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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報刊視域下小說評點新變及理論價值※

2023-12-20 18:20李曉麗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23年9期
關鍵詞:評點報刊小說

李曉麗

內容提要:評點作為古代小說批評與理論建構的主要形式,興于宋盛于明清,是極富民族特色與文化內涵的文學批評樣式。至晚清,伴隨新興報刊媒介的興起,機器印刷排版技術與連載刊行方式的變化,孕育了小說評點的新形態,建構了小說評點的新范疇,拓展了小說評點的敘事功能。在晚清報刊視域下,深入思考小說評點的嬗變特征,有助于客觀呈現晚清小說創作及小說批評現代轉型的多元生態,立體揭示中國現代文學探索前行的豐富圖景。

在中國文學史上,評點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批評樣式,可溯源至秦漢的經史之學,至宋代蔚然成風?!八?、元、明以來,品藻詩文,或加丹黃判別高下,于是有評點之學”1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卷首,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金陵書局刻本。。評點以評析與圈點的方式相結合,隨文批點,不拘一格,這種以閱讀為歸趨的評注方式首次用于小說,當源于劉辰翁對《世說新語》的評點,始具有文學批評的意義。明清時期的小說評點可謂蓬勃出色,從李贄、金圣嘆到脂硯齋、張竹坡,小說評點經歷了最繁盛的時期,促進了中國古代小說批評理論尤其是敘事學理論的發展。清道光以后,小說評點逐步進入衰微期。

小說印刷傳播技術的革新預示著小說發展新前景的到來,從小說創作到出版印刷以及讀者閱讀接受的過程都迎來全新的變化,并為近代小說理論批評的變革醞釀著無限可能性。晚清著譯小說的繁盛,為小說評點提供了大量文本對象以及繼續賴以發展的可能,同時報刊媒介也對小說評點模式的變革產生了一定影響。小說評點這一傳統批評形式不僅沒有直接湮滅在“小說界革命”浪潮中,反而是借助報刊媒介載體,傳承之余又呈現出時代新變的特征,在新文學運動發生前的數十年時間里再放異彩。

一 報刊媒介促進傳統小說評點形態演變

傳統小說評點形態較為復雜,包括總評、旁批、尾評等多種評析方式,以及圈、點、抹、截等圈點符號的外部批點形式。在傳統小說評點形態演變進程中,根據不同的批評旨趣與批評對象呈現出從以雙行夾注為主向以眉批、旁批、總批為主的形態轉變,逐漸形成了自身的遞延脈絡。而評析與圈點也不只是批評形式的結合,從中亦可透視刊刻者或評點者的文學批評觀念及審美傾向,同時也是促進小說商業化傳播的重要方式。晚清時期的小說繁榮有賴于機器印刷、報刊定期連載為主的傳播方式,報刊媒介成為與書籍并存的閱讀介質,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文學狹窄而封閉的格局,促成了傳統小說評點的多元化傳播,也導致傳統小說評點的外部形態產生被動適應性改變。

第一,機器的排版印刷制約和改變了小說評點形態。小說評點起源于傳統經注史評和文選注評,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逐漸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外部形態特征。脫胎于傳統史評、注評的小說評點最初以行間夾注為主導形式,其作用主要包括:釋義、補遺、考證、論曰、音釋、補注、斷論。1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頁。其中雖已出現了“論曰”“補注”“斷論”等與評論相關聯的形式,但總體以注釋為主。至眉批、旁批、夾批形式的出現,“評”的意味開始加強,多為感悟賞析性的簡約評論,這種隨性且靈活的評論形式逐漸開始風行。而自覺有意識地對小說進行批評總結的回前或回末總評形式則提升了文人評點小說的格局。

而報刊小說迥異于書坊間的刊刻本,其編排印刷自有其固定體例,有封面、目錄,包括出售刊物價目表,編輯兼發行者、印刷者、發行者等情況介紹。晚清報刊小說多采用線裝書版式。機器排版印刷技術造成了版面整齊劃一的美觀效果,但同時也制約和改變了傳統小說評點的外部形態?!缎滦≌f》的評點形態包含了眉批、行間夾批、回末評、總評、序跋等形式,堪稱最完備的?!斑@或許正是新小說家的基本特征:當他們聲稱反叛傳統時,分明拖著一條長長的傳統的尾巴;當他們表示皈依傳統時,分明又現出西方的影響。正是這介于古今與中外之間的特殊處境,決定了這一代作家的創作視野和審美情調?!?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梢?,《新小說》之“新”分明也交雜著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沖突與融合。

