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史與名物視角下的“借書滿架”

張小路

歸有光《項脊軒志》中一句“借書滿架”，引起不少后人的懷疑，覺得借書怎么可以借這么多？怎么可以借這么久？而且，祖母也說“吾家讀書久不效”，則說明歸家也是讀書世家，家里必然有一定的藏書，何須去借？不少語義學、版本學的文章，也很有見地地說明了此處的“借”當別有一番意義。

那么，歸有光的這句話，到底是不是一種真實的行為呢？

這里從明代圖書出版的情況、歸有光借書事實和明代書室書架的形制等方面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思考的側面，以資參證。

明代圖書出版之情形

人們一般認為，在印刷術沒有發明之前，古代的舊籍一般是靠手抄流傳，而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發明之后，印制的印本書會多起來，讀者獲得圖書的難度應該不是很大。

但考查中國圖書館史，發現事實也許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中國古代的活字印刷并不普及，流傳下來的活字書印本相對來說并不豐富，而雕版印刷除官府刻書、家族刻書（大多是族譜或者家集）之外，基本是書坊刻書在使用，書坊刻書帶有極大的商業性，注重的是一般的閱讀價值，刊印的大多是通俗小說或戲文之類，明代中后期又經?？∫恍┛茍隹荚嚨陌斯煞段?。對于閱讀的最主要群體—學者來說，官府刻書能滿足其基礎知識或科舉考試的需求，如果學者在專業上有更深入的閱讀需要，則書坊刻書已經完全不能滿足。對于學者所需這一類的“孤笈秘本”，一般采用的是抄錄的方式。抄錄是古代文人讀書最直接、最經濟的獲得書籍的方式，如果不倩抄手，讀書人自己動手抄錄，則又是一種最深入的讀書方式。但不可否認，這種方式同時也最慢，對于學者來說，要付出巨大的時間成本。

明代刻本圖書的出版情況，日本學者井上進考查了北京國家圖書館和其他多家圖書館的善本書目，認為古書印本的數量從南宋到元代有明顯增加，明初持續下滑，到明中期顯著上揚（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井上進只考查到1521年，這一年，歸有光只有14歲。另一位日本學者勝山稔對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所載明代5200種條目進行統計，明朝建立前期，每年出版印本不足十部；1508到1528年間，印本出版較明代早前一段時間，數量翻了三番，也不足三十部；而后一個時間段，勝山稔從1561年開始統計，直到16世紀末，這三十多年時間里，出版的書籍數量飆升到第一階段的53倍（勝山稔《明代における坊刻本の出版狀況について》）。在歸有光生活的時代里，雖然書籍印本數量迅速增加，但相對于整個明朝整體而言，也不夠豐富。并且，據陳正宏主編的《蘇州刻書史》及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明朝真正出版的繁盛是在嘉靖年間，雖然那時候正是歸有光生活的主要時代，但對于寫《項脊軒志》的少年時代來說，這樣的繁盛還沒有到來。

此外，明朝的出版文化具有相當的獨特性，即除士子參加科舉考試所讀的儒家經部之外，其余史、子、集部的印制都非常少，而且更多的是一些經過編纂的類書，或者經過改編的簡易本，或者經過世俗化改編的通俗讀本；讀書人可深度閱讀的“嚴肅著作”相對較少，而市民閱讀與商業性出版互相促進，以至于出版成為商業的一個重要部分。明初時編輯的《永樂大典》又將明朝的出版文化引向“類書”方面，后繼者較多，連當時的藏書家、文壇領袖王世貞也將類書制作與貨物販賣相比：“故夫善類者，猶之乎善貨殖者也：當其寡以多之用也?！保ㄍ跏镭憽额愲h·序》）

