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調查的兩種傳統：發展歷程與前景展望

易申波 彭鑫

自20世紀以來，社會調查在中國發展形成了兩大系統或傳統：其一為發軔于西方社會科學、由老一輩社會學家引入并發展的學術型社會調查，可稱為中國社會調查的學術傳統；其二為主要由歷代中共領導人在革命與建設過程中創造與傳承的應用型社會調查，可稱為中國社會調查的革命傳統。兩者經歷了相似的發展歷程，同時在理論基礎、目標達成路徑、任務側重、方法技術等方面呈現明顯分異的特征。前者以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為指導思想，主要通過抽樣調查、觀察與訪談方法進行調查，聚焦知識發現以達成認識和改良社會的目標；后者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結合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際，通過典型調查、座談會等方法展開調查，在深度理解和分析中國社會問題的基礎上聚焦問題解決，以政治社會革命達成改造社會的目標。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應在指導思想互鑒、技術方法融合等方面，實現兩種調查傳統的優勢互補與融合發展，在正確認識和把握“洋”和“土”、理論與實踐以及“傳統”和“現代”三大關系的基礎上，朝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調查學邁進。

社會調查；學術傳統；革命傳統；發展歷程；前景展望

引言

2023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深入基層、走進群眾、深化研究、解決問題，綜合運用各種調查方法、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開展調查研究。如此，必將掀起新一輪社會調查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對社會調查在中國發展的歷程、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經驗與教訓進行回顧與總結，并展望其未來發展趨勢與前景，對于今后更好地開展社會調查必將有所助益。

對于社會調查的概念內涵，學界主要有兩種理解。有學者主張對社會調查作狹義的理解，將其界定為主要以自填式問卷與結構式訪問為工具，從一個取自總體的隨機樣本那里收集資料，并主要通過統計方法來分析這些資料，從而認識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社會研究方式。［1］更多學者主張作廣義的理解，認為社會調查是指人們有目的有意識地通過對社會現象的考察、了解、分析和研究，來認識社會生活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2］依據此種廣義理解，回顧社會調查在中國發展的歷程，可以發現，自20世紀初以來社會調查在中國發展形成了兩大系統或兩種傳統。其一為發軔于西方社會科學、由老一輩社會學家引入并發展壯大的學術型社會調查，可謂中國社會調查的學術傳統；其二為主要由歷代中共領導人在革命與建設過程中創造與傳承的應用型社會調查，可謂中國社會調查的革命傳統。兩者走過了相似的發展歷程，同時在理論基礎、目標達成路徑、任務側重、方法技術等方面呈現明顯分異的特征。

關于中國社會調查的歷史考察，學界已產生了一定數量的成果。然而，現有文獻總體上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特寫式研究居多，全景式研究闕如。研究者大多聚焦特定歷史時期、特定人物、特定區域和特定對象的調查活動。就歷史時期而言，中國社會調查發軔期（清末民初）、中共領導的革命各階段（主要是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后及至改革開放后的社會調查活動，均有學者論及［3-12］，尤以對20世紀20、30年代各類社會調查的論述居多。就特定人物而言，李景漢、陶孟和、費孝通等老一輩社會學家以及毛澤東等中共歷代領導人的社會調查實踐與思想方法也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13-24］針對不同城鄉區域、不同人群的社會調查，也不時成為討論的主題。然而，對社會調查在中國發展歷程與脈絡的整體性梳理卻相對少見。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的社會調查存在兩種不同的體系或傳統的事實，不少學者囿于對社會調查概念內涵的不同理解，對兩者并立的事實有意無意地忽視。又或即使承認兩者的存在，也簡單地以傳統與現代調查方法加以二分，區別對待。在正視兩者共存的前提下，對它們相互的差異以及可能的融合進行全面的分析，則更是付諸闕如。有鑒于此，本研究將在分別概覽“學術”和“革命”兩種社會調查傳統的發展歷程之后，從理論基礎、目標達成路徑、任務側重、方法技術等方面比較兩者的異同，分析各自的優勢與不足，并對兩者未來可能的交匯融合略做延伸探討。

一、中國社會調查的學術傳統：學術型社會調查在中國的傳入與發展

盡管眾多學界前輩在一開始著手社會調查之時便將學科的本土化作為一種文化自覺的努力，但不可否認的是，現代社會科學范式意義上的社會調查首先是從西方傳入的。其在中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20世紀上半葉的傳入與初興階段、20世紀50—70年代的挫折與困境階段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復蘇與勃興階段。

（一）傳入與初興（20世紀上半葉）

一般認為，近現代中國社會調查萌芽于清末新政時期，而初興于民國時期。正如有學者所言，“社會調查的大量涌現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突出現象”［25］，這一時期形成了一場頗具規模的社會調查運動。這場運動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從西方社會調查的傳入開始的。其傳入路徑有兩種：一是來自西洋的直接傳入；二是來自東洋的轉口傳入。

