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嵌入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研究

印 梅，管 競，馮 昕

（南通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

一、引言

匯率問題歷來受國際貿易領域研究者重視，學術界在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效率上卻存在不小的分歧。雖然Krugman（2016）[1]的定性分析和Bussière 等（2017）[2]的實證研究都認為進出口貿易對匯率變動的反應十分敏感，但如Amiti等（2014）[3]、Ahmed 等（2016）[4]、張天頂和唐夙（2018）[5]等的匯率與貿易弱相關的觀點更為普遍，其主要原因在于經濟實踐中存在諸多匯率對貿易影響弱化的現象。例如2005年人民幣實行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升值伴隨大量的貿易順差，2017 年特朗普的弱勢美元政策未能減少美國巨大的貿易赤字。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解釋開始指向全球化的生產方式，在全球化生產的背景下，出口往往連著進口，匯率變動既影響中間投入也影響出口，既影響中間品出口也影響最終品出口，匯率對出口的影響變得相對復雜。

當前，我國深度參與國際生產網絡，中間品出口與中間品進口分別占本國總出口與總進口的比重已達到52%和72%，占世界中間品出口與進口的比重從1995年的5.7%和8.6%躍升至2018年的25.3%和33.6%。本文將分析全球價值鏈（GVC）視角下匯率影響出口的理論機制，檢驗全球價值鏈參與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進而由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參與如何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出口效應得出相應的結論與啟示。

二、文獻綜述

隨著全球價值鏈的迅速發展，基于增加值核算的貿易統計方法得到越來越廣泛的運用。將全球價值鏈因素納入匯率與貿易關系的研究之后，已有研究普遍認為，GVC分工下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對沖效應會鈍化出口對于匯率變動的反應。Ahmed（2009）[6]分別建立了進口投入品與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之間關系的中國出口模型，指出如果匯率升值會導致出口下降，那么中間品會部分抵消貨幣升值造成的出口下降。Berman 等（2012）[7]使用法國公司數據分析了出口商對實際匯率變化的異質反應，發現總出口集中在高生產率企業，出口企業在進口產品加價中吸收了更多匯率變動。除此以外，Ollivaud 等（2015）[8]以瑞士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GVC參與度對出口的影響，發現GVC后向關聯度愈高，出口匯率彈性愈低，進而降低匯率波動對出口的沖擊。Soyres 等（2018）[9]建立了一個具有跨境生產的國際貿易的局部均衡模型，發現GVC前向參與度的提高，也降低了出口量對雙邊匯率變化的反應能力。

國內研究出口匯率彈性以及匯率傳遞的學者也注意到了GVC參與因素。向訓勇等（2016）[10]以企業異質性為視角，將進口中間投入份額納入匯率傳遞機理，發現進口中間品份額增大會弱化出口匯率彈性。在此基礎上，張會清和翟孝強（2019）[11]將GVC前后向聯系加入出口匯率模型，指出忽視GVC因素會嚴重高估出口匯率彈性，GVC后向關聯度越高，越能夠抵御匯率變動沖擊。印梅和于津平（2019）[12]檢驗了全球價值鏈視角下及不同貿易分類下人民幣匯率與中國出口之間的關系，認為GVC參與會弱化出口匯率彈性，以增加值計算出口匯率彈性普遍高于貿易總額計算的匯率彈性。

綜上所述，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入，有關GVC與出口匯率彈性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但仍存在部分不足：其一，涉及GVC與出口彈性的研究還存在擴展空間，現有文獻主要是研究GVC后向參與度指標與出口匯率彈性的關系且多為總體分析。其二，理論機制研究稍顯不足。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拓展，將GVC前后向關聯納入貿易模型，闡釋GVC與出口匯率彈性的理論機理，并考察GVC前后向關聯對出口匯率彈性影響的異質性。

