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契約之上：柏克與黑格爾對契約國家觀的批判進路比較

摘 要：在近代西方由神權政治轉向世俗政治的過程中，啟蒙思想家提出并完善了一種契約國家理論。柏克從慣習的角度對契約國家理論展開了批判，認為實際的國家形態是由不同世代的人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步確立起來的，建立在一系列的傳統慣習基礎之上。在思考政治問題時必須給予慣習充分的尊重。黑格爾從倫理的角度對契約國家理論進行了批判，認為真正的國家應該是承載著倫理精神的功能性實體，個人只有借助國家環節才能夠安放現世的自由。倫理國家應該不斷發展出國家理性。契約國家觀表達著個體主義的進步主義立場，慣習國家觀表達著社群主義的保守主義立場，倫理國家觀則表達著社群主義的進步主義立場。三種國家觀的分別，大體構成了現代政治思想譜系中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思潮的分野。

關鍵詞：社會契約論；黑格爾；柏克；自由主義；慣習國家；倫理國家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3）06-0034-05

不同的國家觀對應著對國家本質的不同理解，以及對國家行為的不同期待。在近代西方由神權政治轉向世俗政治的過程中，一批啟蒙思想家重新審視民族國家存在之理性根據，逐漸形成一種較為系統的現代國家觀——契約國家觀[1]。從政治思想史的視野來看，是霍布斯較早地預設了一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然后從自然法尤其是生命保全的功利角度，推論出一種建立在大眾契約基礎上的強力意志型國家。洛克試圖指出，國家統治者本身也屬于締結契約的一方，如果統治者做出有違契約原則和契約內容的行為，那么人們有權重新建立一個符合契約精神的新政府。特別還從“自然物權”的角度，論證了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有限權力型國家。孟德斯鳩則進一步追求將國家政府納入法治的框架中來，以實現政治自由，并且提出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置的問題，論證了分權制衡型國家。盧梭探討了自然權利基礎上的社會契約，轉變為道德權利基礎上的社會契約的艱難過程，并在包含有道德意蘊的社會契約之上提出建立人民主權型國家，基本構建完成了古典的契約國家觀。這種契約國家觀在社會民眾之間得到廣泛傳播，成為一種影響深遠的政治思想原則，甚至直接推動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值得關注的“思想史事件”是差不多同時代的兩位著名思想家柏克和黑格爾，在考察了啟蒙思想家們提出的契約國家學說，以及其直接誘發的法國大革命政治實踐以后，分別對其展開了不同進路的批判。

一、柏克的慣習國家觀

柏克想要說明，啟蒙思想家提出的契約國家理論是用純粹抽象的邏輯來演繹國家的存在，缺少經驗上的依據。那些國家契約理論，都是預先設定了一種人人享有自然權利的自然狀態，然后以此推導出國家理應是由所有人通過締結契約的方式確立起來的。然而，眾所周知，社會上每個具體的個人并沒有實際參與過締結國家契約的行動，也沒有實際簽署過什么文件，這種契約式國家完全是靠自我得證、自我維持的，如果將其簡單解釋為是一種默認，這是非常牽強的。問題還在于，既然人們沒有實際參與國家契約的訂立，而所謂的國家契約又不能像普通的民事合同那樣可以依靠相對超然的法律來確認，那在對自身極其不利的情況下，為什么不能采取機會主義的態度來撕毀和違反國家契約，為何還要對這種契約國家保持內在的忠誠？而如果沒有普遍地對國家的忠誠，那根本無法建立起來一個穩固的國家實體。

