占比有所增加，且這一趨勢在汽車相關、加工相關、工程相關中技術制成品出口中均有體現。中技術制成品中，工程相關產品出口占比最高，在2021年達到了1679%。

隨著中國高技術產業制造水平的提升，中國對美國高技術制成品出口占比有較大幅度上升，在2021年達到3222%，其中電子電氣相關高技術制成品比重增長勢頭迅猛，近年來已穩居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的首位?？傮w來說，中國對美貿易已逐漸向高技術制成品、中技術制成品出口并重的貿易發展結構轉型。

表2給出了中國面向美國的進口商品比重構成。其中，初級產品的進口比重在1995年處于相對高位，但在2000年驟降到1262%，隨后呈現波動回升的趨勢，2021年，中國進口美國初級產品比重達到3174%。資源型制成品和低技術制成品進口比重相對較低，且總體變化趨勢比較穩定，說明美國的該類產品出口競爭力不強。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加工相關和工程相關的中技術制成品比重下降明顯，但汽車相關中技術制成品進口比重有所上升。高技術制造業進口比重整體呈波浪式變化趨勢，在2015年達到最峰值，但近年來，無論是電子電氣相關高技術制成品還是其他高技術制成品均呈現顯著的下降趨勢，這可能與中美科技競爭中美國對于中國進口其高科技產品的限制存在較大關系。

（二）中美雙邊貿易互補性指數的演化趨勢

貿易互補性指數（TCI）?是經濟學家彼得·德賴斯代爾（Peter?Drysdale）在日本學者小島清（Kiyoshi?Kojima）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評價兩個國家（地區）貿易互補性水平的測算指標。測算單個產品貿易互補性指數的公式為：

Ckij=RCAkxi×RCAkmj（1）

測算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的公式為：

TCIij=∑Ckij×WkW（2）

其中，?RCAkxi為用出口來衡量的i國在k產品上的比較優勢，具體公式為：

RCAkxi=Xki/XiWk/W（3）

RCAkmj為用進口來衡量的j國在k產品上的比較優勢，?具體公式為：

RCAkmj=Mkj/MjWk/W（4）

在上述各式中，X和M分別代表出口和進口，W為世界的出口總額，下標i、j分別代表i國和j國，?上標k為單個產品。Cij的數值越大，表明兩國的貿易互補性水平越高。在此基礎上，對1995—2021年中美具體產品貿易的互補性指數進行測算，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看出，具體產品貿易互補性指數特征包括：（1）中國與美國初級產品貿易互補性指數降低趨勢明顯。（2）中國與美國資源制成品互補性指數不高，無論是農業相關資源型制成品還是其他資源型制成品，其貿易互補性指數均保持在較低水平。（3）中國與美國低技術制成品貿易互補性指數保持在較高水平。其中，紡織、服裝和鞋類低技術制成品表現突出，雖然近年來其貿易互補性指數有所下降，但數值始終大于3。（4）中國與美國中技術制成品貿易互補性指數出現一定差異。汽車相關中技術制成品、加工相關中技術制成品貿易互補性指數均保持在較低水平，工程相關中技術制成品貿易互補性指數相對較高。從總體趨勢來看，中技術制成品貿易互補性指數整體趨強，其中汽車相關中技術制成品和工程相關中技術制成品貿易互補性指數增加趨勢尤為明顯，工程相關中技術制成品貿易互補性指數近年來均大于1。（5）在高技術制成品貿易領域，電子電氣相關高技術制成品貿易互補性指數保持在較高水平，并呈現波動增強的趨勢，其他高技術制成品貿易互補性指數則不突出，但也保持了穩步增加的態勢。

基于此，進一步對中美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作縱向時間序列（1995—2021年）的測算分析。根據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測算結果（表4），中美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整體趨強，從1995年的10285波動上升到2021年的11041。

三、實證分析

客觀而言，在美國新重商主義強化的背景下，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水平并未呈現出貿易“斷鏈”的易脆性，反而保持了發展韌性，總體來說應是中美貿易戰略性合作政策深化創新和兩國差異性貿易條件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同時也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其后發稟賦優勢持續釋放并發揮作用的效應表現。

（一）變量指標選取與描述性統計

1.變量指標選取及定義

基于新興后發國貿易稟賦優勢視角和影響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水平的主要演化特征，以中美貿易依存度總體指數水平作為說明中美兩國貿易互補性效果的被解釋變量；核心變量為中美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從四個維度選擇自變量控制指標，包括中美兩國產業結構發展指標、金融支持稟賦性指標、對外經濟（跨國投資）開放度、全球貿易環境影響評價。