《新小說》前八期中,《東歐女豪杰》與《新中國未來記》兩部政治小說的評點形式包括眉批、夾批和回末評,其中夾批均采用雙行夾注,或為評者隨性闡發之意,或為提醒讀者注意之詞,多無注釋之解。出現這樣的變化也并非偶然,由于“政治小說”這一類型是讀者所陌生的,評點者唯恐讀者誤讀或無法理解,為了更好地向讀者傳達他們的“著書本意”,自覺有意識地采用大量眉批、夾批和回末評的細讀評點形式,發揮小說導讀和教化引導的功能。而且由于眉批空間的限制,評點者不得不增加了夾批的分量。而從第八號起,梁啟超將《新小說》交給了吳趼人。吳趼人極少使用夾批,更樂于采用眉批和回末評,而這種評點偏好甚至延續至《月月小說》。

不過也有例外,《月月小說》雜志刊載了柚斧兩篇自著自評的文言小說《善良煙鼠》和《新鼠史》,其評點形式實屬特例。通覽這兩部小說中的夾批,混合了眉批和夾批、夾注以及旁批的多重功能,既有文本賞讀、理論評判,也有授人以做法之處。事實上,文中大量采用夾注括號無疑會導致行文臃腫,語氣不連貫,對讀者的閱讀無疑會造成不斷被中斷的負面影響。當民眾了解新知識新事物的途徑增多,曾經需要通過小說夾批形式注釋宣傳的各種常識逐漸變得習以為常,夾批注釋逐漸招致冷落也是意料之中,小說評點逐步由注釋向評論過渡,也從根基上沖擊了評點的傳統形式。

第二,傳統圈點形式的消退。古代小說評點中除了評,還有圈點批抹。古代之圈點記號法通常于文章精神筋骨關鍵處進行抹筆、圈點,批抹圈點的作用一為句讀,二為標出文中的“警語”“要語”“字眼”等文字警策之處,其賞析指導性用意一目了然。古代圈點形式主要包括畫截、側抹、中抹、側圈、側點、正大圈、正大點等符號,以及黑、紅、青等多種顏色,共組合成十六種記號,圈點形式極其多樣。

晚清報載小說為了適應機器排版鉛印的便利,圈點形式被盡可能簡化,取消了字上大圓圈、字旁長直線、右折長直線等形式;雙圈、連圈、雙點、連點等也只在少數長篇章回體小說中保留,并呈遞減趨勢;使用頻率較高的是單圈、單點。而且在翻譯小說中,不僅圈點形式大量簡化減少,而且開始逐步出現西式標點如“!”“?”等。晚清報刊大多采用黑白單色印刷,所以古代圈點中不同色彩標注的方式也隨之取消。圈點只保留最基本的句讀作用,而最初作為“不評之評”的功效已開始消退,這也意味著傳統評點形式注定走向沒落。

晚清報刊定期連載、隨寫隨刊的特征對著者與評者皆提出時效性的要求,“讀新著小說者,每咎其意味不及舊著之濃厚,……新著小說,每每取其快意,振筆直書,一瀉千里;至支流衍蔓時,不復知其源流所從出。散漫之病,讀者議之”1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總評》,《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辛卷,上海廣智書局1911年版。。當原本屬于“流連欣賞,隨手腕加評”2張潮:《〈虞初新志〉凡例》,《虞初新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的即興式評點開始進入程式化快速消費生產模式的時候,評點者們難免會出現審美倦怠。在這種匆忙敷衍應付的疲沓狀態下,眉批、回末評的方式尚且無暇顧及,更談不上多樣化的圈點形式。晚清小說有些評點只滿足于一味鼓吹小說政治改良功效,“評一小說,必大倡謠俗改良之旨”3黃摩西:《〈小說林〉發刊詞》,《小說林》第一期,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空洞的理論倡導久而久之必招人厭,這也成為晚清后期小說評點逐漸衰微的潛因。

