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線庭審對刑事證據制度的沖擊與應對*

劉秀華

內容提要：在信息網絡技術快速發展以及新冠疫情來襲雙重因素的驅動下，刑事在線庭審的適用大量增加。刑事在線庭審的廣泛適用有利于保證刑事審判的及時性、滿足信息時代人民對司法多樣性的需求、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同時，刑事在線庭審也對直接言詞原則、辯論原則等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產生沖擊，給舉證質證規則、言詞證據真實性審查規則、電子證據審查認定等規則運用帶來諸多現實挑戰。為消除或降低在線庭審對刑事證據制度產生的沖擊，應當從完善以區塊鏈技術為核心的證據存證機制，進一步規范在線舉證、質證方式，落實“線上+線下”的人證質證規則，細化完善電子證據審查、認定規則以及構建與完善其他配套性制度等方面提出應對之策。

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可謂是一場現代革命，表現為物聯網、區塊鏈、云存儲、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等新興技術的出現，并折射在更深層次的社會關系、組織架構與治理層面。(1)裴煒：《數字正當程序：網絡時代的刑事訴訟》，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年，第 1頁。在線訴訟是信息技術不斷發展變革所催生的司法實踐產物。2020年初新冠疫情大暴發使在線訴訟成為一種新的訴訟方式在司法實踐中快速發展。盡管疫情時代已經結束，但不少國家已經開始考慮將在線訴訟作為一種常態化模式，而非一種臨時性選擇。2021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以下簡稱《在線訴訟規則》)，將在線訴訟的全流程包括立案、調解、證據交換、庭審、宣判、送達等訴訟活動予以規范，這意味著在線訴訟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將成為常態化模式。

在線庭審是在線訴訟的核心，承載著在線訴訟最主要的價值追求，在線庭審的中心環節是證據的審查認定。2016年，我國印發《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該改革意見核心要義是堅持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庭審以證據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新格局，推進庭審實質化。(2)最高人民法院官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8021.html，最后訪問時間：2023年8月15日。在線訴訟因其具有空間上的特殊性，打破了傳統刑事審判依托于物理空間構建的“場域化”審判方式，邁向了超越物理空間虛實同構的“場景化”審判，(3)劉沛宏：《從“場域化”到“場景化”：刑事遠程庭審的理論及其發展》，《學術交流》2022年第9期。所以對庭審證據審查功能存在弱化的可能性。本文擬對在線庭審中刑事證據出示及審查問題進行深入剖析，正視在線庭審對直接言詞原則、辯護原則等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沖擊以及給刑事證據制度帶來的現實挑戰，運用證據法學的理論邏輯予以分析并做出理性回應。

一、刑事在線庭審的適用現狀及其優勢

(一)刑事在線庭審的適用現狀

在線訴訟率先被適用于民事、行政領域，刑事領域的適用相對較晚。在世界范圍內刑事在線訴訟的實踐可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美國伊利諾伊州通過視頻電話來決定保釋。(4)高通：《在線訴訟對刑事訴訟的沖擊與協調——以刑事審判程序為切入點》，《南開學報》2022年第1期。我國刑事在線訴訟的實踐肇始于死刑復核程序中對被告人的遠程提訊，后來適用范圍逐步擴至遠程宣判、開庭、接訪等環節。部分學者認為通過線上方式開展庭審活動與我國一以貫之的直接言詞原則存在沖突，故刑事在線庭審一直沒有在立法上予以明確。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若干意見》，明確了刑事案件可以采用遠程視頻方式開庭。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規定庭前會議也可以采取在線方式開展。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在線訴訟規則》進一步明確了刑事案件適用在線訴訟的范圍、將刑事在線庭審的各個環節予以規范。

當前，刑事在線庭審主要依托于各類電子訴訟平臺。上海市第一中院作為我國首例通過在線方式審判案件的先進法院，其在線訴訟的司法實踐對我國全面開展在線訴訟工作具有無可替代的借鑒意義。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20年2月制定《關于積極推廣并嚴格規范在線庭審的通知》，該通知積極響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要求，積極推進和有序規范刑事案件在線庭審工作。此后，全國各地法院都積極開展在線庭審工作。2022年3月28日又出臺《在線異步訴訟的若干規定(試行)》，突破了異地同步的在線庭審方式，將異地非同步的在線庭審予以明確，這無疑是對在線訴訟更進一步的發展，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理論探索空間。在2020年，上海全市法院支持在線庭審的法庭由26個增至274個，占比28.8%，完成在線庭審4萬余件，占比8.9%。其中刑事在線庭審的案件達到了8883件，占全年刑事案件總數的30.63%。(5)余劍、潘自強：《刑事在線庭審的實踐觀察、法理檢視和規則修繕》，《人民司法》2021年第25期。再以成都市為例，新冠疫情暴發之前成都市的在線訴訟適用率極低，但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后在線訴訟在成都司法實踐中得以快速、廣泛的應用，其適用案件范圍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訴訟領域。刑事案件的開庭幾乎都采取了網上開庭，被告人在看守所，法官在法庭，檢察官在檢察院辦公室，律師則到法院與法官同在法庭。(6)左衛民：《中國在線訴訟：實證研究與發展展望》，《比較法研究》2020年第4期。再以重慶市為例，該市運用重慶法院“易訴”平臺、重慶“易法院”收集app端對民商事、行政案件以及部分刑事案件開展在線庭審工作。