轉口傳入主要是由中國赴日留學生推動的。他們把日本學者的統計學、社會調查方法相關著作在國內翻譯出版，在蘇、浙、鄂等多地成立留日同鄉會調查部，對中國社會各領域展開廣泛調查，并將調查報告發表在《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等刊物上?？傮w而言，留日學生推動的社會調查規模相對有限，水平較低，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的影響較小。直接傳入則是由在華的西方傳教士、教授和學者以及曾留學歐美的中國教授和學者推動的社會調查。隨著一批高等院校在20世紀前20年陸續設立社會學系、開設社會學課程，步濟時（J.S.Burgess）、狄德莫（C.G.Dittmer）、甘博（S.D.Gamble）等一批西方學者在講授社會學的同時，把研究社會的方法——社會調查也帶到了中國。由他們主導，開展了“北京人力車夫調查”（1914—1915）、“北京西郊居民生活費用調查”（1917）、廣東潮州鳳凰村調查（1918-1919）等一批有影響的社會調查。以這些調查為基礎，發表了一批調查報告，在國外出版了幾本有較大影響的學術著作。這批西方學者在20世紀20—40年代繼續活躍在中國社會調查和研究的舞臺上，他們在中國開展的調查研究活動，對中國學者開展社會調查起到了示范甚至是直接指導的作用。他們的調查成果主要用英語在國外發表，有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社會，但在國內傳播的受眾范圍和影響相對有限。

與此同時，一批國內學者從學習西方社會學理論和社會調查方法、協助和參與外國學者主持的社會調查起步，開始自主組織和實施調查，取得了一批較有影響的成果，逐漸取代西方學者在國內社會調查的主導地位。陶孟和組織了“北平工人生計調查”，于1929年出版《北平生活費之分析》。李景漢于1926年指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對北平郊外農村進行調查，發表題為《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的調查報告；又于1928年開始對河北定縣進行調查，1933年出版《定縣社會概況調查》?；谏鐣{查發表的作品還有很多，較知名者還有劉保衡的《上海市人力車夫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書》（1934）、費孝通的《江村經濟》（1938）和《祿村農田》（1943）、林耀華的《涼山夷家》（1947）等作品。

這一時期中國學術型社會調查的發展，呈現出兩方面的明顯特征。一方面，中國社會調查的產生和初興是在中西文化碰撞、學術交流的背景下發生的。早在清末，中國國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強行打開后，與列強一系列戰事的失利以及各種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在救亡圖存的動機驅動下，開始系統學習和傳播西方文化，除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之外，西方文、史、哲、政、經、法等人文和社會科學都在學習范圍之內，作為社會學重要內容的社會調查也不例外。外派留學生以及在國內設立新式學堂，成為文化學習和學術交流的重要方式。早期的中國社會調查，正是在西方學者和國內有識之士的共同推動之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學習和吸收一切文明的優秀成果，作為中國早期社會調查發展的寶貴經驗，對于中國各門學科的未來發展仍然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另一方面，中國的學術型社會調查從發展之初就形成了兩種風格迥異的不同路徑，即主要以問卷等調查方式開展、偏重定量數據收集和統計分析的定量調查，以及主要通過實地觀察和訪談收集資料、偏重個案研究、比較分析等定性方法的定性調查。以李景漢等人為代表的“社會調查學派”與以吳文藻及其學生為代表的“社區研究學派”之間的爭論，正是這兩種不同路徑之間分歧的反映。前者在這一時期的調查數量上占優。據統計，1935-1937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師生所做的29篇調查報告中，布思（Booth）式調查（即社會調查學派所倡導的數量統計型調查）有15篇，社區研究型有9篇。［26］這類調查通過“數目字”的方式使人們對當時中國社會各方面情形，尤其是相較于西方的貧弱國力和人民生活的困苦有了較深入的了解。后者雖在數量上相對較少，但因其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入分析，貢獻了“鄉土中國”“差序格局”等富有生命力的學術概念，在社會學本土化方面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學術影響。

（二）挫折與困境（20世紀50—70年代）

伴隨著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高校院系調整，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被取消，相關教學和科研活動逐漸減少乃至完全停止，初興的社會調查遭受重大挫折，陷入困境。

不過，仍有一批學者堅持做社會調查，發表了一些調查作品。1951年2—4月，潘光旦和青年教師在太湖流域參加土改，將實地調查中的見聞，寫成了一系列文章發表。1956年，費孝通和林耀華制訂了“當前民族工作提供給民族學幾個任務”的研究方案，力圖為黨和政府制定少數民族政策提供依據，其調查成果曾在《人民日報》發表。1957年，費孝通重返江村進行調查，寫成《重返江村》一文，對農業合作化運動提出質疑，建議恢復發展副業和村辦企業。1954年，經濟學家馬寅初多次赴浙江、上海等地調查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和文化教育等情況，寫作了《浙江溫州地區視察報告》，表達了對農村孩子太多的擔憂；同時，結合調查發現和國內外相關資料，寫成了《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于1955年提交全國人大討論。李景漢在1956—1957年間，應《人民日報》之約，重返京郊農村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以《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的今昔》為題，系列報道了該地區農民1949年后生活的巨大變化。

