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供應鏈關系下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路徑研究

李洪偉 劉晶晶 姜雨峰

(1.山東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山東 青島266590; 2.長春工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0 引 言

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能夠將其發展目標從股東財富最大化轉移到社會財富最大化,從而助力共同富裕,進一步縮減貧富差距,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則有助于企業長期穩定發展。根據李偉陽、肖紅軍[1]87-97做出的企業社會責任“元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是指在特定制度安排下,企業追求在預期存續期內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福利的意愿、行為和績效。供應鏈上下游的供應商和客戶是上市公司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的關系網絡將對企業社會責任決策造成一定影響。這樣的供應鏈關系可能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產生監督治理作用,也有可能由于企業議價能力的喪失而產生利益損害,進而侵占用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資源。以往有關供應鏈關系對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研究多集中于兩者之間的相關關系上,但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是多角度、多方面的企業綜合行為,需要研究者從多維度影響因素的協同作用進行分析,探索不同供應鏈關系下企業社會責任提升的作用路徑。

1 文獻綜述

1.1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研究

目前,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從商人個人行為拓展到企業的戰略決策,主要集中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前因及其經濟后果等方面。較高的國有股權參與程度[2]75-99、女性董事參與公司治理[3]120-132、私營企業中黨組織的嵌入與企業家嵌入黨組織[4]495-505等均將促進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而夫妻共同持股惡化了內控質量、加劇大股東利益侵占,阻礙企業社會責任表現[5]123-138。數字化轉型具有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促進服務化轉型從而帶動利益相關者責任履行的效應[6]109-116,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也存在同群效應,企業通過相關企業社會責任提案將會促進同行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7]5487-5503,但是企業社會責任也可能被企業作為業績下滑時獲得政府補貼的工具性戰略決策[8]734-746。少數研究基于多個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如柴壽升、劉金峰等[9]117-126剖析多個維度社會責任的聯動效應,認為旅游企業可以根據所處情境選擇相對應的責任提升路徑。彭本紅、葛嬌嬌[10]69-76選取典型案例發現道德風險、內控風險、評責風險、監督風險是平臺企業社會責任缺失關鍵。

1.2 供應鏈關系影響研究

客戶和供應商是企業重要利益相關者,是供應鏈關系中的行為主體,已有文獻中有關供應鏈關系影響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1)集中供應鏈關系的積極影響,即企業通過集中供應鏈關系建立專用關系網絡,提高企業競爭能力。例如,集中客戶關系將降低單位銷售收入運營費用和提高資產利用率,進一步提高收益率[11]363-392,并且在集中客戶關系中,客戶與企業之間建立的強聯結將促進企業的創新產出[12]182-190;(2)集中供應鏈關系可能使企業處于弱勢地位,較高供應商集中度使企業傾向于持有充足現金流以兌現供應商承諾,進一步減少企業研發投入[13]67-77,或加劇企業的現金流操控行為[14]94-101。

有研究對供應鏈關系和企業社會責任及其披露之間的聯系進行分析?？蛻襞c供應商作為企業重要的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產生影響。大客戶的議價能力或對企業經營績效產生損害效應,該效應進一步妨礙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并降低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意愿[15]50-63,而當企業喪失供應鏈議價地位,可能傾向于以提高財務杠桿、減少企業社會責任投入的方式來彌補其中的利益損失[16]159-167。

以往的研究對企業社會責任和供應鏈關系展開了豐富的探究,然而目前理論研究尚存在不足。首先,由于受到傳統線性回歸方法的限制,現有研究大多基于單一條件分析對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影響,缺乏針對于多個因素的聯動效應研究。因此,有必要借助組態思維,從上市公司多個方面利益相關者角度深入研究,找出可能產生聯動效應的組態路徑。此外,現有的文獻中,對于在不同供應鏈關系下,我國上市公司如何展現高或低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研究還較為少見。事實上,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的關系不僅會影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意愿,還會影響其在這方面的資源投入。

本研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從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生態資本利益相關者等不同角度,對我國495家A股上市公司進行分析,探討不同供應鏈關系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實現的組態路徑,并基于該分析結果,進一步對不同股權性質上市公司的高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進行分析。相對于已有研究,本文邊際貢獻在于:拓展了傳統單一變量對企業非經濟行為影響的研究范式,將供應鏈關系情境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重要外部環境因素;豐富了利益相關者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因果關系研究。對于我國特殊背景下和不同供應鏈關系情境下,不同股權性質的上市公司利用有限資源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具有理論與現實意義。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較分析(QCA)方法以集合論和布爾運算為基礎,對非對稱關系、并發因果關系分析以及樣本選擇偏誤的規避具有獨特優勢[17]180-197。利用QCA方法探討我國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影響路徑主要基于以下兩點:第一,QCA方法能夠識別出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路徑,并準確清晰識別其核心條件和邊緣條件、多因素共同作用過程,考慮不同條件變量組合的路徑具有等效性的可能。第二,QCA方法解構非對稱因果關系,更加符合現實中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的相互作用機理,不同因素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可能不同。

