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及其與地方關系的重構*

裴齊容 張驍鳴

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自產生之初，就表現出了與地方的緊密聯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被各社區群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將人文環境和地理環境兩方面的地方要素定義為非遺的核心構成部分，強調了地理、自然和歷史條件作為非遺創造的具體的地方性情境(1)戴俊騁、李露：《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和地方建構》，《旅游學刊》2019年第5期。。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2011)》則將非遺定義為：“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庇纱丝梢?，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體系，不僅有其所屬的群體，也有與之相對應的文化場所，具有明顯的空間、地方屬性(2)吳康：《戲曲文化的空間擴散及其文化區演變：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淮劇為例》，《地理研究》2009年第5期。。

地方性(placeness)是地方的獨特性，是特定時間與空間跨度中的地方特征(3)唐順英、周尚意：《淺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對近年文化地理學核心刊物中相關文章的梳理》，《地理科學》2011年第10期。。有了人、時、空統一的整體性分析框架，才能完整地構筑起地方性的全部意義(4)陶偉、程明洋：《地方性空間與旅游發展中的地方性研究：從空間與空間句法談起》，《旅游學刊》2013年第4期。。地方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本土文化特質、反映地方人文地理要素的屬性，是地方文化感知、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非遺的地方性具體體現在族群、社區等核心傳承群體及區域(5)宋俊華：《非遺代表性傳承群體認定何以可為》，《文化遺產》2022年第4期。，即人的主體性要素，還有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實踐性要素(6)張驍鳴、周淑君：《當我們談“保護”時，我們在談些什么？——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若干核心概念的討論》，《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20年第2期。，以及帶有地方文化符號表征的物質性要素。對非遺地方性的保護，對內有利于地方集體記憶的傳承、文化認同的形塑，對外則有助于地方文化的傳播，以及特色旅游名片的打造。

然而，以往關于非遺的研究多將地方作為非遺發展的背景或常數，將地方性視為非遺整體性的一部分，忽略了快速變化的媒介環境對地方空間的沖擊、各類生產實踐及傳播場景對非遺地方性要素的影響。譬如，短視頻已成為非遺視頻化生存的主要形式，將物質性的非遺轉化為虛擬空間中的凝視對象；文創商品則成為非遺物質性的主要載體，商品屬性與文化屬性成為非遺發展的一對博弈關系；旅游等大型活動則是非遺對外進行文化宣揚的重要場合，也是非遺本地化與全球化相互沖擊的場域。非遺與地方的關系在各傳承、傳播場景中已然發生重構，由此產生非遺跨時空傳播與地方性建構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國家和地方政策均提出了適應媒體融合趨勢、加強非遺傳播的關鍵任務，將非遺作為地方特色旅游資源及文化名片進行宣揚；另一方面，現實中的非遺生產實踐和傳播卻出現了形式同質化、內涵片面化和地方“匿名化”的典型矛盾：如非遺短視頻為吸引更多流量，而大量使用獵奇文案，導致非遺的地方文化內涵未得到真正的闡釋，成為一個被快速迭代的視覺產品；而充斥在各大旅游景區的同質化“非遺手工藝品”，則被游客戲稱為“義烏小商品”，既缺席了本土的實踐場域，也模糊了本土的文化要素。

因此，本文從非遺地方性的主體性、實踐性和物質性要素出發，從媒介環境的物質、活動和媒體的角度，探究非遺與地方的關系在商品、旅游和視頻等場景中的重構，刻畫其傳承、傳播的時空演變機制，從中解析非遺傳承、傳播與地方性建構的典型矛盾，是為加強非遺與地方的聯系，使得非遺的保護利用在適應當下媒介環境的同時，不失地方文化內涵特質、不失地方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一、從“地方制作”到“全球化生產”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實踐看，非遺與地方的關系由“地方制作(local making)”轉變為“全球化生產(global production)”，豐富的在地化的生產全程萎縮為全球化商品生產中對地方性元素的有限運用，由此帶來關于非遺文化商品化的焦慮與爭議。