柏克更是從實踐的角度指出，“一門建設、革新或改革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科學，跟任何其他經驗科學一樣，不是先驗就可以教會的?！盵2]98也即是說，現實的政治管理活動不可能完全遵從個體的想法來展開，而是有其內在的運行邏輯。啟蒙思想家熱衷于宣揚為了保障實現所有人的權利，必須重新建立起體現新原則的契約國家，這更多地體現的是政治理想，這種理想化的目標很難落實到國家建設與管理行動中。正如法國大革命發生以后，革命后的執政者領導廢除了很多舊制度，卻沒能建立起與社會狀況足夠適配的新制度。這些執政者并不具有政治上的美德與經驗，參與政治的第三等級也缺乏參與政治的素養與能力。再者，很多革命參加者高呼著平等的口號，但“那些試圖消除差異的人，永遠都無法實現平等。在由形形色色不同階層的公民組成的所有社會中，有些階層必然居于最上層。因此，那些平等主義者，只是改變和扭曲了事物天然的秩序?！盵3]83諸如財產等方面的不平等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強行達到一致性的平等，反而可能會造成一系列的不公正問題。此外，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一些革命領導者還將自己的國家主張神圣化，甚至熱衷于發明新的“公民宗教”。啟蒙思想家聲稱現代國家是由市民社會里的社會契約所奠基的，就這種建立在意識形態與宗教理性上的政治國家而言，看起來似乎不是國家嵌入到了社會中，而是社會嵌入到了國家之中，這樣的情況，顯然與契約國家觀的基本原則相悖離。

柏克提出了一種慣習國家觀，認為任何國家都建立在特定族群在共同生活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慣習約定基礎之上。那些契約論者通過高揚理性的旗幟來演繹國家存在的正當性，與此不同，柏克恰恰是想要防止“理性的僭越”，認為“國家的本質不是物質性的，而是道德性的。國家是人為的組合，它們產生的直接而充分的原因乃是人類心靈的決斷。左右著這種動因去創造的穩定的必然規律究竟是什么，我們迄今還不知曉?！盵3]74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國家存在之合理性并不來自于私有市場交易過程中建立起的公共協定，國家制度體系是由人們在群體性的互動合作中不斷建立和完善的。正因為如此，那些流傳下來的司法傳統、宗教禮俗以及文化觀念等慣習，當然也直接參與了現實國家形態的塑造。例如，柏克認為，宗教具有顯著的社會功能，就當時的英國來說，英國教會擁有財產是有利于公共事業的，教會制度能夠產生一種道德訓誡的效果，從而保證人們在巨變的社會轉型期，依然能夠安頓好心靈，不至于茫然失措。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非要從契約的角度來理解國家，認為應該由社會契約來為國家奠基的，那這些契約也不是由當代人通過一次性締結來完成的，而是由不同世代的人們在累進的歷史進程中逐步締結完成的?！八撬锌茖W領域、藝術領域及各種德行在最大程度上的合作，由于這種合作的目的只有通過很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因此它不僅僅是現在生活的這一代人之間的合作，也是那些當下活著的與已經死去的，以及那些將要出生的人之間的合作?！盵2]145而歷史上的人們締結的各種“廣義契約”延續至今，就表現為大眾默認遵守的各種慣習，正是這些持久存在的因素，確證了國家存在之合法性。

柏克教導人們應該保持對歷史文化和政治傳統的敬畏，如果公然地掃蕩一切舊的慣習，那會動搖國家存在的根基，使得人們的社會生活體驗發生斷裂，導致混亂無序的政治狀況。既然想要徹底清除慣習的因素，來設想創制一個全新的國家是不可能的，那怎樣才是可行的呢？首先，應該充分尊重和保留諸多延續至今的慣習。那些流傳下來的各種慣習是先人們的生活經驗和集體智慧的沉淀，傳承這些慣習不僅是在遵守與先人之間的代際約定，充分體現出對歷史契約的尊重和守護，而且能夠保證將前代人的智慧承接下來，代代延續，從而為一個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必要的導航。其次，即便真的認為有些制度需要完善，那也必須充分考慮到大眾的文化情感和行為特征，堅持審慎的改革原則。不能“以擾亂國家的方式，即讓國家中每一件心愛之物都遭受到危險的方式去追求這種憲政制度的改善?！盵3]303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柏克認為，英國繼承著先人流傳下來的、符合自然法則的理性的古典政治智慧。那種多數人民主決策的政治體制，并不能保證決策的有效性，反而可能在一定環境下激發“人性的惡”。因此，應該通過制定法律的方式，來實現一種有限的政治運作機制，要求保留光榮革命以后的既定政治體制，包括法治、司法獨立、代議制以及私有產權制等，在此基礎上漸進性地推進改革，根據具體情況適度調整。

