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時代的榨取主義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文 鐵小茜/譯 胡春雷/校

［摘 要］在過去的15年中，“榨取主義”的概念已經成為理解地球生態危機的一個關鍵因素。盡管從16世紀漫長的殖民擴張開始，全球范圍內的采掘工業發展一直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組成部分，但隨著18世紀末和19世紀工業革命的到來，這一發展具有更大的世界意義，標志著化石資本時代的開始。然而，只有在20世紀中期開始并持續到現在的“大加速”，全球生產的數量擴張，特別是資源采掘的數量擴張，才導致人類與整個地球系統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轉變。這促成了地質史上的人類世時代，其中人類因素（與非人類因素相反）在地球歷史上首次構成了地球系統變化的主要力量。在人類世時代，榨取主義已經成為晚期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地球疾病的核心癥狀，威脅著人類和地球上的居民。

［關鍵詞］人類世；榨取主義；晚期帝國主義；生態危機；馬克思主義

國際地層學委員會人類世工作組（the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以24張系列圖表的形式，鮮明地描繪了“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現象，每張圖表都顯示了經濟擴張、資源枯竭和地球超載的曲棍球棒形曲線，代表著人類對地球影響的突然加速和擴大。這個圖表類似于著名的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全球平均氣溫升高曲棍球棒圖。①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加速”使過去11700年地質史中的全新世（the Holocene Epoch）突然終結，造就了人類世②時代（the Anthropocene Epoch）和當前的地球危機。

最近的研究表明，有兩個時期全球資源使用量（包括所有生物量、礦物、化石燃料能源和水泥生產）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全球碳排放量的增長速度，分別為整個“大加速”中資源使用的第一次加速（1950—1970年）和第二次加速（2000—2015年）。①第一次資源加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北美、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快速擴張有關；第二次資源加速與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從2000年左右開始的快速增長相吻合。就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或發達經濟體而言，近年來人均資源使用趨于平穩，但從增長限制的角度來看，仍處于遠遠超出總體可持續性的水平。然而，自然資源使用量表面上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工業生產外包給了南半球，而消費卻仍然高度集中在北半球，推動著“帝國生活模式”。②2016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全球物質流動和資源生產率報告》（Global Material Flows and Resource Productivity Report）指出：“自1990年以來，全球物質效率（即原材料采掘效率）幾乎沒有提高。事實上，效率在2000年左右開始下降?！雹墼?016年報告發布之前的40年間，全球物質采掘量增加了兩倍。④這些情況導致全球關鍵地區，特別是南半球的采掘壓力加速。

在南半球的許多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初級商品（包括農業和化石燃料/礦物）主導著出口經濟。這讓人想起了早些時候的2019年，巴西初級商品在商品貿易出口中的比例高達67%，智利和烏拉圭的比例均為82%。在阿爾及利亞，目前出口幾乎完全依賴于化石燃料，占其商品貿易出口值的94%。⑤特別是在拉丁美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早期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時代促進了制造業的發展，加速了對資源的榨取，并對初級產品包括農產品和燃料/礦產形成新的依賴。2017年，自然資源租金（包括礦產、石油、天然氣和林業租金）占剛果共和國GDP的43%。⑥在非洲，由于非殖民化進程未能確保土著居民的土地權利，對資源和新農業土地的爭奪助長了整個非洲大陸的土地爭奪。⑦隨著海洋公域的密集開發，全球島嶼國家對廣闊海洋領土的捕撈權和資源權被割讓給了跨國公司。⑧新技術導致了對新稀有礦物的爭奪，如鋰礦采掘。⑨目前，巨大的地球金融化正在進行，表現為以北半球為基礎的國際金融正在以商品化和管理的方式接管以南半球為主的生態系統服務。⑩

資源采掘和采掘基礎設施的加速發展也不僅僅局限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外圍地區。美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全球共有73萬英里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相當于地球周長的30倍，僅美國和加拿大就擁有約26萬英里的化石燃料管道，占全球總管道的三分之一以上。①加拿大2019年初級商品占商品貿易出口額的43%，而在澳大利亞這一比例為81%。②

