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制定干部“四化”方針的過程及歷史經驗

高廣景

改革開放初期,面對干部隊伍不夠純潔、年齡普遍老化、文化水平不高、知識結構較落后的嚴峻形勢,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干部隊伍“四化”建設的基本方針。這一過程集中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智慧,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一、制定干部“四化”方針的背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的偉大轉折。政治路線確定以后,組織路線的決定性作用便日益凸顯出來。鄧小平指出:“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盵1]之所以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當時干部隊伍的整體狀況不容樂觀。

(一)政治上不同程度的問題必須解決

從“文革”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看,“三種人”成為潛在的政治威脅?！拔母铩睍r期,跟著林彪、“四人幫”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被稱為“三種人”。他們中的不少人混進了干部隊伍,還有一些人犯有嚴重錯誤,致使干部隊伍不夠純潔。鄧小平、陳云指出,一方面,這些人頭上長角、身上有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貫徹執行的過程中,總要遇到那么一些人,一下子就給卡住了”[2];另一方面,“他們之間還有聯系,若干年后,氣候適宜了,他們還會興風作浪”。[3]一旦興起風、作起浪,黨和國家自然無法安定。

從思想上來看,“左”的思想受歷史因素影響較大,成為貫徹政治路線的一大障礙。有的領導干部仍堅持“左”的一套,不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的甚至表現出懷疑的態度。鄧小平敏銳地察覺到黨內存在一些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一致的雜音。他明確指出,有的黨員干部“攻擊中央在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所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4],有的黨員干部發表對三中全會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等等。[5]

同時,面對國內外一些非社會主義的思想,加之對外開放帶來的挑戰,社會上有人懷疑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出現了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黨內“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6]鑒于此,中共中央必須不失時機地從戰略上考慮干部隊伍的政治純化問題,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鄧小平有針對性地指出,“中國的穩定,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要有真正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性強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證?！盵7]從黨員領導干部的政治定力看,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能否經受住各種利益的誘惑,做到遵紀守法,是一大考驗。從隨后的實踐看,確有一部分領導干部未能經受住考驗,在很大程度上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

(二)年齡整體老化的問題非常突出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曾提出過干部任期制的思想,但因各種原因后來未付諸實施。干部任期終身制的實際存在,致使干部年齡老化現象十分嚴重。這種趨勢,隨著大批老干部的復出、重新工作,還有所加重。但是,這種趨勢若得不到遏制,黨的事業發展不僅會后繼無人,現代化建設也難以為繼。陳云用青黃不接形容當時干部隊伍整體老化的嚴重狀況。他甚至坦言: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死亡的報告。他明確指出,面對這種狀況,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不清醒,繼續拖下去,一種是主動地提拔培養大批中青年干部。

鄧小平、陳云等中央領導人在這方面有著高度的共識。那就是“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干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8]“我們來主動選擇人才,還有時間,再等下去,就沒有時間了?！盵9]

(三)文化水平和專業結構亟須提升和改善

文化水平和整體知識結構,很大程度決定了干部隊伍的視野和工作能力。就1980年省、地、縣三級黨委領導班子文化水平來說,具有初中及其以下學歷的占比分別為48.72%、75.04%、79.56%,而具有高等學校學歷的分別占15.52%、4.01%、3.27%。[10]文化水平不高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干部隊伍整體素質的提升,不利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推進。

與此同時,進行改革開放、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對干部隊伍提出了多方面的專業性需求。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干部不僅要重視經濟建設,還要關注世界科技發展的現狀;不僅要懂得政法知識,還要知曉經濟管理、對外貿易知識,等等。然而,具備這些專業知識的干部極為缺乏。

綜而觀之,干部隊伍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年齡方面的,也有文化水平、知識結構方面的。要使干部隊伍勝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艱巨任務,就必須從戰略的高度制定干部隊伍建設的長遠指導方針。

二、制定干部“四化”方針的過程

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語匯中并不是陌生詞匯。四個詞匯被融合在一起,作為干部“四化”的方針,可追溯至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以下簡稱“七五整頓”),中間幾經整合,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被寫入黨章。

