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審計師風險應對

侯曉靖 劉文靜

(西安石油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0 引 言

近年來,銀根收緊和資源錯配給中小企業帶來顯著的信貸約束問題,致使處于融資劣勢的企業求助于非正規金融渠道。同時,隨著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實體投資機會逐漸減少,資本“脫實向虛”,越來越多的實體部門開始從事放貸業務,這為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提供了環境和條件。已有學者對影子銀行化做出界定,即實體企業充當金融中介、扮演銀行角色,將從資本市場或自身籌集到的資金進行二次配置,以較高利率再放貸給中小型企業。具體而言,通過委托貸款、委托理財、民間借貸以及購買各類影子信貸產品的方式參與影子銀行業務[1]21-35,加劇了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程度。非金融企業已成為繼銀行、證券等主流金融機構,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的又一特殊影子銀行體系參與主體。根據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穆迪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底,我國影子銀行資產總額高達50.3萬億元,占名義GDP的41.6%?？梢?影子銀行業務成為當下重要投資渠道以及不可忽視的存在。

影子銀行化為實體企業提供新的融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然而,其高杠桿、高隱匿性的特征加劇了市場整體和企業的經營風險、降低企業的盈余可持續性。2019年,中共中央就防范金融風險強調“脫實向虛已成為我國金融體系中的最大痛點”。2020年,中國銀保監會首次發布《中國影子銀行報告》,提出相關監管措施。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著力發展實體經濟,依靠創新發展新動能,加強金融、地方債務風險防控,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對防止企業脫實向虛和金融化,并實現風險把控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新要求?？梢姺墙鹑谄髽I影子銀行化受到政府部門的關注,并將其作為風險治理的重要內容。那么,針對非金融企業的影子銀行化,審計師作為資本市場的守門員,是否意識到增大的審計風險?又將采取何種行為應對溢出的審計風險呢?因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1.1 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的經濟后果

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的經濟后果主要表現在對資本市場、企業經營、企業財務和審計收費4個方面。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的積極后果表現為通過閑置資金聚集效應和增強資金流動性2個方面緩解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2]245-250,提高了自身資金配置效率,并且在宏觀上可作為銀行信貸的替代和補充[3]59-65。然而,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也存在不可忽視的消極后果。對資本市場而言,易于在銀行融資的企業通過二次放貸的方式占用了社會資源,降低市場整體福利[4]96-105。就企業經營而言,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使企業脫離實業,降低了投資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5]8150-8163,導致營業收入的擠出負效應大于增效收入,總體盈利能力下降[6]3258-3274。就企業財務而言,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投融資期限錯配提升了財務和債務違約風險[7]3-23,并增加了管理層盈余管理和股票崩盤風險[8]174-192。除此之外,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對于審計費用也會產生影響。若被審計單位影子銀行化程度高,公司的債務違約風險、代理風險和破產風險進一步提升,進而增加審計師投入和風險溢價,導致審計費用的增加。[9]19-27

1.2 審計師應對企業風險的研究

已有文獻對于審計師風險應對的影響因素主要通過外部環境和企業層面展開。就外部環境層面而言,當經濟不確定性[10]72-75+2和企業政策性負擔[11]643-662較高時,審計師通過提取風險溢價增加審計收費、披露更詳細的審計事項、分配更有經驗的審計師來應對審計風險。就企業層面而言,已有研究表明企業的資產規模、經營風險、盈余管理、管理層特征等,會影響審計師的風險感知。審計師通過投入更多審計資源、實施更多測試、提高審計收費、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等行為來應對風險。[12]526-544在企業投資決策中,若審計師能夠識別出企業金融化[13]54-64、影子銀行化[7]177-187存在的審計風險,將以提高審計收費和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行為來應對。審計師風險應對的具體行為現有研究主要通過審計投入、審計收費、審計意見[14]51-65、審計師行業專長、關鍵審計事項、審計師變更、事務所變更[15]178-192等維度展開。

