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交易所問詢函、環境不確定性與審計收費
——基于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5—2021年的數據驗證

張穎慧 李紫艷

(西安石油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0 引 言

證券交易所作為證券活動的組織者和監督者,在維持市場穩定運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發放問詢函并要求信息披露不準確、不充分的上市公司在一定時間內回函,是證券交易所監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方式之一。企業收到問詢函意味著其信息披露存在缺陷或經營存在違規。根據信號傳遞理論,審計師在制定審計收費標準時會考慮審計風險因素,在審計過程中實施足夠的審計程序和投入足夠的工作量等應對措施。因此,研究交易所發放問詢函對審計師定價決策產生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內外復雜環境變化成為影響企業經營發展的重要因素。當企業處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時,企業經營風險將會增大,審計師面臨的審計風險增大,環境不確定性對問詢函和審計收費二者之間產生的影響同樣值得研究。

有鑒于此,本文選取2015—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實證檢驗證券交易所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影響;并引入環境不確定性這一調節變量,探究環境不確定性在證券交易所問詢函和審計收費關系間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分析不同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下,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影響差異,以期完善審計定價模型,豐富問詢函與審計收費的相關研究。

1 文獻綜述

1.1 證券交易所問詢函的相關研究

我國證券交易所問詢函自2014年首次公開披露,就迅速成為重要的監管措施,并引起學術界以及實務界的廣泛關注。國內外有關問詢函的研究主要包括問詢函的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兩個方面。比如美國證監會(SEC)創立的意見函制度,從2005年開始對部分意見函的內容公開披露。Johnston,Petacchi[1]1128-1155指出公司成立時間越久、規模越大、聘請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股價波動比較大以及信息披露不規范的企業[2]401-439收到問詢函的可能性更高。Cassell,Cassell等[3]1252-1276指出交易所向企業發放問詢函的行為會向市場傳遞企業經營不善的信號,收函企業迫于聲譽壓力和監管壓力,會盡力提高信息披露質量,所以發放問詢函可以顯著緩解信息不對稱。除此以外,問詢函還會產生“溢出效應”,不僅提升收函公司同行業企業和董事聯結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4]622-656,而且對審計師等第三方機構的行為決策產生影響[5]17-30,影響審計師變更和審計師定價決策等[6]41-50。

1.2 證券交易所問詢函與審計收費

Gietzmann,Pettinicchio等[7]57-85指出,審計師在知曉客戶收到SEC意見函后會對收函企業的訴訟風險和聲譽等進行重新評估,通常將提高審計收費。陳碩、張然等[8]158-164指出企業收到年報問詢函會正向影響審計收費。張月玲、唐正[9]33-42指出年報問詢函通過增加非控股大股東退出的威脅從而使審計師提高審計收費,即非控股大股東退出威脅發揮中介作用。李勝楠、婁藝琳等[10]52-61從審計風險的視角出發,發現收到年報問詢函的企業相比于未收到年報問詢函的企業將支付更高的審計費用,肯定了問詢函的風險預警作用。

1.3 環境不確定性與審計收費

申慧慧、吳聯生等[11]57-64指出環境不確定性越高,企業管理層操縱盈余的動機就越強,審計師面臨的審計風險增高,因此審計師在發表審計意見時就會更加審慎從而傾向于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被審計單位為減輕非標準審計意見帶來的負面影響,會通過支付更高的審計費用來購買審計意見[12]8-15。陳峻、楊旭東等[13]61-66認為,當企業面臨較高環境不確定性時仍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則其極有可能是為了掩飾盈余操縱行為,審計師必將實施更加充分的審計程序,最終導致審計收費增加。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主要聚焦于年報問詢函對審計收費影響的研究,但滬深證券交易所還會因關聯交易和內部控制等問題發放問詢函,同樣會影響審計師對審計風險的判斷;此外,對環境不確定性與審計收費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并且鮮有文章探究環境不確定性對證券交易所問詢函與審計收費的影響。因此,本文探究證券交易所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影響,并引入環境不確定性,進一步研究環境不確定性對兩者關系的調節作用。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證券交易所問詢函與審計收費