1957年的“反右運動”將一批社會學家劃為右派，進行嚴厲批判，徹底取締了社會學這門學科。此后，規范的、有組織的社會調查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開展了。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間，則連具有一定官方性質的民族大調查工作也被迫中斷。

（三）復蘇與勃興（20世紀80年代以來）

改革開放后，伴隨社會學及相關學科的恢復重建以及對外學術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國學術型社會調查開始復蘇并進入蓬勃發展的繁榮期。

從1979年開始，國內學界在眾多領域開展了一系列的定量社會調查，主要有：

（1）婚姻家庭調查。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在北京和四川兩地進行“中國青年生育意愿調查”，完成了七千多個樣本的大規模調查。1982-1983年，社會學所聯合多個單位完成了5個城市5057位已婚婦女和4385戶家庭的“中國五城市家庭研究”；后續又于1994年完成了5664個有效樣本的“七城市婚姻家庭調查”。1986年，社會學所主持進行了“全國十四省市農村婚姻與家庭調查”，調查了7258戶農村居民。2006年，社會學所又組織了對五城市家庭的再度調查。

（2）階級與階層調查。1988年，社會學所組織了六省市社會分層與流動的抽樣調查，抽取了4658戶城鎮居民和4723戶農村居民進行問卷調查。1999年，陸學藝開始組織對社會分層與流動問題的大規模專題調查。除對社會結構變遷的全面調查之外，還有針對特定階層的定量調查。例如，周曉虹主持了“中國社會變遷與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調查”，調查了3038個樣本。

（3）綜合社會調查。20世紀80、90年代開展的綜合社會調查主要有天津社會科學院開展的“天津千戶居民調查”（1983—1993）、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開展的“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1988—1999）和“沿海發達地區社會變遷調查”（1995年實施，2000年擴展為“中國社會變遷調查”）。尤其是，自2003年起，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開始組織實施“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每年對中國大陸10000多戶家庭進行連續性橫斷面調查。此類連續性橫斷面調查還有很多，例如“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等等。

（4）其他學科的調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張明澍教授先后于1988年和2012年對中國公民政治素質、政治態度與觀念進行調查，出版專著《中國“政治人”》和《中國人想要什么樣民主》。南京大學肖唐鏢教授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組織對江西等地農村宗族問題、基層民主與鄉村治理進行多輪次的調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地區分別自1990年和2001年開始加入跨國調查項目“世界價值觀調查”（WVS）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進一步加強了社會調查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為深入研究中國問題提供了國際比較視野。經濟學、歷史學、教育學等學科也開展了許多調查。例如，對中國民營經濟的調查、對慰安婦問題的調查、對高校教學質量與學生發展狀況的調查等等。

此外，主要以觀察、訪談等定性方法開展的調查也有很多。費孝通1982年開展對小城鎮的實地調查，先后寫作了《小城鎮，大問題》等一系列調查報告和論文，推動學界掀起了小城鎮調查研究的高潮。項飆從1992年開始對北京城鄉接合部“浙江村”的調查、李培林在世紀之交對廣州“城中村”的調查以及北京市社會科學院于2004年組織的“北京城區角落調查”，對城市化進程的“城中村”問題和“城區角落”問題，進行了頗有成效的調查研究。特別是，以20世紀80年代的張厚安教授、90年代的徐勇教授、2000年以后的賀雪峰、吳毅、項繼權等學者為代表的“華中鄉土學派”，在全國前后調查了1000多個村莊，對于鄉村社會的內部結構、類型特征與運行邏輯進行了深入分析，為中國鄉村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一時期中國學術型社會調查的總體特征可以簡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數量多、規模大、成果產出頗豐。在調查數量方面，定量調查日益增多，定性調查則更是難以計數。在調查規模方面，一次大規模問卷調查的樣本動則幾千個、甚至一萬多個；即使是定性調查，研究者往往也有意識地進行跨區域調查，以便進行不同類型的比較分析。在成果產出方面，僅《社會學研究》一本雜志在1986—1996年間就發表了186篇調查報告。［27］（2）調查研究方法日益多樣化和科學化。問卷調查在抽樣、驗真測謊、數據處理等方面的技術不斷進步，高階統計方法不斷被發展出來，使研究者不僅可以做單變量描述統計和探討相關關系，而且能夠運用新的統計方法（如傾向值匹配）或新的研究設計（如調查實驗方法），實現對因果關系的探究。（3）國際學術交流與對話進一步加強?？鐕献髡{查項目的開展，使得一些在調查中發現的、頗具中國特殊性的現象（如中國民眾超高的人際信任）迫切需要得到解釋，國內外學者也高度關注，圍繞這些問題展開了持續的對話交流。

