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為政府:數字經濟促進農村產業發展的經濟邏輯與路徑

余祖偉 宋新輝 尹東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Whitacre, Brian E.,Mills, Bradford F.(2007)在理解城鄉數字鴻溝這篇文章中指出,通過流動人口調查數據,采用Logit模型解釋了城鄉互聯網使用中的“數字鴻溝”,通過非線性分解顯示,城鄉家庭屬性差異占數字鴻溝的66%,而基于地域的差異占其余的34%。世界上仍有近一半的人口沒有接入互聯網,有人擔心,這種數字鴻溝可能會阻礙人權和聯合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特別是與教育、公平、衛生和人類福祉有關的目標。雖然數字技術正在穩步覆蓋更多的農民,但隨著數字革命迅猛而來,了解最新的天氣預報、點擊屏幕出售農產品的同時,就會有數百萬人因這道鴻溝而被邊緣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加強頂層設計,以更有力的舉措、匯聚更強大的力量來推進”。因此,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中,把數字鄉村作為全面實施農村振興的戰略方向,并提出“數字鄉村是伴隨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以及農民現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內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和轉型進程”。中國迎來新一輪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國“十四五”經濟發展的主旋律,而中國數字經濟憑借新一代數字技術,以數據作為產業轉型和優化的驅動力,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相結合,極大地促進資源在不同區域與產業的配置效率,賦能農村產業發展和促進鄉村振興。2021年10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隨著數字化、信息化和網絡化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運用,數字經濟已成為農村產業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以數字鄉村為建設方向,數字經濟與農業傳統產業深度融合推動了精準農業、智慧農業為代表的數字農業新形態。隨著數字技術在農業各領域的深度滲透,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持續推進,不斷涌現的觀光旅游休閑農業和農村電商為代表的新業態和新模式成為推動農村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各類農業生產和服務的APP應用軟件層出不窮,極大地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農村生活資訊信息的傳播,中國工業化智能化發展帶來的技術和資本也在向農村經濟延伸,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互聯網高新技術也在農村數字經濟中廣泛應用,如各類機器人和人機等被廣泛應用在農產品的精準采摘、精準嫁接與精準施藥的過程中。中國數字經濟與地方農業資源結合,將新的創意注入農業中,通過與互聯網平臺合作,產生體驗農業和精品民宿等新的業態模式,農村產業數字化進程展現強勁的發展勢頭。

一、數字經濟促進農村產業發展的經濟邏輯分析

根據內生增長理論強調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于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性,對如何解決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農業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該理論認為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措施中,尤為重要的是促進農村產業發展的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這已經是政策制定者所廣泛接受和采納的建議。特別是在數字經濟條件下,Avi Goldfarb and Catherine Tucker(2019)指出數字經濟技術系統中的信息以比特為單位,極大地降低了數據存儲、計算和傳輸的成本,推動了經濟信息搜索、復制、傳遞、核查費用的極大下降。而遠程數字教育改變農村人力資本積累模式,推動教育資源更低成本進入到農業經濟系統中,數字技術為農村產品信息的搜索、復制、傳遞、核查環節提供了技術支撐,結合數字平臺經濟,推動資本和技術進入到農村產業中,通過產業流程再造為農村產業技術進步奠定基礎。

在數字經濟條件下,什么樣的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政策是農村產業發展最優的,以及如何制定這種最優的激勵政策卻始終沒有統一的意見。盡管如此,關于人力資本積累和研發(以下簡稱R&D) 過程中一些經驗事實在經濟學界卻已經成為共識,而這些經驗事實給我們尋求如何在數字經濟條件下促進農村經濟產業發展的答案提供了經濟分析的思路和幫助,一些主要的經驗事實如下:

(一)R&D 的邊際單位產出隨著投入呈現遞減趨勢

Jones(1995)、Kortum(1993,1997)以及 Segerstrom(1998)的研究表明,R&D 規模擴大以及知識和技能積累推動一般技術水平上升,但是單位 R&D 所創造出的創新數是遞減的,創新數與 R&D 的比率呈遞減趨勢,新的技術創新要在現有水平上實現突破的難度也隨之加大。為了實現新的技術突破,隨著 R&D 規模投入增加,企業必須加大 R&D 投入(Kortum,1993,1997),新的技術創新需要更多投入才能夠取得。

在2022年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中,中國數字經濟總量已經達到50.2萬億,在世界上總量排名第二,在GDP中的比重達到41.5%。但是,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工業和服務業中,中國科技部2020年重點專項28個,其中農業科技3項,其余全部投向了互聯網、工業制造和智能技術,我國的R&D投入也在不斷增加,2013—2016年每年增加11.1%,2017年超過1.76萬億,2018年達到1.96萬億,投入強度2.18%。中國R&D 投入逐年增加,但是基本上投入在城市經濟和工業服務業上,激烈的競爭導致其邊際單位產出隨著投入呈現遞減趨勢。下一步,政府如何加強數字經濟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融合,將數字產業中的虛擬化智能化和網絡化數字技術注入農村產業實踐中,讓數字技術的R&D的產出在農業領域的應用推動農村產業數字化,提升其農村人力資本效率和整體發展水平,成為新時代農村經濟發展的重點。

(二)R&D 過程中投入人力資本單位邊際產出遞減

隨著 R&D 過程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資本,單位人力資本所創造出的創新是遞減的,創新與 R&D 中投入的人力資本比率呈現出遞減趨勢(Jones,1995; Kortum,1993,1997; Segerstrom,1998)。由于技術前沿的不斷擴展,單位人力資本的創新難度是不斷增加的,其人力資本積累程度趕不上技術進步要求的強度,導致單位人力資本創新產出減少,只有整體社會人力資本積累增加,基礎科學出現新的突破,才有新的科技創新涌現。但是,隨著社會新的人力資本和R&D投入的增加,R&D過程所創造出的新技術的價值也逐漸增加(Jones,1995; Kortum,1993,1997; Segerstrom,1998)。

因此,在新技術的擴散初期,整個經濟系統的經濟效率會呈現遞增趨勢,這造就了中國數字經濟在全球數字技術突破下的迅猛發展態勢,數字經濟的份額快速達到整個GDP的一半,而數字經濟對于農村經濟發展拉動效應十分明顯,在《中國鄉村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中,農村新業態和新模式不斷涌現,農村電商繼續保持鄉村數字經濟“領頭羊”地位,2022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2.17萬億元,預計到2025年,農村網絡零售額將達3.5萬億元,生鮮農產品冷鏈流通率達到40%以上;2021年全國數字農文旅產業規模近2000億元,預計到2025年有望達到3500億元,融合景區數據、經營數據、營銷指數、銷售分析、游客畫像等產業數據于一體的農文旅大數據,將成為促進農文旅產業融合的主要趨勢。2022年前我國農業傳感器的生產規模約6000萬只,年產值約1100億元,2025年將達到2800億元,這顯示中國農村數字經濟發展基礎不斷夯實,宏觀發展環境不斷優化,技術應用水平不斷提高。

(三)R&D 投入可能低于或高于最優水平

在國家之間和市場主體之間高強度的競爭下, R&D 的過度投資會更加可能發生。雖然有很多研究表明,在現實中 R&D 投入低于最優水平(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8;Jones,1995;Jones and Williams,1998,2000),然而,Stokey(1995)、Benassy(1998)、Groot &Nahuis(1998)和 Alvavez-Pelaez &Groth(2005),Reis &Sequeira(2007)、Strulik(2007)和 Sequeira(2011,2012)等人新的研究發現,當考慮規模效應以及更一般的偏好和生產函數形式時,R&D 的過度投資更可能發生。而且,由于受到市場結構的影響,產生競爭性均衡扭曲影響了R&D 的投入,從而導致市場經濟效率損失(Jones,1995;Segrestrom,1998;Kortum,1997)。

