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史的敘事特征研究

閆慧芳

一、引言

傳承人在時間與空間架構中闡釋歷史，傳承人作為敘事者采取多種敘事行為與過去發生對話，重新進行歷史的敘事、還原和解讀，進而提供研究者挖掘傳承人口述史敘事意義的可能性途徑。研究者與傳承人是各自為一體的獨立主體，傳承人所賦予的意義和價值是從傳承人主位視角出發的行動者意義，研究者是參與傳承人行為過程的另一主體，而非意義賦予主體。傳承人口述史既是研究者搜集傳承人原始口述史料的過程，也是研究傳承人主體的敘事意義和話語建構的活動過程。

傳承人口述史是由傳承人與研究者共同合作完成的一種會話敘事和文本書寫，雙方在持續對話過程中進行敘事話語的交流與碰撞。傳承人口述史圍繞傳承人生命史、傳承史等展開敘事，是立足于傳承人立場的建構與闡釋。學者田兆元將非遺理解為文化傳統敘事，包括語言文字敘事、行為儀式敘事、景觀圖像敘事和數字多媒體敘事(1)田兆元：《作為文化傳統敘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群言》2019年第10期。。任何一種敘事都與歷史相關，而歷史是一個重新被組織和被認同的過程。傳承人口述史是非遺保護中的一項文化實踐，也是非遺研究中的一種敘事理論探索?！耙饬x”的探究是現象學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學者楊善華認為“意義是確定的并有可供交流和共享的特征，促使主體間性變成一種可能，被訪者通過主觀建構的敘述賦予一定意義于訪談資料與訪談場景”(2)楊善華、孫飛宇：《作為意義探究的深度訪談》，《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傳承人口述史訪談過程中傳承人對于個體敘事、行為及話語語境等賦予不同程度的意義指涉，這些意義之間具有相互制約和影響的直接或間接關系。

傳承人的敘事行為本質上具有明確意義的研究指向。西方敘事學認為敘事是“通過語言或其他媒介來再現發生在特定時間和空間里的事情”(3)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頁。，傳承人以口頭語言為基礎構成敘事，通過明確的敘事主題和敘事結構解釋非遺本質與特征。研究者與傳承人面對面交流時采取何種訪談方式、技巧和策略，對于能否挖掘更多超于日常生活的意義有重要作用。傳承人口述史敘事內涵體現在兩方面：傳承人與敘事內容的講述關系；傳承人與研究者和閱讀者之間理解與被理解的關系?？傊?，傳承人進行敘事與文化實踐的同時，需要研究者以交流互動方式深入理解其敘事意義，認知傳承人口述史敘事機制，跨越傳承人從共性到個性的文化表征，從而客觀對傳承人敘事話語及行為進行意義闡釋。任一方對話主體都擁有歷史敘事權利，互為敘事主體的交流模式有助于激發傳承人敘事動力，體現傳承人個性特征，推動傳承人口述史文本完整表述與形成；同時傳承人與研究者也能夠通過平等合作的交互主體關系相互理解，實現身份認同。

二、傳承人口述史敘事主體的主體性

傳承人口述史敘事研究首先需清晰：誰在敘事？傳承人口述史敘事過程中，傳承人作為言說主體、表演主體與書寫主體，而研究者是與傳承人主體共同完成言說、表演、書寫的雙主體之一，二者構成缺一不可的交流與合作關系。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主體性

“主體”概念主要由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等德國哲學家建立起來，廣泛運用于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等學科。從詞義學角度理解，客體是“主體認識和實踐的對象”(4)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7頁。，主體指“有認識和實踐能力的人”(5)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第1643頁。，主體概念既包括人的心靈、認知，也包括實踐。主體概念經歷了由一般哲學概念到實踐哲學概念的過程。人在客體世界中通過生產、生活等具體實踐，從獨立、自由的個人轉化為具有自我意識、自覺實踐的主體，由人變為主體后運用個人理念、創造和實踐作用于客觀對象，從而在多重關系中發揮主體性和能動性?！爸黧w并非個人本身，當群體和共同體能夠形成理念、推動集體意志、有目標地行動時也被視為主體”(6)韓成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與保護主體之解析》，《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在非遺保護實踐中，首先需要明確其傳承主體。