第三,“編者按”的評點形式開始出現。1833年8月1日,德國傳教士郭實獵在廣州創辦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刊載各類文章時,經常采用“按”的形式附上一段編者的評論,如同現今報刊中的“編者按”,從而形成了報刊出版中西合璧的編纂方式。后來這種“按”“記者曰”等新聞評論的方式被廣泛運用于維新報刊,而《新小說》的辦刊體例原本就是延續了《新民叢報》,因此這種最初運用于時事新聞類評論的“編輯按語”,自然移用至小說期刊中,編輯們通常會在小說某一期連載的幾個章節末尾附上“編輯按語”式的總結評論,此種文后評或出于編輯的自發行為,或出于小說作者之委托,具有一定的自由度。有時在報刊編排上可以根據版面需求進行合理調節,有時也能發揮補白的作用,因而成為小說評點的新形式。

《月月小說》第二號中刊載的札記小說《新庵譯萃》,其中多處出現“按”語,或夾在文中,或于文末出現,多為注解:

按李士德(Liszt),亦匈牙利之著名洋琴彈奏家也,兼工畫術,始見巴牙尼尼之樂噐,而改良洋琴之構造,聲名藉甚。一八八六年,航海至英倫,歸國未久而卒。一八一一至一八八六年間人也。

《小說林》第九期中,刊載海虞邵粹夫短篇小說《停車場》,描寫發生在某停車場巡警團大張旗鼓屈膝諂媚迎送上司的壯觀場面,文末的“記者曰”卻是一番批判之意:

以公家所有之物,為逢迎博歡之具,此在今日何地蔑有,何界不然。文明如學生,高尚如學生,提學之來,督撫之去,猶紛紛迎送,不以為恥,何莫非監督提調借以博上官歡哉。(日人某氏游歷南滿見學生迎送,詫為異聞,載諸日記,確切可考)甲乙二人,一則正言以彈,一則反言以諷,要皆不滿于巡警所為,陋哉,其少所見而多所怪,正與吾同。

而徐念慈在編輯《小說林》時,也常常采用“按語”式的批評即“覺我贅語”,與上述列舉的多為注解或主旨性評價不同,徐念慈在“覺我贅語”中,著意于小說的藝術層面評析,對當時小說理論的許多問題發表了新穎而精辟的見解,尤其是對小說創作的藝術規律與審美價值的認識,代表著晚清小說理論發展的較高水平。

二 報刊媒介構建小說評點價值新范疇

報刊媒介的興起為更好發揮小說作為思想啟蒙利器的作用,深入推進“小說界革命”理論的宣傳與實踐提供了重要載體,也為發表小說理論批評開辟了“公共空間”,新的小說批評形式如專題論文、發刊詞、評林等皆出現在各類小說期刊上。新生的批評模式正在逐漸消解傳統批評體系,小說評點已不再是主要的批評形式,而且其部分功能正逐漸被取代。面對批評空間的壓縮,晚清小說評點既不是自娛性的情感抒寫,也不是商業性的自吹自擂,那么為何新小說家們依然選擇或保留小說評點這種傳統批評形式呢?其原因在于:

其一,報刊媒介改變了傳統文學批評的弱勢格局。文學的傳播方式不僅與社會環境相聯系,而且也受到物質生產技術水平的影響和制約。由于古代書籍刊刻出版的速度非常緩慢,傳統文學批評或局限于批評者自身,屬于“自言自語”的個體行為,或常常落后于文學創作,多為后人對前人的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的批評。這些理論見解很難在作者與批評者以及其他批評家之間形成橫向的即時性互動效應,自然也削弱了文學對于社會的影響力。

而晚清時期,出現了以機器復制工業取代傳統手工業作坊生產的階段,實現了文學作品“朝發一紙,夕布萬邦”的快速傳播效果,也促成了小說理論批評的多元化傳播。報刊媒介突破了傳統手工抄寫與雕版印刷的限制,積極參與到文學的生產與傳播的過程中,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文學批評的弱勢格局,而且作品一經刊載常迅捷獲得批評,甚至出現作品與評點同時刊載的局面。有關小說理論批評的探討研究不再是個體的封閉性行為,而發展成為具有自發主動意識的共時性互動批評。報刊媒介不僅準備了更為廣闊的傳播市場,新型的作者、讀者和評點者,同時報刊商業化的運營模式也打破了地域空間流通傳播的限制,為小說批評提供了共時性的互動空間,使其產生廣泛影響成為現實。