1.3 文獻述評

現有文獻側重研究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對公司內部經營、財務和企業價值的影響,較少關注對外部監管者和鑒證者的影響,不利于對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的經濟后果做出完整解釋。對于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審計的關系,大部分文獻是從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的經濟后果進行分析,而鮮有以審計師視角對被審計單位影子銀行化如何進行風險控制方面的研究。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1)基于審計師視角,研究其如何應對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的審計風險,相較于現有文獻中審計收費作為單一應對行為,本文將風險應對行為拓展至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審計收費和審計意見3個層面,且豐富了影子銀行化的經濟后果研究。(2)已有研究側重于客戶業務風險和審計風險層面,本文將研究視角細化為報表層次和認定層次所隱含的重大錯報風險,有助于審計師在實務中將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納入風險評估范圍,采取針對性應對行為。

2 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根據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理論,將審計程序分為風險評估和風險應對?！吨袊詴嫀煂徲嫓蕜t第1121號》要求審計師通過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識別和評估重大錯報風險,根據所評估的重大錯報風險水平,安排后續的審計計劃、審計程序應將審計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因此,重大錯報風險是影響審計師風險應對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發現,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的重大錯報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第一,影子銀行化提升了企業的經營風險。徐經長、汪猛研究認為,風險導向審計中,企業經營風險是審計最重要的風險來源[16]80-86+97。李建軍、韓珣研究發現,當管理層投資影子銀行業務時,往往會忽視主營業務的存續和創新,對其產生“擠出效應”,進而給企業帶來經營風險[1]21-35。第二,影子銀行化提升了企業的財務風險。相較于金融企業,非金融企業缺乏風險識別和管理的能力,從事影子銀行業務時,缺乏對資金借入方的資質審核且無法獲知資金后續使用情況,繼而存在債務違約風險和現金流斷裂風險。[7]3-23第三,影子銀行化會加大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17]96-109當管理者面臨企業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時,會加劇企業的代理問題,管理層產生盈余管理行為,從而降低會計信息質量?；谏鲜龇治?當審計師感知到非金融企業的影子銀行化存在較高重大錯報風險時,會采取相應的風險應對行為以控制審計風險。

本文從初步業務活動作為審計師風險應對的起點,以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審計收費、審計意見3個維度表示審計師風險應對行為。Johnstone,Bedard[18]1003-1025表示審計師在對被審計單位初步了解和風險評估階段,通過分配更具行業專長的審計師來應對客戶風險,同時,審計準則1141號也要求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應對舞弊風險。審計收費表現為審計師通過投入審計資源、擴大審計范圍、收集更多審計證據以應對審計風險。審計意見表現為當審計師無法控制風險時,會通過出具非標審計意見降低自身潛在風險。因此從以上3個方面來考察審計師對于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的應對行為。

2.1 派遣行業專長審計師

基于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可能帶來的經營風險和管理層舞弊風險,從而導致財務報表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審計準則1231號要求審計師對此應采取總體應對措施,如指派更有經驗的審計師、擬對實施的審計程序性質、時間、范圍作出總體修改等。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能夠充分利用其執業經驗判斷被審計單位行業發展現狀、投融資能力以及所面臨風險,察覺到風險較高的事項[15]178-192,通過職業判斷進行有效的風險應對,制定更有針對性的審計程序以降低審計風險[18]1003-1025。范經華、張雅曼[19]81-88+96發現,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能夠發現客戶的違規和信息操作行為。據此,當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程度越高時,財務報表層次的重要錯報風險可能越大,一旦審計師感知到這種風險,便會讓會計師事務所派遣更具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執行審計業務,從而提出以下假設。

H1: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程度越高,更傾向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以應對審計風險

2.2 收取更高審計費用

由于影子銀行業務隱藏在“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應收款”等報表項目中,提高審計收費便成為審計師應對認定層次重大錯報風險的外部表現。審計收費包括審計業務成本和風險溢價2個部分[20]161-190。就業務成本而言,影子銀行化的高隱匿性加劇了管理層與審計師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增加了管理層盈余管理行為。審計師感知到認定層次可能存在的重大錯報風險之后,將會投入更多審計資源、增加細節測試以降低檢查風險。例如,極具風險的民間借貸業務隱藏在“其他應收款”的會計科目中,審計師需要做出以下審查:(1)詢問和檢查民間借貸、抵押和擔保相關的合同文件,評估其風險性;(2)審查被審計單位是否虛構關聯方交易從而將資金用于高風險的影子銀行業務,證實其財務報表中存在或完整性的認定;(3)基于影子銀行業務的借款方可能發生的債務違約風險,審計師還需通過函證等手段,確認借款金額、賬齡和減值損失,證實其準確性、計價和分攤的認定。不難看出,審計師面對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所開展的額外審計程序增加了審計成本。就審計風險溢價而言,審計師感知到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存在更高的經營風險、財務風險和盈余管理風險時,審計收費中將包含對未來可能賠償責任的估價,作為應對風險轉移的補償,提高審計風險溢價。綜上,提出以下假設。