(一)在七五整頓、“揭批查”中實現干部隊伍革命化

“文革”后期,鄧小平復出,1975年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工作。他以“三項指示為綱”推動經濟、科技、教育、文藝、軍隊等一系列的工作整頓。但整頓遇到的阻力很大,過程非常艱辛。原因在于:貫徹整頓的方針必然涉及組織路線的問題。當時,派性干擾尤為嚴重,常使工作無法正常開展,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面臨嚴峻的形勢,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指出,“解決各地區、各部門的問題,都要從反對派性、增強黨性入手”。[11]

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從組織上保障各項整頓工作的有序推進。為此,采取了三項主要組織舉措。首先,調離幫派頭子。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確保各級領導班子、核心要害部門由黨性好的干部掌握。其次,請回老干部。大批老干部在“文革”期間被批斗、靠邊站,但他們黨性強、作風硬,能夠開拓工作局面。再次,選拔、培養中青年干部。中年干部,經驗豐富、年富力強,有獨立工作能力,是開展整頓的骨干力量,但一時適合的人數不多。鑒于此,鄧小平指出,“中年干部在全黨全國都是缺的,現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干部?！盵12]同時,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開始考慮培養青年干部的戰略問題。

工作的現實需要、長遠的戰略考量,是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在整頓中選拔培養干部的兩大著眼點。面對派性紛擾的環境、“四人幫”的咄咄逼人之勢,主要從革命化角度考慮干部的取舍成為了當然的選擇。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各級領導班子“要選黨性好、作風好、團結好的”。[13]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一舉粉碎。隨后,揭發、批判其罪行及幫派勢力的運動在全黨分階段展開。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實屬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清查過程中,一大批幫派分子從干部隊伍中被清理了出來。

與此同時,選拔什么樣的干部的問題又突出地置于全黨面前。中央領導人的思考極具現實針對性。葉劍英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軍委座談會上強調“堅持無產階級黨性,反對派性”“按照接班人五項條件搞好老中青三結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4]鄧小平在1977年12月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專門就揭批“四人幫”和調整領導班子問題作出深刻闡述。他連續用了四個“要”指出選人用人的政治要件,即“要選那些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斗爭中經得起考驗的人;要選那些黨性強,能團結人,不信邪的人;要選那些艱苦樸素,實事求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作風正派的人;要選那些努力工作,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有魄力,有實際經驗,能夠辦事的人?！盵15]這“四要”很顯然是革命化的目標條件。

七五整頓、“揭批查”運動分別處在“文革”后期及“文革”結束之初。七五整頓,只有克服“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的抵制、破壞,才能得以推進?！敖遗椤边\動,只有清肅林彪、“四人幫”罪行及其幫派勢力,才能為確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奠定堅實的政治、思想基礎。不難看出,從政治的純化上著眼、考慮選人用人是必然的選擇;專業化、年輕化考慮,雖時有隱現,但皆從屬于革命化。鄧小平指出,“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質,注意思想,寧肯笨一點,樸實一點,不要只看他會說會寫?！盵16]話語的指向性非常明顯。

(二)在貫徹新時期政治路線的過程中形成干部“四化”方針

改革開放后,選拔接班人的問題迫在眉睫。干部“四化”是在德才兼備的基礎上提出的接班人的目標條件。把其上升至干部隊伍建設方針的高度,體現了黨在選人用人規律性探索上的高度歷史自覺。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是綜合而全面的事業,這就客觀要求干部隊伍具有綜合而全面的素質。面對干部隊伍政治不純、年齡老化、文化水平總體偏低、專業結構不甚合理的突出問題,中共中央領導人從戰略方針的高度審慎思考接班人的條件。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葉劍英論述了干部的年齡狀況、政治品質、學習精神等。他認為,一方面,老干部、老同志年事普遍偏高,擺在全黨面前一項十分重要的戰略任務就是要培養、造就接班人。另一方面,干部必須具有過硬的政治品格,具體包括: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富于斗爭精神,作風正派,光明正大,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發揚民主,勇于自我批評,善于團結同志,等等。不僅如此,為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要求,領導干部必須善于學習,解放思想,有革命的事業心,有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有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雄心壯志,盡快使自己成為“內行”。[17]