二、黑格爾的倫理國家觀

黑格爾試圖指出，啟蒙思想家們隨著高舉著理性的旗幟要為國家之存在立法，但他們構想的契約式國家沒能彰顯出兼容所有人的理性原則，其缺少普遍性的維度?，F代市民階級的興起，造就了一種全新的市民社會形態。啟蒙思想家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捍衛市民社會作為其契約國家理論的落腳點。然而，考察市民社會的運轉機制可以看到，這里都是原子式的個人在相互打交道，普遍尊奉的正是自由的契約原則[4]，從利己主義的動機出發來進行交易，在此基礎上形成持續擴大的交易市場，構建起一個“需要的體系”。初看起來，由人們自發自主確立起來的自由市場秩序，似乎能夠帶來一種廣泛的勞動分工格局，帶來所有人都會獲益的利益分配格局，增進公眾的福利。深入分析會發現，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之下，不同的群體反而會發生明顯的利益分化和利益沖突，最終會導致出現“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現象。正是市民社會內部敞露出來的根本矛盾，使得整個社會秩序表現出種種反倫理的特征，甚至存在著內部崩解的風險[5]。既然現實的人在市民社會中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那把國家建立在無數原子式個人簽訂的契約之上，就是要求國家行動服從于市民社會的要求，服務于市民社會的內生秩序。這樣的國家只能是“把特殊利益作為共同利益予以關懷”的“外部國家”[6]203，根本無法以代表全體人民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現。

盡管盧梭在其著作中明確區分了“眾意”與“公意”，認為國家應當建立在“公意”的基礎上，國家體系必須依循具有普遍性的意志的指導來運轉，但他依然沒能闡明“國家的理念”。在盧梭那里，“公意”概念的具體內涵是相當模糊的，也是引起爭議較多的地方。一種情況，“公意”可以被理解為是個體契約基礎上推論出來的一種抽象共識。那在這種抽象共識基礎上形成的國家則只是表現為一種否定性原則，注定是不穩定的存在。當面對外部沖擊時，不得不依靠“絕對恐怖”的方式來維持自身。另一種情況，“公意”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個體可以普遍化的意志”[7]。很顯然，這種“公意”無非是導向康德所闡明的那種道德律令，而建立在這種道德律令基礎上的國家只能是停留在理想的層面，缺少客觀化、制度化的可操作性。在由異質性個體組成的總體生活秩序中，無法有力地回應日常生活中“他者”和“社會”的問題[8]?？偟膩砜?，這種所謂的“公意”最終還是會歸流于眾意，代表的只是一種偶然的統一性，不能作為國家存在的合理性根據。真正的國家不是共同意志的產物，而應該是普遍意志的產物，這種普遍意志代表著超出自我，面向總體的超越維度。

黑格爾提出了倫理國家觀，將國家看作是擔負著倫理精神的社會系統中樞。只有經過國家環節，才能實現自我意識和實體性原則的統一。所謂的處于自然狀態的人不過是一種“假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著。個人永遠無法擁有比群體更大的力量，個人只有結合成群體才能擁有更大的力量。個人所結合的群體力量越大，個人的積極自由也就越大。借鑒現代系統科學的系統論思想，黑格爾所理解的國家是在人類漫長的群體性行動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就人類來說，最有力的社會功能組織就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現代國家?，F代國家是由不同個體組成的一個有機體，而“機體的本性是這樣的：如果所有部分不趨于同一，如果其中一部分鬧獨立，全部必致崩潰?！盵6]268這意味著，個體與國家之間具有一種不可分離性，每個人都要隸屬于一定的社會國家，無法想象個體能夠完全脫離國家，甚至直接來創制國家。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相比于由其統一起來的個體，國家擁有哲學上的在先性?！盵9]14然后，就像個體與優先于個體存在的家庭之間存在著倫理關系一樣，個體與國家之間事實上也存在著倫理關系。把整個人類社會理解為一個宏觀生命系統的話，那么“國家是自為的神經系統，它自身是有組織的；但它只有在兩個環節，即家庭和市民社會，都在它內部獲得發展時，才是有生氣的?！盵6]264-265即是說，這里不能用契約論的思維范式來理解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就契約關系的實質來說，其對應的是不同主體之間有限互動過程下的“有限責任”，因為是“有限責任”，所以才能界定清楚權利和義務等等。而公民與國家之間，對應的乃是一種無限互動過程下的“無限責任”。這種“無限責任”體現在國家層面，就是要求國家擔負起關懷所有國民生活狀況的倫理責任。