所有這些趨勢的生態后果都是災難性的，從土地和社區的毀壞一直延伸到氣候變化和人類宜居星球的毀滅。在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報告50年后，資源枯竭正在按照報告所稱的具有威脅性的“標準情景”發展，其結果是，地球作為人類和其他無數物種家園的存在受到威脅。③

特別是在拉丁美洲，這些狀況及其對當地的影響導致了“榨取主義”④（extractivism）這一批判性概念的發展。在最近的理論討論中，榨取主義往往具有廣泛的含義，包括資本主義和剝削形式的方方面面。許多學術分析試圖擴展這一概念，以解釋現代的一整套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問題。這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資本主義本身，包括現代性、暴力、生產、剝削、環境破壞、數字化和新的“本體論組合”（ontological assemblages）等各種問題。⑤對于這些思想家來說，榨取主義被視為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永不滿足的來源。這種破壞性和非再生產的驅動力將所有生命和存在商品化并消費掉，一些理論家將其稱為“完全榨取主義”或“世界吞噬者”。這種觀點最終取代了資本積累本身的批判性概念，使人們不再關注在基層發生的反對榨取性資本的具體民眾斗爭。⑥

由于這個原因，拉丁美洲著名的榨取主義分析家愛德華多·古迪納斯（Eduardo Gudynas）堅持認為，這一概念應與生產/占有方式相關，從而賦予榨取主義一個非常明確的含義，以開展廣泛的政治－經濟－生態批判。古迪納斯特別反對不嚴謹的學術方法，該方法現在提出了含糊不清的“榨取主義”標簽，如“金融”“文化”“音樂”“認識論”，造成了無盡的混亂，并使這一概念脫離了政治經濟學和生態批判的基礎。他寫道：“榨取主義不能作為發展的同義詞，甚至不能作為出口性初級經濟的同義詞。不存在榨取主義發展?！ト≈髁x……沒有考慮包括許多其他部門、活動和機構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和功能?！雹?/p>

古迪納斯的榨取主義理論將是后續研究的中心，可以將它視作是從普遍的歷史唯物主義傳統中產生的。因此，為了理解他的學說的意義，有必要將其置于更大的歷史唯物主義傳統中，回到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ざ鞲袼沟慕浀浞治?，關聯到占有/剝奪自然、采掘工業和新陳代謝斷裂等問題。通過這種方式，有可能為批判人類世時代的榨取主義提供基礎。

一、馬克思對原始剝奪的分析

“采掘工業”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馬克思將生產分為四個領域：采掘工業、農業、制造業和運輸業。在他看來，采掘工業構成了“由大自然直接提供勞動材料”的生產部門，如采礦業、狩獵業、捕魚業等的情況就是這樣（在農業中，只是在最初開墾處女地時才是這樣）”。②總的來說，馬克思在采掘工業和農業之間劃了一條界線，因為后者不依賴于農業本身以外的原材料，而是能夠從內部建立起來，因而具有再生產性而不是非生產性。然而，這并沒有阻止他在其代謝裂痕理論中將資本主義工業農業視為剝奪性的，并以我們現在稱之為“榨取主義”的方式存在。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些最尖銳的評論是針對采礦業這一典型的采掘工業。在《資本論》第3卷對煤礦開采的討論中，他談到對煤礦工人工作條件的絕對忽視，導致英國平均每天有15人喪生。他評論說：資本“對人，對活勞動的浪費，卻大大超過任何別的生產方式，它不僅浪費血和肉，而且也浪費神經和大腦”。③但是，對于馬克思來說，采掘工業以及資本的破壞性影響不僅限于對血肉的浪費，還延伸到對原材料的浪費。④此外，恩格斯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對化石燃料資源（特別是煤炭）的“浪費”也進行了著名的論述。⑤