三、理論機制

參考印梅和張艷艷（2018）[13]的分析框架，建立國家和地區層面對外出口的理論框架。首先，給出以下假設條件：第一，假設該模型中只存在兩個國家市場（本國M與外國N），兩國均生產最終品S，兩國產品具有替代關系，只考慮M 國向N 國市場出口最終產品S，忽略M 國對最終品的需求，生產中只使用一種中間品S。第二，兩國均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最終出口量由市場價格確定，即該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中間品價格pd和最終品價格pf保持不變。第三，假設中間品是唯一的生產成本，忽略出口會產生的運輸成本、關稅等費用，忽略技術創新等因素。借鑒Dixit（1979）[14]設定的效用函數形式，將N國消費者效用函數設定如下：

其中，m表示其他消費品，價格標準化為分別表示兩國決定市場價格中與產量無關的因素；xM表示M國出口最終產品的量；xN表示N國在本國銷售的最終品數量；b(>0 )表示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在價格上的敏感度。在微觀經濟學中，N國消費者在一定的預算約束下，若要實現效用最大化，就要使產品的相對價格等于效用對消費量的偏導，此時有：pMN和pNN分別表示在消費者效用最大化下以N國貨幣表示的M國和N國最終產品的市場價格。

（一）后向聯系視角分析

假設M國使用本國中間品和進口N國中間品共同生產，N國僅使用本國的中間品，即N國的中間品增加值從M 國的后向參與。借鑒印梅和張艷艷（2018）[13]的方法，進口N 國中間品比率設定為，分別為M、N國以各自本幣表示的中間品價格，e為直接標價法形式下的N國兌M國匯率，匯率增加代表M國貨幣貶值，進口率為兩國價格比的單調增函數，0 ≤θ≤1。以兩國各自貨幣表示的利潤函數：

其中，λ為同一種產品的中間投入系數，λ越高，附加值越低。將式（2）和（3）分別代入利潤函數，之后將利潤函數分別對xM、xN求導，可以得到利潤最大化下的兩國生產的反應函數如下：

根據式（6）可以得到納什均衡下的xM、xN：

由于此處需得到后向關聯方面的M國出口與匯率關系，因此這里只將xM對匯率求導：

其中，θ′為復合函數θ的偏導數。容易看出θ越大，越小，即進口中間品比例與出口匯率彈性呈負向關聯，當進口國外中間品比重越大，全球價值鏈后向聯系程度越高，越能夠削弱匯率變動對出口造成的影響。此外，式中λ越大，就越大，說明附加值低的產品受匯率變動的影響越大。

（二）前向聯系視角分析

假設M國中間品都來源于自身，N國中間品一部分來源于自身、一部分為本國進口，即M國的中間品增加值從M國的前向參與。N國的中間品進口率為，ω為兩國價格比的單調增函數，0 ≤θ≤1。此時兩國以各自本幣計算的利潤函數設定為：

將式（2）和（3）分別代入利潤函數，之后將利潤函數分別對xM、xN求導，可以得到利潤最大化下的兩國生產的反應函數如下：

根據式（12）可以得到納什均衡下的xM、xN：

由于此處需得到前向關聯方面的M國出口與匯率關系，因此這里只將xM對匯率求導：

其中ω′為復合函數ω的偏導數，與匯率無關。容易看出ω越大，越小，即M國出口中間品比例與出口匯率彈性呈現負向關聯，當本國出口中間品占比越多，全球價值鏈前向關聯程度越高，出口匯率彈性越小，匯率變動對出口貿易產生的影響也越小。

四、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影響出口匯率彈性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