黑格爾想要闡明，如果將作為整體的國家賦予一定人格的話，那作為倫理實體的國家，當然不能停留在感性或知性層面，而應該進展到理性的高度，充分體現出“國家理性”?！耙话銇碚f，現代世界是以主觀性的自由為其原則的”[6]291，自由權利具有可欲性，但當我們談到各種權利的可及性時，就會清醒地意識到，不能抽象地談論人的自由權利。自由并不單純意味著把人類從消極的外部法律限制中解放出來。例如，有產階級知道他們的經濟力量能夠使他們在競爭中滿足自身的欲念，因此樂于主張自由市場制度是保證人們獲得自由的充分必要基礎。然而，對于那些失業者，還有快要餓死而又沒錢買東西的人來說，“人人有權進入商店”的權利，卻并不能增進他的實際自由。更重要的是，當他面臨著生存威脅時，他有沒有進行諸如盜竊等“不法”行為的權利？在考慮到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利會存在沖突以及人們具有某些“必需的權利”時，作為倫理實體的國家介入和回應“權利的紛爭”，采取理性的行動就成為必要的了?！耙磺袊抑贫鹊男问?，如其不能在自身中容忍自由主觀性的原則，也不知道去適應成長著的理性，都是片面的?！盵6]291這也就要求，倫理性的國家需要不斷培育國家理性，及時地將倫理精神注入到客觀化的制度體系之中，例如，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開展社會救濟、發展公共教育事業等，以推動所有人權利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懷抱著“愛國心”來“忠于絕對國家”本身便是積極自由的體現[10]。

三、對兩種國家觀的政治哲學解讀

當我們談論國家理論的時候，牽涉到的核心問題其實是人的自由在“現代社會”中如何安放的問題。啟蒙思想家們建構的契約式國家觀，表達了一種個體主義的進步主義立場。其首先強調的是“絕對自我”的獨立和自主，即以個體的自由作為出發點，將個人權利置于最優先的位置。由于害怕喪失自我，使得人們試圖將感受到的一些社會關系固定下來，并借助君主制或代議制等外在的形式投射到“國家”的理念中，以此來伸張所謂的普遍權利。更進一步，他們潛在地堅持一種“自發自然秩序”，強調在個人互動博弈的基礎上，通過訂立契約的方式來創制社會秩序及其國家制度。這里或多或少折射出現代市民階級在社會地位上升期的天真向上心態，即認為，由市民階級主導開創的現代世界秩序具有一種“似自然性”，并且將資本的內在發展訴求當成了社會國家整體的進步要求。柏克和黑格爾則敏銳地抓住了契約國家觀的個體主義前提，站在社群主義的立場直指其理論前提的“虛假性”。