二、中國社會調查的革命傳統：歷代領導人對應用型社會調查的創造與傳承

大約比學術型社會調查晚一二十年后，另一套社會調查系統開始逐漸在中國形成，這就是主要由中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應用型社會調查。因為這套系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過程中所創立、并且創立之初主要是為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服務，本研究稱其為中國社會調查的革命傳統。與中國社會調查的學術傳統相比，它走過了一條相對獨立的發展道路，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調查理論與方法，卻也經歷了大體相似的“誕生與發展—挫折與停滯—全面復興”的發展歷程。

（一）誕生與發展：革命時期的本土創造（建黨前后至新中國成立前）

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共創始人以及一些早期共產黨人都從事過社會調查活動，他們注重對國外情況的調查與借鑒，側重對國內社會經濟情況的調查與理解，對中國革命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以成果產出和理論建構而論，當數毛澤東最為突出。

毛澤東在革命時期的調查活動和成果主要有：（1）社會各階級調查。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前夕，毛澤東回到家鄉韶山，一邊搞農民運動和農村調查，一邊研究農村階級斗爭。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于1925年12月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科學回答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2）工人調查。早在1918年冬至1919年春，毛澤東曾兩次到北京長辛店鐵路工廠調查；1921年9月起，又多次到安源煤礦調查；此外，還對湖南勞工會、長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鉛鋅礦進行了調查研究。（3）農民和農村調查?！逗限r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和《興國調查》（1931年1月）是毛澤東在農民調查方面兩項突出的成果。前者科學分析了農民的各個階層，充分肯定了農民和農民革命斗爭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偉大作用；后者則成為指導土地革命的理論基礎。（4）城市和商業調查。1930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協助下，以開調查會的方式對當地社會階層代表進行了十多天的調查，于1931年2月完成《尋烏調查》的撰寫，對于革命黨應如何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問題，進行了探索。（5）革命根據地的調查研究?！秾帉{查》和《永新調查》對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了關鍵作用；《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則回答了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問題。

毛澤東在社會調查領域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對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做出杰出的貢獻，關鍵在于他創新發展了一套頗有特色的社會調查理論、方法與技術。毛澤東強調社會調查對于計劃決策和解決問題的重要性，認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28］。他注重科學的調查方法的應用，尤其擅用典型調查、實地考察和開座談會等方法。典型調查即“解剖麻雀”，是在總體把握的基礎上有意識地選擇少量典型個案進行調查。他將調查的典型分為三種：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29］。關于實地考察，毛澤東主張既要“走馬看花”，更要“下馬看花”。前者有助于在較短時間內了解較多的情況，后者則通過挑重點、抓典型，進行細致觀察和認真剖析。他認為，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讓參會的人員闡發意見，展開研討，會對問題了解得更加透徹，得到的材料更加可靠而全面。［30］在調查資料的分析方法上，毛澤東強調運用階級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前者要求“明了各種階級的互相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31］；后者強調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此外，在調查研究的技術技巧方面，毛澤東對于怎樣開調查會、怎樣選擇調查對象和調查的典型、怎樣收集和整理材料、怎樣使調查對象說真話等方面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有獨到的經驗總結。例如，怎樣讓調查對象說真話，他認為“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32］。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所開展的調查研究，對于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具有基礎性的作用，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對于中國社會調查革命傳統的形成，則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其開創的調查研究理論與方法也為黨政系統的各級領導干部沿襲與傳承。

（二）挫折與停滯：前30年的經驗教訓（20世紀50—70年代）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繼續開展了一些調查研究活動，但與革命時期相比，既有數量的下降，也有質量的下滑。正如毛澤東本人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講話中坦承：“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33］社會調查研究的不足，導致一些事關國家大政方針的重要決策出現了失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期間，黨政領導干部的社會調查基本陷入停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深陷困境。這個時期黨政系統的社會調查，既積累了一些經驗，也留下了沉痛教訓。

積累的經驗主要有：（1）圍繞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開展調查。新中國成立初，中央在進行新區土地改革、糧食統購統銷、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人民公社等重大決策前都做了調查研究，盡管有些決策出現了失誤，但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尤其是在1961年大興調查研究之后，產生了“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科技十四條”“高教六十條”等一批成果。（2）以問題為導向開展社會調查。針對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如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經濟發展問題、階級結構問題、農業合作化等，以及一些具體問題，如1950年蘇南征糧、春耕和救災問題，1952年農村公糧和負擔問題，1955年上海糧食征購和供銷問題等，都展開了調查。（3）注重聯系群眾，深入了解民情。1961年前后，按照毛澤東關于領導干部必須親身進行典型調查的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結合經濟調整中的實際問題，深入基層進行蹲點式調研。（4）對調查方法進行廣泛探索。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實踐，既應用了“解剖麻雀”“蹲點”“開調查會”等革命時期形成的調查方法，也開始引入普查、抽樣調查、問卷調查等調查方法，同時還探索了聽匯報、看報告、讀報刊、批閱文件等調研形式。