可見，刑事在線庭審已經得到了廣泛的適用。在后疫情時代，疫情對刑事司法的沖擊雖然有所降低，但是在信息網絡技術不斷發展，法院案多人少，司法資源并不充足的情況下，刑事在線庭審作為常規模式已是必然。在充分考慮訴訟效率、訴訟正義實現等價值的基礎上，司法實務界對刑事在線庭審應當采取包容的態度予以規范適用。

(二)刑事在線庭審的應用優勢

疫情暴發期間適用在線庭審是刑事司法對防疫要求客觀遵守采取的實踐模式。但是，在疫情時代結束之后，刑事在線庭審能否作為常態化模式存在于刑事訴訟程序之中，應當進行價值考量及優勢分析以提出在刑事實踐中合理適用的依據。

1.以效率促進公正實現

準確、及時地進行刑事審判是司法公正實現的重要體現。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及時與迅速，就越是公平和有效。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了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查明犯罪事實，并從立法上將公檢法三機關保證訴訟效率的義務予以規范，賦予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要求及時審判的權利。在線庭審可以在科技賦能之下防止庭審拖延，保證及時審判。具體而言，如疫情暴發、異地羈押轉運不便等客觀原因致使案件無法及時線下開展時，在線庭審利用信息網絡技術能夠實現控辯審三方即使不同處于一個物理空間內也能在線上順利開展庭審活動，可以說在線庭審為保證及時審判提供了最優選擇。另外，迅速及時審判可以避免超期羈押，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了司法權威性、公信力。因此，在線庭審可以滿足線下庭審面臨阻礙的客觀情形之下及時開展審判工作、防止庭審拖延、促進司法公正的實現。

2.滿足信息時代人民對司法多樣性的需求

刑事在線庭審順應了信息時代人民對司法多樣性的需求。刑事在線庭審是利用科技手段、實現司法便利的訴訟方式，與傳統審判方式的功能與目的一致。刑事在線庭審具有工具理性，是為了實現刑事審判需求而產生的新興審判方式。信息技術在司法領域中的運用研究已經成為了學界非常重要的命題之一，信息化建設與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推動人民法院工作發展的雙翼。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信息網絡技術與司法實踐深度融合已經成為人民法院工作開展的重點內容。一方面，法官面臨巨大辦案壓力，順應時代發展將信息技術手段運用于刑事案件審判之中，可以滿足法官對司法便捷的技術需求。另一方面，對于被告人而言，經法院工作人員釋明，可以選擇刑事在線庭審或是傳統的線下庭審。選擇在線庭審的，若被告人被羈押，應當在看守所或者指定的律協、檢察院等地進行線上開庭，沒有被羈押的被告人則是在其住所或者其他地方利用手機電腦開庭，避免了羈押轉運、奔波到庭，實現了刑事審判的便捷與靈活?？偠灾?，刑事在線庭審對法官、被告人司法多樣性需求的實現大有裨益，數字技術的高效、便捷會讓法官及被告人對選擇刑事在線庭審存在偏向性。

3.優化司法資源配置

推進刑事在線庭審的適用可以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有效節約司法成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波斯納曾提出：“不能無視代價地去追求公平正義”，這就要求刑事訴訟活動的開展要遵循適當的經濟學原理。(7)熊秉元：《正義的成本：當法律遇上經濟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 193頁。波斯納的理論是通過成本這一概念將法律問題與經濟分析連結起來，要求在刑事訴訟中降低成本的總投入量，實現效率最大化，或控制一定的成本投入量，有效利用現有資源，實現效率最大化。刑事在線庭審方式的推進正是基于司法成本的考慮。隨著法治化社會的建設，我國司法實踐中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愈發凸顯，所以應當將有限的司法資源優化利用，結合數字技術開展審判工作，減少人力成本的投入。

利用信息網絡技術實現刑事在線庭審無疑是解決法院案多人少、資源配備不足的良方。其一，通過刑事在線庭審可以減少庭審準備活動成本。傳統刑事案件開庭需要法警將被告人從看守所或其他羈押場所押解到法庭之上，需要一定的交通成本及時間成本，而采取刑事在線庭審可以減少這類成本消耗。其二，刑事在線庭審可以有效降低庭審活動的成本。刑事在線庭審通過專門的在線訴訟平臺保證了在線庭審的實時性、多維性，使人民群眾、社會團體旁聽庭審活動更為便捷，刑事審判得到有效監督，促使審判人員更加公正地審理案件，減少因錯案導致的二審、再審等審判成本。其三，刑事在線庭審的適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證人出庭作證率。刑事訴訟中導致證人出庭率低的關鍵因素是證人出席法庭需要付出一定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影響其正常的工作以及在刑事案件中證人擔心出庭作證受到犯罪分子的打擊報復。刑事在線庭審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降低證人出庭作證的成本，另一方面證人通過遠程視頻等在線方式出庭作證可以更好地對其關鍵身份信息進行隱匿，降低證人被打擊報復的風險。證人出庭率的提高對快速準確查明案件事實具有積極意義。