柏克代表著社群主義的保守主義立場。柏克不想去關注那些形而上學的絕對觀念，而是表現出一種“實踐智慧”。柏克清晰地意識到，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復雜的社會歷史情境之下的，人的存在都有歷史維度以及情感維度，不能無視社會歷史結構的總體性，抽離掉成約慣習來想當然地創制全新的政治秩序?；蛘?，更務實一點來看，政治本身就是不同群體之間進行權力博弈，并最終達成權利妥協的藝術。近代以來，各國不斷發生的政治革新運動已經表明，沒有哪一個社會階級群體能夠完整主導整個社會的走向，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去追求那種純而又純的“絕對自由”，更是會導致災難性的社會后果，使得所有人都不得安寧。當不同的群體在經過幾番博弈之后，發現自身既無法控制自由市場，也無法控制政治國家運作時，那就應該轉而采取妥協的態度，來努力維護一種基本穩定的政治社會秩序。畢竟，穩定秩序總比混亂無序要好，累進調整總比無謂損耗要好?？梢钥吹?，啟蒙思想家的“建國方案”盡管存在缺陷，但還是張揚著以普遍自由和平等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原則。柏克在證偽了契約國家理論以后，卻并沒有能夠回應和說明如何建設體現現代政治原則的國家。因此，柏克對契約國家觀的批判，與其說是深刻的，不如說是迂回的，是以一種迂回的方式回避了啟蒙思想家們提出的現代政治原則。他堅持以穩定的名義保守著體現歷史智慧的慣習。細看來，他想要保守的，與其說是傳統慣習，不如說是傳統的不自由以及歷史的不平等。

黑格爾代表著社群主義的進步主義立場。在黑格爾看來，啟蒙思想家想要建立新型國家來實現更多的自由，這種出發點并沒有錯，錯的只是對自由內涵的理解。黑格爾深刻認識到，個體的真正自由離不開他者的自由或者說群體性的自由。而且“自由”理念的落實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經過連續的不同歷史階段，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步實現?！白晕摇笔窃谏鐣胁粩嗌傻?，在實際生活中，每個人的自由權利必須獲得他者的承認才能被確證，而相互承認的過程是一個沖突的過程。這就要求，建立一種能夠不斷協調人與人的關系，以實現一種基于自我規定的普遍承認狀態。黑格爾想要證明，那種個體主義的自由主張以及契約式國家是純粹抽象的，不具有制度化的可能性，無法體現這種內在要求。只有借助主體間性的自由表達以及倫理式國家才有可能建立起制度化的相互承認秩序，使所有人處于一種自由共在的關系。在能夠協調和駕馭市民社會矛盾的倫理國家中，道德責任的觀念逐漸為每個自由民所接受，公民又能夠通過政治社群的組織以及政治行動表達自己，從而將“規范的自主性”與社會規范結合起來[11]190，把自由和政治義務等結合起來，促進國家理性能夠不斷地確立起來。在不斷優化的國家制度體系中保障“自由”理念的最終實現。就此來說，黑格爾是將啟蒙運動以來確定的現代原則全部承接了下來，并將理性進一步推廣到國家理性層面，嘗試用承載著理性的倫理國家來保證自由原則的真正實現。在這里，筆者不贊同那些認為黑格爾晚年是保守主義思想家的流俗見解，而是認為，在黑格爾那看似冷酷理性的邏輯體系之中，恰恰飽含著對于普遍自由以及歷史進步的信念。