按照數據來源的可獲得性和觀測的連續性，共選擇了七個指標序列值。

被解釋變量：中美貿易依存度總體指數水平（INDTRAX）；

核心變量：中美貿易總體互補性稟賦指數（COTRARX）；

控制變量（∑kαkControlskt）：中美兩國產業結構發展指標（INDUS）、匯率（EXG）、中美FDI的總開放度水平（FDICHN、FDIUS）、全球貿易增長率變動水平（TRADEGL）。

統計使用的計量回歸模型方程如下：

INDTRAXt=α0+α1COTRARXt+∑kαkControlskt+νt（5）

變量定義及說明如表5所示。

2.數據來源及變量描述性統計

根據樣本數據的實際整理情況，最終選取1995—2021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中美貿易額依存度總體指數（INDTRAX）為中美進出口貿易總額（FOB價）占中美兩國各自對世界出口總額（FOB價）加總的比值，測算原始數據均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庫；中美貿易總體互補性指數（COTRARX）為前文所述的測算值，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測算方法同表4；中美產業結構比較值（INDUS）是中國工業在本國GDP的構成比重與美國工業占本國GDP的構成比重的比值，中國工業在本國GDP的構成比重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美國工業占本國GDP的構成比重數據來源于美國經濟分析局（BEA）；匯率水平（EXG）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美兩國FDI年存量占各自GDP比重（FDICHN；FDIUS）、全球貿易增長變動率（TRADEGL）數據來自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庫。樣本觀測值統計量描述見表6。

（二）計量分析

1.全樣本計量結果分析

考慮變量自相關性與樣本觀測數據的可獲得性，采用廣義差分法對中美戰略性貿易合作水平衍變的計量因素模型進行回歸，根據全樣本計量實證結果（表7），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從1995—2021年的走勢來看，在中美貿易合作戰略推動下，中美戰略性貿易合作演化處于波動上升的過程。近幾年雖然受貿易關稅大幅增加以及貿易“脫鉤”論的影響，中美雙邊貿易仍然保持平穩的上升趨勢，說明后發貿易國（中國）與發達工業國（美國）戰略性貿易合作衍變的深度博弈促進了雙邊貿易互補性的增強，呈現顯著的正向效應。

第二，由模型Ⅰ（基于中美兩國產業發展指標效應）可知，產業發展結構對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水平演化有正向促進效應，這說明產業發展結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貿易國的經濟發展所處階段水平，尤其是后發新興國的工業規模占比構成演進水平，即中國實體經濟（工業）高質量發展規模效應能夠更好地體現制造業實力支撐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規模的增長。

第三，由模型Ⅱ（基于金融規制性指標效應）可知，外匯匯率的演化水平對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演化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即外匯匯率的合理規制有利于實現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的深度轉型。

第四，由模型Ⅲ（基于國際化生產性資本投資的影響效應）可知，無論是作為后發新興國家的中國，還是作為發達經濟體的美國，其FDI存量占比對中美貿易依存度總體指數的回歸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兩國FDI開放水平均未對中美貿易戰略互補合作水平演化產生顯著影響。

第五，由模型Ⅳ（基于世界經濟指標波動的關聯影響效應）可知，全球貿易總增長水平對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演化具有一定的正向影響效應，但是全球經貿一體化增長趨勢指標對兩國貿易影響并不顯著。

上述計量分析表明，核心變量中美貿易總體互補性指數對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水平的演化增長具有積極的正向效應，同時，中美兩國產業結構、匯率水平等也對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演化也有內在促進作用。

2.穩健性檢驗

（1）改變核心變量。以中美貿易強度指數（TTRADEX）代替中美貿易互補性指數，以檢驗不同核心變量是否會對實證結果產生影響。中美貿易強度指數為中國對美國出口強度與進口強度的加權平均值，出口強度和進口強度用公式分別表示為：

SX=XijXiMjMw-Mi（6）

SM=MijMiXjXw-Xi（7）

其中，?SX?表示i國對j國的出口強度，?SM?表示i國對j國的進口強度;?X?和M?分別表示出口額和進口額;?下標i、j、w?分別表示i國、j國、世界。Xij表示i國對j國的出口;?Mij表示i國對j國的進口，原始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庫。