二、在線庭審對刑事證據制度的沖擊

盡管刑事在線庭審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有予以運用的實例，但在刑事在線庭審適用的過程中仍然出現了許多質疑的聲音。刑事在線庭審改變了傳統庭審模式的物理空間同一性，時空限制的突破以及參與庭審方式的變化對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產生沖擊，也使刑事訴訟證據規則面臨諸多現實挑戰。

(一)在線庭審對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沖擊

1.直接言詞原則

直接言詞原則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包括直接原則與言詞原則。直接原則強調“在場性”，一方面是對相關訴訟主體的在場性要求。即訴訟參與人、公訴人需要親自到庭參與庭審。另一方面是對法官的在場性要求。即法官必須親自參與到審理程序的每個環節，包括事實調查、證據審查等，做到直接審理。(8)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 162頁。言詞原則強調“言詞性”，要求法官在認定案件事實時應當以控辯雙方在法庭中的言詞為主，不能直接以案卷材料作為定案根據?？傊?，這一原則要求法官親自到庭面對面聽取控辯雙方的主張、理由、依據和質辯，通過身臨其境、察言觀色，基于對法庭的直接感知，利用經驗法則及邏輯推理判斷當事人、訴訟代理人、證人的陳述、供述的真偽，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作出裁判。(9)楊婷：《刑事案件在線庭審的問題檢視與規則優化》，《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

分析刑事在線庭審對直接言詞原則的沖擊問題應當審視在線庭審是否能夠滿足該原則所要求的“在場性”、“言詞性”以及是否會影響法官身臨其境、探明案件事實真相，公正裁判的效果。首先，對于在場性要求的判斷應該重點解讀“場”的概念，如果僅僅將“場”解讀為物理空間的場域，那在線庭審必然滿足不了這一要求。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活動的場域不斷擴大，包括網絡空間、數字空間等。所以直接言詞原則中在場性的“場”應當包括網絡空間，只要相關刑事訴訟主體同步進入同一網絡空間，沒有信息交流上的阻隔，就不違背在場性要求。其次，對于言詞性要求的理解，刑事在線庭審只是將庭審活動轉移至線上進行，并不影響控辯審三方參與庭審過程中采用言詞方式進行，也并不意味著法官一定以案卷材料作為定案根據。就言詞性的要求而言，無論采取線上還是線下的方式進行案件審理，法官審理案件違背言詞原則的風險都是存在的，至于庭審方式是線上還是線下與違背言詞原則的風險并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那么，在線庭審是否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法官公正裁判的效果呢？確實，法官進行自由心證時，在物理法庭面對面觀察體會和轉移到線上“隔窗”觀察感受是不同的。(10)景漢朝：《互聯網法院的時代創新與中國貢獻》，《中國法學》2022年第4期。在線庭審只能通過屏幕這一有限視角來觀察當事人、證人的神情及動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法庭調查效果?？陀^分析，刑事在線庭審因其場域的特殊性無法全面實現直接言詞原則的要求。

2.辯論原則

刑事辯護的實質有效是庭審功能實現的基礎，無論采取哪一種庭審方式，律師介入是保障辯護權行使的關鍵。傳統庭審中律師辯護面臨著發問難、質證難、辯論難的三大難題，(11)楊婷：《刑事案件在線庭審的問題檢視與規則優化》，《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在線庭審中辯護律師與被告人無法完成線下交互，可能因缺少溝通導致辯護律師與被告人之間產生心理鴻溝，使律師辯護流于形式，加劇辯護難度。

在線庭審對刑事辯論原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技術保障問題及存在空間阻隔，弱化辯護效果兩個方面。首先，在線庭審通過遠程視頻對話建立了網絡空間的連結，突破了物理空間的同一性，所以要保證刑事在線庭審活動的順利進行需對設備質量、信息網絡技術水平有較高的要求。若是因為基礎設備、技術局限的原因導致在線庭審過程中相關訴訟參與人出現掉線、卡頓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控辯雙方的辯論氛圍，使雙方對抗性減弱，影響辯護效果。其次，刑事在線庭審中物理空間被隔離，辯護人在進行辯護時，難以按照線下庭審展開辯護的模式施展辯護技巧，控辯雙方隔空辯論的效果不敵開庭審理的正面交鋒。

在線庭審對刑事訴訟中直接言詞原則與辯論原則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庭審實質化的實現。不論是線下庭審方式抑或是線上庭審方式，直接言詞原則、辯論原則的落實是實現庭審實質化的關鍵。法官在進行自由心證時，由于物理空間的阻隔，語言表達缺乏完整性、暢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法庭調查的效果。法官要想查明案件事實，彌補在線庭審對形成準確“心證”的不足，又會借助庭外的閱卷。由此可見，刑事在線庭審可能會加劇對庭審實質化實現的阻礙，進而影響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進程。