厄瓜多爾總統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在接受采訪時，對反對榨取主義的激進土著運動作出了回應。他反問道：“瞧瞧，馬克思主義的先生們，馬克思反對開采自然資源嗎？”言下之意，馬克思不會反對當代的榨取主義。作為回應，生態經濟學家瓊·馬丁內斯·阿利爾（Joan Martinez Alier）指出，馬克思的著名分析表明，“資本主義導致了‘新陳代謝的斷裂’。資本主義無法更新自身的生產條件；它不能補充養分，它侵蝕土壤，它耗盡或破壞可再生資源（如漁業和森林）和不可再生資源（如化石燃料和礦物）”。據此，馬丁內斯·阿利爾認為，馬克思生前雖然沒有看到全球氣候變化，但“會站在氣候正義一邊”。①事實上，馬克思生態批判的非凡發展，是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消極的即破壞性的一面”的分析為基礎，為世界提供了對當代全球危機各個方面的深刻洞察。②

對榨取主義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的關鍵是馬克思對他所稱的“原始剝奪”的分析，他更喜歡這個詞而非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所說的“先期積累或原始積累”（通常被誤譯為“原始積累”）。③正如馬克思反復強調的，“所謂的原始（先期）積累”根本不是積累，而是沒有等價的剝奪或占有。④根據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的分析，我們也可以將剝奪稱為“沒有互惠的占有”，這也符合馬克思的論點。⑤在英國，剝奪公共土地的行為很明顯。但重商主義時代“（所謂的）原始積累的主要時刻”，為“工業資本家的產生”提供了條件，主要是通過對新興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整個外部區域/外圍進行殖民式“征服和掠奪”，剝奪土地和身體。馬克思認為，這與美洲“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整個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對印度的野蠻殖民，以及來自殖民地區的大量資源/過剩支撐了歐洲發展有關。⑥

這一分析中至關重要的是，馬克思非常仔細地區分了在一般意義上理解的“占有”（appropriation）與特定形式的“占有”：前者是所有財產形式和所有生產方式的基礎，后者如資本制度下的“剝奪”（expropriation）和“剝削”（exploitation）。馬克思認為，占有植根于對自然的自由占有，因此是人類生存的物質先決條件，由此形成了各種財產形式，而私有財產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它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占主導地位。這種一般的歷史理論方法產生了馬克思關于“占有方式”的概念，這個概念是生產方式的基礎。⑦這些區別在馬克思后來的人類學著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認同阿爾及利亞和其他地方的土著社群對剝奪其土地的積極抵抗。⑧

馬克思在分析中不僅看到對土地和身體的剝奪，而且看到地球本身也可能被剝奪，因為它的再生產條件得不到維持，自然資源被“掠奪”或“浪費”。⑨資本主義尤其如此。在資本主義中，對自然的占有通常采取一種明確的剝奪形式。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構成一切生產的基礎是人類社會對自然的無償占有，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這種占有已經轉變為更具破壞性的形式，即“自然對資本的無償饋贈”，其主要目的不再是將生命、地球和社會作為一個基本上不可分割的整體進行再生產，而是只專注于資本的增殖。①因此，對地球的“掠奪”和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斷裂——或“社會新陳代謝相互依存過程中無法彌補的斷裂”——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②盡管當代一些理論家試圖將榨取主義定義為自然的不再生產，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觀點，將其視為馬克思所說的對自然的掠奪或剝奪更有理論意義，而榨取主義只是其中一種特別極端和關鍵的形式。