1.傳承人作為傳承主體

一方面，作為傳承人首先要考慮其“人性”，其次是非遺“技藝”本身。傳承人學習技藝過程中自然會受其密切相聯的地域環境、生存場域、生活環境、地方傳統及人文思想等因素影響，他們通過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形成獨有的個性特征和個人品格，從而將認識體現在具體文化實踐中，指導實踐、提升實踐。學者宋俊華認為生產性保護過程中應以傳承人為主體，充分考慮傳承人人權，確保非遺生命力(7)宋俊華：《文化生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文化遺產》2012年第1期。。作為身體能力的非遺是屬于人的傳承，堅持“以人為本”是首要原則。傳承人在代代相傳過程中將非遺知識通過口頭和文字方式保留下來，體現了傳承人在文化傳承實踐中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傳承人的文化實踐對其認識有重要影響。當傳承人從不自覺到自覺、主動傳承時會逐漸發現傳承中存有的問題，意識到問題解決的緊迫性，將其主觀認知適當調整和提升，尋求更完善和科學的處理方式?？傃灾?，傳承人是在不斷變化和實踐中尋找更適合個體、群體及非遺事項本身生存和發展的方式。

2.傳承人作為敘事主體

傳承人的敘事行為包括口頭言說與身體表演，口述史訪談過程是對傳承人記憶的挖掘和記錄，也是傳承人對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選擇和重構。傳承人記憶素材包含日常生活經歷、知識經驗和文化實踐行為等。傳承人具有言說權利，通過故事講述行為向研究者敘述，如故事家、史詩演唱者等傳承人以口述形式傳承非遺。傳承人還需依靠身述形式展示技藝，如剪紙藝人、雕刻家等傳承人通過現場表演輔助口頭敘事，完整呈現非遺事項本身，利于研究者現場觀察并參與，促進口述史訪談順利進行。

3.傳承人作為書寫主體

過去傳承人大多是來自民間的藝人、匠人、能人等，文化水平有高有低，這也決定了部分傳承人只擁有言說能力，失去了書寫能力。但傳承人是否具有寫作能力，他們內心也會希望個體過往被記錄，擁有寫作意識和訴求。如滿族千則故事家傅英仁和馬亞川筆述出版了《滿族神話故事》《女真神話故事》等多部著作，他們既具有超強記憶力、語言表達力和即興創作力，又具備書寫民間文化能力和筆述故事的自覺意識，最終成為特殊講述者群體(8)高荷紅：《故事是講述還是筆述的——以滿族千則故事家為例》，馮驥才主編《傳承人“釋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9年，第202-224頁。。研究者不能忽視傳承人作為書寫主體的能力，應全方位了解傳承人傳承、敘事及書寫的主體性。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者的主體性

非遺保護主體包括國際組織、國家政府、研究者、商界、民間團體等。本文著重以研究者為代表，探討他們如何在非遺保護過程中體現主體性。

1.研究者作為保護主體

研究者以文化工作者身份積極參與到傳承主體的文化實踐與保護行動中，結合時代背景和專業知識，對各門類非遺傳承人及文化事項展開調查。通過田野考察發現問題，總結非遺傳承規律，進而完善非遺傳承機制，促進非遺活態傳承。

2.研究者作為敘事主體

研究者作為組織完成訪談的一方，訪談前需學習非遺專業知識，制定訪談提綱以進行正式訪談。訪談中研究者既可作為提問者，也可作為回答者和文化參與者，實際參與到傳承人表演語境中。研究者是口述史敘事的參與者，作為口述史敘事主體一方與傳承主體共同建構完整的田野關系。