歸有光經學造詣淵深，“弱冠盡通《五經》”，著有經部相關書籍多部，與德清胡有信齊名，并稱“歸胡”；邃于史學，弱冠已通《史記》《漢書》《后漢書》，尤以浸淫《史記》為久而得法；于子學亦有研究，文集中關于《荀子》《老子》《莊子》研究均有專書；集部乃是歸有光著述的重鎮（歸有光《歸有光全集》第一冊），錢基博說：“其文由歐陽修以幾太史公……開韓柳歐蘇未有之境者也……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處?！保ā跺X基博集·中國文學史下》）從歸有光的學習需求、研究需求來看，他需要閱讀大量的經、史、子、集的著作，而這些著作，舍告借之外，似乎別無他途。

據歸有光《歸氏世譜》，歸氏一族，自一世祖唐代的歸罕仁起，到高祖歸璿時，均盛極一時，此后就開始走下坡路，到歸有光出世時，日益衰微，“率百人而聚，無人一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恤，頑鈍而不知教”。幾乎沒有讀書人，所以家族之中沒有藏書，也是可以推而知之的。歸有光八歲時母親去世，不久外祖母何孺人去世，之后外家更是傳染羊狗之痾，接連死去了三十人，只剩下外祖父和二舅兩人。外祖周家家境富裕，經常接濟歸家，但對于這樣的接濟，歸有光內心感觸很多，九歲時便作了一篇《乞醯》，針對《論語·公冶長》“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之其鄰而與之”發出議論，而意存于言外（呂新昌《歸震川及其散文》）：

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恒不窮，求之于物恒有盡；順之于天恒有余，矯之于人恒不足，蓋理在我而不在物，理有天而無人也。

一個九歲的孩子，遭遇如此大的變故，借對微生高的批評，表達自己對物質生活的態度，也展示了自己有志于道的高遠志向。

家境清貧，出版物缺少，世俗文化繁榮，這些對于有志于儒家之道的歸有光來說，都是讀書路上的巨大障礙。而歸有光在物質生活上的不足而不愿告借，但并不說明在書籍方面也不愿告借，畢竟，對于歸有光來說，讀書是成“人”的必要途徑，承載著極大的精神世界需求。當然，也是他重振家族幾乎是唯一的方式。

借書舊事

有一種說法是，歸有光的散文狀寫了很多不知名的人物，何以對借書給他的恩主，倒沒有留下一言片語？

王國維編寫《傳書堂藏書志》，于《說學齋稿》下收葉伯寅題跋一條（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十冊）：

嘉靖辛酉歲，震川歸師從予覓危太樸文，因檢不得，竟復之。自隆慶丁卯后，予以病淹，偶檢點樓間元朝集，乃獲此書，實先文莊鈔存，題曰“危翰林文”者。因思向歸師借時若細加檢閱，亦可應命，只緣不肯加功，故草草回之，今歸師已仙去而不獲見，予復病淹而非昔比，皆可感也，故記之云。隆慶辛未九月二十八日，括蒼山人恭煥識。

震川先生想看危素（字太樸）的文章，請學生葉伯寅代為查詢，葉伯寅略略翻檢家中藏書，沒有發現，便給老師回了信說沒有這書。多年以后，葉伯寅病中竟然找出此書，但是老師已經仙去了。葉伯寅此跋中為沒能為老師仔細查找此書充滿了遺憾。

《四庫全書·說學齋稿》有歸有光題跋一篇，其文曰：

《說學齋稿》一百三十三首。予前三十年從吳純甫借觀，今吳氏之書往往散失。予一日忽憶此書，亟問其家，幸而尚存，為之甚喜。蓋公所自書，前有臨川危素太樸著七字，而篇別不為聯卷，紙尾皆暗記所作年歲，獨以賦頌贊記序為次，以此知公自珍其文若此，蓋錄藏之，以待編次者也，然尚有其半而軼矣?！墩f學齋稿》者，亦予向時所見，標題亦公之真跡，今復脫去。昔宋太史稱公在至正中以文名天下，淵深精純，獨繼歐虞之后。予家苦無書，而公集五十卷尚未之獲見，故命童子錄而存之。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癸亥歸有光跋