然而，這一時期也有沉痛的教訓，主要是：（1）社會調查的指導思想沒有隨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革命時期圍繞社會階級關系展開調查是成功的，但新中國成立后圍繞經濟建設開展調查研究的工作做得還不夠。（2）沒有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泛濫。例如，1959年7—8月廬山會議對于彭德懷在深入調研基礎上形成的正確意見進行了錯誤批判，導致“大躍進”的錯誤愈演愈烈。（3）調查方法比較單一，過于依賴典型調查等方法。典型調查要取得成功，對于典型的選擇、調查主持者的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稍不注意就可能導致調查結果不全面、欠真實。（4）對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取締、對專家學者的錯誤批判乃至批斗，使得社會調查的專業性嚴重不足，黨歷來重視的“專家調查”在向專家調查和請專家參與調查兩個方面都難以落實，甚至無從開展。

（三）全面復興：改革開放后的創新發展（20世紀80年代至今）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黨政系統的社會調查進入全面復興階段，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級黨政干部開展的社會調查，在量和質兩方面都有了飛躍性的提升，取得了極其豐富的成果，以此為基礎作出了一系列科學的重大決策。改革初期，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平反冤假錯案，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礎。持續數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涉及所有制結構、農村經濟體制、財稅和金融體制、流通體制、收入分配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方方面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也是奠基于黨和政府的反復調查研究。在政治性的社會調查之外，為實施行政管理而開展的行政性社會調查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國家普查制度的建立和調整，使普查數量更精簡，覆蓋更全面，周期更合理，與國家規劃銜接更緊密。改革開放后，國務院組織了第3—7次全國人口普查、第2—3次全國工業普查、3次全國農業普查、4次全國經濟普查等多次全國普查，國務院有關部門主持了全國土地調查、全國公路普查、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全國群眾安全感抽樣調查、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等具體行業領域的多次普查或調查。

鄧小平作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對黨政系統的社會調查在改革開放后的全面復興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鄧小平歷來重視調查研究，也擅于調查研究，他的許多重大決策都來源于調查研究。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啟動和推進，我們黨重大決策和戰略布局形成，都充分顯示出鄧小平高超的調查研究的功力與水平。擇要而言，1961年4月，為響應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他率隊到北京郊區順義縣，對兩個平均主義問題進行調查研究。這次調研的成果為中央進一步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情況和意見建議，也為他之后支持一些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提供了實踐依據。同年，他主持制定“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等城市工作的具體政策，其調研成果對推動當時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具有重要意義。1978年9月，鄧小平在北方四省一市通過調查研究形成的“北方談話”，提出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嶄新命題，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礎。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到20世紀末翻兩番、人民生活實現小康水平的目標。為此，他于1980—1983年間曾赴蘇、浙、滬等多個地方，對小康實現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實現小康進行持續調研。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這是鄧小平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調查研究，南方談話中的一系列重要論斷，明確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重申了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鄧小平的調查研究是對毛澤東開創的社會調查革命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推進中國共產主義事業。不過，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社會調查的中心內容從分析社會階級結構和探索革命道路這類革命問題轉變為改革和發展問題，即如何改革不適合中國國情，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制度和政策，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調查研究方法也主要是視察、實地考察、開座談會等方法，因為貫徹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調查研究活動充分體現了如下特征：用實事求是的唯物論觀點、辯證法的發展觀和群眾路線搞調研；科學分析調研材料、正確辨析不同意見、潛心研究客觀規律，形成文風樸實、內容充實的調研報告；在調研過程中，做好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工作，為群眾快辦實事、辦好實事。［34］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將調查研究提到新的歷史高度，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調查研究是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習近平既重視調查研究，也是調查研究的行家里手。20世紀80年代，時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就曾在大街上擺桌子聽取老百姓意見；后來擔任福州市委書記時，也曾部署發放1萬多份問卷，收集了解各方面對福州發展的意見；他在浙江工作期間，更是堅持每年確定一批重大調研課題，數年間足跡踏遍浙江山山水水。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到基層一線甚至偏遠農村開展調查研究，如2013年湖南十八洞村、2015年陜西梁家河村、2017年河北德勝村、2018年四川三河村、2020年云南司莫拉佤族村、2021年貴州新仁苗族鄉化屋村、2022年山西馮南垣村等，都留下了他的調研足跡，他總是走進群眾深入考察，竭力為人民排憂解難。在科學調研基礎上作出科學決策，提出了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整治“四風”、為基層減負等一系列為民、惠民、富民政策。