3.研究者作為書寫主體

研究者是具備一定專業知識和素養的文化保護者，擁有相關領域的學科知識，具備書寫文本能力。研究者通過搜集整理口述史料，建立非遺文化檔案，同時按照學科規范書寫并完成相應研究成果，通過文本呈現形式探索、建構非遺相關理論，發揮其傳播與推廣作用。

由上所述，傳承人口述史具有雙主體特征，傳承人與研究者實質是一對交互主體，是傳承人口述史敘事過程中的一種主體性釋放，發生著雙向的認同與被認同、理解與被理解的關系。二者在不同訪談階段體現其相應主體性，并伴隨非遺活態傳承、過程性保護發揮敘事能力和敘事功能，共同建構傳承人口述史敘事模式。

三、傳承人口述史的敘事特征

傳承人口述史敘事研究是研究者對傳承人口頭敘事活動(言語表達與行為活動)進行記錄與感受的過程，是雙方共享的一種敘事，于傳承人而言是一種文化敘事表達，于研究者而言是實現傳承人記憶的文化傳承。敘事內容既包含重要的生活內涵與文化意義，同時也是作為主體的人的情感表達和人文訴求，具有多樣性特征。

(一)生活性與交流性

傳承人口述史敘事包含兩個基本特征：生活性與交流性。傳承人自身具備從幼年時期就開始形成的言語習慣與行為方式，即“鄉土根性”，如索緒爾所強調，“在每個人類集體中，‘鄉土根性’和‘交際力量’同時朝著相反方向不斷起作用，前者使一個狹小的語言共同體始終忠實于它自己的傳統”(9)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上海：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287頁。。例如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汪秀霞通過剪紙描繪了超出日常生活的豐富世界，既包含對現實命運的反抗，也表達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她創作的“嬤嬤人”形象寄托著醫巫閭山母親們對家庭保護神的崇拜和對兒女的濃濃母愛(10)馮驥才、白庚勝主編，王光著：《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叢書——醫巫閭山滿族剪紙傳承人·汪秀霞》，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11-115頁。。傳承人敘事發生在日常生活空間中，源于基本的、不斷重復的日常生活習性。與此同時傳承人又必須與自然、社會和周邊群體等產生交流，發生人際關系，與客觀世界建立密切聯系，實現個體身份獲致。

安國老調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賈俊霞(11)根據筆者訪談記錄整理。訪談對象：安國老調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賈俊霞，1943年生；訪談時間：2019年8月3日；訪談地點：河北省安國市賈俊霞家中。作為女性傳承人，打破世俗傳統中對于女性角色的偏見與制約，最終獲得民眾認可。少年學戲遭父親極力阻攔，甚至斷絕關系；婚后承受家庭壓力、孩子們不理解；中年時由于身體疾病忍痛離開舞臺……賈俊霞坎坷生活經歷豐富了她的人生閱歷，造就了她的多樣文化身份?！拔幕矸菥哂卸嘀匦?，同一性確保傳承人文化的身份認同屬性，差異性激發傳承人文藝活動交流的原動力?！?12)林繼富：《“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文化身份——基于劉德方的分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賈俊霞一生從未離開其生存環境，由于周邊文化環境中群體對于“戲子”的普遍歧視，無形中給青年時期的她增添了“有形身份”壓迫，面對身邊人的區別對待，她在不斷適應中進行了身份轉變與認知提升。