其二,小說評點是晚清文人最熟悉也較為推崇的小說批評方式。晚清著名小說理論家邱煒萲在《金圣嘆批小說說》中云:“蓋以小說之有批評,誠起于明季之年,……批小說之文原不自圣嘆創,批小說之派卻又自圣嘆開也?!?邱煒萲:《金圣嘆批小說說》,阿英編:《晚清文學叢抄·小說戲曲研究卷》,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91、389頁。邱煒萲推崇金圣嘆及其小說批評,并發出對其不平處境的感喟。他認為金圣嘆的小說批評“句評節評,多聰明解事語,總評全序,多妙悟見道語,又是詞章慣家,故出語輒沁人心脾”2邱煒萲:《金圣嘆批小說說》,阿英編:《晚清文學叢抄·小說戲曲研究卷》,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91、389頁。。這是中國小說批評史上第一篇將金圣嘆的評點作為一個獨立整體對象來考察小說批評的產生、歷史、功能等方面,可視為小說批評學的萌芽,對小說地位的提高有促進作用。觚庵在《觚庵漫筆》中亦多提及金圣嘆所論讀法和毛宗崗的批評對于讀者的重要作用,如若不善讀小說,則會造成“還珠買櫝”“豬八戒吃人參果”的后果。

余最佩圣嘆先生所論讀法中,有急讀、緩讀之二法……作小說難,讀小說亦不易。率爾操觚者,固不足入著作林;而還珠買櫝,亦為作者所深痛也。1觚庵:《觚庵漫筆》,《小說林》第五期,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

《三國演義》一書,其能普及于社會者,不僅文字之力。余謂得力于毛氏之批評,能使讀者,不致如豬八戒之吃人參果,囫圇吞下,絕未注意于篇法、章法、句法,一也。2觚庵:《觚庵漫筆》,《小說林》第十一期,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

平子在《小說叢話》中更是連連發出感嘆,聲稱:

然余于圣嘆有三恨焉:一恨圣嘆不生于今日,俾得讀西哲諸書,得見近時世界之現狀,則不知圣嘆又作何等感情。二恨圣嘆未曾自著一小說,倘有之,必能與《水滸》、《西廂》相埒。三恨《紅樓夢》、《茶花女》二書出現太遲,未能得圣嘆之批評。3平子:《小說叢話》,《新小說》第八號,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

可見,晚清小說家們充分肯定了李卓吾、金圣嘆等人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理論先驅的地位,并受其影響很深。晚清小說理論家們同樣非常重視小說的讀法,經常利用序跋、評點、小說叢話之類的批評形式給予讀法上的指導。

其三,報刊媒介賦予晚清小說評點“開覽者之智”的附加功能。袁無涯本《水滸傳》中《忠義水滸全書發凡》一文對“評點”的闡釋:“書尚評點,以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也。得則如著毛點睛,畢露神采?!?袁無涯:《忠義水滸全書發凡》,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頁。晚清眾多應“小說界革命”而興起的報刊多傾向于啟智新民的辦刊宗旨,作為小說理論與創作實踐的風向標,也影響著小說理論批評生成的取向與價值衡量標準。事實上,晚清時期專職從事小說理論批評者寥寥無幾,大多身兼多職,集編者、著者、譯者、批評者于一身,而報刊陣地恰恰能夠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聚集于周圍,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批評群體。他們認為讀新小說“不可不換新眼以閱之,不可不換新口以誦之,不可不換新腦筋以繡之,新靈魂以游之”1《讀新小說法》,《新世界小說社報》第六期,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907年2月27日)。,所以“新小說”評點則是將“開覽者之智”置于首位,“故掇取學理,去莊而諧,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2魯迅:《〈月界旅行〉辨言》,《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頁。,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借助報刊媒介與小說的聯姻宣傳他們改良群治、啟智新民宗旨的過程中,晚清小說評點在“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之外,理所當然承擔著灌輸新知、開啟民智的附加功能。