2.2 案例樣本選取及變量選擇

中證800指數由中證指數構建,包括中證500和滬深300成分股,較為綜合全面地反映滬深兩市大中小各規模公司的整體狀況,因此更具代表性。根據2020年中證800成分股,初步確定800個樣本,按照如下標準對初始樣本進行處理:(1)剔除ST或*ST經營狀態異常企業;(2)剔除金融類企業;(3)剔除數據存在缺失的企業,最終得到495家上市公司作為最終樣本對象,樣本企業主要為制造業,樣本企業基本信息見表1。大部分樣本企業客戶集中度和供應商集中度低于40%,供應鏈關系較分散,企業供應鏈集中度情況見圖1。

圖1 企業供應鏈集中度情況

表1 樣本企業基本情況

3 實證分析

3.1 變量校準

將企業社會責任、員工責任、客戶關系、供應商關系、社會捐贈及政府責任6個連續變量的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校準錨點分別設定為75%、50%、25%分位數值,結果變量和條件變量的校準錨點見表2。

表2 結果變量和條件變量的校準錨點

3.2 必要條件分析

利用必要條件分析方法探究是否存在產生高企業社會責任和低企業社會責任的必要條件,必要條件分析見表3。各個前因條件的存在與缺失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說明單個條件對于導致高企業社會責任和低企業社會責任的解釋力度較弱,單個必要條件不存在。表明進一步探究上市公司高企業社會責任和低企業社會責任多因素聯動效應的必要性,下面將上述7個條件變量納入fsQCA利用模糊集真值表進行組態分析。

表3 必要條件分析

3.3 組態充分性分析

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和低企業社會責任路徑見表4。

表4 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和低企業社會責任路徑

將結果變量和條件變量導入fsQCA3.0軟件中進行運算。由于組態一致性無明顯自然斷點,因此將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考慮到樣本數量為495個,根據杜運周、賈良定的做法[18]155-167,將頻數閾值設定為2,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控制PRI一致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矛盾組態,最后進行標準化分析。fsQCA方法會得到復雜解、中間解和簡約解,利用簡單解和中間解得到核心條件和邊緣條件,將同時出現在簡單解和中間解中的條件確定為核心條件,僅出現在中間解中的條件確定為邊緣條件。最終得到高企業社會責任的3條路徑和低企業社會責任的2條路徑。

對于高企業社會責任的3條路徑和低企業社會責任的2條路徑,解的一致性分別達到了0.891和0.887,說明在所有滿足高企業社會責任的3類條件組態的上市公司樣本中,有89.1%的上市公司都表現出了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水平。滿足低企業社會責任的2類條件組態的上市公司樣本中,有88.7%的上市公司都表現出了較低的企業社會責任水平。其解的覆蓋度分別為0.115和0.076,說明有關提高我國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這3條組態路徑能夠解釋11.5%的高企業社會責任案例和7.6%的低企業社會責任案例。

3.3.1 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分析

將H1命名為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社會責任驅動型。以低員工責任、分散供應商關系、國有股權、高社會捐贈為核心條件,分散客戶關系、低環境責任為邊緣條件,可以充分產生高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本路徑中分散供應鏈關系體現在分散供應商關系和分散客戶關系兩方面,分散供應鏈關系下,企業面對更大范圍的供應商和客戶,需要利用對外信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對稱風險、維護交易關系,節約交易成本,通過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展示自身良好經營狀況、樹立負責任的企業形象,其交易對象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與披露起到了“監督”作用。較高社會捐贈行為預示著企業較樂觀的經營業績、較充足的現金流以及較強的社會責任感,通過捐贈行為向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傳遞出經營穩健的信號和企業形象。政府擁有國有企業的資本所有權或控制權,國有企業的決策與政府的行為和意志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增強了對國有企業作為社會責任履行表率的要求。

處于該路徑下的典型上市公司包括:萬科、招商蛇口、上海醫藥、北新建材、白云山、中泰化學等。以萬科為例,其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居樣本企業之首。萬科以房地產開發業務為主要業務,供應商關系和客戶關系分散,社會捐贈排名較高(第78名)、但員工責任排名較低(第455名)。