賈俊霞又是女性傳承人中較幸運的，同為藝術愛好者的丈夫葛俊臣(13)葛俊臣，1939年生，安國老調劇團雜技表演者。是她的生命知己，生活和精神上給予關心與扶持。尤其是隨著非遺保護運動興起，非遺政策的大力支持，安國老調本身及傳承人均得到重視與保護，2018年5月賈俊霞被評定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認定為傳承人后，她時常會收到來自政府、學界、戲迷們邀請，參與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既擴大了原有交際范圍，也使文化自覺意識不斷被激發，人際交往能力得到極大提升。通過分析，傳承人從初出茅廬的小演員到如今獨當一面的國家級演員，多年文化實踐過程中，其自我認知、社會交際能力等都發生了變化。傳承人通過對安國老調公共記憶、集體記憶、個體記憶及身體力行的表演傳承，獲得了新的身份認同和記憶重構。同時她在實現非遺原生地傳承基礎上發揮能動創新性，培養多名傳承人和表演愛好者，形成獨特藝術模式，促進了安國老調文化傳承與傳播衍續。

(二)身體性與表演性

非遺口傳身授的傳承方式決定了傳承人敘事本質上具有身體性特征。傳承人通過個體身體體驗與感悟進行非遺的身體記憶與話語表達，產生和賦予非遺特殊文化涵義?！皬慕煌闹黧w間性條件來說，身體主體是不能夠缺場的”(14)劉鐵梁：《身體民俗學視角下的個人敘事——以中國春節為例》，《民俗研究》2015年第2期。，身體的在場是構成傳承人與研究者進一步交流的前提和條件，身體性構成傳承人與研究者敘事的基礎，使主體間交流更順暢。傳承人與研究者在交流敘事過程中主體間的身體共同處于一種特定時空結構，參與敘事交流時彼此身體行為釋放各種信號，直接或間接反應于對方，在雙向刺激影響下作出一定回應，從而產生信息并傳遞于讀者。

傳承人口述史敘事過程本身可視為具有廣義表演性的交流與實踐，傳承人與研究者作為共同表演者擔任不同角色?！懊耖g敘事展示了口語表達行為的綜合性，表演特質十分突出”(15)林繼富：《民間敘事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2年，第14頁。，口頭語言表達和身體表演行為共同構成傳承人口述史敘事系統，二者相輔相成。臺灣歌仔戲表演者江清柳訪問記錄中表達他最愛武戲，因為武戲表演更能吸引觀眾目光，通過武戲訓練可使身段及唱腔更熟練，表演過程既過癮又能得到觀眾認可。特別是師父李水土正式表演前“空中翻筋斗”絕招的受歡迎，某種程度上加深了江清柳對武戲表演基本功的再認識(16)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呂順安主編：《傳統技藝匠師采訪錄(第二輯)：訪問江清柳先生記錄(歌仔戲)》，南投市：省文獻會出版1996年，第89頁。。表演過程中隱藏和體現了傳承人的交流策略，傳承人借助表演行為包含的各種元素完成話語表達，向研究者或觀眾展示技藝。同時研究者或觀眾根據自身感受對傳承人語言、表演和才能等作出評價，形成交流模式下的表演語境，這既是傳承人口述史敘事中身體性轉向的體現，也是表演性構成敘事特征的重要顯示。

(三)專業性與選擇性

傳承人口述史敘事是日常生活的藝術化形式，具有語言表述和非遺實踐的專業性。傳承人根據掌握的專業術語、行話、工藝流程等向研究者展開敘述，如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孫家香因為講故事而被大眾熟知，故事包含了都鎮灣民間故事絕大部分類型，豐富的故事類型蘊含都鎮灣歷史積淀、鄉土知識與民風民俗，富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同時孫家香采用“精短簡練的敘事結構”，故事講述中注重真實性和過程性，既體現其講述故事的法則與特色，也體現了追求敘事的專業性(17)馮驥才、白庚勝主編，林繼富著：《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叢書——宜昌民間故事家·孫家香》，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73頁。。雖然生活中孫家香是位普通土家族女性，但她驚人的記憶力、天才的組織能力和講述能力反映了她在民間故事講述方面的杰出性。