此前在地理研究中，多針對非遺在地理空間中的分布、影響因素等展開研究(7)徐柏翠、潘竟虎：《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經濟地理》2018年第5期；程乾、凌素培：《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地理科學》2013年第10期。。然而，非遺既產生于可測量的地理空間環境，也生長在由人賦予意義和內涵的地方。地方為非遺的生存發展提供人文地理環境土壤；非遺也賦予地方內涵，參與地方文化的建構。地方是在空間中由人創造的“有意義的區位”(8)Tim Cresswell：《地方：記憶、想象與認同》，王志弘、徐苔玲譯，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4、56頁。，“人”作為主體，賦予了空間意義，空間因而成為地方(9)Yi - Fu Tuan.Topophili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xii．。

非遺的產生既根植于地方，又隨著傳承人及族群的流動與再扎根，以及以手工藝品為載體的商品流通，產生了跨地方性的關系?？绲匦詫嶋H上是在地方與地方的聯系上實現的(10)Massey Doreen.“A global sense of place，” Marxism Today，no.6 (June 1991)：24-29.。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質上是一種身體活動，人是創造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和根本(11)陶偉、蔡浩輝、高雨欣、張楚、江映珍：《身體地理學視角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實踐》，《地理學報》2020年第10期。?；诘胤降奈镔|和身體的實踐是一種包含“人—物—地”之間關系的網絡，非遺的商品制造實踐可促進三者之間關系的強化，從而實現非遺生產的延續性(12)黃素云、陶偉、蔡浩輝：《制造地理視角下鄉村傳統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實踐》，《地理科學進展》2022年第11期。。非遺的傳承本質上是技能的流動，人作為擁有流動能力的個體，能夠攜帶非遺技能進行流動，而非遺與傳承人的流出與流入如何影響地方的發展、如何影響非遺的傳承，還需深入探討(13)陶偉、蔡浩輝：《21世紀以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回顧：兼談地理學可能的貢獻》，《熱帶地理》2022年第1期。。非遺本身也可能在所屬區域之外的地方產生聚合，以商品的形式呈現，由其他非本地因素組成。以云南鶴慶銀器鍛制技藝這一國家級非遺為例，在本土傳承人的銀器鍛制實踐過程中，非本土的市場訂單、甚至是制作材料，都聚合在當地的非遺生產過程中，在跨地性的視角下，非遺以地方為中心，而不局限于特定地方，它不再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地方性的傳統文化事項，而是成為從傳統文化中異化的面向未來的現代文化經濟政治產品(14)魏雷、朱竑：《地理學視角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跨地方實踐》，《地理學報》2022年第2期。。

非遺跨越了其生長的地理區域，借助商品這一媒介流動遷移之后再度嵌入地方，而此時的地方已不局限于原生環境，非遺及其實踐的各個環節嵌入全球多尺度的“社會—空間”網絡當中(15)Natasha Webster.“Rural- to- rural translocal practices：Thai women entrepreneurs in the Swedish countrysid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no.56，(November 2017)：219-228.，其生產材料、傳承主體、實踐場所都經由全球化過程而在某種程度上脫離本土，工業化、技術化使得非遺的生產逐漸“去地方化”，由此帶來關于非遺的開發保護與原真性的爭議。

“原真性”保護觀點認為，如實記錄、完好保存、完整傳承是非遺保護的首要原則(16)劉德龍：《堅守與變通——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中的幾個關系》，《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地方性是衡量非物質文化遺產“原真性”的重要標準。此類研究注重從非遺自身的傳承體系進行分析與記錄，認為非遺保護對地方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有積極意義，多將地方視為“恒?！钡?、“固著”的環境，是不變的，即認為地理環境未發生重大改變，非遺只需持有在地存續狀態。傳統研究范式中對非遺在地性的認知慣性阻礙了人們去認識和探索非遺實踐的生產性和競爭性(17)魏雷、朱竑：《地理學視角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跨地方實踐》，《地理學報》2022年第2期。。