基于上文的理論分析，構建如下計量方程：

其中，下標i表示出口對象國或地區，j代表各制造業行業，t代表年份。EXijt為出口貿易額，GVC為中國各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分為前向參與度GVCFijt和后向參與度GVCBijt，BERit為雙邊匯率，Xijt為控制變量，?ijt為地區—行業—年份三維固定效應，εijt為隨機誤差項，系數α1表示出口的匯率彈性，系數α2和α3表示全球價值鏈前向和后向參與度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α4和α5表示全球價值鏈前向和后向參與度對出口貿易的影響。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依托TIVA 數據庫、IMF 數據庫、Wind 數據庫、美國傳統基金會數據庫和世界銀行數據庫，選取1995—2018年65個國家和地區（實證部分將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檢驗）以及24個制造業產業類別（產業分類采用OECD-TiVA行業分類）的相關數據作為研究對象。

1.被解釋變量。選取的被解釋變量為中國出口到各個國家和地區各制造業細分產業的貿易額（EX）。

2.解釋變量。（1）雙邊匯率（BER）。為更加直觀準確地反映匯率變動的影響，選取以直接標價法下的時期均值計算的匯率作為核心解釋變量。（2）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和后向參與度（GVCF 和GVCB）。使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庫—增加值貿易數據庫（OECD-TiVA）中的計算方法，采取中國總出口中的中間品出口比例作為GVC前向參與度（GVCF），總出口減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占總出口的比重作為GVC后向參與度（GVCB），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EX_INTijt代表中間品出口，這里一般采用間接增加值出口，但是為了延伸到經濟體產業層面，本文用中間品出口來代替，根據印梅和張二震（2021）[15]的研究，中間品出口中即便留存在出口對象的增加值也能對本國的出口起競爭性作用；EX_DVAijt代表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EXijt代表中國總出口。GVCFijt或者GVCBijt越大，說明中國j產業GVC前向/后向參與度越大，反之越小。

3.控制變量。結合本文研究對象、前文理論模型以及參考相關文獻，選取國外價格水平（CPIF）、國內價格水平（PPID）、資本跨國直接投資（TDIC）、貿易自由度（TRADE）、國外產出水平（GDPF）和國內產出水平（OUTPUTD）作為控制變量。國外價格水平采用以2010年為基期計算的出口對象國和地區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國內價格水平采用以2010年為基期計算的國內生產者物價指數；資本跨國直接投資由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加總計算得來；貿易自由度是衡量一國經濟自由程度的評價指標，指標上分數越高，意味著政府對經濟的干涉越多，經濟自由度越低；國外產出水平采用各國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來測度；國內產出水平通過世界投入產出表計算我國各產業的總產出得出。

（三）實證結果

1.基準回歸

采用地區—行業—年份三維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全球價值鏈廣度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使用聚類穩健性標準誤考察回歸系數的顯著性，表1報告了各變量逐步進行基準回歸的結果。列（1）僅考察了匯率對出口的影響，可以看到以人民幣直接標價法計算的匯率與出口呈負相關。然而只考慮匯率因素可能遺漏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在列（2）中加入了除GVC以外其他的控制變量，此時出口匯率彈性系數轉為正數，這與傳統貿易收支理論相一致。列（3）僅加入前向參與度以及前向參與度和匯率的交互項，前向參與度顯著促進出口，說明全球價值鏈的深入發展有利于對外貿易；但加入匯率因素后，交互項符號變負，這是因為當人民幣貶值，本國出口中間品價格下降，降低了外國生產上的成本，導致外國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提高，可能會抑制本國的出口。列（4）為加入后向參與度以及后向參與度與匯率交互項的估計結果，后向參與下匯率對出口的影響為（0.419BER-0.157GVCB*BER），當匯率變動1%，出口變動率為（0.419-0.157GVCB）%，若后向參與越大，出口變動率將越小，會減少匯率變動對出口的風險。列（5）為全樣本回歸，其中后向參與度促進作用強于前向參與度，加入參與度之后的出口匯率彈性明顯增大，說明全球價值鏈模式下的生產活動通過匯率對各國貿易的調節作用是顯著存在的，參與度弱化了匯率對出口的影響。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總的來說，對于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人民幣直接標價法下的匯率增加，即人民幣貶值，能夠顯著地促進我國出口貿易額增加，這與傳統貿易收支理論相一致，而且GVC前后向參與度越大，匯率變動對出口的影響越小。關于控制變量，經濟自由度、資本跨國投資、國外價格指數、國外產出水平和國內產出水平均與出口呈顯著的正向關聯，而國內物價水平的提高會增加生產成本、抑制出口。這些結果均與前文以及已有文獻結論相一致。