傳承人敘事過程中還包含一定的選擇性和組合性。選擇性回憶是記憶中關鍵和明顯的特征，傳承人與研究者對話時會思考哪些內容適合講述，哪些不適合講述，應如何講述及講述程度等問題。如能言善道的傳承人可能會在傳統敘事基礎上增添某些故事情節，重新排列組合敘事內容；而不善言辭的傳承人可能會簡單將傳統情節直接講述給研究者。講述內容的選擇性和重組性反映了傳承人在表層敘事中進行文化創造的邏輯結構?！坝洃泝Υ婕捌渲貥嬀哂羞x擇性，記憶主體利用符號將大腦記憶的歷史事實有序化、理性化”(18)左玉河：《歷史記憶、歷史敘述與口述歷史的真實性》，《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4期。，口述史訪談中傳承人呈現的歷史記憶一般是傳承人選擇性回憶和重組的結果，是在歷史與當下的不斷博弈中建構而成的新的認知和意義，體現了傳承人主體的獨特敘事視角。

(四)情感性與共情性

感情是敘事發生的基礎，關注傳承人主觀敘述和情感表達是傳承人口述史訪談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傳承人生活敘事是傳承人感性與理性的雙重認同，傳承人口述史研究不應局限于非遺傳承譜系等知識，還應進入到傳承人生活領域，了解敘事背后所反映的社會現實與文化意義，尊重客觀事實的同時感受傳承人敘述自我的主觀經驗。日本民俗學者柳田國男認為研究資料包括“可視材料、音聲語言資料和心意感覺資料，最根本的是心意感覺”(19)柳田國男：《民間傳承論與鄉土生活研究法》，王曉葵、王京、何彬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第84-85頁。。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張海吹奏蘆笙、跳蘆笙舞時注重感情運用，強調感情投入，感動自身的同時感動聽眾；他還將其融入到帶徒授藝文化實踐中，秉持“用情授徒、用心傳藝”的傳承理念(20)馮驥才、白庚勝主編，潘瓊閣著：《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叢書——侗族蘆笙傳承人·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45-73頁。。以下筆者通過安國老調傳承人賈俊霞個人生活史和學藝史(21)根據筆者訪談記錄整理。訪談對象：安國老調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賈俊霞，1943年生；訪談時間：2019年8月3日，12月20日-25日；訪談地點：河北省安國市賈俊霞家中。分析其敘事表達中的情感性特征，以及訪談過程中“我”與傳承人產生的共情。與傳承人由初次相識到逐步了解，從其語言敘事中感受到她作為生命個體的美好性質，逐漸領悟到她對老調的執著熱愛、情感融入和文化情懷。每當敘述到記憶深刻處她便濕了眼眶，感嘆從藝辛酸與艱辛，感激國家政策的積極引導，感謝民眾對老調的喜愛和對她的認同。綜合分析，傳承人敘事內容中包含個人濃厚的情感因素，敘事表達過程中傳承人試圖將個人感情色彩寄托于敘事內容中，并與研究者分享過往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研究者在參與敘事過程中也能通過觀察和傾聽傳承人情感敘事，與其產生共情的同時理解個體記憶蘊含的文化意義。

四、傳承人口述史敘事主體的身份獲致

(一)傳承人：研究客體向文化實踐主體的轉變

傳統田野考察和既定思維模式下，傳承人通常被視為研究者進行訪談的客體，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被動回答研究者提出的特定問題。然而此研究模式可能會忽視研究對象作為主體的屬性和價值，造成田野訪談關系失衡和口述史料部分缺失。同時傳承人在已然形成的訪談情境下也可能無法全面意識到自身主體性和能動性，有些傳承人即使意識到也難免會由于某些主觀或客觀因素而選擇順應研究者訪談形式，被動參與文化實踐。換言之，傳統的主體認知和訪談操作存在一定弊端。本文嘗試轉向主體研究，從主體視角探討傳承人和研究者兩種敘事主體，進而闡釋二者在口頭敘事與文本敘事中的作用和相互關系，重新進行主體話語建構。