二、古迪納斯與榨取主義者剩余

這些源自馬克思經典生態批判的概念基礎，使我們能夠更充分地領會古迪納斯在其《榨取主義》（Extractivisms）一書中對榨取主義的開創性見解。他分析的一個關鍵出發點是“占有方式”（modes of appropriation）的概念。20世紀80年代中期，環境社會學家斯蒂芬·邦克（Stephen G. Bunker）在其開創性著作《不發達的亞馬遜》（Underdevelopment the Amazon）中，提出了“采掘方式”（modes of extraction）的概念，以探討采掘工業及其非再生產性的問題，并將其與馬克思“生產方式”這一更廣泛的概念進行了對比。③古迪納斯認為邦克的觀點總體上是正確的。然而，與邦克相反，古迪納斯不使用“采掘方式”概念，他也沒有保留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概念，而是引用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話，莫名其妙地認為馬克思的概念已經被“拋棄”。古迪納斯轉向了“占有方式”概念，但他似乎并沒有意識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中構建的“占有”與“生產”之間以及“占有方式”與“生產方式”之間的理論聯系，也沒有意識到這與當前馬克思主義對這些范疇的研究有何關聯。④不過，古迪納斯的占有方式研究方法使他能夠區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一般占有與他所稱的“榨取主義者占有方式”，后者違反了自然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

古迪納斯依照由以下三個特征衡量的過剩過程來定義榨取主義本身：（1）物理指標（體積和重量）；（2）環境強度；（3）目標。榨取主義被視為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有內在聯系，要求產品以初級商品的形式出口。⑤并非所有采掘工業對自然的占有都是榨取主義的。這或許在他的短文《馬克思會是一位榨取主義者嗎？》（“Would Marx Be an Extractivist？”）中最為清晰，正如馬丁內斯·阿利爾在回應科雷亞時所說：

馬克思并不排斥采礦。大多數社會思潮并不排斥它，如果仔細聽取他們的主張，就會發現他們關注的是一種特定的企業：大規模、大量開采、高強度和露天開采。換句話說，不要將采礦與榨取主義混為一談?！诮裉斓睦∶乐?，馬克思不會是榨取主義者，因為這意味著放棄轉變生產方式的目標，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相反，他將促進替代性的生產，這意味著，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轉向后榨取主義。①

馬丁·阿爾博萊達（Martin Arbolida）將今天的全球榨取主義稱為“星球采挖”（The Planetary Mine），并認定其為“廣義壟斷資本”（Generalized-monopoly capital）和“晚期帝國主義”（Late imperialism）的條件。②古迪納斯學說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對新榨取主義導致的南半球帝國主義重新崛起的批判，他提出了“與全球化脫鉤”的問題，這或許是唯一激進的選擇。③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和亨利·維爾特邁爾（Henry Veltmeyer）在《榨取的帝國主義》（Extractive Imperialism）一書中有力地發展了類似的觀點，他們將新的榨取主義描述為一種新的帝國主義模式，迫使各國成為新的依附國，新自由主義的重組為這種依附關系奠定了基礎，這幾乎摧毀了許多早期的農業和工業生產力量。④

然而，古迪納斯的標志性貢獻在于他試圖將榨取主義與“剩余”（surplus）概念聯系起來，以解釋與依賴榨取主義的占有方式相關的經濟和生態損失。在這里，他依賴于保羅·巴蘭（Paul A. Baran）在20世紀50年代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中提出的“經濟剩余”概念，該概念旨在根據以理性經濟規劃為標準的批判來實施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計算。⑤古迪納斯指出，在巴蘭的“剩余”概念中，與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相一致，“地租和貨幣資本利息”是總剩余的組成部分而非生產成本。在引入“經濟剩余”概念時，巴蘭試圖揭示剩余價值的形式。正如古迪納斯所說，在資本主義賬單中，剩余價值是“實質上對剩余的占有”的偽裝形式。⑥

根據這一思想，古迪納斯試圖在勞動力剝削的基礎上，在榨取主義占有方式的背景下，在剩余的經濟或社會層面之外增加剩余的兩個環境層面。首先，“環境可再生剩余”（environmental-renewable surplus）被認為與古典的李嘉圖-馬克思農業地租理論有關，該理論主要關注可再生產業。這不僅意味著獲取與壟斷租金相關的剩余，從而將其直接納入經濟計算，而且根據古迪納斯的說法，還意味著應對生態系統服務（如授粉）如何被榨取式地占有/剝奪。古迪納斯指出，通過忽視土壤和水資源保護等關鍵環境因素，企業創造了更大的“貨幣化剩余”，從而在榨取主義占有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上產生了人為的巨大剩余。這與馬克思所說的“掠奪”或“剝奪”地球有關，是其新陳代謝斷裂理論的一部分。①