從中國的R&D投向來看,相比于工業智能化和數字服務業的投入,農業生產要素和產品的產權和市場結構影響了資本和技術的投入,在農業數字化技術上投入還是遠遠不夠的。

二、數字經濟振興農村產業面臨的挑戰

盡管眾多學者已經注意到 R&D 投入和人力資本積累中存在的一些經濟扭曲,也試圖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探討這些經濟扭曲對 R&D 投入和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然而沒有將這些經濟扭曲帶入到數字經濟條件下,分析這些經濟扭曲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而且這些研究大多數均缺乏微觀理論基礎。我們總結出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存在五種市場經濟扭曲,從而導致農村產業發展所需最優 R&D 和人力資本投入與市場最優均衡投入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使得數字經濟振興農村經濟面臨極大挑戰:

(一)剩余支配效應(surplus appropriability)

由于農村產業數字經濟化,參與的各方對數字經濟和營銷技術掌握的不同,相比零散的農民而言,具有技術和資本壟斷勢力的大的數字技術企業和電商平臺會具有一定的技術和經濟規模的壟斷和支配能力,收取一定的壟斷加價,從而使供應量和社會需要量相背離,因而必然會導致一部分市場無謂損失。參與方不能獲得通過 R&D 和農業人力資本投入產生的全部消費者剩余,因此參與方會選擇比社會最優時更少的R&D 和人力資本投入,這會導致農業數字經濟發展技術投入和人力資本積累不足。

(二)創造性破壞效應(creation destruction)

由 Aghion &Howitt(1990,1992)提出和發展,數字經濟新技術現在日新月異地發展,已經逐步取代舊的技術,從而擁有數字新技術的企業會部分或完全奪走掌握舊技術的企業的生產利潤,這種利潤的侵奪會使新數字化企業加大對 R&D 和人力資本的投入,引起R&D 和人力資本的過度投資(Grossman and Helpman,1991;Jones and Williams,2000;Alvavez-Pelaez and Groth,2005)。數字經濟技術從工業和服務業滲透到農業經濟中,導致農村經濟數字化發展,取代原有發展模式和組織體系從而帶來深刻創新和挑戰。

(三)溢出效應(spillovers)

溢出效應指競爭者基于現有的技術和知識進行改進和創新,從而推動前沿知識的發展。中國農村數字經濟發展中,企業創造出的新技術同樣面臨著被其他企業模仿的情形,農村技術市場產權的不完備性無法阻止其他企業的這種模仿和改進的行為,企業無法把創新溢出價值內在化,無法從外界模仿和改進中獲得一定的補償,因而農村數字經濟中企業進行創新的積極性會受到打擊,從而減少 R&D 和人力資本的投入。

(四)復制效應(duplication effect)

為了避免前期原創性技術創新的巨大風險,競爭者會部分或全部復制現有技術進行創新,專注于應用和模式的改進,由于研發的初始成本降低,現有企業會加大對 R&D 和人力資本的投入,引起 R&D 和人力資本的過度投資,導致初始技術創新企業的創新收益急劇下降。

(五)侵蝕效應(erosion effect)

Galor &Moav(2002)引入,Kumar(2003)、Galor(2005)和 Reis &Sequeira(2007)拓展了侵蝕效應。隨著前沿技術的進步,競爭者想要再取得技術上的突破就必須加大R&D和人力資本的投入。在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由于工業和服務業帶來的更大的利潤,更多人力資本大量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的 R&D 部門,引起其R&D 的過度投資,而農業產業上R&D的投入相對減少,人力資本積累相對不足。

三、數字經濟振興農村產業的實現途徑

(一)跨越數字鴻溝

農村個人和企業通過在干中學逐漸積累知識和技能,模仿技術前沿的能力就越強,復制效應就越大。農業產業要在干中學中實現技術和人力資本積累,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投入。在數字經濟中,城鄉數字鴻溝極大地阻礙了技術和資本在農村產業中的應用和深化,所以,農村寬帶網絡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必須完善。