從市場經濟角度出發的“生產性”保護，以非遺的活態性為保護原則，產業結構多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貼近，從尋求歷史的客觀“確鑿”轉向探尋文化意義的“真實”，即活的價值(18)高小康：《社群、媒介與場景：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化三要素》，《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1年第1期。。此類研究以保護開發為基礎，以旅游產業、文創產品、文化傳播等為研究對象，從中解讀非遺的地方性元素。在此類研究情境中，非遺不是地方性的全部呈現，而是地方性元素的局部運用，對應不同的媒介載體，地方性成為一個可靈活變通的表現方式，地方也成為一個動態的、可與其他空間交融共生的地方。

然而，除了基本的形式功能與符號象征，非遺實踐成為全球化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縮影，地方性成為可供選擇的元素之一。非遺被日益簡化為文化商品，嵌入人們的消費生活之中，在生產、傳承的過程中而缺乏地方情感的訴說。

二、從“地方實踐”到“全球化凝視”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效用看，非遺與地方的關系由“地方實踐(local practice)”轉變為“全球化凝視(global gaze)”，由日常生活的地方性傳統轉為被旅游者凝視的審美對象和被權威者評估的項目，由此帶來與本土生活脫節的問題。

非遺作為強烈的在地化的存在，在全球化、現代性的時代背景下，既是地方區別于他處的標志，也是本土與外來交流的對象，這在旅游的活動場域中體現得極為明顯。非遺在當代被賦予了承載地方感、建構現代性的身份政治與認同機制(19)張原：《從“鄉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遺產的現代性承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非遺營造出共同體歷史連續性的日常經驗，能夠促進個體社會認同的形成(20)高丙中：《作為公共文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文藝研究》2008年第2期。。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名錄評級中，可看出非遺既是區域性的文化，同時也是文化全球化話語體系的一部分?！斑z產”正是非物質文化的一種現代性話語表達(21)潘寶：《遺產人類學視域中的非物質文化》，《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但遺產化作為一種外部干預，加劇了遺產與地方性之間關系的異化。對非遺的概念界定、類型分類、層次評級，一方面強調了非遺之于地方的重要性、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從普世價值的角度將非遺推向全球化、普遍性的層面，其地方性與全球化、現代性的關系由此處于不斷調和、相互協商的過程中。在現代語境下，非遺由其所屬區域的文化“小傳統”走向國家文化“大傳統”，其地方性已不僅僅局限于所屬區域，而成為在傳播上更為廣泛、在認知上更為普遍的大眾文化，地方性一方面被強調，一方面被模糊，成為全球地方化影響下的產物。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成為一種權威話語體系，亦變成日常生活場域中脫嵌出來的地方性傳統(22)龐兆玲、孫九霞：《從脫嵌到再嵌：民族手工藝遺產的保護發展實踐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甚至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的一部分，作為“文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地方性，而作為“遺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則被賦予了廣泛的公共性(23)劉曉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性與公共性》，《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

在“遺產”的公共性和全球化過程中，旅游發揮著重要作用。非遺的旅游開發，有原真性保護的博物館旅游、以及民俗節慶展演等形式。將非遺的地方性視為同原真性一般靜態、完整的博物館式非遺旅游，強調非遺被嚴格地置于現代社會空間之中，作為“櫥窗”或“壁龕”里被凝視的客體，與人們的情感和認知有一定的門檻和距離。實際上，在這種機械嵌入觀的保護邏輯下，非遺并未與現代社會發生實質的互動，只是作為一種記錄性的知識而存在(24)龐兆玲、孫九霞：《從脫嵌到再嵌：民族手工藝遺產的保護發展實踐研究》。。