要達到“開覽者之智”的效果,必須讓讀者善于讀小說,而學會正確的讀法,小說評點形式可謂當仁不讓?!蹲x新小說法》中羅列了不知讀法的種種弊端:“沉沉支那不受小說之福,而或中小說之毒,無讀人耳。小說固所以激刺人之神經,挹注人之腦汁。神經不靈,腦汁不富,欲種善因,翻得惡果。其弊在于不知讀法?!?《讀新小說法》,《新世界小說社報》第六期,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907年2月27日)。晚清西學東漸,新名詞、新事物層出不窮,為了有助于讀者更好地接受了解,評點者頗有耐心地一一詳解。

新小說家們努力通過不同題材滲透民主、民權、自由、獨立、權利等思想意識,揭露批判社會黑暗和官吏腐敗,以及破除愚昧迷信、向往科學先進的未來世界,具有共同一致的進步傾向。而評點者們則會借小說評點的形式進一步闡釋引申,釋義和訓導。有關國家、政治、立法、行政、司法、黨派等專用術語在小說批語中多次出現,小說文本中無法承載的內容,借助于評點的形式補充闡釋,以此強化各類小說的政治宣導和道德教化以及擴充新知的重要意義。

小說創作如果過分注重思想層面表達,一味強調對社會變革的功用,自然就會忽略小說文體的藝術特征,俞佩蘭在《〈女獄花〉敘》中直言:“近時之小說,思想可謂有進步矣,然議論多而事實少,不合小說體裁,文人學士鄙之夷之?!?俞佩蘭:《〈女獄花〉敘》,《女獄花》卷首,泉唐羅氏藏板,1904年。在當時能夠認識到“議論多”有悖于小說文體實屬不易。盡管這一類小說可能由于“開口便見喉嚨”,導致“于小說體裁多不合也”,2公奴:《金陵賣書記》,開明書店1902年版??稍谕砬逄厥鈺r期,小說創作“思想”之優劣首先是評價作品優劣的重要標準,“皆傅以偉大國民之新思想”3海天獨嘯子:《〈女媧石〉凡例》,《女媧石》卷首,東亞編輯局1904年版。,“思想者,所以造成世界者也”4《論科學之發達可以辟舊小說之荒謬思想》,《新世界小說社報》第二期,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九日(1906年9月7日)。。晚清小說評點不再以小說文本潛在的市場經濟利益為主要導向,而提倡須具備“萬法眼藏”,將“國俗之隱情”“民力之程度”置于批評旨趣首位,更好地傳達著者之意。

三 報刊媒介拓展小說評點者的角色功能

在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史上,評點者群體的構成是比較獨特的文學現象。與傳統詩文以文人點評為主不同,小說評點者組成大致包括書坊主出于盈利參與評點、文人出于閱讀興趣進行評點以及小說家自娛性的自著自評三種類型。小說評點因文人的加入不僅對小說地位的提高發揮積極推動作用,促進了小說理論性和藝術性的發展,同時也提升了評點者本身的社會影響力。小說評點在依附于對象文本的同時,也對小說文本在意義構成上產生實質性影響,與小說文本之間已然形成閱讀張力,潛移默化中對讀者的閱讀產生影響。但由于印刷傳播條件的限制,小說評點與文本常常并非同步而是滯后很多,多屬于“自言自語”的批評者個體行為。

到了近代,出現了以機器復制工業取代傳統手工業作坊生產的階段,大量專門性的出版書局代替了傳統書坊,以鉛字排版、機器印刷的紙質載體包括報紙、雜志、書籍開始流行傳播,西方文學作品的大量翻譯介紹開拓了文學視野,并開始出現報人、編輯、作者、批評者多重身份兼任的現象。因此,報刊媒介不僅為小說創作與批評建構了共時性的互動空間,同時促進小說評點者的角色及敘事功能發生改變。

