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文旅消費城市建設看博物館發展

陳雪飛

（鄭州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 河南鄭州 450044）

內容提要：2020 年國家實施文旅消費城市的選拔和建設工作，文旅消費城市建設有關文件對博物館的規定反映了國民文化需求變遷下博物館發展的趨勢：博物館不僅對文化旅游有著深入的參與性和貢獻度，而且成為現代文化城市建設發展水平的衡量標準。作為文旅消費城市的文化消費網點，博物館一方面以規模數量的提升和空間布局的景區化、地標化，為觀眾參與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以文化休閑場館的定位完善綜合職能，滿足觀眾多樣化的需求，在拉動文化消費基礎上保證國民的文化參與以及服務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從誕生之時就呈現出不斷變化發展的態勢，這在業界和學界都是不爭的事實。博物館的社會化保證了其持續發展，同時又規定了其發展的階段性：作為社會產物的博物館，其如何發展、發展方向必然受到社會階段性的制約。這決定了把博物館置于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考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2015—2020 年，國家相關職能部門先后通過選拔建設文化消費試點城市、文化和旅游消費（以下簡稱“文旅消費”）試點和示范城市工作，以試點、示范城市的文化旅游拉動消費。其中，相關文件如《關于開展文化和旅游消費試點示范工作的通知》（文旅產業發〔2020〕71 號，以下簡稱“《通知》”）和《文化和旅游消費試點示范工作評價參考》，明確把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界定為文化消費設施并作出一系列規定［1］，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揭示了博物館在新階段的發展問題。是故本文擬從對國家文旅城市建設的文件解讀出發，結合博物館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的成果，立足文旅融合的大環境，探討博物館如何在文旅消費城市建設中尋求相應的發展軌道，以期實現文化遺產資源和城市發展的良性互動，將自身發展的階段性和可持續性相結合。

一、文旅消費城市建設凸顯博物館對于旅游和城市發展的意義

國家文旅消費城市政策的出臺是在供給側理論指導下，對新經濟常態中的文旅融合、人民文化消費需求改變等發展趨勢的適應。2015 年6月，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財政部聯合開展“拉動城鄉居民文化消費試點項目”［2］；2016 年6月，全國文化產業工作會議正式對外公布第一批第一次26 個試點城市名單；至2017 年2 月，已確立45 個國家文化消費試點城市［3］。2020 年國家相關職能部門公布了第一批60 個國家文旅消費試點城市、15 個國家文旅消費示范城市［4］。前文提到的《通知》也明確指出，到2022 年國家擬建設100個試點城市、30 個示范城市［5］。建設文旅消費城市，是國家職能部門依據供給側理論，從改善旅游服務和創新旅游產品等方面拉動文化消費所采取的舉措。雖然新冠疫情在某種程度上打亂了原有的部署和進度，但該項工作在一定意義上仍是以文旅融合實現文化消費助力城市發展的中國方案，能夠使博物館發展融入我國城市和文旅建設中，凸顯博物館對于旅游和城市發展的意義。

博物館和旅游業的密切關聯早已形成。20 世紀90 年代就有調查數據顯示，英國的海外游客在英國逗留期間，參觀英國博物館和美術館的比例高達75%，且英國每年博物館參觀量超過1 億人次［6］。法國盧浮宮（Musée du Louvre）每年吸引著數百萬人觀眾參觀，2002 年共接待570 萬名參觀者［7］。博物館和旅游的關系日益受到普遍關注，2009 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博物館與旅游”（Museums and Tourism），倡導博物館向社會展示一種富有民族特色的、可持續的文化旅游。我國博物館與旅游業的融合至少可以追溯到1999年，因為《中國旅游年鑒》從該年開始，在“旅游行業”下分設的“相關行業”里專列“博物館業”，綜述我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情況［8］。較之于上述實踐的先行，直到2017 年5 月，《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提出“發展文化旅游”，在政策層面首次明確提出文化旅游，并規定其休閑娛樂消費的性質。此后，在2018 年4 月，國家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掛牌成立，文旅融合被賦予了身份和制度的保障；2020 年國家文旅消費城市的選拔和建設付諸實施，其選拔標準進一步揭示了當前階段博物館、文化旅游和城市發展的關系。