對審計師來說,根據信號傳遞理論,證券交易所發放問詢函意味著收函企業運營等方面存在缺陷,企業潛在風險水平高,因此收到問詢函會向利益相關者傳遞出企業財務狀況不佳的信號,審計師審計失敗的可能性增大。根據聲譽理論可知,審計失敗會給事務所帶來非常大的聲譽損失,為降低發生審計失敗的概率,審計師就會擴大審計范圍或者實施更加全面的審計程序等,進而增加審計工作所耗費的時間、人力等資源,因此注冊會計師為彌補增加的審計成本將會提高審計收費[9]33-42。此外,根據風險溢價理論,收到問詢函企業的審計風險會升高,為補償審計師承擔的高風險,審計師將會提高審計收費。[7]57-85

對上市公司來說,收到問詢函意味著企業面臨潛在風險,根據信號傳遞理論,收到問詢函會向市場傳遞出企業經營不善的“壞”信號,加劇企業融資約束和股價波動,影響企業正常運行。[14]46-57因此,為了企業的自身利益以及向社會傳遞企業經營狀況良好的信號,上市企業通過支付更高的審計費用來購買高質量審計服務?；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證券交易所發放問詢函會增加企業審計收費

2.2 證券交易所問詢函、環境不確定性與審計收費

根據資源依賴理論,企業并不是一個封閉和獨立的存在,而是時刻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當企業處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時,企業的經營風險增大,甚至可能被市場淘汰。因此,當企業處在高不確定性的環境時,收到問詢函會給企業經營活動帶來更強的負面效應,管理層選擇操縱盈余的可能性更大,審計師面臨的審計風險增大,在出具審計意見時就會更加審慎從而傾向于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11]57-64,企業管理層為降低非標準審計意見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選擇支付高昂審計費用購買審計意見,因此環境不確定性會加強問詢函提高審計收費的效應。另一方面,收到問詢函意味著企業可能存在經營風險。當企業處在不穩定的環境下時,審計風險增大,審計師通過增加審計程序等方式來降低審計風險,審計成本增加,因此審計師會提高審計收費來彌補增大的審計風險和覆蓋增加的審計成本[13]61-66?；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環境不確定性會增強證券交易所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促進作用

3 實證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中國深交所和上交所于2014年12月開始公開問詢,本文選擇2015—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在此基礎上,進行以下處理:(1)剔除金融、保險行業的數據;(2)剔除ST和*ST的數據;(3)剔除部分缺失數據。為避免異常值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最終得到18 223個觀測值。證券交易所問詢函的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其他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本文用STATA16軟件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

3.2 變量定義與處理

3.2.1 被解釋變量

審計收費(lnfee)。本文借鑒陳碩、張然等[8]158-164的研究,審計收費用下一年境內審計費用的對數來衡量。這是因為審計收費一般在年初審計工作開始之前就已經確定了,所以審計收費用T+1期的數據?？紤]到審計收費跨年度的可比性,對審計收費先進行平減處理,剔除價格波動的影響,使結果更加穩健。

3.2.2 解釋變量

證券交易所問詢函(Wxh)。本文借鑒彭雯、張立民等[5]17-30的研究,若公司當年收到證券交易所問詢函,則Wxh為1,否則為0。

3.2.3 調節變量

環境不確定性(Eu)。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離不開環境,環境不確定性會對企業的營業收入產生影響,營業收入標準差通常會作為環境波動的衡量指標。為提高環境不確定性衡量的準確性,本文參考學者申慧慧、吳聯生等[11]57-64的研究方法,采用企業過去5年非正常銷售收入的標準差除以過去5年平均收入并經行業調整后的結果作為環境不確定性的衡量指標。

3.2.4 控制變量

本文借鑒彭雯、張立民等[5]17-30和郭照蕊、袁嘉浩等[15]99-111的相關研究,選取以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公司盈虧水平(Loss)、董事會規模(Board)、兩職合一(Dual)、審計意見(Opinion)、行政處罰(Xzcf)、應收賬款占比(Rec)、固定資產占比(Fixed)?？紤]到價格波動的影響,對相關的財務數據進行平減處理,使得數據可以跨年度可比,數據更加可靠。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

3.3 模型構建

為檢驗假設H1,構建模型1,見(1)式:

lnfee=α0+α1Wxh+α2Size+α3Loss+α4Board+α5Dual+α6Opinion+α7Xzcf+α8Rec+α9Fixed+Year+Industry+ε

(1)

為檢驗假設H2,構建模型2,見(2)式:

lnfee=α0+α1Wxh+α2Eu+α3Wxh*Eu+α4Size+α5Loss+α6Board+α7Dual+α8Opinion+α9Xzcf+α10Rec+α11Fixed+Year+Industry+ε