首先,報刊媒介構建了著者、譯者與評點者之間的新型關系。與明清時期刊刻的單行本成品不同,晚清小說主要傳播載體為定期連載刊行的報刊,評點者常常面對的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小說,如“新小說”開山之作《新中國未來記》便是處于邊醞釀構思邊創作發表的狀態,梁啟超也不得不擔憂:“故結構之必凌亂,發言之常矛盾,自知其決不能免也?!?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新小說》第一號,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事實上,這部“發愿專為此編”的政治小說大作從《新小說》第一號開始刊載,前三期只刊載了四回,中途遭遇衍期,直至第七期才補上第五回,終“殺青無日”。而這部小說只有前四回有評點,我們不難猜測,梁啟超完成了前四回的創作之后,即交付給了評點者平等閣主人(狄葆賢)和談虎客,囑其代為評點,而第五回斷斷續續至第七號才續刊,匆忙付印,無暇補上評點。由此可知,晚清報載小說的他評,顯然已不再是評點者出于對前人或時人小說的濃厚興趣,或純粹以評點來自娛,而多為受著者、譯者之邀為之作評,前提是著者與評者關系比較親近,能夠隨時應著者之需為之加評,并且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并交付印刷。梁啟超、韓文舉、歐榘甲、羅普、狄葆賢、羅伯雅均為康門弟子,彼此私交甚好,盡管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緒言中,已經指出了這部政治小說的弊端。但作為評點者的狄葆賢并未加以指摘,句句批語流露出褒揚之意。同人評點的現象也出現在翻譯小說中。這也是當時的一種風氣,一個人照譯原文,由另一個長于辭藻的人替他修改潤飾,發表時一同署名。

評者與著者、譯者之間關系的密切,有助于評點者了解著者、譯者的思想傾向和創作意圖,而且評者在小說評點中有關作者生平的文字更為小說研究提供十分寶貴的史料。晚清報載媒介的特殊性使得評者與著者、譯者之間形成了比較親近熟悉的關系,為評者提供了便利,可以近距離了解著者或譯者的思想,甚至可以及時溝通交流形成互動,通過評點對著者的觀點和意圖進一步補足與延伸,并注意從藝術層面對小說進行審美評析,盡管其中以傳統字法、句法、章法等文法批評居多,但依然不乏具有理論價值的新見解。當然,其中也存在評點者難免會對朋友過多溢美夸張之詞,而相對有欠客觀公允。

其次,報刊媒介促使評點者對小說類型觀進行理論探討。到了晚清,新小說家們自覺不自覺地與傳統文學保持著距離,立志創作出迥異于傳統“舊小說”的作品?!靶滦≌f”范疇不僅包含應“小說界革命”倡導而興起的自著小說,也包括大量翻譯引介的西方小說,而“新小說”類型歸屬問題開始得到重視。雖然在“小說叢話”“小說小話”等由小說報刊開辟的專門探討小說理論的欄目中,也就小說類型進行探討,但常常是泛泛而談。而集中對某種小說類型進行創作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探討恰恰是小說評點這一批評形式。

周桂笙是晚清最先使用“偵探小說”名稱的小說翻譯家。1904年,周桂笙在《〈歇洛克復生偵探案〉牟言》中肯定西方國家尊重人權,“茍非證據確鑿,不能妄入人罪”;同時對比中國“動以刑求,暗無天日”。1周桂笙:《〈歇洛克復生偵探案〉牟言》,《新民叢報》第五十五號,光緒三十年九月十五日(1904年10月23日)。針對晚清司法黑暗的現狀,偵探小說的翻譯無疑能帶來嶄新的西方法律理念,以此作為翻譯介紹“偵探小說”的初衷。周桂笙在《電術奇談》第二十三回回末評中,進一步借小說評點這一形式揭露了當時中國“刑律訟獄”的黑暗慘狀:

中國之問案,動輒以刑求,有所謂天平架者,有所謂跪鐵鏈者,鞭背者,答臀者,不一而足,罪案未定罪狀未明以前,先受此無名之慘酷,使冤抑已明,果屬無罪,則所受者已不能退還矣,嗚呼,公堂云呼哉,地獄耳,審訊云乎哉,威逼耳。2《電術奇談》第二十三回回末評,《新小說》第十七號,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906年2月21日)。

《毒蛇圈》第九回為了偵查案件真相,警署總辦帶領警員深夜探查空屋,偵查過程細致嚴謹,不放過蛛絲馬跡。評點者吳趼人于回末評道:

凡遇一疑案到手,只要細心體察,雖未必驟能盡得案情,然亦未有不略得眉目者,觀此回于空室中搜尋,不見一人,惟發現閑閑幾件物件,彼警察中人,各述其意見,此案之情節已相去不遠矣,夫豈徒以刑求者,所得夢見耶?3《毒蛇圈》第九回回末評,《新小說》第十二號,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904年12月1日)。

《電術奇談》第二十三回敏達與警察署偵探查明案件真相之后,檢事官提起訴訟,判事官及檢事官、原告與被告、辯護律師與證人、書記員及陪審團在法庭上展開審訊與辯駁,周桂笙再次評道:

觀其訊此一案,經若干見證,若干駁詰,然后定案,判斷時,復以陪審官意見,當眾宣布,一若仍恐犯人尚有冤誣也者,而犯人于應受之刑法外,別無絲毫痛苦,嗚呼,其視地獄威逼者為何如耶,然而微偵探之力不及此,此偵探之所以可貴也。1《電術奇談》第二十三回回末評,《新小說》第十七號,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906年2月21日)。

評點者在讀者接受過程中,很好地發揮了引導介紹的功能,細心剖析西方審訊制度及偵探探案的經過,不時與中國斷案過程相比較,為中國讀者了解西方先進政治、法律、社會諸方面打開新的一扇窗。當然,在翻譯偵探小說的過程中,譯者與評點者既注重介紹西方司法制度的公正嚴明性,批判中國官場的黑暗腐敗,同時有意識地將傳統道德教育貫穿其中,通過翻譯改寫和評點的方式體現中西文化沖突與協商結果,也成為我們考察中國現代思想產生的脈絡線索。

最后,報刊“時效性”特征影響小說評點模式及敘事學功能。晚清動蕩不安的政治時局為小說家們提供了豐富的現實題材,他們密切關注著社會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為了適應報刊定期連載及“時效性”特征,他們無暇邀請他評,而是更傾向于自著自評的獨立批評模式,自覺有意識地借助評點來闡發主旨。

如晚清頗為“多產”的小說家吳趼人,其創作或衍義的十七部中長篇小說最初刊載或出版時,有九部小說均隨刊附有評點。其中除譯作《電術奇談》是其好友周桂笙為其評點外,其余八部皆為自評。如《恨?!啡珪?,每回皆有眉批。據作者所言,該著“僅十日而脫稿,未嘗自審一過,即持以付廣智書局”2吳趼人:《說小說·雜說》,《月月小說》第八號,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盡管刊載時未明確標明評點者,我們依然可以推斷,連吳趼人自己都無暇自審即交付印刷,更別談請他人為之作評了,所以當是自評?!独C像小說》中《文明小史》和《活地獄》的作者均署南亭亭長,而加評者又分別署自在山民、愿雨樓,實則這三者均出自李伯元一人之手。1魏紹昌:《〈海天鴻雪記〉的作者問題》,《晚清四大小說家》,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頁。在《新小說》等小說報刊中刊載的自著自評小說,除《新新小說》中《俠客談》和《菲律賓外史》兩部小說特別標注“著者冷血,批解冷血”“著者俠民,評者俠民”以外,其他皆只注明小說作者,對作者即評點者的雙重身份均隱去不提。這種或托名或匿名的方式,究其原因,自著自評的小說家們希望與小說文本之間保持相對客觀的距離,試圖在讀者心目中建立“敘述者和評點者”的權威感,故意設計擬想“評點者”,或淡化隱去自評的標識,意圖在讀者心目中構建起真實可信、客觀理性的評點視角,不至于被詬病為自說自話、自吹自擂。

既然為了適應報刊刊行需求,作者自發主動選擇了自著自評的模式,就需要積極調整身份角色意識,將自己擬想為“評點者”,定位為理想讀者的身份,與小說文本的敘述者、敘述接受者一同處于話語層面,以隱含讀者的陌生化視角進行評點,從自身的體悟出發,在話語層面對故事中的人物、情節、結構、思想、藝術成就等諸多方面進行闡釋和批評。評點不再是“自言自語”細品精讀的個體封閉式藝術鑒賞行為,轉而開始借助報刊媒介建構的傳播空間不斷與讀者進行互動,指導讀者如何閱讀,形成了自著與自評之間矛盾沖突的張力感。在這些小說文本中,隱含作者和敘述者、評點者、理想讀者是四位一體的,他們都是作者思想觀念、創作理念的代言人和執行者。因此,當小說的社會功用價值與維新改良、新民啟智、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緊密結合,評點者的角色功能也隨之進一步拓展深化,這也是適應讀者閱讀期待的必然趨勢。