文中的吳純甫，即蘇州的吳中英。嘉靖辛卯（1531）吳純甫赴京會試，歸有光寫有《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有云：“予為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悅而忘其歸也”，“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可以知道歸有光對這位年長自己19歲的亦師亦友的吳純甫先生，是怎樣的推崇。登其門而忘歸，引進向方少年，具體的做法，除談論指點之外，據此文所載，應該也是借閱了不少圖書。嘉靖戊戌（1538）吳純甫去世，歸有光又寫有《吳純甫行狀》，有云：“先生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為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痹谶@篇行狀中，歸有光記下吳純甫對二人友誼的評價—“夷吾、鮑子之義”，則從吳純甫處借回自己所要讀的書，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嘉靖三十八年是1559年，“三十年前”即1529年，此時歸有光約22歲，上距作《項脊軒志》前部分的19歲只有3年，則此一部《說學齋稿》是不是所說的“借書滿架”中的一本呢？到1559年歸有光已經“借觀”“錄存”了《說學齋稿》，而據葉伯寅記錄，“嘉靖辛酉”是1561年，即“錄存”兩年之后，說明歸有光心心念念的還是“五十卷尚未之獲見”的“全集”，沒有見到全書，還在四處告借。

這五十卷的《危太樸集》似乎只見到焦循的《國朝經籍志》著錄，而歸有光、葉文莊的抄本，最后都歸于蘇州藏書家金檀處，再后來歸于杭州知不足齋主人鮑廷博，據鮑廷博的記錄，《說學齋稿》一共兩冊，上冊有歸有光的題跋，下冊有葉伯寅的題跋，而這下冊，正是歸有光欲借而錯過的那一本（鮑廷博《鮑廷博題跋集》）。

歸有光說“予家苦無書”，當然并不是真的沒有一本書，只是自己要讀的書很多，無從獲得罷了，這也正照應了《項脊軒志》里的“借書”一說。古今書籍，浩如煙海，讀書人的書齋不論多大，似乎總會缺少重要的幾本。歸有光借書有時順利，有時錯過，當然，也遇到過“秘不示人”而不愿出借的情況。王士禛《池北偶談》記錄了一個歸有光借書的故事，題為《歸熙甫帖》：

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二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為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苯钑湃耸?，乃亦徇勢力如此，且在嘉靖間，世風已爾矣。

歸有光迷戀書入骨，這哪里還是我們常見常聞的“歸有光”！哪里還是那個風神蕭淡卻“聲幾欲下”的“唐宋派”人物！竟至于倚學生之勢強迫他人借書，且口出詈詞，風雅人作惡語，只為書的緣故，以致漁洋山人感慨世風日下了。但可能在歸有光看來，借書來讀是一個社會整體氛圍趨向風雅的重要標志，如果借書之風消失，勢必是閱讀幾近消歇的時候，那才真的是世風日下了?？娷鯇O《云自在龕隨筆》卷三“書籍”條，感慨“借書之風亡矣”：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藏書之家亦眾，士大夫皆轉相傳錄，習為故常。至馮道始奏請鏤板印行，自是刊鏤益多。人憚于傳寫，遂相率購諸肆，而借書之風亡矣。

繆荃孫以為，自從雕版印刷技術開始應用時，人們得到書相對簡單，就不再像以前一樣傳抄書本，而“借書”這樣風雅的事情就沒有了，似乎是在痛悼一個風雅時代的離去。因而我們所熟悉的黃生向隨園主人袁枚借書，張溥借書必抄錄七次，似乎也一并隨風而逝。

歸有光的“借書”，不僅因為自身讀書學習的需要，勤心劬力，孜孜于是，讓讀者看到了他通過讀書復興家庭的希望；也有當時的社會風氣使然，一時飽學之士，以書為媒，切磋風雅，學問往還，形成了不少社交性的團體，而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小小的側影。