第一,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借助國家“寬帶中國”戰略夯實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實現農村互聯網體系全覆蓋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農村5G基站建設,加速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在農村生產和生活場景的創新應用,使農村成為中國數字新基建的重要陣地;加速傳統通訊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升級,促進城鄉數字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推動農村水電交通物流等領域數字化;政府作為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應商,通過合理財政投入保障農村數字化產品的收費在可持續發展的水平上,營造和諧的營商環境激勵市場與社會資本參與,建立數字資源多元供給機制,減輕財政資金壓力,降低風險和提升項目效益。

第二,以人為本,完善農村公共數字信息服務網絡。推動互聯網與農村醫療健康、教育、扶貧和產業的互通互聯,形成數字化服務體系;政府鼓勵利用城市的數字化經濟資源,構建城鄉一體化大數據平臺,聯通城鄉數字信息網絡,實現城鄉數據共享,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數字資源在農村家庭之間和男女之間的和諧共享;在農村數字化經濟發展需求相契合的基礎上,鼓勵電商數字經濟平臺研發符合農村產業發展的數字服務終端產品,為農民的生產和教育提供多樣化服務,提升農民人力資本積累和利用數字技術改善生產和生活的潛力。在這一過程中,電商數字經濟平臺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帶來的創新性破壞效應和剩余支配效應,投入研發資源匹配農村數字經濟產品的持續運營與維護,增強農村產業人力資源積累意識,避免過度支配和侵蝕經濟扭曲效益,鼓勵農村產業對于數字技術的溢出和復制效應,對農民在數字技術的使用上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導,調動村民的參與積極性,培養具有數字化素養的新時代農民。

(二)促進農村產業振興

激勵電商數字經濟平臺和企業,通過數字技術創新帶來的創新性破壞效應整合農村產業的價值鏈和供應鏈,促進城鄉經濟和產業梯度互補融合發展,利用剩余支配效應加大農村產業發展適配的數字技術研發,實現數字技術在農村經濟產業發展實踐中的適宜式應用。同時解決數字技術在中國農村經濟具體情境中實踐困境。通過數字經濟技術的復制效應和溢出效應推動農村數字經濟產業發展,鼓勵農民干中學,積累適宜性人力資本,是實現農村經濟全面振興的重要舉措,實現數字鄉村戰略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疏通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的融合渠道:

第一,優化農業經濟要素供給。推動農村數字經濟建設,尊重市場經濟在農業科技研發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防止產生侵蝕效應阻礙各類創新要素向農業經濟聚集,配合一定公共財政資金和資源的引導,形成以農村經濟中龍頭企業為核心、產學政商研緊密配合的協同創新體系;積極引導高校及科研院所與農業產業和核心龍頭企業展開R&D技術合作,提高涉農科技成果復制和溢出效應,提升R&D成果轉化效率;將大數據視為關鍵要素,防止數字化電商平臺經濟巨頭的技術優勢下的侵蝕效應,通過政府和企業聯合建立統一的農業農村大數據平臺,綜合傳感技術、地理信息技術和云計算技術等數字化技術手段優化農村經濟信息供給,為農業數字經濟提供精準的大數據支撐;基于數據驅動下農村產業數字化發展實踐優化農業物聯網,適度引入農業智能裝備,配備適宜的數據模型與算法,進一步夯實數字農業基礎。

第二,高質量發展農村經濟新模式。通過數字技術的創新性破壞效應,對傳統農村產業更新改造,培育高質量農村經濟新模式和新業態,拓展以電商數字經濟平臺、社交網絡為核心的多元化數字信息流通媒介和通道,形成政府牽頭、企業主導、市場與農民參與的農村電商數字經濟發展模式,鼓勵全國電商數字化經濟平臺推動農村電商產業的數字化質量升級與規?；\營,有效利用地方要素稟賦,以差異化推動農村產業發展和一二三產業融合,構建多元產業協同發展模式,因地制宜開發鄉村特色文化產業、服務業、旅游業等精品路線,發展創意農業、休閑農業、觀光農業,兼顧農業生產生活與生態環境保護相容性。