根據古迪納斯的說法，剩余的第三個維度（即第二個環境維度）是與礦產和化石燃料等不可再生資源相關的“環境不可再生剩余”（environmental-nonrenewable surplus）。他寫道：“這里的關鍵區別是資源遲早會耗盡，因此資本家攫取的剩余將永遠與無法恢復的自然遺產的損失成正比。同樣，采礦飛地占用的空間將不可能用于其他用途，例如農業?！睙o論獲得什么榨取主義剩余，都必須與資源枯竭相關的自然財富損失相抵消。然而“自然資本”這一概念的普遍使用則掩蓋了這一點，今天理解這一點不是像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那樣指向使用價值方面，而是根據新古典經濟學指向交換價值和可替代性方面。②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歷史唯物主義中，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剝奪所采用的分析方法，與古迪納斯在分析“環境不可再生剩余”時提出的分析方法非常相似。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破壞性剝奪不能像對土壤、森林、漁業等的掠奪那樣被視為一種直接的搶劫行為。因此，他們將采掘業與不可再生資源的關系歸結為對這些資源的浪費?！袄速M”這一概念特別適用于貪婪地剝奪礦物和化石燃料特別是煤炭，但也適用于采掘工業中的極端“人類犧牲”，與現在有時被稱為“身體斷裂”（corporeal rift）有關。③因此，在經典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中，資本主義與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資源的關系被視為對地球的破壞性剝奪，要么是對自然的“掠奪”，要么是對自然的“浪費”——這一做法與古迪納斯的兩種形式的榨取主義者剩余（占有/剝奪）密切對應。

古迪納斯對所謂“榨取主義者剩余”（extractivist surplus）的研究與上述“剩余”（surplus）的兩個環境維度相關，必然包括外部性。該研究強調了一個事實，即在某些情況下，與更合理的“計劃剩余”相比，被侵吞的“實際剩余”——借用巴蘭的術語講——被人為地抬高了，因為它沒有考慮化石燃料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損耗。④這種基本方法也在古迪納斯的其余分析中被應用，以參與社會底層與這種血淋淋的榨取主義經濟，以及與其相關的晚期帝國主義的斗爭，后者以更大的規模長期對相對依賴性的外圍（或半外圍即新興）經濟體敲骨吸髓。正如他在《榨取主義》（Extractivisms）一書中所論述的，這最終會成為一個“榨取主義與正義”的問題。⑤

三、榨取主義與人類世的危機

“人類世”（Anthropocene）雖然還不是一個正式名稱，但已被定義為在地質史上人類因素而不是非人類因素首次成為決定地球系統變化的主要力量的時代。很顯然，只要全球工業文明存在，人類世就會繼續存在。當前的人類世危機被定義為地球系統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中的“人為斷裂”（anthropogenic rift），與資本積累系統密切相關，并將社會引向人類世滅絕事件。①為了避免這一點，人類需要超越由資本主義強加的占主導地位的“積累社會”（accumulative society）。②但是，考慮到當前的經濟和技術發展處于行星規模階段，人類社會在生態上的可持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也不會出現在人類世自身的邊緣。在確定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所有未來路徑時，需要考慮增長。