從自著自評的小說文本內部來看,作者化身為“擬想評點者”,具有一定能動性,能夠與文本內部其他主體如敘述者、敘述接受者乃至讀者之間進行對話交流。其中不得不提《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部譴責小說采用了分層敘述模式,開篇即設置跨層人物敘述,并由此引出主體部分故事及其敘述者?!抖昴慷弥脂F狀》開篇“楔子”的敘述者與小說主體故事部分的敘述者并不統一,“楔子”的敘述者是一個超越作者的敘述人,他向讀者講述了小說手記的來歷及成書過程,并為讀者提供了主體故事的敘述者,所以“楔子”是居于主體故事之上的超故事層?!靶ㄗ印敝袛⑹稣咭缘谌朔Q全知視角講述19世紀末的上海,一心痛改前非的“死里逃生”在甕城偶然路遇一位衣衫襤褸卻氣宇軒昂的漢子,將一本書贈給“死里逃生”,篇首署著“九死一生手記”,漢子聲稱此書為其知己朋友所寫,欲覓知音人相托付,并囑咐“死里逃生”代為傳揚?!八览锾由钡昧耸钟浿?,“將這本冊子的記載改作了小說體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評語”。然后寄給了橫濱新小說社付印。并于小說第二回開頭再次聲明,新小說社記者閱后準備逐期刊布,并提醒閱者注意,“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筆,與死里逃生的批評了”。這以后便是“九死一生”以第一人稱敘述小說的主體故事部分了。

這部小說的評點表面上看是由“死里逃生”完成的,為了讓讀者能夠信服接受,評語中不止一處進行提示,如第二十六回評者關于透過“瑣瑣家庭事”的表象,實則背后是“共和專制兩大影子”的眉批,“專制之惡果,均于隱約間畢露,不知作者是否此意,吾愿讀者以我之眼讀之”。而細究之下,我們發現,實則是真實作者吳趼人假托“九死一生”作了這部小說,又托名“死里逃生”為自己的小說進行評點?!靶ㄗ印敝谐霈F的“死里逃生”與“九死一生”有非常相似之處,兩者似可重合,而“九死一生性格之為趼人的影子”。1阿英:《晚清小說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頁。吳趼人未能完全脫離傳統的窠臼,他在借鑒西方小說敘事技巧的同時,依舊煞費苦心地設計“擬想評點者”——“死里逃生”,甚至使這位“擬想評點者”直接進入小說文本的超故事層面,承擔起原本由全知敘述者在話語層面和故事層面發揮的敘事功能,進一步對小說文本敘事發揮補充與深化的作用。借助“擬想評點者”在小說文本中的實體化地位,充分運用文本內外的小說評點方式強調其“怪現狀”實錄的創作思想,實現吳趼人介入式的批評意圖。同一部小說中出現真實與虛擬的兩位“評點者”的現象,趙毅衡對此作出分析,“超敘述設置增多的原因,似乎是敘述者現在發現自己處于一個尷尬的地位,他不再是那個位置明確的說書人,他應當找到一個方法使自己實體化,但是充分地人物化又不可能,因為他不能成為一個顯身介入式的敘述者,他與故事的關系依然若即若離。這就是為什么在晚清,敘述分層使用得那么廣,卻使用不到點子上,這本身就是一個癥狀,暴露了敘述者的不安與苦惱,在變化的壓力下程式化書場超敘述已不可能維持,但變化卻未找到有效的方向”1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小說敘事模式經受域外小說的沖擊之后的矛盾與沖突,呈現出典型的從傳統向現代過渡過程中獨特的文本特征。

盡管晚清小說評點處于逐漸消退的末流時期,在有關晚清小說理論研究的著述中常被一筆帶過,并不作深入探討,評價不高。但不可否認,在以報刊媒介為載體的即時性傳播過程中,憑借報刊媒介的優勢不僅以更加宏闊開放的姿態促使編者、著者、譯者、評點者之間實現思想觀念的交流、碰撞與整合,且賦予評點者多元化的角色,除了對著者的觀點和創作意圖進一步補足與延伸,從藝術層面對小說進行審美評析之外,更拓展了評點者在小說文本內外的敘事功能。作為延續了三百余年的傳統批評形式,并沒有被晚清新小說家們摒棄,報刊載體的出現甚至推動了晚清小說評點的新變與發展,使其在被動選擇與主動自新中完成了最后的使命,其新舊雜糅的特性也體現了晚清小說理論批評轉型期的駁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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