將H2命名為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環境-社會-政府多方責任驅動型。以分散供應商關系、分散客戶關系、國有股權、高環境責任、高社會捐贈、高政府責任為核心條件,可以充分產生高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在分散供應鏈關系中,一方面,供應鏈上下游希望通過企業的公開披露信息確認與合作方的交易穩定性,高效維護商業伙伴關系,展現可信賴形象,雙方均希望通過信息披露從而節約雙方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分散供應鏈關系下,關系專用性投資和關系專用性資產減少,由于能力下降導致的利益讓步減少,提高了企業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意愿和能力。企業對生態資本利益相關者的重視,對環境責任的履行,有助于進一步提高企業形象。上市公司對政府責任的重要體現是在合法經營基礎之上的稅收貢獻,企業依法繳納的稅款是政府公共支出來源,依法納稅促進了政企之間的良好關系。該路徑表明分散供應鏈關系為上市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創造了更多能夠被投入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冗余資源,通過建設環境責任和政府責任,建立了良好的人與自然關系、政企關系,建立積極正面的社會聲譽。

燕京啤酒、片仔癀、洋河股份、潞安環能、碧水源、華潤三九、五糧液等企業是該路徑下的典型案例。以燕京啤酒為例,其主要從事啤酒生產與銷售,企業稅金及附加金額占營業收入總額比率排名較高(第14名),建設了防治污染設施和環境因素的識別與評價控制程序,注重環境責任的履行,社會捐贈排名較高(第65名)。

將H3命名為集中供應鏈關系下環境-社會-政府多方責任驅動型,以低員工責任、國有股權、高環境責任、高社會捐贈、高政府責任為核心條件集中客戶關系為邊緣條件,可以充分產生高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該路徑下集中供應鏈關系表現為集中客戶關系,處于集中的客戶關系中的上市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營效率提高、有利于規模經濟形成。處于此情境下的上市公司客戶數量穩定,減少了尋找目標客戶和合同訂立過程中所產生的成本;與較少數量的客戶進行交易更便于上市公司進行供應鏈實踐,如提高存貨周轉效率,降低庫存過剩風險,而且高度依賴的客戶-供應商關系將為雙方合作、提高企業績效提供基礎?？蛻魹闇p少交易風險、保障供應商品或提供服務的質量,對該類上市公司的業務穩定性和生產經營的可持續性進行監督。減少員工責任的履行使得企業釋放出更多冗余資源,進一步提高在環境責任建設、社會慈善捐贈、依法納稅的意愿與能力。這種基于集中的客戶關系所產生的外部治理力量的監督,對于企業環境責任的履行、依法納稅義務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該路徑下的典型上市公司包括:長江電力、湖北能源、馳宏鋅鍺、攀鋼釩鈦、天健集團、福田汽車等。以長江電力為例,其作為國有水力發電上市公司,客戶集中度高,基于水力發電特性,有著較好綠色發展模式,在精準扶貧和疫情捐贈方面表現較好,社會捐贈與營業收入總額之比居樣本企業第19名。

綜上所述,供應鏈關系、國有企業股權特征和社會捐贈是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提升路徑的共同特點。(1)供應鏈關系中客戶與供應商是企業往來密切的社會資本利益相關者,分析結果再次印證了在促進企業非經濟行為過程中供應鏈關系的雙面效果,分散供應鏈關系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的類似監督作用,集中供應鏈關系通過提高效率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強調了供應鏈關系的信息效應和資源效應。(2)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關系的集合,其委托-代理關系左右企業社會責任決策從而影響責任履行。以國資委為代表的政府機關對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提出了推動社會責任融入企業運營、作為表率的要求,有履行更加全面的企業社會責任需要。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兩權分離程度較低,其管理層常常由大股東兼任,在經營的過程中更加注重經濟利益的獲取,更符合經濟學中“經濟人”的理論假設。(3)較高社會捐贈的慈善責任被認為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最高表現,捐贈行為作為社會財富的非生產性轉移,其自愿性和無償性進一步體現了上市公司作為企業公民的形象。企業社會責任提升路徑見圖2。

圖2 企業社會責任提升路徑

3.3.2 低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分析

將NH1命名為集中客戶關系下多方責任缺失型。以高員工責任、集中客戶關系、集中供應商關系、非國有股權、低環境責任、低社會捐贈為核心條件的上市公司表現出低企業社會責任。將NH2命名為集中供應商關系下多方責任缺失型。以高員工責任、分散客戶關系、集中供應商關系、非國有股權、低環境責任、低社會捐贈、低政府捐贈為核心條件的上市公司表現出低企業社會責任。NH1和NH2兩條路徑表明無論是處于集中供應商關系還是集中客戶關系的的非國有上市公司,環境責任、社會責任、政府責任的缺失使得員工責任也不能發揮顯著作用。符合集中客戶關系下多方責任缺失路徑的典型上市公司有均勝電子、寧波華翔、三花智控等,符合集中供應鏈關系下多方責任缺失路徑的上市公司主要有金證股份,春秋航空等。