1979年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鄧小平從南往北先后視察上海、山東、天津。這次長時間視察集中談論的話題是組織路線如何保證政治路線貫徹執行。他指出,“現在要明確提出解決組織路線問題,而組織路線最根本的是選擇培養接班人”,并把其放在“根本的問題、百年大計的問題、對黨負責的最大的問題、組織路線第一位的問題”[18]的高度。其中,接班人的目標條件,在鄧小平的談話中得到充分闡述,概括起來就是比較年輕,堅持現行路線,正派且黨性強,懂專業。

這時干部“四化”的意思雖然已表達出來,但還未上升到“化”的高度。葉劍英在國慶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開始部分明確表達了出來。講話不僅要求注意“干部的政治思想狀況和業務能力”,而且要求“盡可能地增加中年、青年干部”“把大批經過實踐考驗,得到群眾擁護的年富力強的優秀干部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實現“干部隊伍的逐步年輕化和專業化”。[19]講話在原有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干部隊伍的年輕化、專業化目標。值得注意的是,講話經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是全黨集體意志的體現。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鍛煉黨的高級干部的場所,目的在于為集體交接班做準備。鄧小平、陳云、葉劍英不約而同地在會上對干部交接班條件作出重要論述,指出要“培養精干正派的青年人接自己的班”[20],“要培養一批技術干部到各級領導機關里來”;這些人不僅“黨性要強,要有干勁”[21],而且要“有專業知識、有管理能力、很能干”。[22]隨后,胡耀邦在中央組織部召開的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座談會上說,理想領導班子的“基本條件是,班子里的成員是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組織領導能力的,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指出,中央“這樣講,方針就明確了”。[23]把以上四人的話作進一步分析便可看出,中共中央的考慮是從干部隊伍建設的方針、目標層面講的,但畢竟還未明晰地全部表達出來。

此時,把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四個詞匯有機融合在一起作為干部隊伍建設的方針,并賦予其新的內涵,使干部隊伍建設經?；?、制度化,已漸漸明晰。陳云洞察時勢,深思熟慮,把干部隊伍建設的目標凝練為:“我們選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干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并且要把對于這種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盵24]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予以引用和肯定。

雖然陳云的表達已較為清晰,但在整理講話的過程中有的同志感到中間少了一個凝練的政治目標條件,于是在原有“四化”的基礎上加上了“革命化”。這樣,“四化”就變成了“五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化。隨后,“制度化”被去掉,又變成了“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個提法上的變化,事先征求了陳云的意見。這里的“制度化”是指干部新老交替、提拔年輕干部、干部離退休等的制度化。[25]

干部“四化”固定提法形成的標志,應該是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陳云在1980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干部隊伍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化,仍然是我們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針”[26]。也就是說,直到1980年底,干部隊伍建設的目標在陳云看來仍為“五化”。同年6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干部隊伍建設方針表述為:“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27]之后,干部建設方針四個方面的表述固定了下來。但“制度化”表達的取舍,并非意味著其地位的矮化,而是另有深意。

(三)在制度化思想的推動下步入規制化進程

“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28]鄧小平意蘊深刻的話語,既反映出中央領導層對“文革”忽視制度建設的遷思回慮,也折射出黨中央以制度入手鋪陳治國理政的堅定決心。在這種背景下,干部隊伍“四化”建設走上制度化規程,乃大勢所趨。因此,去掉“制度化”的表達,不僅避免了語義的重復,而且實現了認識和實踐的躍升。