2.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基準回歸的穩健性，采用四種方法對估計方法和樣本選擇進行穩健性檢驗。

第一，使用全球價值鏈總體參與度，即前后向參與度的和分別對參與度、交互項以及兩者整體進行替代檢驗，結果見表2列（1）（2）（3）。雖然整體參與度回歸值偏小，但其符號符合已有文獻的研究結論，三種替換方式中的其他變量的估計結果與替換變量前的結果相似，且各主要變量顯著。

表2 穩健性檢驗

第二，考慮到雙邊匯率與出口貿易額可能存在的互為因果問題，本文根據貨幣學派匯率理論將滯后二階的國外產出水平與國內產出水平的比值作為雙邊匯率的工具變量，進行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檢驗。表2列（4）報告了使用工具變量后的估計結果，回歸的估計結果與基準回歸的結果比較接近且核心變量非常顯著。

第三，使用廣義矩估計方法（GMM）。為了使GMM估計與工具變量回歸有區別，本文采用滯后三期的國外產出水平與國內產出水平的比值作為解釋變量匯率的工具變量，檢驗結果見表2列（5），發現GMM全樣本估計結果與使用工具變量的（2SLS）檢驗結果相似。通過兩種穩健性檢驗，解釋變量對出口的影響方向均一致，且核心變量都很顯著，證明本文設定的模型以及基準回歸是穩健的。

第四，改變樣本期間。將樣本期間縮短為匯率制度改革之后的2007—2018年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2列（6），所有變量的顯著性以及符號與全樣本保持一致，驗證了回歸的穩健性。

五、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影響出口匯率彈性的異質性分析

總體檢驗中包括了多個國家和地區及多種產業，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和地區以及不同技術水平的產業在匯率變動時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均有差異。因此本文將樣本按產業的技術水平及國家和地區收入水平進行分組檢驗。

（一）按產業的技術水平分析

考慮到不同特征的產業在受到匯率變動時，出口會呈現不同的反應，參考OECD內的產業技術強度分類①來自https://www.rug.nl/ggdc/valuechain/wiod/wiod-2016-release，文件“Mapfile for 2019 GVC report（20180809）”中有關OECD的分類，為了區分明顯，不考慮中等技術產業。分為高技術和低技術產業，分別進行檢驗，結果見表3。從低技術產業來看，除后向參與度外，其他變量結果的變動符號仍與總體檢驗一致，后向關聯系數與匯率的交互項系數不顯著，前向與匯率的交互項系數與總體檢驗相比變為不顯著，其原因可能是低技術產業的本土化程度相對較高，而且技術優勢、中間品出口比重也相應較低所致。從高技術產業來看，前向關聯與匯率的交互項系數雖為負但不顯著，后向關聯與匯率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若后向參與度增大，出口變化率將變小。由此可見，當我國進口中所含國外增加值比例越高，越會減少匯率變動對出口高技術國家和地區的沖擊。高技術產業的后向參與度與匯率交互項的絕對值顯著大于低技術產業，說明高技術產業后向參與度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比低技術產業更大，這是因為我國高技術產業出口中外國增加值比重較高所致，其后向對沖作用強于低技術產業，因此提高高技術產業的參與度更能弱化匯率的影響。