(三)推動組織架構變革

在《國務院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中,強調要把數字技術賦能政府行政管理服務,優化治理流程、創新服務模式和提升服務能力,構建數字智能化政府運行模式,推進治理體系和能力提升。

第一,通過數字賦能農村管理組織架構變革。引入數字化扁平化管理架構,推動數字普惠和包容,消除數字鴻溝,夯實農村黨組織和基層領導,引入高質量數字化的資產管理平臺,推動日益增長的村級資產數字化透明化管理流程,增進村民參與農村經濟建設管理的機會。緊緊圍繞實施農村經濟振興戰略,弘揚紅色文化,強化基層農村黨組織引領帶動示范作用,優化規范領導班子,及時將農村各項規則在信息數字化平臺發布,減少信息時滯,保證了信息和機會一致性和均等性,形成農村管理良性互動的發展局面。

第二,通過數字賦能提升農村行政效率。通過農村管理APP等數據資源平臺將重要數字化資源協同共享,支持數字農村行政事務和相關部門協同和應用創新,充分發揮數據資源的賦能作用,清晰化行政事務管理流程,提升行政管理效率。以數據整合和共享為建設目標,打破行政數據孤島和壁壘,促進農村行政事務的協同辦理和流程再造,實現數據互聯互通以及線上線下服務資源聯動,進而實現不同管理層級、地域、系統、部門之間的業務能夠協同管理和服務,數字化重塑整個業務流程。數字賦能部門結構優化和業務整合,降低農村行政事務的整體流程成本和時間,數字化服務極大地降低農村企業和農民的行政事務交易成本,從而有效地改善農村整體營商環境,推動技術、資本和人才向農村經濟聚集。

第三,通過數字賦能農村農民共同富裕。數字包容具有兼容性、多元性、參與性和共享性四個特征,推動農村數字經濟包容性增長,將農村數字化技術改造和鄉村經濟基礎設施長遠規劃相結合,推行高質量的建設標準和建筑規范,避免農村民房、道路等基礎設施無序和低質量建設,對未來招商引資造成極大的阻礙,公共空間和設施的匱乏導致生產生活的品質降低,因此要最大化釋放土地價值,提升產業空間、商業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價值,真正實現鄉村經濟振興和人民幸福。在維護鄉村的生態資源優勢前提下,利用土地相對低成本和良好的營商環境強化企業和適宜的投資項目的吸引力,優化鄉村經濟結構及增加農民和集體收入,村民們在家門口就能輕松擁有外出打工的收入,還能兼顧家中老小,幸福指數得以極大提升,促進農村農民共同富裕,為進一步推動農村各項建設事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農村經濟數字化是當今中國和國際經濟的潮流和發展趨勢,面對這一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形勢,中國農村經濟和產業應該積極參與數字化經濟并爭取向中高端價值鏈轉移,這也是中國未來追求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隨著數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數字技術創造性破壞效應推動新的產業分工與區域價值鏈重組,國家經濟中心區在市場中控制了高端產業或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核心技術,從而控制了產業內分工所對應的“微笑曲線”兩端的生產,以此攫取了高附加值份額。而邊緣區和半邊緣區則往往只能憑借其自然資源或廉價勞動力等優勢,承接來自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或外包,發展中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產業。與中心區形成產業間或產業內的梯度垂直分工,雖也能促進不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但很有可能使其被 “鎖定”在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因此,通過農村經濟數字化轉型逐步擺脫價值鏈“低端封鎖”迫在眉睫,利用數字技術創新,消除數字鴻溝,提升農村行政效率,革新組織結構,加強農村產業的科研和人力資本投入,消除剩余支配現象,糾正侵蝕效應等經濟扭曲,使農村經濟達到最優均衡發展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