1979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主持召開了粉碎“四人幫”后首次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胡耀邦到會傳達了鄧小平關于組織工作的意見。鄧小平的意見主要體現在同年7月到8月視察滬、魯、津的談話中。意見不僅指出組織路線還沒有解決,而且提出“組織工作方面要解決的問題,不能搞政治運動,比如整風、提干、整黨等等,不能在全黨用搞政治運動的辦法來解決”的想法。胡耀邦結合自己的理解說,沒有解決就是我們還沒有“用明確的、科學的語言概括出來,像政治路線、思想路線那樣具有法規的性質,為全黨同志所理解和掌握,并遵循這條路線前進”。[29]不難看出,在反思“文革”時期組織工作的同時,中共中央正在思考新時期組織工作制度化問題。

組織工作制度化意識的形成大大推進了干部“四化”制度化進程。隨后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實現了干部隊伍制度化建設質的突破?！稖蕜t》明確提出了“培養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的干部隊伍,同時把適合于這個要求的中年和青年干部(包括黨員和非黨員)大膽地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30]的要求。這就是當時干部隊伍建設具體目標的表述。就地位來說,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準則是黨章的重要補充,是黨內的重要法規。然而,中共十一大通過的黨章在內容和結構上不夠完善,有的條文沿襲了“文革”的一些提法,新的黨章這時正在討論、修改之中,尚未制定出來。由此看來,制定、通過《準則》的意義非同一般。據此推斷,《準則》寫入干部隊伍建設具體目標的意義同樣不容低估。確而言之,這是干部“四化”走上規制化進程的關鍵一步,體現了全黨的集體意志和認識躍進。

干部“四化”在中共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中上升至黨內根本大法的地位。新黨章從1979年冬天開始修改,直到中共十二大通過,歷時近三載。設置“黨的干部”一章是新黨章與過往黨章的一個重要不同點。新黨章規定,“黨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選拔干部,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并且要求努力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盵31]干部“四化”方針,一經形成,便寫入了黨章,從而成為干部隊伍建設的長期指導指針。

三、制定干部“四化”方針的歷史經驗

干部“四化”方針的制定,正確處理了原則與方針之間的關系,汲取了優秀的傳統文化智慧,承繼了馬克思主義用人觀,凝練于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的實踐,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主動精神。

(一)正確處理原則與目標的關系是正確制定和執行干部“四化”方針的關鍵

正確處理好原則與方針之間的關系,是制定和執行干部“四化”方針的一條成功之道。目標是做事的方向,原則是實現目標的尺度。干部隊伍建設的方針和選拔干部德才兼備標準之間的關系同樣如此。

正如《人民日報》發文所指出的:干部“四化”,從一開始就是作為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的方針提出來的;干部標準,則是考察、評價、選拔干部的具體尺度。干部“四化”為指導方針,德才兼備為衡量干部的標準,兩者范疇和涵義不同,不能混為一談。如果將“四化”方針視為干部標準,并且在實際工作中加以執行,就會出現偏差,以至影響對干部“四化”方針的正確理解和全面貫徹。文章舉例說,如果把年輕化作為干部標準,那就可能導致選拔干部一味強調年輕,甚至越年輕越好,而把大批不那么年輕但很優秀、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干部排斥于我們的視野之外。如果把知識化和專業化作為干部標準,那就可能導致只講學歷、不看實際工作能力等偏向。文章最后指出,“前些年少數地方出現的‘唯文憑’一類的偏向,就與某些同志認識上的混亂有關?！盵32]

中國共產黨正是因為在制定干部“四化”方針的過程中對方針與原則有著準確的把握,才能制定出切合實際的隊伍戰略指導方針,才能進而根據德才兼備的原則推進干部隊伍“四化”建設。這一點在當前的干部隊伍建設中仍然需要高度重視。

(二)吸收優秀傳統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用人觀為指導賦予干部路線生命力

干部“四化”方針確立的原則是德才兼備,德才兼備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的標準。它之所以具有無窮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確立起來的。