首先，傳承人主體意識的轉變。傳承人在文化實踐中充分認識到所傳承非遺事項的價值和意義，開始自覺、主動地參與到非遺項目申報、代表性傳承人申報等行動中。同時為不斷適應國家政策和社會、市場需求，傳承人在傳統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以促進非遺有序傳承。傳承人在新的傳承語境下，靈活運用創新方式接合傳統，這一行為過程體現了傳承人由自在主體向自覺主體的轉變，是傳承人主體意識覺醒的反映。

其次，傳承人自我身份的認同。傳承人在自我與自然、社會和他人的沖突與交融中具備自我定位品質，在傳統與現代的博弈中追求自我身份認同。研究者轉向重視傳承人眼中的“傳承人”，傳承人從“要你說”向“我要說”的轉變正是傳承人主動表述文化權利的表現，以傳承人為主線了解傳承人對于“傳承人”概念的理解與認知。傳承人自我身份的認同首先是人性本有的基礎特征，也是心理層面的歸屬感追求和文化內涵的深度體驗與感知。

最后，傳承人向研究者表述文化過程中，有時會巧妙運用研究者思維，站在對方提問角度回答問題。有的傳承人經歷多次被訪談后習慣在訪談者與受訪者間隨機轉化，如有的傳承人會將與學者對話后形成的新的學術知識代替原本掌握的地方性術語直接傳遞給其他訪談者，最終可能會影響口述史料的真實性?！吧鐣黧w通過認識和行為建立起與社會相符合的自然關系，而自然關系的反抗在社會及其成員的成長過程中是不斷進行的”(22)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1卷，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2頁。。通過傳承人的一系列變化，一方面反映出社會變遷影響下傳承人的變化性和適應性，另一方面說明實際考察中研究者需多方考證，搜集社區內其他文化持有者的信息，起到補充和互證作用，以呈現口述史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綜上所述，傳承人主體從研究客體向文化實踐主體轉變，不僅是一種田野轉向，還是一種學理依據。轉向關注傳承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文化創造性，有利于傳承人認識非遺文化的多重價值，進一步形成科學的現代文化觀和遺產觀，實現自我身份的定位與轉型。

(二)研究者：資料獲取者向文化參與者的轉變

討論“田野”問題，第一步是建立同情與合作意愿，第二步是如何詢問、傾聽、記錄、再現和發表等問題(23)張舉文：《從走向民間的田野到走在民間的實地：意識形態范式的轉換》，《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田野考察中研究者會不自覺站在一定文化高度審視民眾生活實踐和文化傳統，試圖按照自身認知建構民眾真實傳統，理想化地達到訪談目的，而實則可能會忽視訪談對象的主體性與獨立性，并不能夠正確進入到田野現場。

第一，研究者應當從意識上建立與傳承人的平等關系。

狹義地說，研究者與傳承人屬于不同知識領域的兩個獨立主體，具有不同文化身份。但當研究者與傳承人處在相同文化語境時，研究者應秉持“學習與被學習”的態度，意識到傳承人擁有特殊身份和知識脈絡。訪談前將傳承人尊稱為“老師”“先生”等，既是對傳承人身份的尊敬，無形中還會使傳承人內心產生欣慰感和自豪感，對所傳承非遺項目有更高定位和傳承動力。

筆者統計了由中山大學主辦的《文化遺產》學術期刊自辦刊以來陸續刊發的全國各地不同門類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訪談錄，通過分析訪談前對話探討研究者與傳承人如何由“陌生”變“熟悉”，從而進入訪談展開敘事。訪談錄中研究者進入訪談前通常以“您”“老師”“請教”“同鄉人”等作為對話引子，既表明身份說明來意，又能在舒適、開放的訪談情境下切入主題；傳承人以“盡管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等作為回應，既是對研究者的肯定，也表明自身愿意接受訪談。筆者選取其中兩段具體分析訪談中研究者與傳承人的身份轉換和平等關系的建立等問題。