古人的書架

對于歸有光來說，如果想在科舉應試閱讀與世俗閱讀之外，再有個人的志趣，如子、史二部，還有自己所心儀的唐宋名家集部閱讀，舍借閱別無他途。而歸有光借書的事實，也很好驗證了這一點。故于其“借書滿架”之“借書”二字，可以說是確定了。而接下來的問題是，“滿架”，明代的書架樣式如何？借多少書便可以“滿架”？這一問題如不解決，則“借書滿架”，似乎還不能下一結論。

明末文震亨《長物志》記錄明式的書房布置，首先寫到了“櫥”，談的是書櫥，書櫥與書架的區別是全封閉還是不封閉，文震亨說：“藏書櫥須可容萬卷，愈闊愈古，惟深僅可容一冊”，連夸張的手法都不能算，只能說是對于“萬卷書”的期待或想象，并不適用于現實中的藏書，當然更不適用于描述歸有光的藏書。接下來文震亨描寫“書架”：

書架有大小二式，大者高七尺余，闊倍之。上設十二格，每格僅可容書十冊，以便檢取。下格不可置書，以近地卑濕故也，足亦當稍高。小者可置幾上，二格平頭。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

歸有光的項脊軒“室僅方丈”，置放大書架的可能性較小，如果只是小書架，則“小者”的尺寸是“二格”，根據上文表述“每格僅可容書十冊”，則“二格”可容書二十冊，數量也不是很多。

王世襄《明式家具概述》中描述“架格”：

架格或稱“書格”或“書架”，惟其用途不一定專放圖書，故不如稱之曰架格。

架格的最基本形式是以立木為四足，用橫板將空間分隔成若干層。三層的一件四面空敞，中間設抽屜兩個?！械募芨裨诤蟊嘲惭b透欞，或三面安裝透欞。如四面安裝透欞，或后背裝板，三面安裝透欞，北京有一個通俗名稱號“氣死貓”，是民間使用的通風食櫥，最簡易的用柴木制成，素白不施油飾，也有極為考究的用紫檀制成，其用途當然是為了放置珍貴的圖書或文玩了。

王世襄所說的“架格”即“書架”，是獨立的，它有四條足，可以置放于地。王世襄還談到了分成若干層，然后以三層為例，可見三層是常見的，也不排除更多層，但更少層的，如文震亨所說的“二格”，則不堪用了。

明清時期，中國的文化影響日韓較深，一些中國文人忽視的生活細節，在韓國傳世的文獻中，有不少留存，因而有不少關于書架的描寫。如清朝時期韓國樸胤源《近齋集》卷二十二《書架銘》：

有三其層，百冊是儲。上閣經傳，中置史書。下焉子集，不容稗說。毋使塵積，日取以閱。

綜合推測，歸有光的書架應該是立于地面，書架兩層或三層，按文震亨“每格僅可容書十冊”的說法，則項脊軒內所借得的書，即使幾層全部放置圖書，約二三十冊。而古書最少一函一冊，多則一函十余冊，一函為一套書，即以歸有光所心儀的韓愈、柳宗元集而言，最經典的版本是北宋的世堂本，全套《昌黎先生集》為四函32冊，柳宗元《河東先生集》也是二函20冊?？梢哉f，單單一套《昌黎先生集》或者一套《河東先生集》，便可填滿歸有光的項脊軒的書架。如果這兩套書中的任意一套是歸有光借來的，說其“借書滿架”，有何不可！此正所以紀其實也！

當然，如果像現在學者書房一樣，書積如山，見縫插針尚恐無地置書，將書填得滿坑滿谷，歸有光的書架也許還可以多堆放一些書籍。但是，別忘了，歸有光對于項脊軒的描寫，正是符合明人小巧精致的審美特點的，可以說是充滿著一種空靈和清透。軒內家具的精巧樸素，似乎映照著歸有光的內在審美，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展現，則書房家具與整體室內空間進行著一種不可名狀的交融與構合，而這一切，也體現了歸有光特殊的清雅靈通的感受，是他借以安身立命，借以向更為遠大的學術生命進取的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