(2)

3.4 實證結果與分析

3.4.1 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描述性統計

由表2可知,審計收費(lnfee)的均值為13.731 3,介于12.545 5～16.015 6之間,標準差是0.659 2,說明樣本企業的審計收費存在較大的差異;問詢函(Wxh)的均值是0.233 5,即收到問詢函的觀測值占比23.35%,說明問詢函監管已成為非常重要的監管方式;環境不確定性(Eu)的標準差1.303 9,說明企業面臨環境不確定性差距較大?？刂谱兞糠矫?公司規模(Size)最大值是26.099 0,最小值是19.862 2,標準差是1.297 5,說明選取的企業的規模存在差異,并不是局限在某一規模的公司;行政處罰(Xzcf)均值0.017 6,說明受到行政處罰的觀測值占比1.76%;同樣,審計意見(Opinion)均值為0.023 6,即收到非標準審計意見的觀測值占總體的2.36%,以上結論與現有研究結論相同。

根據企業是否收到問詢函分組進行組間差異檢驗,分組差異檢驗見表3。

由表3可知,未問詢組審計收費(lnfee)均值為13.723,問詢組審計收費(lnfee)均值為13.760,在1%的水平上顯著,并且審計收費是經過平減處理,剔除了價格波動的影響,假設H1得到初步檢驗?？刂谱兞糠矫?未問詢組的董事會規模(Board)和固定資產占比(Fixed)等指標顯著高于問詢組,未問詢組收到非標準審計意見(Opinion)的次數、受到行政處罰的次數(Xzcf)以及應收賬款占比(Rec)等也顯著低于問詢組,這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一致。

3.4.2 回歸結果分析

基準回歸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在未加入控制變量時,證券交易所問詢函(Wxh)的回歸系數為0.046 1,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加入控制變量后,問詢函(Wxh)的系數為0.080 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即收到問詢函的上市公司與未收到問詢函的上市公司相比將支付更高的審計費用,與假設H1一致。這是因為企業收到問詢函意味著企業存在潛在風險,審計風險增大,為降低審計失敗的可能性審計師必將增加審計投入,進而審計師會提高審計收費?？刂谱兞糠矫?企業規模(Size)、是否虧損(Loss)、二職合一(Dual)、審計意見(Opinion)、行政處罰(Xzcf)和應收賬款占比(Rec)與審計收費顯著正相關,即企業規模越大、企業虧損、二職合一、收到非標準審計意見越多、受到行政處罰和應收賬款占比越高的上市公司,審計收費越高。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回歸結果見表5。從表5可知,問詢函(Wxh)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交乘項(Wxh×Eu)與審計收費(lnfee)之間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也顯著為正,說明環境不確定性越高,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正向影響就越強,即問詢函會與環境不確定性產生疊加效應,兩者同時存在,且會進一步提高審計收費,與假設H2一致。這是因為,收到問詢函表明企業存在潛在風險,環境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大企業的經營風險,審計師基于成本投入增加和風險溢價將會提高審計收費。

表5 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回歸結果

4 穩健性檢驗

4.1 Heckman兩階段檢驗

由于可能存在樣本選擇偏差,即收到問詢函的企業盈利能力弱,業績波動大,審計收費原本就比較高,因此本文使用Heckman兩階段法緩解內生性問題。在第一階段,采用Probit模進行回歸,被解釋變量為問詢函(Wxh),解釋變量為企業規模(Size)、是否虧損(Loss)、董事會規模(Board)、二職合一(Dual)、審計意見(Opinion)和行政處罰(Xzcf),計算得到逆米爾斯比率(IMR);在第二階段將逆米爾斯比率(IMR)加入到原模型中進行回歸。Heckman兩階段檢驗回歸結果見表6。由表6列(2)可知,逆米爾斯比率(IMR)的回歸系數顯著,而問詢函(Wxh)系數為0.044 9,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表6基準回歸結果一致,說明樣本存在自選擇問題,使用Heckman模型適用于本研究。

表6 Heckman兩階段檢驗回歸結果

4.2 PSM檢驗

為進一步緩解內生性問題對回歸結果的干擾,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SM)的方法進行檢驗。借鑒陳運森、鄧祎璐等[16]169-185+208相關研究,選取資產負債率(Lev)、賬面市值比(Bm)、企業性質(Soe)和企業盈虧(Loss)等財務指標作為匹配變量,以收到問詢函的樣本為處理組,采用最近鄰匹配的方法按1∶1進行匹配得到對照組,匹配的樣本滿足平衡性檢驗。PSM匹配后回歸檢驗見表7。由表7的(1)列可知,問詢函(Wxh)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證券交易所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正向影響仍然存在,證明本文結論整體可靠。