通過分析表一可知，截至2020 年，在60 個文旅消費試點城市中，歷史文化名城占比43%，旅游城市占比96%，省會直轄市占比37%；在15 個文旅消費示范城市中，歷史文化名城占比87%，旅游城市占比100%，省會直轄市占比73%；文旅消費示范城市中非省會城市僅占27%，遠遠低于省會直轄市73%的占比。顯然，試點城市和示范城市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是否為省會城市、是否是歷史文化名城。換言之，省會城市的城市體量是一個潛在的衡量標準，反映該城市綜合吸引力、文化消費能力、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使用情況；歷史文化名城通常表明該城市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資源豐富并且保存較好。15 個文旅消費示范城市與旅游城市（占比100%）完全重合，與歷史文化名城（占比87%）、省會城市（占比73%）高度重合，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旅游業、城市歷史文化資源和該城市文化設施的正相關。上述關系中，歷史文化名城賦予了博物館豐富的藏品資源，見證了地方的文化傳承，從內容上保證了博物館和文化旅游的融合關系；同樣，觀眾對博物館的參觀又成為衡量該城市旅游業發展和城市發展的標準。

《通知》中規定試點城市申報文化消費設施的建設情況、示范城市申報文化消費設施利用率。文化消費設施的建設情況和文化消費設施利用率的區別，其實涉及示范城市建成標準的問題，體現了城市發展、旅游業和文化設施的內在聯系。換言之，《通知》是以選拔標準的政策形式肯定了博物館等文化設施對地方文化旅游的參與和貢獻。新經濟常態下，人民文化需求的轉型對旅游業發展提出了新要求：文化因素在旅游中的分量愈發增大，作為文旅融合的結果，博物館和旅游業的進一步結合成為博物館發展的趨勢。博物館的發展被納入文旅城市的建設成為必然。

《通知》相關內容的頒布其實是與學界的理論探討、業界的實踐工作相呼應的。有關博物館和旅游、城市關系的探討，學界早已不乏其聲。西方相關研究在考察博物館數量與預期的國內生產總值（該值被視為社會發展的一個標志）關系的基礎上，將每個社會以國際等級制度分類劃級［9］，把博物館的建設提升到衡量城市發展標準的高度上。國內學者如陸建松指出當代博物館的建設不僅僅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還要從建設旅游產業和促進商貿發展角度考察博物館的功能和建設［10］；單霽翔則從城市文化建設、城市客廳、城市文脈等方面提出了博物館在現代城市發展中發揮作用的具體思路，強調了博物館對于現代城市發展的建設性意義［11］。2020 年以來，國內博物館相繼在文旅融合發展中踐行相應舉措［12］，其中，南京博物院以實例論證了博物館對地方旅游的貢獻度［13］。

在文旅融合的新格局下，對于中國博物館而言，如果說1999 年是博物館自覺向旅游業靠攏的開始，那么2020 年國家對文旅消費試點城市和文旅消費示范城市的評選，既是對以往博物館和旅游業融合實踐的總結確認，更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對博物館發展的引導，讓博物館更自覺地把自身建設與地方經濟發展相結合，從而服務于文旅城市建設。

二、基于國家文旅消費城市建設的博物館發展

從2015 年、2016 年，國家實施“拉動城鄉居民文化消費試點項目”，確立了45 個國家文化消費試點城市，到2020 年國家確立文旅消費試點和示范城市，“文化消費”被“文旅消費”取代。稱謂變化的背后是消費需求轉變引發消費內容的轉變，深刻反映了近年來國民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費需求的轉型，是“消費主導邏輯”作用的結果。國民文化消費需求的轉型客觀上對文化和旅游發展提出了相應要求；文旅融合作為對文化消費需求變遷的回應，則為積極處理消費供給和需求關系提供了路徑。其中博物館作為文旅融合的典型，構成了文旅消費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

如上所述，業界關于博物館對城市發展、文化旅游的意義已形成共識，紛紛從行業實踐出發并結合各自博物館實際探討了應對舉措，但關于國家文旅消費城市建設對于博物館發展的影響則著墨不多。作為重要的文化旅游資源和文化消費場所，博物館關系到文旅產品供給和文化消費、文化需求，故而從國家政策以及城市發展部署出發，國家文旅消費城市的建設勢必把博物館納入城市建設，并影響著博物館的發展。

關于文旅消費城市建設中的博物館，《通知》提出國家文旅消費示范城市要建設集合文創商店、小劇場等多種業態的消費集聚地，規定完善博物館、美術館、演出場所等消費配套設施，將文化消費嵌入各類場所，打造群眾身邊的文化消費網點。該內容是對國家文旅消費城市建設中博物館發展所作出的科學研判和指導，亦是對公共文化服務于文旅融合以及文旅融合中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發揮作用的規定。而博物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設施作用的發揮與其嵌入方式、規律等密切相關，不同類型的公共文化設施可嵌入不同的客體，“是需要從形式到內容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造，設施的空間設計、資源配置就不能照搬城市設施的做法”［14］。所以，《通知》在明確了博物館文化設施屬性的基礎上，把參觀博物館歸類于基于一定文化需求動機的文化消費活動，把博物館、美術館和文化消費網點相聯系，把博物館、美術館嵌入文化消費集散地，以順應文旅融合和文化消費需求的變化，滿足文化需求，促進文化消費。綜上，關于國家文旅消費城市建設中博物館的發展，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對外關系到博物館規模和空間分布，對內則是基于文化休閑場館的綜合功能的構建。