(二)在線庭審對刑事證據規則的沖擊

刑事訴訟中司法人員對證據的審查判斷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實質就是考察“證據”能否轉化為“定案根據”的過程。兩大法系的證據規則體系雖有差異，但是其共同的特征是將證據準入與證據評估分離，其基本要義在于將證據審查從整體上區分為證據準入與證據證明力評估兩個步驟。(12)陳瑞華：《刑事證據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23—128頁。我國的刑事證據審查體系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皆不同。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證據審查設定了兩道門檻，第一道門檻是對材料的作用和形式進行審查，第二道門檻是對證據真實性、可采性、證明力的審查。(13)吳洪淇：《刑事證據審查的基本制度結構》，《中國法學》2017年第6期。刑事在線庭審改變了傳統的庭審舉證、質證環節，原物的證據價值無法全面體現，可能會弱化庭審證據審查功能。

1.證據出示規則：在線庭審對舉證質證規則的新挑戰

傳統的刑事案件舉證是向法院提交原件、復印件、原物等客觀材料。刑事公訴案件舉證是把作為證據使用的實物隨案移送，對不宜直接移送的，應當將其清單、照片或者其他證明文件隨案移送。刑事自訴案件舉證可以視案件進行的階段、出示證據的類型選擇方便快捷的方式。(14)鄭飛、楊默涵：《互聯網法院審判對傳統民事證據制度的挑戰與影響》，《證據科學》2020年第1期。自在線訴訟運用于刑事司法實踐后，“在線舉證”方式也逐漸推行開來。

目前，在線庭審中的證據出示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將實物證據電子化上傳至在線訴訟平臺，二是在庭審中通過遠程視頻出示證據。(15)謝登科：《論在線訴訟中的程序轉化——以〈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第5條為視角》，《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22年第4期。這兩種證據出示方式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質證行為。

首先，在線出示的證據無法全面準確反映證據的全部樣態，可能存在證據虛假風險。雖然在線庭審構建的證據展示平臺能夠對證據進行全方位的電子化展示，但是這種展示是一種平面展示，無法超越時空呈現證據本身的空間性、立體性效果。(16)舒國瀅：《從司法的廣場化到司法的劇場化—— 一個符號學的視角》，《政法論壇》1999年第3期。對部分實物證據的質證需要觀察其形狀、大小、物理痕跡，電子化或遠程視頻展示無法實現這一需求。另外，實物證據的電子化上傳一般是當事人自發行為，無法避免當事人在上傳電子化證據時選擇于己有利的部分證據，隱藏于己不利的證據。

其次，在線舉證、質證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托技術的成熟穩定。技術不成熟是限制質證權行使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由于證據傳輸技術不穩定、設備故障等造成庭審的終止或中止的情形屢見不鮮。(17)潘金貴、譚中平：《論刑事遠程視頻庭審規程的構建》，《法律適用》2019年第9期。庭審的突然中斷可能會消減控辯雙方的對抗情緒以及打亂控辯雙方的質證思路，使控辯雙方質證權行使受到限制。技術的不穩定也會大大增加電子化證據被篡改的風險。電子化證據材料存儲在計算機網絡平臺，運用區塊鏈技術進行強加密處理，如果技術不穩定，極易導致數據材料被泄露、篡改。

再次，在線庭審證據出示缺乏統一的規范要求，導致控辯雙方質證能力弱化。根據我國《在線訴訟規則》要求，針對在線庭審證據出示引入電子化材料概念，即將證據材料予以拍照、錄像，再將照片、視頻上傳至指定的在線訴訟平臺，將證據材料予以電子化處理后在在線訴訟平臺上出示。但司法實踐中還有一些法院在線庭審的舉證是將證據材料的照片、視頻上傳至共同的“微信群聊”中，這類不規范的證據出示行為，使證據的完整性、形式要件得不到保障，加劇了質證不力風險。

最后，書證、物證的電子化出示可能和最佳證據規則背離，從而弱化控辯雙方的質證能力。線下庭審中質證雙方能夠直接接觸證據材料，對證據的質證可以通過觸覺、視覺、聽覺等多種方式進行感知判斷，全方位、多角度地對某一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提出質疑。因此相較于線下庭審，線上庭審確實會存在控辯雙方質證能力被弱化的可能。

2.證據審查規則：在線庭審對案件事實查明的新挑戰

(1)在線庭審降低言詞證據真實性保障

在線庭審并不必然導致言詞類證據的虛假，但空間的阻隔使在線庭審缺少法庭空間的威嚴感、儀式感以及訴訟參與人面對面交流的真實感，導致庭審失真。(18)楊繼文：《在線訴訟場景理論的建構》，《法制與社會發展》2023年第3期。言詞證據的形成過程需要經過三個階段：感知—記憶—復述，即言詞證據是由案件親歷者根據其感官知覺對所目睹或聽聞的案件事實用語言的形式傳遞。(19)潘金貴：《證據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年，第97頁。言詞證據通常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諸如觀察條件、心理壓力、個人性格、價值偏好、記憶能力、表達能力等。以證人證言為例，刑事在線庭審相較于線下庭審而言，所處的網絡空間不同于物理空間所展現的莊嚴、權威的法庭設計、法官服飾以及法庭秩序。證人出庭作證與在線通過遠程視頻方式作證的效果是不同的，因為缺乏特定莊嚴的審判場景，法庭儀式感降低，使證人作證時所面臨的司法權威與法律遵從壓力減弱，更可能導致證人證言的虛假性。另外，在線庭審空間場景的特殊性無法全面捕捉證人、被害人等主體的表情、下意識反應，影響法官對情態證據的審查判斷。(20)張鴻緒：《論我國遠程作證中情態證據的程序保障——兼評〈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政法論叢》2021年第4期。誠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應當禁止通過遠程視頻方式對證人進行詢問，“面對面”的對質更有利于保障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因為當面說謊的可能性要比背后說謊的可能性更低。(21)Jenia I.Turner，Remote Criminal Justice，53 Texas Tech Law Review 197，2021，p.207.所以，在線庭審相較于線下庭審，司法儀式感的缺少以及訴訟參與人之間無法面對面進行交流對質，導致言詞類證據的真實性得不到保障，影響法官作出判斷。