H2: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程度越高,審計師更傾向收取高審計費用以應對審計風險

2.3 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

審計意見是審計師對被審計單位財務報表是否按照會計準則編制,是否公允反映被審計單位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評價。當審計師無法通過降低檢查風險來應對被審計單位重大錯報風險時,考慮到審計失敗潛在的審計師聲譽風險和訴訟風險,審計師會強化風險控制意識,可能會以出具非標審計意見提醒投資者應對審計失敗的風險。根據信號傳遞理論,當審計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時,投資者對企業會持更加審慎的態度,減輕了由于利益相關者根據不恰當的審計意見對企業投資不當而轉向對審計師訴訟的可能[14]51-65。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3: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程度越高,審計師更可能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以應對審計風險

3 研究設計

3.1 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

選取2014—2021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由于2014年之后影子銀行業務逐漸演變為委托理財、委托貸款等多種形式,所以以2014年之后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對原始樣本做以下處理:(1)剔除ST、*ST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企業;(3)對企業所在省份、行業、產權性質缺失值進行補充;(4)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1%和99%的縮尾處理,最終獲取25 002個企業年度觀測值。所有樣本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運用Stata15和Excel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

3.2 變量定義

3.2.1 解釋變量: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

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指非金融企業扮演“類銀行”角色,以直接和間接的形式將資金放貸給中小企業。借鑒黃賢環、王翠[21]80-89,司登奎、李小林等[8]174-192,李建軍和韓珣[1]21-35等學者的研究思路,將委托貸款、委托理財和民間借貸3類影子銀行業務規模加總來衡量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具體而言,委托貸款通過“其他流動資產”“其他非流動資產”“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等會計賬戶反映;委托理財用國泰安對外投資數據;民間借貸用“其他應收款”反映。綜上,本文使用“其他流動資產”“其他非流動資產”“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委托理財”“其他應收款”之和的自然對數來衡量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程度。

3.2.2 被解釋變量:審計師風險應對

(1)

3.2.3 控制變量

為了控制其他變量對本文研究結論可能造成的干擾,借鑒翟勝寶、許浩然等的研究,選取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資產報酬率(Roa)、應收賬款占比(Accr)、存貨占比(Inv)、速動比率(Quick)、產權性質(Soe)、是否“四大”(Big4)、企業成長性(Growth)、第一大股東持股(Top1)、企業年齡(Age)作為控制變量,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3.3 模型設定

為了探討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審計師風險應對,對假設H1、H2、H3進行驗證,借鑒翟勝寶、許浩然[14]51-65的作法,分別從審計師行業專長、審計收費、審計意見3個維度的應對行為與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的關系設立模型(2)、(3)、(4),其中被解釋變量MSA表示審計師行業專長、Fee表示審計收費、Opinion表示審計意見,解釋變量Shadow表示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程度,Controls為控制變量組,Industry為行業固定效應,Year為年份固定效應,ε為隨機擾動項。建立以下模型,見(2)～(4)式:

MSA=β0+β1Shadow+∑Controls+Industry+Year+ε

(2)

Fee=α0+α1Shadow+∑Controls+Industry+Year+ε

(3)

Opinion=γ0+γ1Shadow+∑Controls+Industry+Year+ε

(4)

4 實證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審計師行業專長平均值為0.011,表明市場上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并不多。審計費用的最小值為12.61,最大值為16.21,表明不同公司之間審計費用存在明顯差異。審計意見的平均值為0.97,表明97%的樣本公司被出具了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影子銀行規模最小值為14.948,最大值為24.073,表明不同公司的影子銀行業務存在較大差異。