非遺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體系，原本與本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具備實用功能，由于增長全球化、現代性的加速進程，以及權力、資本向經濟文化的擴張，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功能逐漸由生活場景向被建構的地方空間疊寫轉變(25)郭文：《空間意義的疊寫與地方認同——中國最后一個原始部落翁丁案例》，《地理研究》2020年第11期。，如具備世俗功能和神圣空間的節慶儀式，原本是從日常生活中演變而來的“非日?！鼻榫?，由于被“遺產化”、納入官方權威話語體系，或因旅游產業等的開發，而成為本土生活的一個客體，雖供游客凝視，但與原住民無關。以仡佬族祭祖活動為例：在以旅游為媒介的流動性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導的祭祖活動成為懸置于族群之上的社會文化重構活動，官方建構了“自上而下”的認同，但卻難以得到“自下而上”的認同(26)杜芳娟、陳曉亮、朱竑：《民族文化重構實踐中的身份與地方認同——仡佬族祭祖活動案例》，《地理科學》2011年第12期。。

非遺的實用功能被現代化生活所淹沒，而成為一個獨立于日常生活的客體，被凝視、品評、被審美化。非遺作為一種文化代表，成為權威話語體系的一部分，在旅游的媒介作用中構造了全球化和地方性相互碰撞的場域，在地化的傳承轉變為在地化的旅游體驗，而地方卻成為空間疊寫在“意義之上的意義”，與本土生活脫節，缺乏真實情感的共鳴。

三、從“地方傳承”到“全球化擴散”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方式看，非遺與地方的關系由“地方傳承(local succession)”轉變為“全球化擴散(global diffusion)”，由本土的傳播、認知向由媒介傳播建構的另一個全球化網絡空間遷移，與實際的地方脫嵌，由此帶來非遺內涵認知的單一化、地方性被消解等問題。

非遺的傳播、傳承方式一般面向特定的空間與社群，但以視頻等新媒介技術為主的媒體傳播拓展了非遺的時空范圍，同時帶來媒介技術的雙刃劍作用。此前研究多認為，一個邊界清晰的空間可以成為認知和保護非遺的載體(27)UNESCO：Basic Texts of the 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16 Edition). (Paris：UNESCO，2016)，1-19.，地方有時還會專門劃分區域以表示非遺存在的空間，如作為非遺類型而存在的文化場所和文化生態保護區(28)王淑佳、孫九霞：《中國傳統村落可持續發展評價體系構建與實證》，《地理學報》2021年第4期。，將空間場所作為非遺類型進行展示、踐行與保護。然而，媒介技術的介入，卻將非遺產生的物理空間擠壓，轉向媒介建構的虛擬空間?，F代性的時空壓縮，不僅改變非遺的展示、傳播路徑，也改變其傳承的固有方式，如許多傳承人通過短視頻自媒體在全國各地“收徒弟”，言傳身教的非遺傳承變成媒介技術影響下的線上娛樂課堂，其傳承的成果有待考究。而以旅游這種需要具身體驗的行動為例，當今，媒介技術的多方位應用，也使得非遺旅游中具備了超越時空的虛擬體驗和鏡像虛擬，如非遺的數字博物館等，但是，非遺旅游若以全新體驗技術之名去地方化，導致非遺與地方的脫節，不但不能增進游客對地方的了解，反而可能削弱人們對地方的認識，甚至成為障礙(29)戴俊騁、李露：《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和地方建構》，《旅游學刊》2019年第5期。。新媒介技術動態演進之快、信息過載，讓人難以充分細心品味傳統媒介時代的“慢”體驗與“深”意義(30)張驍鳴、鄧瑞珺：《媒介環境學視野中的旅行發展趨勢斷想》，《旅游學刊》2020年第8期。。