（一）博物館數量規模擴大化和空間分布景區化

長期以來，受行政事業屬性、政策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博物館布局大致沿襲地方行政級別的劃分，呈現出大型綜合性博物館坐落在省會直轄市、中小型博物館散布于地市縣的特點。國有博物館和非國有博物館發展不平衡，并且中小型博物館和非國有博物館的觀眾數量與大型博物館相比有較大差距，館際差異明顯。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博物館職能的發揮，博物館對城市形象、文化展示、市民文化素養的整體效用不高，博物館公共性、可及性和共享性在實踐中較難實現。當國民文化需求轉型，文旅城市建設著力于文化產業供給側調整以拉動文化消費時，為更好地發揮博物館的職能以促進文化消費，首先應在博物館的數量規模、空間分布方面有所保障，使博物館呈現出數量規模擴大化、空間分布景區化的演變路徑：大型綜合性博物館以眾多的文物典藏見長，其建筑兼具城市地標性；小型專題博物館、民居博物館、行業博物館乃至其他類型博物館則漸次增多，從而呈現出城鄉分散布局的趨勢；同時更多的遺產資源以建立博物館等形式納入游覽景區的范疇，使得博物館走向景區，和遺產保護、舊城改造、旅游聯系在一起。在目前的實際發展中，我國博物館在5A、4A 級景區名單中已經占有相當比重，如南京博物院、鎮江博物館、常州博物館等都是江蘇省的國家4A 級旅游景區，廣受游客好評；此外，部分專題博物館、民居博物館、紀念館、美術館等散落在旅游景區，如浙江烏鎮、江蘇周莊等古鎮以及山西平遙古城內分散布局的民俗博物館、行業博物館等，與遺產保護、歷史街區、旅游景區融為一體。再次是把博物館本體作為旅游目的地來打造，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對旅游線路的統籌規劃。將博物館融入相應的旅游線路，以文旅融合的方式提升旅游文化含量，滿足游客的文化需求；二是將綜合類、遺址類、專題類等不同類型的博物館串連起來，依據藏品特色打造博物館主題線路，以集群效應發揮博物館的旅游優勢，從而把博物館打造成城市旅游的目的地。以上海為例，上海許多文博場館不僅位于重要景區，兼具地標性建筑身份，而且構成了文旅游覽線路。從外灘到陸家嘴，從中華藝術宮到徐匯濱江，上海的文博場館散落在浦江兩岸，中華藝術宮、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等形成上海旅游的文博線路。上述規?；?、景區化的發展路徑無疑為博物館充分融入地方文旅經濟和公眾生活提供了條件，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其共享性和公共性的實現。

（二）走向文化休閑場館的博物館建設：綜合功能的構建

國家文旅消費城市建設著力于順應文化和旅游消費提質轉型升級的新趨勢，持續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費能級，以加快建立激發文化和旅游消費潛力的長效機制。其中，當文化需求呈現出需求形式的多樣化、個性化時，從產品供給入手推動國民消費便成為必要舉措。作為文旅消費城市中的文化消費集散地、被歸類為文化消費設施的博物館，如何滿足觀眾需求以增強旅游吸引力，便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文旅消費城市建設對博物館功能提出新要求的同時，博物館自身也面臨著觀眾需求變化的挑戰。近年來博物館觀眾研究顯示了博物館觀眾需求、身份等的變化，如果以參觀頻次區分博物館觀眾，當前絕大多數博物館觀眾屬于非經常性觀眾，他們傾向于尋求放松、舒適的環境以及能與他人社交互動［15］。此外，核心觀眾對博物館體驗的新穎性、多樣化和個性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6］。故而如何將非經常性觀眾轉變為經常性觀眾并留住核心觀眾，很大程度上是博物館如何實現目標觀眾需求的問題。在當前結構性需求變化的前提下，無論是基于拉動文旅消費促進城市發展，還是基于博物館自身留住觀眾，博物館都面臨著從傳統的收藏、研究和教育的文化機構走向綜合職能的文化休閑場館的趨勢，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博物館通過可視性、沉浸式等體驗增加了展覽和社教活動的知識性和趣味性，為博物館滿足觀眾休閑需求提供了便利條件。事實上，各地博物館已經成為旅游打卡地和居民娛樂休閑的重要場所。據統計，2019 年春節期間全國旅客達到了4.15 億，其中40% 以上游客參觀了博物館，遠高于參觀室外歷史文化街區18.4%的比例［17］。2023 年春節假期前三天，上海博物館累計參觀量約1.82 萬人次，同比增長98.6%［18］。這不僅僅是上海博物館的個案，在整個2023 年春節期間，越來越多的市民游客將參觀博物館列為過年計劃的必選。博物館正在被納入公民的休閑體系［19］。