習近平不僅進一步推進了黨政系統的調查研究實踐，而且進一步發展了調查研究的理論。他指出：調查研究是科學方法，“是一門致力于求真的學問，一種見諸實踐的科學”［35］；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調查研究是對客觀實際情況的調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調查清楚，把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把握準確，把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研究透徹，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36］；調查研究是科學決策的基礎，“我們作出一項科學合理的決策，往往需要大量客觀、真實、有效的信息。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強調查研究，問計于基層，問計于群眾，看到第一手材料，獲得真知灼見，形成正確思路，作出科學判斷”［37］。在開展調查研究的方法論層面，他特別強調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認為要了解實際，就要掌握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堅持密切聯系群眾，認為調查研究是密切聯系群眾的重要途徑，是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切入點和重要環節。在實踐層面，習近平的社會調查凸顯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導向、解決問題的問題導向、方式恰當的過程導向以及科學決策的結果導向等特征。在制度層面，習近平注重加強調查研究的制度建設，建立完善搞好調查研究的長效機制。黨的十八大后，中央出臺“八項規定”，第一條就是改進調查研究。2023年3月，中辦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成員每人牽頭一個課題開展調查研究。一系列制度規定的出臺，使調查研究真正成為各級領導干部自覺的經常性活動。

三、分異與交匯：兩種社會調查傳統的比較分析與前景展望

學術型社會調查和應用型社會調查各自走過一條相對獨立的發展道路，在諸多方面形成了明顯的差異化特征，也各有其自身的優勢與局限性。同時，兩者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相互學習，交匯融合而成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調查。

（一）分異：兩種社會調查傳統的特征比較

兩種傳統的社會調查在理論基礎、目標達成路徑、任務側重以及方法技術等方面都有明顯差異，也有各自的優勢與局限。

1.理論基礎

學術傳統的社會調查以社會科學中的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為理論基礎。實證主義主張用觀察、實驗和比較等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注重經驗研究和社會調查?？椎绿岢?，一切科學知識都必須建立在來自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的基礎上，這成為各種流派的實證主義哲學都承認和接受的首要原則。涂爾干把實證主義社會學推向高峰。他指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事實，社會學的研究任務是揭示社會事實之間所存在的結構的、功能的和因果的關系。新實證主義則把社會有機體的基本觀點演化成現代的結構功能主義，把機械論發展為行為主義的理論公設，在強調經驗材料的重要性的基礎上，力圖通過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化等研究手段，達到研究的精細化和準確化。行為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基本主張一致，即將可觀察的事實作為研究對象，包括有機體的外顯行為以及有機體內部的心理過程。

革命傳統或黨政系統的社會調查則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在本體論層面，它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在把握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基礎上探究對具體問題的本質認知并尋求問題解決之道，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階級結構與階級關系作為社會調查的主要內容。在認識論層面，它堅持可知論，認為社會規律是可以通過調查研究來加以認識和掌握的；它堅持實踐論，認為調查研究就是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分析和理論升華，而且調查結論的真理性也需要用實踐加以檢驗。在方法論層面，它堅持唯物辯證法，用普遍聯系、發展和矛盾的觀點開展調查研究。其中，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也是確保社會調查結果科學性與準確性的根本方法，要求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調查研究過程中盡可能廣泛地收集材料，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黨的歷代領導人開展的社會調查活動，很好地體現了以上特征。

2.目標達成路徑

學術傳統和革命傳統的社會調查在根本目標上有一致性，即致力于在認識中國社會的基礎上改造中國社會。因為兩者都誕生并初興于中國“總體性危機”的年代，它們都致力于擺脫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的落后狀況，探索使中華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徑與方案。然而，兩者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想路徑大不相同。

學術傳統的社會調查開創者設想的是漸進式改良的路徑。例如，主持定縣調查的晏陽初就曾積極投身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其社會調查主要是為鄉村建設的實驗而服務的。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除開展社會調查之外，更是不遺余力地從事掃盲和文化教育、動植物良種引進和推廣、建立農村醫療保健體系等鄉村建設活動。應該說，鄉村建設運動對于推動當時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對于鏟除帝國主義和封建殘余勢力統治之“根本問題”卻力有未逮。革命傳統的社會調查開創者倡導以徹底的政治社會革命來實現對舊社會的改造。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保?8］這意味著，此時他已初步明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1948年4月，毛澤東在《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將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并列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任務。毛澤東在革命時期所有的社會調查活動，都服務于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以政治社會革命走出近代中國內部渙散貧弱、外部又遭受外敵入侵挨打的“總體性危機”這一根本目標。

3.任務側重

在社會調查中深入了解和認識中國社會，并在此基礎上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兩種社會調查傳統共同的歷史使命，但兩者在具體任務上各自有所側重。作為社會調查學術傳統的重要代表人物，費孝通曾說過，“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說我過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還要繼續堅持下去的就是能認識中國社會”［39］。關于社會調查的使命任務，他說，“我要努力去了解中國，為的是想解決中國的問題”［40］?！耙J識中國社會，認識中國人，不認識中國農民生活，不認識農村經濟是不行的，由此可知，農村調查是達到我們認識中國社會、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徑”［41］。作為社會調查革命傳統的開創者，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保?2］可見，在發現知識和解決問題兩種任務之間，社會調查的學術傳統和革命傳統各自有所偏重。前者偏重發現知識、構建理論，費孝通等社會學家所開展的社會調查活動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后者則偏重解決問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毛澤東等領導人所開展的社會調查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