(2)電子證據審查認定規則面臨的挑戰

在線庭審中的“電子化證據”與傳統的“電子證據”并非同一概念。在我國，“電子證據”這一表述最早可見于公安部2005年發布的《計算機犯罪現場勘驗與電子證據檢查規則》，該規則第2條稱電子證據包括電子數據、存儲媒介和電子設備。最高人民檢察院2009年出臺的《人民檢察院電子證據鑒定程序規則(試行)》，該規則第2條將電子證據粗略地定義為：由電子信息技術應用而出現的各種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材料及其派生物。杭州互聯網法院發布《杭州互聯網法院電子證據平臺規范(試行)》，該規范第4條確定了規范中相關術語的定義與解釋，確定了電子證據包含兩類，一類是電子數據，另一類是其他訴訟證據的電子化。(22)我國長期存在電子數據與電子證據混用的情形，電子數據與電子證據的關系如何界定？目前，學界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一致說”，即電子證據與電子數據在立法意義上是一致的；第二種觀點是區別說，電子數據和電子證據不是同一個概念，電子證據屬于電子數據；第三種觀點也是區別說，承認電子數據和電子證據不是同一個概念，但認為電子數據屬于電子證據。本人贊同第三種觀點。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將“電子數據”規定為法定的證據種類，電子數據是最典型的電子證據，但并不是所有的電子證據都是電子數據，這是兩個維度的概念，電子證據應當包括電子數據、存儲媒介和電子設備。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出臺的《在線訴訟規則》進一步規范了電子化證據材料。隨著在線庭審這一模式的推廣應用，電子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發展迎來了新一輪熱潮。

在信息網絡技術與司法實踐不斷融合發展的背景之下，司法實務部門及學術界針對電子證據可采性、可信性等認定規則探討適用新的審查標準。對于“其他訴訟證據的電子化”這類電子證據的認定規則是在線庭審中最重要的內容。毫無疑問，這類電子證據的審查認定應當以遵循該訴訟證據電子化之前本身樣態的證據審查認定規則為前提。其次，再從電子化證據與該訴訟證據的原始樣態是否同一的角度出發審查其真實性和完整性。

司法實踐中，辯護人對電子化證據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要求核驗電子化證據的權利得不到保障，電子化證據核驗流于形式。筆者通過對成都市的法官、法官助理、律師進行問卷調查及電話訪談了解到刑事在線庭審中，辯護人提出對證據材料的圖片、視頻影像進行質證，其真實性及同一性存疑，要求核驗電子化證據。法官通常的處理方式是要求公訴方出具情況說明，公訴方對證據材料的來源、獲取過程、電子化過程、同一性認定予以說明，只要公訴方出具情況說明，法官一般予以采納。司法實踐中之所以出現這類形式化處理方式，主要原因在于沒有具體的電子化證據審查認定規則指引。

三、刑事在線庭審證據制度的理性應對

盡管在線庭審可能對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及刑事證據規則產生一定的沖擊，但并不能直接否定在線庭審的價值。新冠疫情暴發迫使在線庭審在刑事訴訟中廣泛適用，在后疫情時代刑事在線庭審應當成為一種常態化、普遍化的訴訟模式，當事人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線上或是線下參與庭審。所以應當正視在線庭審對刑事訴訟程序的積極意義以及由此引發的挑戰，尤其是對刑事訴訟中最為重要的環節——刑事證據出示、審查認定規則的沖擊。因此，盡快構建相應的制度回應路徑，消除或者降低在線庭審對刑事證據出示、審查認定規則的負面影響，才是我們面對在線庭審這一新興訴訟模式應該持有的理性態度。

(一)完善以區塊鏈技術為核心的證據存證機制

在線庭審是依賴于信息技術使控辯審三方在網絡空間完成刑事庭審活動的方式。網絡空間具有極強的開放性，上傳到在線庭審平臺上的證據極易被別有用心之人篡改，所以采取線上開庭方式對于證據存證方面有著非常高的要求。我國司法實踐中為解決這一問題，通常會運用區塊鏈技術實現證據的固定，保證證據不被任何個人或組織篡改。比如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搭建的“蓉易訴在線訴訟平臺”設置了專門的司法區塊鏈端口，實現證據存證和核驗功能。區塊鏈的存證特性有利于解決證據材料在網絡空間被篡改、被污染的可能，使得司法機關對通過區塊鏈存證的證據材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有較為準確的判斷。(23)楊繼文：《區塊鏈證據規則體系》，《蘇州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