楊程茜：王老師您好，我是榆林學院文學院的教師，也是咱陜北榆林人。您是陜北民歌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今天想通過您的訪談了解陜北民歌的淵源、特色以及發展。您看可以嗎？

王向榮：可以！你有什么問題盡管問！(24)楊程茜、賀智利：《陜北民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王向榮訪談錄》，《文化遺產》2020年第3期。

在此案例中，研究者楊程茜由學校教師轉換為學生身份，傳承人王向榮由演唱者轉換為老師身份，訪受雙方的個體身份轉換利于輕松愉快的展開對話。訪談開始前研究者向傳承人表明訪談目的和幫助需求，表現出對于知識的渴望；傳承人的回答具有親和力，體現出傳承人從內心深處自愿為研究者講述陜北民歌文化，積極履行傳承文化知識義務。

梁琳：汪老師您好，今天先觀看了您在綏德縣文化廣場精彩的嗩吶演奏，發現嗩吶聲一響，群眾就自發地從四面八方涌了過來，越聚越多，聽得著迷。

汪世發：是的，陜北人喜歡聽嗩吶，喜歡到骨頭縫里了。以前辦事吹嗩吶，嗩吶聲響亮傳出老遠，十里八村的老百姓一聽見嗩吶聲就跑過來看，熱鬧得很。(25)梁琳：《黃土高坡的震天吼——綏米嗩吶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汪世發訪談錄》，《文化遺產》2020年第5期。

該案例中，研究者梁琳首先從當地民眾對于傳承人的認可談起，表明自身對傳承人文化身份的贊賞和精湛技藝的崇敬；傳承人汪世發也因此意識到嗩吶對于當地民眾日常生活的意義，激發了傳承人向研究者講述當地標志性文化傳統的意愿。由此，運用民眾司空見慣的文化傳統巧妙展開對話，對于口述史訪談效果的提升具有積極作用。

第二，研究者應當積極主動參與到傳承人的口述史敘事和文化實踐中。

學者葉舒憲指出，“在中國文化研究中應當建立四重證據良性互動互闡的新方法論范式，即文本敘事、口傳與身體敘事、圖像敘事和物的敘事”(26)葉舒憲：《四重證據法：符號學視野重建中國文化觀》，《光明日報》2010年7月17日第6 版。，其中第三重證據指在田野考察中觀察的活態民間口頭敘事和身體演述，研究者需以參與者身份參與傳承人文化實踐，觀察傳承人除口頭語言外的非語言符號表現。如表演類非遺事項調查中研究者既要關注口頭敘事，還需參與到表演中，通過肢體語言感受藝術表現形式，結合口述文本資料和影像文本資料更深入把握傳承人傳承規律與特點。研究者由資料獲取者向文化參與者的身份轉變有助于研究者提高口述訪談效率，獲得豐富的“口頭敘事”與“身體敘事 ”知識。

第三，傳承人口述史訪談本質上屬于一種“共同敘事”。

“合作的故事是一種明顯的雙向交流行為，故事的完成始終借助聽眾積極的話語貢獻。同時也顯示出參與者共享的合作話語權和彼此開放的敘述空間”(27)祝秀麗：《民間故事講述的話語互動序列與合作敘事——以親子間兩次聽講〈包公行醫〉為例》，《民族文學研究》2016年第5期。，傳承人口述史訪談是發生在傳承人與研究者之間具有主體間性的敘事和對話，傳承人起主要敘事作用，研究者除引導提問和專注聆聽外還需積極作出回應或補充說明。在合作敘事形式和啟發下，傳承人有時會因此激發講述情緒，勾連起更多記憶和細節。研究者和傳承人通過自在敘事空間和對話互補形成良性對話機制，各自主體性得到確立與鞏固。由是，開放且合作的敘事模式能夠促進對話開展和持續，有利于敘事情節更加完整與豐富。