（2）替代控制變量?？紤]到影響中美戰略性貿易互補合作水平的控制變量存在可替代的衡量指標，兩國貿易尤其受經貿“脫鉤指標的作用影響，因而作如下處理：第一，中美互相直接投資（OFDI）是中美戰略性貿易合作水平的內在影響指標性因素。IFDICHN代表中國作為東道國，來自美國的年實際直接投資額，取對數值；OFDIUS代表美國作為東道國，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流量額，取對數值。第二，為檢驗經貿“脫鉤”評價指標的影響效果，使用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區內貿易增長率作為美國對華經貿“脫鉤”的貿易轉移流向變化評價性解釋變量。

在表8的計量分析中，核心變量為中美貿易強度指數，控制變量改為中美雙向OFDI（中國來自美國的OFDI年實際投資額，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美國來自中國的OFDI流量額，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北美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規模增長率（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庫）。根據相關數據采集的可獲得性，檢驗的觀測年份為2003—2021年。

從穩健性檢驗計量結果看，進入21世紀后，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后發貿易稟賦優勢逐步體現出來：第一，兩大貿易國之間的貿易規模增長是相互增進的，核心替代變量中美貿易強度指數對兩大貿易伙伴可持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第二，跨國相互直接投資變化是兩國經貿“脫鉤”的重要顯性指標，但實際效果不盡相似。計量結果表明：一方面，中國來自美國的OFDI實際投資額對中美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演化具有直接的負值影響，尤其是近年來美國在華投資回流或遷移確實具有一定的沖擊效應，但這種效應并不穩定；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國的OFDI流量額近年受宏觀環境影響整體呈現波動趨勢，這也使得其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削弱，并且從回歸結果來看，該影響并不顯著。第三，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近年來美國增強了對華貿易單邊“脫鉤”保護性措施，尤其是美國強化了北美自由貿易區經貿合作的貿易轉移舉措，但是中美貿易互補性效果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經貿一體化進程的相互影響作用不太明顯。

3.異質性分析

鑒于中美兩國產業貿易存在差異性，為了厘清中美貿易在各產業領域的影響因素效應，更有針對性地為中美提升貿易合作效率提供政策建議，本文根據Lall（2000）的商品分類方法進行分析，按反映商品技術稟賦優勢特征的特性，對五個大類產業（初級產品、資源型制成品、低技術制成品、中技術制成品、高技術制成品）商品進行異質性回歸檢驗。在數據處理方面，因變量各產業中美貿易額依存度總體指數、核心變量各產業中美貿易強度指數、控制變量各產業全球貿易增長率均基于五個大類產品各自對應的原始數據計算所得。此外，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存量）來自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庫，取對數值。中國對全球出進口貿易凈差額的數據（按不同產品類型的貿易額）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異質性檢驗觀測年份為2005—2021年。

根據異質性實證檢驗結果（見表9）可以發現，對中美5個類型產品的貿易依存度指數而言，除低技術制成品外，中美貿易強度指數對大部分產品的貿易依存度指數具有顯著的提升效果，使得中美貿易間的互補效應增強。從控制變量來看，產業結構變量對資源制成品、低技術制成品和高技術制成品的貿易依存度指數有明顯的正向作用，對初級產品和中技術制成品貿易依存度指數的影響不顯著；匯率對貿易依存度指數的影響不穩定，在低技術制成品和高技術制成品中出現了不一致的影響方向；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存量）對貿易依存度指數的影響除在初級產品中不顯著，其對其余4類產品的貿易依存度均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對高技術制成品貿易依存度的促進作用最大；具體貿易類因素對大多數商品類別的貿易依存度影響不顯著。

四、政策啟示

新形勢下，中美大國戰略性貿易頂層政策體系應不斷調整與完善，尤其是在總體貿易合作戰略定位、貿易公共規制服務等方面需持續優化，加速形成中美大國貿易戰略互補性合作的系統性支撐體系。

（一）制定中美大國貿易合作轉型升級的總體戰略，加強政府層面的宏觀規制

一是建議中國從全球貿易自由化角度確定中美貿易合作轉型升級的總體目標和戰略方向，降低經貿“脫鉤”論的負面影響，為中美大國貿易合作提供可行的“頂層設計”藍圖。二是中美作為全球大國，貿易合作牽涉面廣，涉及的問題多而復雜。建議成立一個集外貿、外資、外匯、計劃、管理于一身的類似于中美貿易合作對外貿易促進委員會的機構——中美貿易戰略合作委員會。該機構作為中美貿易宏觀規制領域的政府專業部門，主要負責作好中美戰略合作規劃，制定指導方針以及中美貿易談判磋商、貿易摩擦協調等內容。