表3 產業技術水平分組檢驗

（二）按出口對象收入水平分析

參考世界銀行依據收入水平對各國家和地區的劃分，本文將出口對象地分為中低收入及高收入國家和地區兩類進行檢驗，如表4 所示。在對與價值鏈有關的變量進行控制之后，出口匯率彈性的顯著性和影響程度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從價值鏈角度來看，兩種收入水平國家和地區的后向關聯與匯率的交互項系數為負，以低收入組為例，當匯率變動1%，我國制造業出口總體將變動（1.358-0.419 GVCB）%，即我國的后向參與度越高，出口變動率越小，說明我國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度增加會減少匯率變動對低收入國家和地區出口造成的沖擊。比較兩種收入水平可以發現，向中低收入國家和地區出口的后向參與度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影響比向高收入國家和地區出口要大，這是因為根據貿易互補原則，向中低收入組出口偏技術高的產品，而向高收入組出口偏技術低的產品。

表4 出口對象收入水平分組檢驗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將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分解為前向和后向兩部分，構建了價值鏈運作模式下的雙邊貿易理論模型，并推導出全球價值鏈前后向參與度分別作用下匯率變動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方向，對匯率變動與出口貿易的關系進行多維度的實證檢驗，主要結論如下：第一，全球價值鏈前后向參與都對出口匯率彈性存在顯著的抑制作用，且后向參與度的抑制作用略強于前向參與度。第二，在異質性分析中，高技術產業出口后向沖擊（交互項絕對值）高于低技術產業出口，向中低收入國家和地區出口中全球價值鏈參與對出口匯率彈性的弱化高于向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出口，二者內在邏輯一致。

根據研究結論得到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政府部門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需充分考慮全球價值鏈參與度，適度降低貨幣貶值拉動出口貿易的政策預期。我國出口中來自外國的增加值比重還很高，雖近年來加工貿易比重逐漸下降，但仍然占據較高地位；而且為了落實“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經濟發展要求，我國制造業中的低端環節開始向周邊發展中國家轉移，中間品出口飛速增長，而向國外出口中包含的本國中間品越多，匯率與出口的關系便會越疏遠，貨幣政策帶來的效果可能達不到預期。

第二，積極維護、推進全球化，深入參與全球價值鏈，抵御越來越市場化后的匯率沖擊。自我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來，受國際市場供求、資本流動等因素變化影響，人民幣匯率呈現不同程度的波動?；鶞驶貧w中加入全球價值鏈參與度之后的匯率彈性可以證實，提高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能夠有效應對匯率沖擊對出口貿易的影響，因而深入參與全球價值鏈、參與國際分工可以成為抑制匯率沖擊的有效手段。

第三，維持相對穩定的匯率環境，為政府部門進一步深化機構改革、革新企業生產技術創造有利條件。在有限的政策窗口期內，各級政府要重視貿易自由化的推動作用，盡量簡化流程管理、降低審批成本，對企業研發創新、技術引進等活動提供稅收減免措施，減輕企業運營成本，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使匯率政策真實體現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掃清金融體制改革面臨的障礙。相關部門需引導企業樹立外匯風險管理觀念，鼓勵銀行創新并豐富外匯衍生產品，利用多樣化的衍生品來規避匯率風險。

第四，增加研發投入，提升創新能力，優化出口結構。根據按產業的技術水平分析結果可知，高技術產業參與價值鏈弱化匯率沖擊比低技術產業更有效。因此需進一步調整優化出口結構，增加高技術產業出口比重。政府需大力支持，制定各種優惠和扶持政策，努力提高產品科創水平。此外，除了對高技術產業提供更多的貿易便利和優惠外，也要重視低技術產業的轉型升級，提高低技術產品的技術含量。

第五，根據不同類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對不同類型的出口對象地制定差異化貿易方針?；谫Q易互補原則，向中低收入國家和地區出口偏技術高的產品而向高收入國家和地區出口偏技術低的產品。同時由于外部性風險不穩定以及大國博弈愈演愈烈，因此需要制定更加靈活的對外貿易政策，對不同類型國家和地區實施差異化貿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