表7 PSM匹配后回歸檢驗

4.3 替換被解釋變量

核心變量選取不同的衡量方法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回歸結果,因此為保證最終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對審計收費進行重新度量,借鑒郭照蕊、袁嘉浩等[15]99-111的相關研究,將審計收費用未來一年境內外審計收費合計數的對數來替代。更換審計收費衡量方式回歸結果見表7,由表7的(2)列可知,問詢函(Wxh)回歸系數為0.114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更換審計收費的衡量方法后,回歸結果不變,證明本文結果的可靠性。

5 異質性分析:會計師事務所規模

不同的會計師事務所在執業過程中的工作理念和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差異。事務所規模越大,其擁有的執業經驗更豐富,風險識別能力也更強,因此更能夠出具高水平的審計報告。并且規模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更加注重自身的聲譽,因為審計失敗會給事務所帶來非常嚴重的聲譽損失,不利于會計師事務所的長遠發展。所以對于高風險的企業,規模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更傾向于出具更嚴格的審計報告來規避審計失敗帶來的風險,而并非收取額外的審計收費來彌補風險溢價。因此,規模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收到問詢函的企業并不會提高審計收費。

為檢驗上述推論,本文根據企業選聘的會計師事務所類型分為規模較大的國際“四大”組和規模較小的非“四大”組進行回歸,不同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的分組回歸結果見表8。由表8可知,在國際“四大”組,問詢函(Wxh)的系數為0.070 5且不顯著;在非“四大”組,問詢函(Wxh)的系數為0.092 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以上結果說明,在規模較小的非“四大”組證券交易所問詢函提高審計收費的影響更顯著,問詢函制度在非“四大”組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在“四大”組中的治理和監管效果不明顯。

表8 不同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的分組回歸結果

6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本文選取我國滬深A股2015—2021年上市公司的數據,探討問詢函如何影響審計收費,以及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分析了不同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下,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影響差異。研究發現:

(1)企業收到證券交易所問詢函會促進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收費的提高。這是因為收到問詢函會向審計師傳遞出企業經營和財務狀況存在風險的信號。一方面,審計師基于風險導向理論會增加審計收費來彌補額外承擔的風險,另一方面,審計師也會通過增加審計程序和審計時間等方法來降低審計失敗的可能性,從而增加審計成本,審計收費也會增加。

(2)環境不確定性作為調節變量,會增強證券交易所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正向影響。這是因為收到問詢函意味著企業存在潛在經營風險。當企業處在不穩定的環境中時,企業面臨的風險增大,審計師審計風險增大,審計師會通過增加審計程序等措施來降低審計風險,因此為彌補審計風險的增大和審計成本的增高,審計師將提高審計收費。

(3)進一步研究發現,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正向影響主要存在于選聘非“四大”審計的企業中,在“四大”審計的企業中問詢函對審計收費的影響并不顯著。這是因為規模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更加注重自身的聲譽,對于高風險的企業更傾向于出具更嚴格的審計報告來規避審計失敗帶來的風險,而并非收取額外的審計收費來彌補風險溢價,因此,規模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收到問詢函的企業并不會提高審計收費。

6.2 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1)對于上市公司來說,要加強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從而降低收到問詢函的概率;上市公司也要給予證券交易所問詢函足夠的關注,積極回應問詢函中的問題,避免問詢函給企業帶來負面影響;除此以外,上市公司也要加強自身應對風險和環境變化的能力,使企業獲得長遠且健康的發展。

(2)對審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來說,要增強審計師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在審計定價過程中可以將企業收到問詢函作為一個考量的因素,審慎執行審計程序,保證審計收費的合理性,提高審計質量,使審計工作高質量發展。

(3)對監管機構來說,問詢函監管的有效性已經得到證明,監管機構應當重視和強化問詢函監管制度,對被問詢公司施加一定的監管壓力,同時加強對審計師工作的關注度,使審計師能夠合理發表審計意見,將問詢函監管制度外部監管和社會審計結合起來,提高信息質量;監管機構要根據市場環境的不斷變化來完善監管措施,使資本市場更加健康和高效地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