正是由于認識到這些條件，西班牙地質學家卡爾斯·索里亞諾（Carles Soriano）在《地質學報》（Geologica Acta）撰文，提出將“資本世”（Capitalian）作為人類世時代第一個地質年代的名稱。③根據這一觀點，當前的全球生態危機必須從對自然的破壞性剝奪的角度來看待，這需要在超越資本主義和資本世年代（Capitalian Age）的過程中加以超越。還有人單獨為這一新的地質時代提出了“資本主義世年代”（Capitalinian Age）的名稱，同時也提出了“共產世年代”（Communian Age）的概念——代表著社群、社區、公共——作為人類世的未來地質年代。這需要在與自然的共同進化中去創造。在這方面，21世紀中葉必然會出現一個“大轉折”（great dimaderic）。④

在21世紀，反對資本主義對大自然的剝奪，在所有層面和所有形式的社會斗爭中都必須置于優先地位；特別是在榨取主義正日益主導我們的時代，必須置于當前反對積累制度本身的背景下。在經典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中，生產作為一個整體，不僅需要面對采掘業，還要面對農業、制造業和運輸業，以超越基于階級的資本積累的矛盾。在這方面，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傳統的見解至關重要。正如馬克思所觀察到的：

既然實際勞動就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中介人和自然間的物質變換的活動，那么，勞動能力由于被剝奪了勞動資料即被剝奪了通過勞動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對象條件，它也就被剝奪了生活資料。因為，正如以前我們所已經知道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一般可以指生活資料。因此，被剝奪了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勞動能力是絕對貧窮本身。⑤

除此之外，今天我們面臨著一個更大的問題。隨著積累的增加，勞動作為人與自然之間代謝的直接中介的角色不斷被剝奪，資本通過占有自然環境以控制自然，不斷替代勞動。這意味著地球上的各種生命形式作為一個整體正在被摧毀。唯一的答案是創造一種更高形式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相關生產者直接、合理地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以將其自身發展與地球作為一個整體共同演化的要求保持一致。

［原載于Science for the People， vol. 25， no. 2， 2022.此次翻譯已獲《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志和作者授權。］

責任編輯：胡穎峰

特邀編輯：胡春雷

［作者簡介］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主編

［譯者簡介］鐵小茜，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1級博士研究生（山東濟南 250100）

［校者簡介］胡春雷，國民經濟學博士，獨立學者（山東濟南 250000）

①參見Jan Zalasiewicz， Colin N. Waters， Mark Williams and Colin P. Summerhayes， The Anthropocene as a Geological Time Un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56-257;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p. 44-45.

②關于人類世，參見Jan Zalasiewicz， Colin N. Waters， Mark Williams and Colin P. Summerhayes， The Anthropocene as a Geological Time Un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①Christoph G■rg ， et al.，“Scrutinizing the Great Acceleration： The Anthropocene and Its Analytic Challenges for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The Anthropocene Review， vol. 7， no. 1， 2020，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2053019619895034.

②Ulrich Brand and Markus Wissen，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London： Verso， 2021.

③Alicia Bárcena Ibarra， in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Press Release， “Worldwide Extraction of Materials Triples in Four Decades， Intensifying Climate Change and Air Pollution，” July 20， 2016， https：//www.cepal.org/en/comunicados/la-extraccion-mundial-materiales-se-triplico-cuatro-decadas-agudiza-cambio-climatico-la/.

④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Global Material Flows and Resource Productivity， 2016， p. 5.

⑤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ade Profiles 2021，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trade_profiles21_e.pdf. 同時參見Martin Upchurch，“Is There a New Extractive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Socialism，vol. 168， 2020， http：//isj.org.uk/extractive-capitalism/.

⑥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 82.

⑦Mark Bowman， “Land Rights， Not Land Grabs， Can Help Africa Feed Itself，” CNN， June 18， 2013.

⑧Guy Standing， “How Private Corporations Stole the Sea from the Commons，”Janata Weekly， August 7， 2022; Stefano Longo， Rebecca Clausen and Brett Clark，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dit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⑨Vijay Prashad and Taroa Zú■iga Silva， “Chile’s Lithium Provides Profit to the Billionaires but Exhausts the Land and the People，”Struggle La Lucha， July 30， 2022.