就區塊鏈存證機制在在線庭審中的具體應用規則而言，建構司法區塊鏈存證平臺時應當嚴格把握區塊鏈存證平臺進入刑事司法領域的門檻，確保技術的專業性以及嚴格履行保密義務，將經過區塊鏈存證技術進行存證的證據效力予以認定，促進司法公正、司法權威的實現。具體來看：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應當盡快建立健全區塊鏈技術在刑事司法領域適用的標準規范體系。隨著對區塊鏈技術的認識不斷深入，區塊鏈技術在刑事司法中的應用經歷了三個階段：懷疑抵制—嘗試接受—加強使用。截至目前，針對區塊鏈司法應用問題僅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加強區塊鏈司法應用的意見》，意見中強調要充分發揮區塊鏈技術在促進司法公信力方面的作用，提出了區塊鏈司法應用的整體性要求。完善區塊鏈存證機制的前提是要社會公眾信賴這一技術，認識到這一技術的科學性。所以司法機關應當聯合計算機網絡專業部門、區塊鏈技術專業部門將區塊鏈技術運用于刑事訴訟中證據存證的作用原理、行為路徑、效力認定予以規范，并出臺規范性文件。

第二，統一區塊鏈存證平臺資質認證，保證司法權威性。我國尚未對區塊鏈存證平臺的資質管理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就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對區塊鏈存證平臺的資質認證最權威的是電子認證服務許可?！吨腥A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第18條明確了從事電子認證服務的，應當向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取得許可證書。我國《電子認證服務管理辦法》同樣也規定了電子認證服務機構應當取得電子認證服務許可證書。另外，有些互聯網法院對區塊鏈存證平臺會提出特別的審核標準。如杭州互聯網法院發布的《杭州互聯網法院電子證據平臺規范》第8條規定了區塊鏈存證平臺必須取得國家授權的第三方電子認證機構頒發的CA證書。缺乏統一的平臺認證規范，使區塊鏈存證平臺在刑事司法中適用易遭受質疑，所以應當出臺具體的法律規范，統一區塊鏈存證平臺的資質管理。

第三，明確區塊鏈技術的輔助地位，由法官最終綜合審查判斷證據能力。區塊鏈存證這一新興技術與刑事司法的結合尚不深入，雖然區塊鏈存證技術具有不可篡改性、去中心化、安全性、即時性等特征，(24)劉沛宏：《區塊鏈存證技術的刑事證據適用范式研究》，《湖南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經過區塊鏈存證的證據一定具有證據資格，最終成為定案根據。所以區塊鏈技術只是用于輔助法官對證據的同一性、完整性進行認定，對于經區塊鏈技術存證的證據需綜合審查認定證據資格，嚴格把握該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以及合法性。將新興科學技術輔助與傳統證據審查要求相結合，提高法官的證據審查認定能力。

(二)進一步規范在線舉證、質證方式

通過將訴訟證據電子化的方式在線舉證雖然可以給訴訟參與人帶來便利，提高訴訟效率，但同時又會給在線質證帶來新的挑戰。目前刑事在線庭審中存在舉證、質證方式過于靈活，缺乏統一規范等問題，為了保證庭審程序的順利進行，保障質證權的有效行使，進一步規范在線舉證、質證方式確有必要

對于在線舉證規則構建，具體而言：

第一，將證據舉證方式類型化，根據不同證據種類的自身特性采取有差別的舉證方式，實現“舉證分流”。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八類法定證據，針對實物證據而言，因其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只需要保證電子化證據與原物的同一性以及全面呈現原物整體樣態即可，所以可直接采取掃描、拍照等方式進行電子化處理后上傳至在線訴訟平臺。而言詞類證據因主觀性較強，除了需要將供述、陳述、筆錄等以文字形式記錄的材料進行電子化處理上傳之外，還需要對被告人、被害人、偵查人員、見證人等言詞類證據的主體核驗身份證明后參與線上庭審，方便訊問、詢問。

第二，應當為辯護一方提供在線舉證必要的技術支持。因在線舉證需要一定的技術支持，控辯雙方不論從其地位、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等各方面相比實力太過懸殊。對于辯方沒有進行在線舉證的技術條件時，司法機關可以幫助其進行在線舉證或者允許采取線下舉證的方式以保證刑事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諸如被告人處于羈押狀態時，看守所應當盡可能地為被告提供便利，幫助其完成線上舉證。當線上舉證實現確有困難或者線上舉證達不到舉證要求時，看守所也應當積極配合協助被告方通過線下方式進行舉證。

第三，法院應當為破除在線舉證對最佳證據規則的沖擊，而對書證、物證建立新的舉證、認證規則。對書證、物證的舉證方式選擇應當適用“異議提出”，即只有控辯雙方對在線出示的電子化證據有異議的情況下，才要求提供證據方提交原件。

在線庭審的質證規則需要結合在線庭審特征，在傳統的證據質證規則的基礎之上，探索新的質證模式。質證應當是訴訟雙方通過交叉詢問、對質等方法，質疑另一方證據的相關性、可采性和可信性的證明活動。(25)張保生：《證據法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291頁。在線庭審因物理空間的阻隔以及較高的技術要求給質證活動帶來了挑戰，為減緩這些因素給質證權行使帶來的負面影響，應當確立在線訴訟場景下質證權行使的保障機制。