4.方法技術

社會調查的學術傳統和革命傳統都注重研究者親身開展實地調查，但在具體方法和技術上有較大差異。在調查對象的選取上，前者強調調查樣本對總體的代表性，注重科學抽樣技術的運用，從而通過對樣本的調查獲得對總體的認知，或者是在個案調查的基礎上進行類型分析和比較分析，從而獲得對事物的總體認知；后者則注重調查對象的典型性，通過典型調查了解中國特殊國情，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在調查資料的獲取上，前者主要運用觀察、訪談、問卷等調查方法獲取定性或定量資料，后者則走群眾路線，運用實地考察（視察）、個別訪談、調查會（座談會）等方法，了解社情民意。在資料分析方法上，前者主要運用統計方法分析定量資料，用類型分析、比較分析、概念和理論建構等方法來處理和加工定性資料，后者則主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尤其是矛盾分析法，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透過事物現象發現本質規律，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形成理論，而又在實踐中檢驗理論。

5.優勢與局限

學術傳統的社會調查接受實證社會科學的學科范式，遵循“假設—檢驗”的科學發現路徑，科學性是其最突出的優勢。盡管某個具體調查的科學性也受研究者個人能力和方法應用是否正確的影響，但規范化操作程序的確立使得這種個人影響被降到最低。它主要的局限在于調查的時間周期往往較長，成果產出較慢，因此具有成本相對較高、效率相對較低的局限性。革命傳統的社會調查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思想，在獲取實際資料的基礎上，以研究者個人的認知能力為基礎進行邏輯思維和判斷，能夠直指事物要害和本質，往往具有高產出、高效率的優勢，但其科學性則受研究者個人能力、主觀能動性以及正確的調查態度和方法等因素的影響更大。

（二）交匯：邁向具有國情特色的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

事實上，盡管兩種社會調查傳統存在諸多差異，分別走過不同發展道路，但它們并非截然分割，而是相互影響、相互學習的。展望未來，兩種社會調查傳統要進一步加強相互交流，在調查的理論基礎、方法技術等方面進一步融會貫通、優勢互補，向具有國情特色的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邁進。

1.理論基礎

在理論基礎方面，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之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體來說，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指導思想的地位與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必須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調查研究的實質就是實事求是，即努力探究事物的內部聯系和客觀規律。只有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通過調查知真情、出真知。其次，必須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眾不只是問題反饋者，群眾當中更是蘊藏著解題答案。最后，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萬物普遍聯系、永恒發展、矛盾對立統一的觀點為開展社會調查、認識客觀事物和探究客觀規律提供了基本的思維方式與認知框架。同時，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可作為方法論的有益補充。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主張以可觀察、測量和檢驗的經驗事實為基礎來發展科學知識，社會調查不能憑主觀想象，也不同于理論研究的哲學思辨，必須通過程序化、操作化的方法與手段獲取客觀資料，探求規律性知識。因此，它們可以為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提供補充性的方法論指導。特別是，在了解民情民意、探究公眾心理、態度與行為傾向時，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可以在調查對象的選擇、調查技術與方法的運用、資料分析方法等方面提供具體解決方案。

2.目標達成路徑

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要實現對兩種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仍然以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為調查的目標，但此調查目標又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的更高目標。在目標達成路徑上，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既不能照搬學術傳統的局部改良路徑，也不能承襲政治社會革命路徑，而應以改革和發展為根本路徑。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經濟社會發展遇到的新情況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去適應，出現的新問題需要用改革的辦法去解決，而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也能夠為深化改革提供重要基礎。正如《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所指出的那樣，當前國內改革發展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和各種風險挑戰及困難問題，急需通過調查研究把握事物本質和規律，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因此，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要圍繞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主題，做好事關全局的戰略性調研、破解復雜難題的對策性調研、新時代新情況的前瞻性調研、重大工作項目的跟蹤性調研、典型案例的解剖式調研、推動落實的督察式調研。

3.任務側重

與社會調查的學術傳統和革命傳統分別側重發現知識和解決問題不同，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在理論與實踐中強調兩者并重、不可偏廢，力圖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理論與實踐之間原本就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理論來源于實踐，又指導和反作用于實踐；實踐則檢驗理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促進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因此，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在任務側重上既強調發現知識和建構理論，也注重解決改革和發展面臨的實踐問題。就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而言，知識發現和理論建構的對象正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困難問題，而妥善處理改革與發展所面臨的深層次矛盾與困難問題又是發現知識和建構理論的目的。正是在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發現問題、探索知識、升華理論，又將知識與理論指導改革與發展的實踐，接受實踐的檢驗，由此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