⑩John Bellamy Foster， “The Defense of Nature： Resisting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arth，” Monthly Review， vol. 73， no. 11， April 2022， pp. 1-22.

①Mohammed Hussein， “Mapping the World’s Oil and Gas Pipelines，”Al Jazeera， December 16， 2021.

②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rade Profiles 2021，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trade_profiles21_e.pdf， p. 22， p. 70; “USA：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Oil and its Largest Consumer，” China Environment Net， July 29， 2022.

③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 Washington， D. C.： Potomac Associates， 1972; Dennis Meadows Interviewed by Juan Bordera， “Fifty Years After ‘The Limits to Growth，’” MR Online， July 21， 2022， https：//mronline.org/2022/08/10/fifty-years-after-the-limits-to-growth/.

④“extractivism”（榨取主義）一詞源于“extraction”（采掘）。在表述資本主義對自然的掠奪時，國內學術界一般將“extractivism”譯為“榨取主義”?！g者注

⑤參見 John-Andrew McNeish and Judith Shapiro， “Introduction，” in Shapiro and McNeish，ed.，Our Extractive Age： Expressions of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21， p. 3; Christopher W. Chagnon， Sophia E. Hagolani-Albov and Saana Hokkanen， “Extractivism at Your Fingertips，” in Shapiro and MacNeish， ed.，Our Extractive Age： Expressions of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 176-188; Christopher W. Chagnon， Francesco Durante， Barry K. Gills， Sophia E. Hagolani-Albov， Saana Hokkannen， Sohvi M. J. Kangasluoma， Heidi Konttinen， Markus Kr■ger， William LaFleur， Ossi Ollinaho and Marketta P.S. Vuola，“From Extractivism to Global Extractivism： The Evolution of an Organizing Concept，”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May 202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03066150.2022.2069015/.

⑥Alexander Dunlap and Jostein Jakobsen，The Violent Technologies of Extraction： Political Ecology，Critical Agrarian Studies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eater，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 34， p. 100， pp. 120-121.

①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 4， p. 10.

②Karl Marx， Capital， vol. 1，London： Penguin， 1976， p. 28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p. 145;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6， p. 191. 中文譯本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頁。古迪納斯將“采掘工業”（extractive industry）一詞的普及歸功于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他本人拒絕接受這個術語，認為它意味著采掘部門是工業的一部分，因此具有生產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使用了這個術語，作為對整個生產的部門分析的一部分，因此沒有與生產分開。參見 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 3， p. 8.

③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p. 181-182. 中文譯本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頁。

④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911.

⑤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911;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p. 62;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2， p.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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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oan Martinez-Alier，“Rafael Correa， Marx and Extractivism，” EJOLT， March 18， 2013， http：//www.ejolt.org/2013/03/rafael-correa-marx-and-extractivism/. 同時參見Eduardo Gudynas，“Would Marx Be an Extractivist？”Post Development，Social Ecology of Latin America Center， March 31， 2013.

②參見“Metabolic Rift：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Monthly Review， https：//mronline.org/2013/10/16/metabolic-rift/; Karl Marx， Capital， vol. 1，London： Penguin， 1976， p. 638.

③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5， p. 129. 感謝伊恩·安格斯（Ian Angus）使我注意到這段話。

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七部分“所謂原始積累”中使用了大約30次“剝奪”這個詞，而在他使用“原始積累”時，他反復稱之為“所謂的”或放在引號中，并在帶有諷刺意味的段落中使用了大約10次。他在幾個地方明確指出，“所謂原始積累”的現實（和歷史定義）是剝奪，而在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包括“剝奪”或“被剝奪”。參見Karl Marx， Capital， vol. 1，London： Penguin， 1976， p. 871， pp. 873-875， pp. 939-940. 關于馬克思的占有/剝奪概念的討論，參見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pp. 35-63.

⑤關于波蘭尼、占有和互惠，參見Karl Polanyi，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p. 88-93， pp. 106-107， pp. 149-156;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pp. 42-43.