有學者認為：若不遵循“文化根植于地方”這一前提，則非遺只能是漂浮在空中的想象(31)耿波：《地方與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性與當代問題》，《民族藝術》2015年第3期。，如同George Ritzer所言的“全球在地化”進程及其文化多元化結果最終不過是“無本之木”。生產性的保護將非遺置于不同的時空中，甚至依托不同媒介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不以嚴格的區域界限為保護發展的原則。但“大規模的傳播意味著內容的非語境化，在這一過程中，內容喪失其原有的靈韻，每被傳播一次，意義便衰減一次，直至變成了其他的意義(32)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莊仲黎譯，臺北：商周出版社2019年，第5頁。?！币虼?，在數字媒介建構的虛擬與超真實中(33)孫九霞、羅意林：《跨越時空的旅游“新村民”：他者的數字化自我呈現》，《西北民族研究》2022第2期。，需警惕媒體對非遺解讀的碎片化、表層化傾向(34)李毓、謝兆雪、曹秀麗：《旅游企業自媒體敘事對民族非遺傳承的作用研究》，《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23年第1期。，也要避免網絡流量擠占的非遺項目的生存空間(35)吉琳玄、馬知遙、劉益曦：《新媒體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與傳承》，《民族藝術研究》2020年第4期。，導致非遺與地方之間的數字鴻溝越來越大。

由非遺與地方的關系發生重構的場景可知，傳統的非遺在地性的地理空間已經發生變化，受到新媒介技術的影響，由此產生日常生活方式、非遺傳承、傳播處境的變化(見表1)。非遺的地方性在現實發展中已不僅僅是靜態的原生地理環境與發展背景，而成為一個不斷與外界產生交融、與各類媒介產生反應的重要維度，地方的邊界被拓寬，形式更靈活。所以，其實“非物質文化遺產”一直處于“建構(making)”的過程，應將其視為一個“動詞”而非“名詞”(36)David Harvey.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Temporality，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7，no.4 (December 2001)：319-338.。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與地方性建構的典型矛盾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實踐、傳承傳播體現出其時空演變的機制，但也與非遺的在地存續、地方建構形成矛盾的張力。作為一種時空敘事的方式，傳播被認為是“用時間消滅空間”的工具，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傳播過程中，不同媒介、場景的共同作用，將會對非遺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產生影響；同時，正是傳播的時間或空間的偏向，產生了非遺與地方的關系重構或矛盾，由此對非遺在當下的地方性建構產生影響效應。為探究不同傳承、傳播場景背后的時空特征與邏輯，本文從時間、空間的結構出發，從傳播的“界面”的角度，為非遺與地方的關系解析構建“人—時—空”一體的分析框架，從而刻畫非遺跨時空傳承、傳播與地方性建構的典型矛盾表現，從成因的解析中挖掘非遺媒介傳播與地方性建構均衡發展的有效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指的非遺傳承、傳播與地方性建構之間的“矛盾”，并非是完全消極的、片面的，而是從馬克思對矛盾的哲學概念闡釋出發，將矛盾視為一個中性詞，以辯證的態度看待矛盾，既看到其中的沖突、對立與難以調和，也看到其中相互成就、相互融合的部分，以此展開非遺與地方的關系探究。

(一)時空疊寫

民俗節慶是地方悠久的歷史文化在當下的適應與發展，是傳統與現代的時間疊寫，民俗節慶的每一次活動均是歷史的更新與更替。借由媒介技術的發展，民俗節慶的地方性文化意義內涵不僅在時間中獲得重新闡釋的機會，也可能在媒介空間中被解讀、改寫或被扭曲。例如廣東潮汕地區還保留著較為傳統的習俗儀式，如“出花園”成人禮等，在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儀式過程中，是地方文化歷史與個人家庭發展歷程的交替，然而，儀式中的講究細節則可能在網絡上被解讀為復雜且無意義的瑣事，甚至帶有地域歧視與文化偏見。地理空間與媒介空間共同疊寫了關于習俗的當下社會接受涵義。

原本，時間和空間的同時在場是人地關系的基本形式，然而，隨著技術的發展，對具身認知具有重要意義的現實中的“空間感”在虛擬空間中也會越來越多地回歸(38)彭蘭：《智能時代人的數字化生存——可分離的“虛擬實體”“數字化元件”與不會消失的“具身性”》，《新聞記者》2019年第12期。，而各地域圈層、空間區隔也并非持有嚴格的邊界，而是具有互滲的規律，在媒介的傳遞與轉化中，產生相互作用的效應。因此，空間和時間在媒介的作用下相互重疊、嵌套。