4.方法技術

在方法技術的應用上，黨政系統較早就開始應用社會科學的普查和抽樣調查方法。例如，新中國成立初開展的全國人口普查、全國工業普查以及職工和農民家庭收支情況的抽樣調查等，體現了革命傳統的社會調查向學術傳統的社會調查的學習借鑒。反過來，學術傳統的社會調查也可以向革命傳統的社會調查學習，尤其是在資料分析上借鑒后者的唯物辯證法、矛盾分析法等思維方式和分析方法，透過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在方法技術的應用上，更應結合兩種傳統的方法技術加以使用。例如，以普查或抽樣調查獲取對事物整體的全面認識，以典型調查獲取對事物局部的深入理解；通過問卷調查或統計資料開展定量研究，通過觀察和訪談開展定性研究；在具體問題的調查研究上，可以在調查研究的不同階段或者對研究問題的不同方面分別使用不同方法，從而實現兩者的結合。

5.兩種傳統的優勢互補

兩種傳統的社會調查各有自身優勢和局限性。學術傳統的社會調查以科學性為其最突出的優勢，同時也有成本相對較高、效率相對較低的局限性。革命傳統的社會調查往往具有高產出、高效率的優勢，但其科學性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融合發展的目的就在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在具體調查項目的實施過程中，調查者必須對人力物力財力等限制性因素予以通盤考慮。此時，綜合運用兩套系統的調查方法，以其中一種進行探索性研究而以另一種對探索性發現進行驗證，可以發揮兩者各自在效率和科學性上的優勢，從而達到優勢互補的效果。

結語

本文嘗試對中國社會調查長達百余年的發展歷程進行歷史考察，雖力求全面，仍難免掛一漏萬，無法全盤列舉所有重點人物、重要活動和成果。不過，本文無意堆砌史料，而意在梳理中國社會調查的發展脈絡，總結其經驗教訓，進而探索其發展規律?；赝麣v史，社會調查在中國發展形成了學術型和應用型調查兩種傳統，兩者各自走過相對獨立的發展道路，在理論基礎、目標達成路徑、任務側重、方法技術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特征，各有其優勢與局限。另一方面，兩者經歷了類似的三階段發展歷程，從中也可以總結出一些共同經驗，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正確認識和處理“洋”與“土”的關系?；仡櫄v史，兩種社會調查傳統的形成與發展都是一個源之于“洋”而植根于“土”的過程，其成果都是在學習借鑒國外理論的基礎上扎根于中國本土實踐才取得的。社會調查的學術傳統是老一輩社會學家學習和運用西方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開創的，其成果是在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過程中形成的，特別是“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等理論成果的產出，更是對中國社會迥異于西方社會之獨特性的精煉概括。社會調查的革命傳統是老一輩革命家在學習和吸收馬克思主義精髓的基礎上，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特別是開調查會等“土”方法的創造和運用，更是體現了毛澤東等革命領袖根據環境條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的創造性發揮和運用。展望未來，始終以開放態度學習、借鑒和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發展本土理論與方法，解決本土問題，仍然是促進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所必須堅持的原則。

其次，正確認識和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中國社會調查理論與方法的發展，既受到理論的指引，更受實踐需要的直接推動；而社會調查取得的理論成果，其目的終究在于指導實踐，同時也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社會調查革命傳統的形成與發展，既奠基于馬克思主義提供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支持，更是源自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需要。革命時期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需要和建設時期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需要，是中國社會調查過去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源，也是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未來繼續發展的原動力。

最后，正確認識和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必須跳出的一個認識誤區是，簡單地將老一輩革命家所創造的、迄今仍為黨政系統大量運用的典型調查等方法視為傳統調查方法，緊盯其缺陷而加以批判，同時將源自西方社會學的抽樣調查等方法視為現代調查方法，一味突出其優點而加以倡導。與其說這兩種體系的社會調查是“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毋寧說是形成了中國社會調查的兩種傳統，兩者都具有各自的局限性，都面臨“現代化”發展的挑戰，而其未來現代化的發展出路就在交匯與融合。

展望未來，必須在正確把握“洋”與“土”、理論與實踐以及“傳統”與“現代”三大關系基礎上，進一步推動兩種社會調查傳統的融合，從而朝著具有國情特色的新時代中國社會調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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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ospect

Yi Shenbo/Peng Xi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social investig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two main schools or traditions in China.One is the academic social investigation originated from modern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and developed by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ists，which can be called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Chinese social investigation.The other is the applied social investigation created，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CPC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which can be called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of Chinese social investigation.The two have experienced similar development process，and meanwhile they show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basis，approach to goal，task focus，methodology and technology.The former takes positivism and behaviorism of social sciences as its guiding ideology，mainly carries out investigation through sampling survey，field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and focuses on the discovery of knowledge，so as to understand and improve the society.The latter，with Marxism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focuses on solving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insight and analysis through typical investigation，field investigation，forum and other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and aims to change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political and social revolution.In the new era，we should realize the mutual supplementa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by mutually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in guiding ideology and methodology.Besides，we must，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correctly recognizing and handling the three relations between“the foreign”and“the local”，“the traditional”and“the modern”，as well as theory and practice，march forward to the study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Investigation;Academic Tradition；Revolutionary Tradition;Development Process;Prospect

矯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