⑥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76， pp. 914-915.

⑦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 p. 461.

⑧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Hannah Holleman，“Marx and the Indigenous，”Monthly Review 71， no. 9， February 2020， pp. 1-19.

⑨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638;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182， p. 949.

①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8， p. 733.

②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76， p. 638;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910， p. 949.

③Stephen G. Bunker，Underdeveloping the Amazon： Extraction，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Modern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22.

④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26-2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8，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6， p. 25， vol. 2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 p. 461. 關于當前研究剝奪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參見Nancy Fraser， “Behind Marx’s Hidden Abode，” in Critical Theory in Critical Tim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https：//doi.org/10.7312/deut18150-009; Ron Martin， “Roepke Le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From Exploitation to Expropri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vol. 86， is. 1， January 2010， pp. 1-27; Michael C. Dawson， “Hidden in Plain Sight，”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 no. 1， Spring 2016， pp. 143-161; Peter Linebaugh， Stop， Thief！Oakland， California： PM Press， 2014， p. 73; John Bellamy Foster Foster and 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⑤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4-7.

①Eduardo Gudynas，“Would Marx Be an Extractivist？” https：//postdevelopment.net/2013/03/31/would-marx-be-an-extractivist/.

②Martin Arboleda， Planetary Mine： Territories of Extraction Under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20. “廣義壟斷資本”是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提出的一個術語，用來指代21世紀的世界政治經濟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壟斷資本的總部大部分位于美國/加拿大、西歐和日本帝國三巨頭，其觸角遍布全球，包括其控制下的生產全球化?！巴砥诘蹏髁x”旨在說明這些條件是如何促進剩余/價值從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向核心轉移的一個術語。參見Samir Amin， Modern Imperialism， Monopoly Finance Capital， and Marx’s Law of Valu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8， p. 162; John Bellamy Foster， “Late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 71， no. 3， July-August 2019， pp. 1-19.

③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143-144.

④James Petras and Henry Veltmeyer， Extractive Imperialism in the Americas， Boston： Brill， 2014， pp. 20-48.

⑤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2， pp. 22-43. 在論述剩余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的過程中，古迪納斯的論點有兩個問題：首先，他沒有承認過去幾十年來在理解馬克思的生態批判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也沒有在全球范圍內貢獻大量的文獻；其次，在轉向巴蘭的剩余分析理論并對榨取主義進行政治經濟學和生態批判時，古迪納斯實際上是從20世紀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那里獲得靈感。

⑥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 83. 關于巴蘭的“剩余”概念與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概念的關系，參見John Bellamy Foster，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4， pp. 24-50.

①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83-84.

②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84-85. 關于“自然資本”的概念是如何從古典經濟學中的使用價值范疇轉變為新古典經濟學中交換價值范疇的，參見John Bellamy Foster， “Nature as a Mode of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73， no. 10， March 2022， pp. 1-24。

③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2， p. 41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p. 6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4， p. 391; Karl Marx，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p. 182， p. 949. 關于身體斷裂，參見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Robbery of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pp. 23-32。

④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p. 42.

⑤Eduardo Gudynas， Extractivisms， Blackpoint， Nova Scotia： Fernwood Publishing， 2020， pp. 112-113.

①Clive Hamilton and Jacques Grinevald， “Was the Anthropocene Anticipated？” Anthropocene Review， vol. 2， no. 1， 2015， p. 67.

②“積累社會”概念參見Henri Lefebvre，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The One-Volume Edition， London： Verso， 2014， p. 622.

③Carles Soriano，“On the Anthropocene Formalization and the Proposal by the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Geologica Acta， vol. 18， no. 6， 2020， pp. 1-10.

④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Capitalinian： The First Geological Age of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 vol. 73， no. 4， September 2021， pp. 1-16;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Great Capitalist Climacteric，”Monthly Review， vol. 67， no. 6， November 2015， pp. 1-17.

⑤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p. 40. 中文譯本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