(三)建構傳承人口述史敘事共同體

傳承人與研究者是完整出現和參與在傳承人口述史敘事過程中的獨立主體，二者共同合作完成傳承人口述史的故事講述和文本創造。胡塞爾認為，“每一個自我主體和所有人都相互生活在共同世界，它對我們的意識是有效存在的，是通過‘共同生活'而明晰地給定著”。(28)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35頁?？谑鍪吩L談中將主體理解為一對相互的、合作的、應答式的關系，即傳承人與研究者是一對敘事共同體，任一主體的存在與發展都是以對方存在為前提和基礎，應承認雙方主體在參與敘事中的自覺性與重要性，自覺站在他方立場看問題。雙方通過發現主體間對話機制和內在秩序來建立交流互動橋梁，以促進敘事信息互通和共享，拓展文化意義解釋與傳播，共同建構傳承人口述史良性敘事機制。

個體主體性與共同體主體性在相互合作過程中實現?！爸黧w間性的特質是相互溝通和相互理解”(29)楊善華：《田野調查中被訪人敘述的意義詮釋之前提》，《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傳承人口述史訪談中傳承人與研究者的敘事身份并不是一成不變，雙方在合作關系中尋找和實現各自主體地位與身份認同，發揮各自主體性來共同探究非遺歷史脈絡與深層內涵。同時二者身份也會在持續交流過程中根據實際需要而相互轉換，傳承人既是講述者也是提問者，研究者既是提問者也是講述者，主體間身份呈現出動態交換模式。傳承人通過觀察訪談中研究者現場反應判斷研究者是否認可自身敘事表達，研究者通過傳承人敘事情緒和講述程度感受傳承人是否真正參與到對話關系中。換言之，表層敘事需經過研究者與傳承人的內化與融合形成敘事共同體的平等交流關系，從而實現文化意義的建構與深入。

《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21)中明確了工作原則，強調“共同體”意識(30)“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21)”，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https：//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23400，訪問日期：2023年4月18日。，該指導性思想一方面是對《公約》(2003)“共同體”概念的堅持與延伸，另一方面是對傳承主體與保護主體的責任和義務的再強調。傳承人與研究者分別以傳承主體和保護主體的身份構成非遺傳承與延續的共同體，不僅體現在他們擁有時代化背景下的共同體意識，也表現在主體間的文化自覺性與文化表現力?！肮餐w的追尋——尋找認同與故鄉——是人類的境況本然的一部分，而共同體又是歷史的產物，根植于人類深層意識的心理的建構”(31)轉引自馮驥才主編，向云駒、張士閃、郭平等著《傳承人口述史方法論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16年，第230頁。，非遺是過去歷史如何展現在當下的活態敘事，是生存在同一生活世界的群體共同分享知識傳承、文化記憶的建構過程。傳承人與研究者在有意識的對話中連接過去與當下，重塑歷史。同時傳承人并不是簡單進行傳統文化的復制和延續，而是為適應社會變遷和當下現實而不斷創新與傳承。以傳承人口述史方式記錄和整理非遺核心主體對于過去歷史的闡釋并賦予生活文化以意義，將歷史與共同體的相互關系反映出來，既在歷史建構過程中突出敘事共同體，反過來又從敘事共同體與歷史對話中回歸歷史、書寫歷史。

非遺是根植于地方歷史的本土文化，具有整體性和連續性。非遺保護需從承載主體的日常生活實踐中發現和解讀，強調在地性，體現地方感。傳承人與研究者這一對敘事共同體共同組成了傳承人口述史敘事結構，從文化整體角度出發，打破二元對立，消除主體單一性，一方面是激發傳承人主體意識、尊重傳承人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美好追求，另一方面也是田野考察中研究者進行身份轉換和學術實踐的認知體現和行為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