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和教育職能始終是博物館的立身之本，也是博物館不同于其他場館的根本所在。作為非營利性的公共文化機構，博物館的公共性要求其服務于公眾需求，發揮服務于社會發展的文化基礎性作用。博物館可視化、數字化多種現代技術手段的運用及其休閑功能，是博物館面對社會發展所作出的策略調整，最終服務于博物館基本功能的實現?？梢曅?、參與性與趣味性的展示方式和手段不僅可以滿足觀眾的娛樂休閑和求知需求，而且有利于吸引博物館的潛在觀眾，逐漸將非經常性觀眾變成經常性觀眾。因為觀眾經常性的參觀行為更有助于強化他們的認知，促使博物館展陳效果從作用于觀眾的認知層面深入到心理層面。同時經常性的參觀行為客觀上既提升了公眾的文化參與程度，保證了博物館公共性、共享性、可及性的實現，又有利于拉動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文化消費。所以，在文旅消費城市建設中，博物館在以文化休閑場館的定位構建綜合職能、滿足觀眾休閑娛樂的同時堅持文化張力，“是立足于現在、服務于當下的文化建構”［20］。這在近年來的博物館實踐中都逐一得到體現：第一是博物館非展示空間的比例增加［21］，且多為休閑和服務空間，因為對于大多數觀眾而言，博物館被視為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一部分，是休閑交流的文化場館；第二是文創產品的開發、數字博物館的建設以及可視化、趣味性等技術手段的運用，為博物館旅游體驗化、互動化提供良好的服務，并保證了博物館展覽和社教活動形式的多樣化、智能化；第三是充分利用多樣化的展陳主題和內容，關注公眾需求，發揮娛樂和教育綜合功能。以2023 年春節期間就上海推出的文博藝術展為例，據統計，上海市區各級博物館、紀念館、藝術館以及行業博物館等百十家文博機構，僅僅在2023 年春節期間就推出143 個展覽，主題涉及文物、家裝設計、繪畫、書法、攝影、武術、民俗以及少兒等［22］，以滿足公眾多方面的文化消費需求。

三、結語

國家文旅消費城市建設中博物館的發展問題本質上還是文化遺產和城市發展的互動問題。城市發展在不同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發展策略和發展理念也在不斷演變，出現了“文化城市”“舊城保護”“城市復興”等不同的理論解釋和倡導。對該問題的探討反映了特定階段的發展問題，從目前的研究看，至少達成了如下共識：肯定文化對城市發展的貢獻，并且大致歸結為城市在現當代發展中如何保持歷史傳統、文化記憶從而保持國民的精神歸屬以及提高人文素養。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博物館對文旅融合、城市發展的意義才更能被理解和肯定。

國家文旅消費城市建設中博物館的發展問題，關系到中國城市發展的特定階段下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也關系著博物館以推動文旅消費為切入點服務于地方經濟的問題。文旅融合背景下，國內博物館與文化旅游需求相融合，是融入地方經濟、助力城市發展的有效途徑。博物館無論是作為文化休閑場館還是作為旅游目的地，從根本上都是利用豐富的藏品優勢和新技術賦予的活化策略，吸引觀眾參與文化教育，保證博物館社會職能的充分發揮，博物館文化休閑功能始終建立在其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之上。

當下博物館發展理念從對“物”的關注轉向“以人為本”。關注文化消費和需求成為該理念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體現，不僅僅關系到文旅消費城市建設中博物館的階段性發展，還涉及經濟社會中博物館的持續性發展。在后疫情時代，社會經濟面臨著如何拉動內需刺激消費、造福民生的問題。近年來我國收藏文物的消費熱點和文物市場的發展，以及文物和收藏品的流通啟動，構成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和新內容，更是需要博物館繼續圍繞著文旅需求和消費作出更多的擔當。博物館提供的文旅消費服務，必將為其秉持的文化張力注入新的力量，參與社會變革，引導大眾融入，更好地履行服務社會的使命，從而有利于博物館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