表2 描述性統計

4.2 回歸分析

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由(1)列可知,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下正顯著,表明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提升了報表層次的重大錯報,進而更傾向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來應對審計風險,假設H1得以驗證。由(2)列可知,審計收費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下正顯著,表明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增加了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審計師將通過提高審計收費的方式應對風險,假設H2得以驗證。由(3)列可知,審計意見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下負顯著,表明審計師面對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帶來的經營風險、財務風險以及盈余管理風險,審計師將更可能出具非標審計意見以應對風險,假設H3得以驗證。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4.3 穩健性檢驗

為排除影子銀行化程度高的非金融企業的其他特征給審計師風險應對行為帶來的影響,采用PSM檢驗以排除選擇自偏差,以影子銀行化程度的中值作為實驗組、控制組劃分依據,選取所有控制變量為匹配變量,使用一對一最近鄰匹配,根據匹配后的結果重新進行回歸。PSM穩健性檢驗見表4,與基準結果相同,表明本文結論穩健。

表4 PSM穩健性檢驗

5 進一步分析

5.1 市場化程度的調節效應

律師、會計行業、媒體行業和行業協會的市場中介組織以及法律制度環境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市場化程度。根據已有文獻,良好的法律環境和媒體關注可以緩解上市公司的代理問題。[23]47-53嚴格的法律制度和相關部門的處罰作為外部治理效應可以降低管理層舞弊的可能,進而降低財務報表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減緩了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應對風險的可能。同時,成熟的市場中介組織可以促進信息更加透明、信息質量更高,降低信息不對稱的風險,減緩了審計師擴大審計范圍、做更多細節測試的業務成本和風險溢價。對于發表審計意見,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健全的法律制度可減輕審計師誤受訴訟的風險,進而減緩審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因此,市場化程度對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審計師風險應對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市場化程度對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審計師風險應對的調節作用見表5。表5結果表明,交叉項系數與主回歸系數均相反,表明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可以顯著抑制審計事務所對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提高審計收費、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

表5 市場化程度對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審計師風險應對的調節作用

5.2 高管金融背景的異質性分析

根據高階梯隊理論,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對金融領域有豐富的經驗和知識,基于金融背景的認知和價值觀會影響企業的戰略選擇,提升企業的風險偏好。已有文獻表示,有金融背景的高管更容易從事背離企業正常經營活動,進而對企業產生盈余管理行為[24]107-120,且有金融背景的管理者舞弊的方式更加隱蔽,審計師識別和評估報表層次和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更高,進而可能會采取更加審慎的應對行為。

高管是否有金融背景的異質性分析見表6。結果表明,不論高管是否有金融背景,審計收費都會顯著提高,即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業務普遍存在認定層次重大錯報風險。審計師識別出相關科目存在錯報,會做更多的審計程序,獲取更加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從而提高審計收費。異質性表現在:當高管有金融背景時,審計師感知到客戶風險、報表層次的風險更高,謹慎性的原則下越傾向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和發表非標準審計意見來應對,這可能是因為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導致控制環境風險較大,對待影子銀行業務的態度更冒險以及更易舞弊。

表6 高管是否有金融背景的異質性分析

6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審計師風險應對的關系,并進一步分析了市場化程度的調節效應以及高管金融背景的異質性,研究結果表明:(1)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程度越高,審計師會因此認為審計風險更高,進而通過配備更具行業專長的審計師、收取高審計費用、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來應對風險。(2)市場化程度對于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與審計師風險應對具有負向調節作用。具體而言,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可以抑制非金融企業影子銀行化程度,減少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收取高審計費用和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應對行為。(3)在高管金融背景的異質性分析中,審計師會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以應對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但對高管具有金融背景的風險應對行為更加明顯,體現在派遣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和出具非標審計意見兩方面。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對于審計師而言,可以考慮將被審計單位影子銀行化作為風險評價范圍,判別其報表層、認定層的重大錯報風險,并將客戶公司所在地市場化程度和高管金融背景對審計風險的影響考慮在內。具體而言,應加強審計師自身專業技能和職業道德,保持風險防范意識以應對高風險審計業務。提高審計收費以實施更多、更為有效的審計程序來保證審計質量,發揮資本市場“守門員”的作用。第二,對于企業而言,應重點關注影子銀行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在經營上,企業應合理配置資源、注重主業的存續和發展。在治理上,應建立風險控制部門,合理評估借貸業務規模與范圍,保證資金可回收。建立良好的內部控制制度來約束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及金融背景高管的冒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