（二）化解產業鏈“脫鉤”風險，提升中美戰略性產業貿易互補韌性

一是初級產業和資源型部門?；趦蓢煌漠a業資源稟賦，中國的特色農業和美國的綠色農產品、石油、天然氣等是中美兩國在初級產業部門可戰略性挖掘貿易合作潛力的領域。二是資本密集型及中等技術制造業部門。制造業部門需求彈性范圍大，中國的輕紡、化工、軌道交通、成套設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家用電器制造、建筑材料等資本密集型及中等技術制造行業已具備相對制造韌性優勢，并在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等制造業中心形成了世界性特色產業集群，中國應對這些制造業系統地制定對美貿易的支持性發展規劃。三是高新技術產業。中國自動數據處理設備、自動化電氣機械、生物醫藥、新材料、智能裝備制造等產業不但在發展中國家有明顯優勢，與發達國家相比也具有競爭優勢。中國要著力推進從國際貿易價值鏈中低端向價值鏈高端轉型，化解產業鏈“脫鉤”沖擊風險，培育對美貿易合作的產業競爭性合作潛力。

（三）完善中美貿易戰略互補合作的財政與金融支持體系

一是強化財政支持性政策。建議對中國自主制造品牌產品、核心零部件等對美出口產品研發費用予以補貼，對重大出口型創匯新項目以及在美公共海外倉建設投資貸款給予貼息。鼓勵中美貿易合作企業開展跨國聯營，對在美建立直營渠道的企業給予財政性政策支持。二是完善中美貿易合作企業出口買方利率風險補償機制，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匯率波動帶來的貿易風險。三是建立?“中美貿易合作發展基金”。為解決具有戰略利益的礦產資源、能源、重大高技術制造項目規模大、周期長、短期收益率低、開發風險高等問題，建議成立中美貿易合作發展基金。四是按照國際慣例完善對外貿易與海運保險制度，保障對美貿易企業的運營安全，降低中美貿易合作風險。

（四）創新中美貿易戰略互補合作的公共服務體系

一是政府應鼓勵和支持行業協會、商會等中介機構服務，協助中美貿易合作企業組建各種形式的貿易策略聯盟。二是建立中美新產品國際展示中心，為中美貿易合作企業提供產品信息服務，鼓勵和支持中小型企業開發、生產符合中美貿易合作市場需求的新產品。三是開展跨境電商合作，支持中國企業在美國本土建設海外倉。提升中美貿易合作企業產品出口信息網絡建設，如可將美國貿易協會經營的中小企業商品網絡購物中心與阿里巴巴、京東等大型電商關聯起來。四是堅持履行2017年生效的WTO《貿易便利化協定》，提高中美口岸基礎設施、管理方式以及口岸管理部門之間的協同性，敦促美方履行在貿易便利化領域的實質性義務。

（五）實施產業組織規制政策，有效發揮對美貿易的潛在互補效應

一是在產業政策的運用上，可以將中國對美國具有潛在競爭優勢的產業確立為戰略目標產業，鼓勵中國廠商大膽進入某些有待開拓的高技術產業及某些空白的稀缺性制造業。二是在產業發展策略上，政府需維護國內產業有效競爭，防止美方跨國巨頭的不正當競爭，應通過促進產業組織模式創新，實施專業化分工促進協作政策、行業準入門檻政策，促進企業兼并聯合政策等方式，實現中國企業參與中美國際化產業鏈分工合作的規?；?。三是對美戰略性貿易政策要與產業組織政策的實施密切結合，要在目標產業領域對美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中主動運用國際通用的經貿規制政策，適時、適地、適量地對中國產業進行保護和扶持。

（六）攜手打造具戰略互補性貿易鏈的中美特別合作園區

一是中美可攜手制定戰略性的“中美貿易合作園區發展方案”，即統籌規劃建設中美經濟特別合作園區，在中美合作園區集中生產面向中國國內市場或美國消費市場的貿易產品。為此，中美貿易的合作園區可創新發展模式，積極吸引對華出口比例較大的美國企業和希望通過“美國制造”提高品牌附加價值的中國向美出口型企業入駐，以中美園區多樣化合作形式降低經貿“脫鉤”風險，并帶動雙邊貿易創造效應的可持續提升。二是要大力構建兩國企業可以發揮協同合作效應的特別園區運營體制機制，優先吸引中美電子通信、新能源、新材料、高端醫療器械、精密儀器制造等具有產業互補性、能夠發揮較大集群效應的產業入駐。此外，美國政府還可就中美特別合作園區建設方案與中方簽訂特別保障性措施協議，為園區國際化企業提供財稅支持等量身定制的激勵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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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