柏克與黑格爾的理論具有不同的實踐指向性。柏克作為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的政治家，當然是深諳了政治運作之復雜，與其說是老成持重的，不如說是圓滑世故的。自然不能同意那些“半吊子哲學家”幼稚的政治論調，特別指出了慣習的粘連性或者說阻力。當然，這道出了部分真理性的內容，提醒我們不能被激情沖昏了頭腦，要充分考慮到傳統慣習的影響以及大眾的接受程度，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穩妥地推進政治實踐。不過需要指出，如果依照柏克的這種理解來指導行動，那就意味著，對社會慣習的任何改變都需要通過協商或者說“契約”的方式來完成。這就消解了政治參與者通過革命活動來將自身意志加于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和可行性。因此，柏克的這套話語常常淪為一種辯護性話語，只是為論證“現狀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12]56。黑格爾作為用哲學來把握整個時代的思想家，自然也明白人總是會受到歷史傳統乃至慣習的影響，但是，人是不可能一直停留在過去的，人的精神的成長性總是會要求去創造。當下的創造性活動，會帶來不同以往的生活經驗，這些經驗未來則可能會沉淀為新的慣習。黑格爾在考察了現代社會的內在矛盾之后，論證了承載著倫理精神的理性國家之必然。盡管他想要拉開與現實政治運動的距離，但還是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對現存國家的潛在批判，畢竟“不是每個國家都有資格具有黑格爾賦予國家理念的那些屬性?！盵13]231面對理念與現實之間的張力，這里已經隱約敞露出政治革命的動向。由此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后來通過批判性地繼承黑格爾的法哲學思想，走向了社會批判乃至社會革命之路。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闡明了國家應當是理性的，卻沒能說明國家何以能夠是理性的。只有通過具有社會主義原則高度的系統性革命，使得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普遍等級掌握國家政權，才能以一種普遍意志來塑造現實的國家，為建設理性國家提供必要前提[14]。只有始終把人們感性的生命活動以及涌動的生活沖突作為政治關注的焦點，并著力為重新擺放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提供解決方案時，才會召喚出自覺的國家理性。

四、余論

如果足夠敏銳的話，很容易意識到，正是以契約國家觀、慣習國家觀以及倫理國家觀的不同分野為基礎，后來衍生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以及社會主義三元組的政治思想譜系。相應地，在一個國家內部，依據不同社會群體信奉的政治理念差異，大體可以區分出自由派、保守派以及激進派的政治運動。更進一步來說，在如今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自由主義政治運動往往體現著強勢資本集團的自由訴求，占據著強勢地位的資產階級在獲得經濟社會權力的同時，還渴望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想要構建基于契約自由的國家秩序。保守主義政治運動則不斷表達出對自由化資本勢力的警惕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與反資本傾向的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保守主義乃至宗教保守主義運動形成一種復雜的結合和微妙的共振，以保衛傳統生活的名義來簡單地捍衛一些舊的國家制度。而社會主義政治運動則鮮明地提出規制資本勢力的任務，要求國家擔負起倫理責任，不斷改革和完善國家制度，來回應社會危機以及大眾的關切，以建設合乎理性的社會共同體。需要意識到的是，這些不同政治思潮以及相應政治運動的存在，表征著一個國家內部政治經濟秩序的結構性緊張關系，而其互動與博弈的結果，將直接關乎一個國家的未來走向。

參考文獻：

[1]劉晨光.社會契約論的源起與流變——一種政治學說的古今之變再評述[J].西南法律評論，2018（00）：87-117.

[2][英]埃德蒙·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3][英]埃德蒙·柏克.自由與傳統：柏克政治論文選[M].蔣慶，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4]王貴賢.契約論批判：從黑格爾到馬克思[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1）：76-82.

[5]張雙利.重思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J].學術月刊，2020（9）：15-27.

[6][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7]夏語.個體可普遍化的意志：關于盧梭公意與自由關系的再解讀[J].當代中國價值觀研究，2020（1）：73-84.

[8]汪希.黑格爾對近代以來的兩種權利學說的批判——根據《法哲學原理》[J].德國哲學，2016（1）：99-116.

[9][法]傅勒.馬克思與法國大革命[M].朱學平，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10]韓立新.黑格爾倫理國家觀的矛盾及其解決——一個人在何種意義上能成為國家的創建者[J].河北學刊，2018（6）：12-23.

[11][德]阿克塞爾·霍耐特.承認：一部歐洲觀念史[M].劉心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2][意]洛蘇爾多.黑格爾與現代人的自由[M].丁三東，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

[13][以]阿維納瑞.黑格爾的現代國家理論[M].朱學平，王興賽，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

[14]蔡超.馬克思對黑格爾理性國家觀的繼承與超越——兼論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之真[J].江蘇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6）：64-72.

（責任編輯：許廣東）

收稿日期：2023-06-04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歷程與經驗研究”（21JZD006）；湖北省重點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項目“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若干重大問題研究”（21ZDMY08）

作者簡介：蔡超，講師，博士，從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