時空的重疊顯示出非遺傳播與地方發展之間的進一步聯系與作用。如非遺文創商品等通過受眾可接觸的、可進入的形式，將非遺的時空壓縮為具象的表征，并試圖通過實用、靈活的方式再度進入人們的生活，疊寫其在現代生活的實用價值和審美內涵。節慶活動及旅游是以地理空間中的實際參與行為形塑人、非遺與地方的時空重合，而視頻中的非遺與地方雖為平面展示，卻有著網絡文本建構的多面形象。網絡媒介空間中的地方形象塑造、文化內容傳播，共同疊寫了地方和非遺的文化名片。地理空間與媒介空間中的非遺和地方的含義是否產生明顯區隔，則是媒介的時空“疊寫”是否重構或解構了非遺的地方性的關鍵。

非遺傳播的時空疊寫類型，一類是意義的疊寫，即不同空間中對同一非遺項目的解讀，或不同時間中對同一非遺的意義詮釋的疊加；另一類則是行為的疊寫，如線上的非遺傳播對線下地方旅游的影響等。這兩個層面均圍繞人作為非遺傳播的主體展開，由于主體認知及空間行為產生于不同的媒介環境，易產生非遺地方性內涵被扭曲的矛盾。

從共時性的角度出發，非遺本身即是地方歷史的產物，在同一時空中疊寫了歷史與當下、虛擬與現實的非遺實踐內涵。商品、旅游、視頻等傳播場景，均是在同一集聚時空中展開非遺的時空疊寫的意義，為非遺地方性的實踐性、主體性要素注入新的解釋。

(二)時空延異

非遺在傳承、傳播過程中，形態和意義都隨著社會發展需求而不斷變化。如廣東潮州木雕等手工藝非遺項目，原本取材于地方的日常生活，但隨著人工成本的增高以及制作時長的增加，手工藝品變成手工“奢侈品”，出現與普通人生活產生區隔的情況。隨著項目傳承式微、傳承人生活拮據的情況出現，在旅游開發中將手工藝品打造文創小商品的形式，嘗試令非遺從日常、實用的角度重新進入人們的生活，但作為文創小商品的非遺，有的不能完整保留其工藝，有的不能完整展示地方的文化意義內涵，然而，隨著商品的流通和旅游的開發，這些零星、碎片化的地方性元素，有可能組成了人們對這一非遺地方性的理解，這一“脫嵌—返嵌”的過程，造成了非遺在時空中的形式和意義變遷。另外，諸如新創節事等“被發明的傳統”一樣，在時空中演化的非遺實踐也可能創造新的集體記憶，從而建構非遺在媒介傳播、時空延異之后的地方性。

當下媒介環境的典型特征即是所有東西都不再有標準呈現或一次性“定格”，而是在不斷地被媒介傳遞、變形、轉義、重構、再生。德里達發明了“延異”一詞，用來表示一種動態發展的差異，“延”體現了時間性，“異”表現了空間性，而“延異”則是時空的統一(39)黃鳴奮：《后結構主義與超文本理念》，《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把印笔欠沁z活態性的常態，但“異”則體現出其地方性內涵可能變得模糊。

因此，探討非遺傳播時空延異的演進過程與影響因素，需從非遺本身的歷史演變出發，結合地方的背景變遷，探究非遺的物質性、具身性等特征在媒介技術影響下的變化與重構。非遺的地方性在媒介環境的長時間演變中，易變得模糊，需通過對傳承內核、傳播內涵的重視和強調，以人和地方日常實踐的關系來解析這一典型矛盾。

從歷時性的角度出發，非遺的傳承發展具有活態性，因而其地方性不是原真性的代表，而是在時空中動態發展的。文創商品、旅游開發等形式即是對非遺的創新利用。時空延異是非遺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傳承、傳播形式的“異”，能否帶來非遺地方性文化內涵的“延”，則是需辯證看待、具體分析非遺傳承與地方性建構的時空演進機制。