一方面，應當保障訴訟雙方交流的暢通性。其一，提升信息網絡技術服務，保證在線庭審的安全性與流暢度。在線庭審造成了物理空間的阻隔，公權力機關和訴訟參與人之間無法面對面地進行交流、訊問、詢問，所以為保證庭審中的暢通性司法機關應當與電信網絡服務運營商高效合作，從技術層面優化網絡運營服務，避免庭審卡頓、中斷情況的出現。其二，進一步優化在線庭審遠程視頻，打造庭審3D效果，實現“面對面”的交叉詢問質證。

另一方面，根據不同證據種類的特性進行區分，做到“質證分流”。質證應當對另一方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等屬性提出質疑，對于書證、鑒定意見等證據材料，因是以其記載內容發揮證明作用，所以對這類證據的電子化材料進行審查只要能夠確定經電子化的證據材料與原件一致，就可以按照線下庭審質證規則予以質證，與傳統證據質證規則沒有太多的差異。但對于物證、證人證言等證據類型，盡管已經確定上傳的照片、掃描件與原物一致，但無法對原物進行接觸、感知，無法對證人的神情、肢體動作進行全方位的觀察等方式進行質證。故而對這類證據應當提供線下對原物進行質證的機會和平臺，以及在線庭審中要求證人在線出庭接受詢問等。

(三)落實“線上+線下”的人證質證規則

傳統線下訴訟模式中對于證人出庭作證僅限于證人來到物理空間的實體法庭陳述事實，接受詢問、質證，所以在傳統線下訴訟模式的話語體系下認為在線作證并不屬于出庭作證。信息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給我國證人出庭作證方式提供了多元化的選擇，在線庭審雖然使庭審的場域發生了變化，但究其根本仍然需要對“法庭”進行界定，沒有脫離“法庭”概念。(26)謝登科：《在線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的場域變革與制度發展》，《法制與社會發展》2023年第1期。故而，不論是在線出庭作證還是線下出庭作證都是為了實現同一的司法價值功能，對于證人在線出庭作證這一方式應當以積極的態度審視之，并結合在線庭審的場域特點及技術缺陷對證人在線作證方式提供程序規范與技術保障建議。

落實證人出庭制度是實現直接言詞原則的關鍵。直接言詞原則重視法官、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之間的溝通，要求各方在場、親自到庭，共同營造現場庭審氛圍。(27)自正法：《互聯網法院的審理模式與庭審實質化路徑》，《法學論壇》2021年第3期。通過庭審的直接交流，法官根據對法庭上各方主體(尤其是證人)進行察言觀色，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作出裁判。所以刑事在線庭審中應當落實好證人出庭制度，保證直接言詞原則的全面貫徹、降低言詞證據虛假的可能性。具體而言：

其一，擴大適用證人“在線出庭”，破解刑事證人出庭率低的難題。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了證人作證應當以出庭為原則、不出庭為例外。這里的法庭應當做擴大解釋，不僅包括線下庭審空間，還應當包括線上網絡空間。(28)田國寶：《中國刑事證人出庭作證激勵機制反思與重構》，《法學》2021年第2期。在線庭審模式下，證人原則上應當通過在線出庭方式提供證言。線下庭審中應當賦予證人程序選擇權，自愿選擇通過在線方式或者到線下庭審空間提供證言?！缎淘V法解釋》中也明確了因特殊情況無法出庭的可以通過視頻等方式聽取證人證言，這為證人在線出庭的擴大化提供了理論支撐。

其二，貫徹刑訴法規定的關鍵證人出庭制度，建立“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證人出庭作證方式。在線庭審本身就是因為訴訟參與人不便于參加線下庭審，為了避免庭審的過分遲延提高訴訟效率而產生的。在在線庭審模式下，出于對訴訟成本的考量，并非所有的證人都必須線下出庭作證，應當以在線作證為原則、線下出庭為例外，但對案件事實認定起到關鍵作用、證人證言存在異議的證人應當出庭參與線下庭審，直面的質證能夠更好地判斷證人證言的真實性。

其三，構建“雙通道”視頻作證模式，落實特殊證人匿名保護制度。在涉黑案件等特殊的刑事案件中，無論證人是采取線上出庭方式還是線下出庭方式都應當切實做好證人的保護工作。對于線下出庭作證的證人按照既有的出庭保護措施如不暴露外貌及聲音的方式予以保護。針對線上出庭作證的證人也應當采取技術處理對證人的個人信息進行保密，如通過信息網絡技術構建“雙通道”視頻作證模式。即作證過程中與辯方連接的畫面圖像應當使用馬賽克、變聲軟件等技術對證人進行匿名化處理，與法官連接的畫面圖像可正常顯示，這也是為了法官能夠直觀地對證人的神情、肢體語言進行觀察，以審查證人證言的可信度。