進一步對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和低企業社會責任路徑的進行分析發現,客戶關系和環境責任均存在于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和低企業社會責任路徑中。該分析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客戶關系和環境責任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雙重作用及復雜影響。該結論也是基于組態思維和冗余資源理論對現有研究的回應,因此上市公司需要通過其他條件與現有的客戶關系、環境責任建設相互作用,規避其負面作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3.3.3 基于股權異質性的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分析

根據上述分析,股權性質是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的重要核心條件,因此,基于股權性質異質性,分別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高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進行分析,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見表5。

表5 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

國有企業高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主要為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社會責任驅動型和集中供應鏈關系下環境-社會-政府多方責任驅動型。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社會責任驅動型具體表現在低員工責任、分散客戶關系和供應商關系、低環境責任、高社會捐贈和高政府責任作為核心條件充分產生的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集中供應鏈關系下環境-社會-政府多方責任驅動型體現在低員工責任、集中客戶關系、高環境責任、高社會捐贈水平以及高政府責任作為路徑核心條件充分產生的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對比國有企業高企業社會責任的兩條路徑,發現分散供應鏈關系、低水平的環境責任與集中客戶關系、高水平環境責任之間或存在的潛在替代關系。

非國有企業高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為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社會責任驅動型和環境責任驅動型。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社會責任驅動型體現在低員工責任、分散的客戶關系和供應商關系、低環境責任和高政府責任作為核心條件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環境責任驅動型體現在低員工責任、分散客戶關系和供應商關系、高水平環境責任、低社會捐贈水平以及低政府捐贈水平作為核心條件的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在非國有企業高企業社會責任的兩條路徑中,發現低環境責任、高政府責任與高環境責任、低社會責任和政府責任之間或存在潛在條件替代關系。

3.4 穩健性檢驗

對高企業社會責任路徑和低企業社會責任路徑進行穩健性檢驗:改變組態分析的一致性水平,將一致性閾值由0.8調整至0.85,分析得出的組態與原組態完全一致;改變組態分析的案例頻數,將案例頻數由2增加至3,分析得出的組態與原組態完全一致。由此可見,上述分析結果具有穩健性。

4 結論與建議

通過必要條件分析發現,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確定的前因條件,員工責任、客戶關系、供應商關系、股權性質、環境責任、社會捐贈以及政府責任均不能作為實現我國上市公司高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和低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必要條件,即單一條件變量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解釋力較弱。因此本文利用fsQCA方法進行組態分析,探究實現我國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研究發現:

(1)上市公司高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主要有3種類型: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社會責任驅動型、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環境-社會-政府多方責任驅動型和集中供應鏈關系下環境-社會-政府多方責任驅動型,其中供應鏈關系、國有企業股權特征和社會捐贈是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提升路徑的共同特點;低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主要有兩條,分別是集中客戶關系下多方責任缺失型和集中供應商關系下多方責任缺失型。

(2)國有企業高企業社會責任實現路徑為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社會責任驅動型和集中供應鏈關系下多方責任驅動型;而非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由分散供應鏈關系下的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驅動。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1)國有上市公司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主體,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求國有上市公司將社會責任的履行作為改革過程中的重要舉措。無論是處于分散供應鏈關系下還是處于集中供應關系下的國有企業,均要重視控制員工責任、加強履行社會責任以及政府責任。引導企業對貧困、受災地區以及弱勢群體進行慈善捐贈,對社會公益事業、社會福利進行援助;積極履行企業納稅義務,進一步完善業務規范運行和稅務管理,如發票管理、企業費用報銷流程等,提高以社會慈善責任和政府責任為重點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

(2)分散的供應鏈關系是非國有企業提高其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特征,所以非國有企業要在保證業務關系正常建立的前提下,更加廣泛地選擇供應商和客戶,有利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提高。與國有企業不同的是,高水平的政府責任并不是非國有企業社會責任提高的重要核心條件,非國有企業需要著重履行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參與社會慈善、福利公益事業,污染防治攻堅戰,加強節能減排、進行綠色轉型,推動社會綠色低碳發展,提高以社會慈善責任和環境責任為重點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