(三)時空錯置

出于文化宣傳、旅游開發等目的，地方有時會采用時空集聚的方式集中展現非遺，但如旅游中的大型民俗節慶表演等形式，則可能為了表演形式而忽視節慶儀式的內涵，成為一種時空錯置的表演。非遺及其所屬的場景環境成為如?？滤f的在文化生態大環境中嵌入的異質空間，即“異托邦(heterotopias)”“沒有生態環境的活態只能算是表演?！?/p>

然而，“一種瀕臨消亡的傳統文化在特定場景中具備了得以生存延續乃至發展的具體條件，這個場景便可能成為這種文化依存的當代家園(40)高小康：《社群、媒介與場景：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化三要素》，《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1年第1期。?！彼?，這種時空的錯置并不一定是完全消極、錯誤的非遺實踐，而可能是非遺在新時代的應激反應。以西雙版納傣族園的“天天潑水節”為例，景區內不斷生產制造的“潑水節”既可能是消極的文化變異和去地方化(41)李毓、孫九霞：《結構化理論視角下非遺表演的地方性建構——以西雙版納傣族園“天天潑水節”為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2期。，也可能是積極的文化生產和地方性建構，非遺的民俗表演成為一座“流動的博物館”(42)張潔：《流動的博物館：旅游民俗表演與文化景觀的再生產——以貴州丹寨萬達小鎮“非遺”展演活動為例》，《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時空的重新組合、重新放置，是非遺的活動場景中對空間意義的重新闡釋，從而對非遺的空間實踐、時間維度注入新的定義。民俗藝術節、非遺主題的會展活動亦是同理，通過空間的錯位放置，獲得非遺地方性內涵的社會效應。

因此，不應以預先的價值判斷來評估非遺傳播的時空錯置的后果，而是從其錯置的表現形式中，圍繞非遺的地方性這一重點分析對象，探究在時空錯置之后的地方性表現、與地方的聯系等，從中挖掘可能的創新機遇。

從物質空間的角度出發，非遺的活動場景多以時空聚合的形式出現，但這一形式也有可能產生時空錯置。這種因時空錯位產生的沖突影響和社會效應，既是直接揭示了非遺與地方關系重構的矛盾，也從側面顯現出非遺在傳承、傳播過程中可能的發展路徑。

(四)時空延展

媒介技術的發展，也使得在物質空間中受限的非遺實踐，可以在虛擬空間中獲得延展。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東潮州古城區的迎神拜神活動嘗試通過“線上直播祈?！钡男问竭M行，傳統大型民俗節慶的“在場”參與方式經由媒介技術的轉化，成為一場在線上轉播的活動，人們不僅“在場”，且“流動”了起來。非遺與人的聯結由線下氛圍感知轉為線上的精神共通與文化共融，同時也帶來傳承方式與范圍的改變。微信公眾號文章《在快手，252萬名用戶在記錄非遺》描寫一位畫糖畫的手工藝人，因為糖畫視頻在“快手”平臺的傳播，他不僅在全國收了三百多個弟子，而且與遠距離的人們產生了情感的交流?！坝行氯私Y婚，他會精心制作一個用糖制作的‘囍’字，視頻中，悠揚的背景音樂和婚禮現場的熱鬧場景，透過屏幕傳遞到了更遠的地方，他慢慢發現這其實是在傳遞和擴散甜蜜的過程?！?43)“在快手，252萬名用戶在記錄非遺”，地球知識局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x_7ccmogJN9ySL4b HhD8xQ，訪問日期：2023年7月4日。