“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居要津之位,是做人立身的根本。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不僅是國人言行的規約,而且是選官用人的重要評判標準?！安拧痹诠賳T選拔任用中的地位同樣不可或缺。西周有“考其德行”“察其道藝”的說法。關于“德”“才”的關系,司馬光認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這句名言因精粹了選人用人的原則流傳至久且遠。這里的“德”是指賢德,也就是向善的道德。易言之,“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小覷,通常指德才兼具。因此,古人有“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的名言警句。它后來簡化為 “任人唯賢”的慣用說法,業已成為中華優秀文化的一份寶貴財富。

中國共產黨吸取了這一有益的文化營養。毛澤東指出:“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33]

從對馬克思主義用人觀的承繼來說,無產階級理論家對德才兼備的干部選拔標準都有其經典的表述。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選出的公職人員應是社會的公仆,應兼具道德品質和業務能力兩方面的素質。這顯然體現了德才兼備的原則。列寧認為,實現蘇維埃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必須做好組織工作,“力求盡量慎重而耐心地去考驗和識別真正的組織家”。這樣的組織家“具有清醒頭腦和實際才干”“既忠實于社會主義,又善于不聲不響地使很多人在蘇維埃組織范圍內堅定地、同心協力地工作”“這樣的人,經過多次考驗,讓他們從擔負最簡單的任務進而擔負最困難的任務,然后才應提拔到領導國民勞動和領導管理工作的負責崗位上來”。[34]列寧的這段話對干部的要求,既包括政治素養、組織能力、業務能力等綜合要求,又包括干部成長的必經途徑。

(三)汲取自身選人用人歷史智慧才能使黨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不斷前進

一項戰略指導方針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一般要歷經歷史的沉淀才能最終醞釀出來。干部“四化”方針就是反思了黨自身的選人用人實踐才最終形成的。德才兼備是選人用人的標準,但如何據此實現選人用人的目標,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不懈探索的問題。

德才兼備原則的具體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好干部的標準,大的方面說,就是德才兼備。同時,好干部的標準又是具體的、歷史的。不同歷史時期,對干部德才的具體要求有所不同。革命戰爭年代,對黨忠誠、英勇善戰、不怕犧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懂政治、懂業務、又紅又專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盵35]不同歷史時期好干部的標準,其實就是德才兼備的具體內容。要實現不同歷史時期干部隊伍建設的具體目標,只有根據不同歷史時期德才兼備的具體標準來衡量。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指出,干部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36]此種“性格和作風”可以理解為這一時期干部隊伍建設的具體目標。這一時期干部德才標準就是“對黨忠誠、英勇善戰、不怕犧牲”。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高潮的興起對干部隊伍建設有了新的要求。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上提出了將來“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的愿望。[37]其意旨在于逐步實現領導干部的知識化、專業化。與此同時,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闡述了中央打算讓干部“在一定的行業中‘穩定’下來,實行干部專業化”的考慮。[38]1964年1月,鄧小平指出,“干部年輕化問題,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帶有方針性的問題?！盵39]同年4月,安子文指出了干部隊伍面臨的兩個大問題。一是干部隊伍與國內形勢不適應的狀況。這種狀況是“缺乏足夠數量的、政治上堅強的、熟悉各行各業業務的干部”。二是“縣以上各級領導核心,普遍缺乏新的血液”?！盀榱藢斫影嘟拥煤?為了使縣以上各級領導工作做得更深入、更有朝氣,要求在各級領導核心中經常保持一些年輕有為的新生力量”。[40]同年7月14日,《人民日報》以《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為題發表致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項政治條件。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干部隊伍建設目標,其實已經在不同場合提了出來,選拔干部的具體標準當然是“懂政治、懂業務、又紅又?！?。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干部隊伍建設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目標思想已經萌生。萌生的思想,作為歷史智識沉淀下來,已成為干部隊伍建設的豐富智慧。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原有探索的基礎上制定了干部隊伍建設“四化”方針。換言之,以往的選人用人實踐蘊含著豐富的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汲取了其中的歷史智慧,站在自己實踐的肩膀上制定出這一長遠的戰略方針,從而推動自身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