同理，對于鑒定人而言也應當通過“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參加庭審。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有重要影響且存有異議的鑒定意見，人民法院要求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參加庭審輔助法官對專業問題進行認證。對于鑒定人應當采取線下還是線上的方式出庭，這與證人的出庭要求略有不同，因為鑒定人利用專業知識對專業問題進行鑒定時所依據的理論知識及判斷標準都是客觀的，對鑒定意見的異議可能僅通過說明鑒定操作過程及判斷認定標準就可消除，所以對鑒定人而言，要求線下出庭作證的情形應當更為嚴格，由人民法院根據具體的鑒定內容及異議情況決定采取“線上”還是“線下”的方式出庭作證。

(四)細化完善電子證據審查、認定規則

刑事在線庭審中電子證據包括電子數據以及其他訴訟證據電子化的證據。我國對于電子數據的審查認定已經形成了包含取證規范、審查標準以及排除規則在內的較為完整的基本制度體系。在刑事訴訟中，電子數據的審查認定受到越來越多的專家和學者的關注，自2012年電子數據在《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獨立的法定證據種類地位之后，公、檢、法三機關針對電子數據的提取、審查、認定等問題出臺若干規定，為規范我國電子數據的審查認定發揮著重要的作用。(29)吳洪淇：《刑事訴訟電子數據合法性制度框架的虛化與矯正》，《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22年第6期。2016 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刑事電子數據規定》)是我國出現的最早關于電子數據審查認定的規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缎淌码娮訑祿幎ā返?條規定應當從真實性、完整性、合法性三個方面對電子數據進行審查。所以刑事在線庭審中對電子數據的審查也應當從上述方面出發：其一，審查來源的真實性，利用區塊鏈存證技術對電子數據證據的產生過程進行篩查，確保其來源的真實性。其二，審查電子數據內容的完整性，在某個特定時間將數據進行hash驗算。其三，實現電子數據證據外部的證據綜合印證規則。電子數據應當與其他訴訟證據相互印證，從而達到穩定的證明結構。其四，確保存證平臺的權威、合規。區塊鏈存證平臺已經廣泛適用于司法實踐活動中，對于區塊鏈平臺和技術應當嚴格審核其合規計劃后授予相應的資質。

對于“其他訴訟證據電子化”這類電子證據的審查認定規則應當以原本的證據類型審查認定規則為藍本，把握經過電子化程序可能對該類證據的審查認定帶來的影響，從而有針對性地在審查認定方法上予以革新。無論是電子數據證據還是電子化證據，在線庭審都將其真實性和完整性作為審查重點。所以對于電子化證據的審查應當從電子化證據與原件原物的同一性和完整性角度出發。具體而言，首先應當將電子化的過程全程記錄并上傳，防止證據被調換、造假等。其次，充分利用區塊鏈技術，上傳的電子數據通過區塊鏈存證技術加以固定，區塊鏈存證技術具有中立性、完整性，可以有效消除電子證據被篡改、被污染的風險。

(五)其他配套性制度的構建與完善

要消除或降低在線庭審對證據審查制度的沖擊，除了需要提出具體的證據審查制度回應路徑之外，還應當構建與完善其他配套制度，保證在線庭審的順利進行。首先，在線庭審中應當給予被告人、辯護人充分的發言時間和機會，以保障辯護權的行使。在正式庭審之前法院應當告知被告人、辯護人在線庭審的流程、時間，確保被告人、辯護人按時參與庭審。庭審中法官應當充分考慮受空間阻隔、網絡延遲等因素影響帶來的理解偏差主動詢問被告人、辯護人是否存在其他意見。其次，應當落實審判公開制度。審判公開制度要求法院對案件的審理過程及結果向社會公眾公開，是實現程序公正、樹立司法權威以及保障裁判公正的重要制度。刑事在線庭審要落實審判公開制度的具體舉措是構建有技術支撐的庭審直播平臺，面向公眾的直播應當是全面的、直觀的，能夠展示庭審各方主體的人像及場景，實現實質性的審判公開。最后，應當給刑事在線庭審提供固定化場地以及智能化設備。法院的庭審設備健全與否決定著在線庭審的質量，智能化的庭審設備是當事人順利參與在線庭審以及實現在線庭審直播全景化呈現的基礎性保障。所以為了保證在線庭審的安全性、秩序性和權威性，有必要固定在線庭審場所以及配備智能化的設備。

在當今互聯網時代背景之下，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出現與成熟已經為我國刑事在線訴訟的發展提供了豐沃的土壤和資源。近年來，我國對于在線訴訟的相關制度構建已經成為司法理論界與實務界熱議的課題之一。尤其是民事在線訴訟規則的構建，可以說是推動了全球電子訴訟規則的發展，為電子訴訟法制貢獻了中國智慧。刑事在線訴訟規則的構建也應當邁出具有時代意義的一步，在借鑒民事在線訴訟規則構建的成果之上，結合刑事訴訟特殊的目的與任務建構與之相適應的訴訟規則。本文僅僅是從刑事在線庭審對傳統的刑事證據規則的沖擊出發，提出解決完善路徑。下一步，應當從微觀規則細化、宏觀體系構建兩個方面出發，對在線立案、在線庭前會議、在線庭審、遠程作證、電子送達等微觀方面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并逐步構建體系化的刑事在線訴訟規則，推動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