以往研究關注物理時空在虛擬空間中被壓縮的情況，甚至被認為是一種“時空扭曲”的形式。如歷史悠久的非遺文化以娛樂輕松的視頻風格呈現，枯燥辛苦的非遺制作過程被濃縮為短暫的、甚至是帶有節奏感的幾秒幾分，而作為非遺原生背景的地方則成為網絡傳播中的一個標簽、文案中的一個地名；大眾旅游更是通過短暫、即時的參與和反應，以觀看表演、消費體驗等方式認知非遺。這種時空壓縮導致的“時空扭曲”削弱了地方身份的代表性意義和定位再生產(44)謝沁露：《從空間轉向到空間媒介化：媒介地理學在西方的興起與發展》，《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在非遺的時空傳播過程中，由各媒介類型模式造成的時空壓縮，需通過在地化、具身性的深度文化體驗，從中展開地方的文化意義和非遺的精神內涵。

然而，虛擬空間中帶動的非遺在物質空間中的流動，使得地方的文化意義內涵獲得更廣泛的延展，如非遺電影、視頻中的文化故事，擴展了非遺的認知感受途徑與范圍，由此可能帶動的非遺商品流動，使得非遺的商品屬性、文化屬性得到發揮；而旅游則是帶動非遺的地方性展開跨地性交流的可能。由此可見，虛擬空間中對非遺實踐時空的“壓縮”是其現代性的一部分，但在時空壓縮之后的時空延展，則是非遺媒介化生存帶給地方性建構的新的機遇。

因此，既要關注非遺在虛擬空間中的時空延展，也結合其在現實空間中的反應與結果，解析在虛擬空間中被削弱的非遺物質性、實踐性等要素在現實空間中回歸、延展的方式和路徑。

從虛擬空間的角度出發，非遺的數字化保存和記錄即是非遺時空延展的機會。非遺視頻將非遺的傳播認知范圍無限擴大，且可多次轉發、重復播放，并通過其他文本題材的再創作，獲得地方性建構的更多范圍和途徑。非遺傳承、傳播在時空延展中的虛擬流動與現實反應，共同作用非遺在當下媒介環境中的地方性建構。

傳播媒介既可以折疊空間、濃縮時間，也可以展開空間、重復時間，進行時間及空間的文化意義疊寫。非遺經由媒介傳播，不僅在時間上獲得傳承傳播的歷時性，也在空間的傳播范圍廣度上獲得共時性，地方性則是在這一時間和空間跨度中的穩定的非遺內核。通過對非遺傳承、傳播與地方性建構的典型矛盾的表現刻畫與成因解析，可進一步深化對非遺與地方關系的思考。

結 語

對非遺的地方性保護是非遺傳承、傳播的重要任務。2002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高等院校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教學研討會上通過并出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宣言》提到：非遺保護與傳承的八大綱領之一是“推廣教育在知識傳播體系上的文化多元，加強本土文化基因認知的自覺，盡快解決現行教育知識體系中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認知嚴重欠缺的現狀?！?45)黃莉敏：《地理學介入“非遺”研究：內容取向與人才培養體系構建——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宣言〉的響應》，《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年第7期。因此，在傳播與媒介領域中激活和強化地方感和地方性，并將其控制在合理的、有益的范圍之內，不僅可以成為對抗和消解傳播全球化、文化同質化的利器，而且對傳承美德和社會建構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6)邵培仁：《地方的體溫：媒介地理要素的社會建構與文化記憶》，《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對非遺傳承、傳播的時空機制探究、正向引導，既是繁榮和發展地方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也助于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中華文明更好走向世界。

地方所采取的種種保護傳承措施，本質是發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識，營造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文化生態(47)陳恩維：《地方性知識與非遺的整體性保護——基于廣東勒流“扒龍舟”的考察》，《民族藝術》2020年第3期。。在非遺與地方的關系于各類傳承、傳播場景中已然發生重構的現實挑戰下，應從“人—時—空”一體的框架中挖掘非遺地方性的物質性、實踐性與主體性要素，從非遺跨時空傳承、傳播與地方性保護的典型矛盾解析非遺與地方的新關系、新場景，以融合發展的動態視角找尋非遺與地方加強聯結、共同建構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