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良華, 何帥,2
(1.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江蘇 南京 211189; 2. 新疆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2)
新發展格局背景下, 科技創新引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新型科研機構作為我國科技創新實踐摸索成形的新事物, 憑借多主體開放合作、 自主科研、 市場化運作、 成果產業化導向等優勢特征, 已成為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 江蘇科教優勢突出, 自身傳統科研機構實力較強, 創新人才數量、 技術創新與產業鏈配套能力等指標一直位居全國前列。 近年來, 江蘇非常重視新型科研機構的建設, 相關部門大力支持,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文件, 發展了一大批新型科研機構。 然而江蘇大部分新型科研機構的運行時間不長、 實力差距較大, 存在市場成熟度低、創新機制活力不夠和持續發展不均衡等問題[2],亟須進一步完善江蘇新型科研機構市場化發展新模式, 提高其持續發展能力。 基于此, 本論文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 對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現狀、問題進行系統梳理分析, 并提出對策和建議, 以促使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盡快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近年來, 國內許多學者圍繞新型科研機構的概念、 特點、 建設模式和運行機制等內容展開討論。 新型科研機構的定義尚未有統一的公認概念,當前對新型科研機構內涵理解主要分為成果導向論、 投資主體論、 經營機制論和范圍口徑論等不同觀點[3], 上述觀點之間并非完全獨立, 相互聯系的同時也存在一些矛盾。 成果導向論觀點側重于科技成果的產業化, 而由市場需求引發的基礎研究、 產業共性技術和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也至關重要, 這之間更是一種雙向傳導關系。 投資主體論觀點體現了投資主體的多元化, 如何慧芳等[4]的研究普遍認同政府牽頭協調組建、 高校和科研機構聯合地方政府建立是國內新型科研機構的主要設立模式; 然而也有學者認為企業內生研究機構和改建的傳統科研機構也屬于新型科研機構的范疇。 經營機制論的觀點毋庸置疑, 這是新型科研機構創新機制的內在體現, 是其特色而非本質區別。 范圍口徑論觀點自身存在廣義和狹義的爭議, 廣義的范圍過于寬泛, 而狹義的范圍又太過于局限, 未能包括現存的一部分新型科研機構。
本文將新型科研機構定義為: 由多個主體創建,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企業化機制運作、 科技成果產業化和資本化為最終目標, 擁有全新功能定位的現代科研院所。 新型科研機構的科技研發屬于巴斯德象限, 體現了產業需求導向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產業化應用—企業孵化”的縱向延伸和貫通[5]。 現對上述定義進行解析, 該定義有以下幾個限定: 一是運行體制靈活新穎, 投資主體多元化、 資金來源多元化、 自主經營, 自負盈虧, 企業化運作; 二是功能緊密結合產業化, 以科技成果轉化為導向, 兼具科技研發和成果產業化兩項功能; 三是實行市場化導向機制, 以市場為導向, 由市場需求牽引科技研究,經費支持與績效掛鉤[6]。
按照不同的功能側重點, 本研究將新型科研機構分為政策導向型、 產業導向型、 資源導向型、服務導向型和成果導向型等5 種類型[3]。 政策導向型一般為政府主導建立, 服務于傳統產業升級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 完善區域產業布局; 產業導向型一般為高校、 科研院所與地方政府、 企業及創新聯盟合建, 面向市場需求, 立足突破式技術創新, 攻克產業核心與關鍵技術, 引領帶動產業發展; 資源導向型一般為高校和科研院所與地方政府合建, 結合地方產業優勢, 集聚相關優勢創新資源以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 同時肩負人才培育功能; 服務導向型有政府主導建立、 社會資本建立、 企業及創新聯盟合建幾種形式, 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撐服務; 成果導向型建設主體多元, 關注科技金融與商業模式的結合, 重點培育、 孵化科技型企業, 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 并提供創新創業服務。
新型科研機構的功能有不同的側重點, 任何一類新型科研機構應同時具備科技研發和成果產業化這兩項最基本的功能。 應鼓勵探索建立多種形式的新型科研機構, 在新型科研機構的不同發展階段確定其主要的功能定位, 待成熟穩定后再向多功能綜合發展。
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的數量規模和科研成果處在全國前列, 已形成自身特色。 目前, 江蘇正處于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型省份建設的關鍵時期,近些年涌現出一批面向產業技術需求的、 形式多樣的新型科研機構, 它們在科技成果產業化與傳統產業升級方面的成效頗豐。 根據江蘇省科學技術廳(以下簡稱“江蘇省科技廳”)數據, 截至2021 年年底, 全省列入統計的各類新型科研機構共562 家, 累積研發人員達18 114 人, 科學儀器設備原值19.8 億元, 承擔各類計劃項目983 項、項目總經費31.9 億元, 提供科技服務52 708 項(次), 累計孵化企業達5 666 家, 完成科技成果轉化1 895 項, 其規模和科研成果均居全國前列, 已成為服務支撐區域科技創新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7]。
(1)政策支持方面。 江蘇省政府重視新型科研機構的建設與發展工作, 自2016 年以來, 相繼出臺了一些支持新型科研機構發展的政策文件, 在全省范圍內打造全力發展新型科研機構的良好政策環境(見表1)。
(2)建設模式方面。 從新型科研機構的實施主體來看, 江蘇主要有以下幾種建設模式:
第一, 政府主導、 落地園區, 以科技成果轉化為目標導向的合作模式。 這種模式占絕大多數,由地方政府牽頭, 引導高校、 科研院所、 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共同參與, 通過產學研重大創新資金立項[2]。 借鑒中國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的發展模式, 江蘇創設了許多服務于當地園區和企業的產業技術研究院, 這些研究院所普遍采取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 初期根據建設項目進度、 績效考核要求取得年度財政經費支持, 在政府扶持下市場化運行, 成為獨立研發主體。
2010 年以來, 江蘇省科技廳聯合地方政府和知名企業先后組建了10 家省級產業技術研究院,重點圍繞產業關鍵技術進行科技攻關。 這10 家產業技術研究院是目前江蘇成立時間最久、 規模較大、 發展較為穩定的新型科研機構, 其中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為典型案例。 2013 年12 月, 江蘇省人民政府批準成立了由政府主導、 市場化運作的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江蘇省產研院”)。 江蘇省產研院著力破除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 促進科技研發成果的轉移轉化, 致力于打造成為有影響力的產業技術創新高地。 江蘇省產研院組織結構形式為“總院+專業性研究所”, 截至2022 年年底, 已擁有涵蓋新材料、電子信息、 節能環保等領域的72 家專業性研究所和參與共建的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心, 布局建設了納米技術、 智能裝備、 醫療器械等多家產業技術創新中心, 引進新型研發機構上百家。 總院負責開展產業戰略研究和重大技術集成項目的組織工作, 運行經費主要來源于省財政事業費、 競爭性項目經費、 技術成果收益和社會捐贈, 以會員制形式扶持新加入的研發機構, 對其進行動態考核管理。 專業性研究所依托高校院所的國家工程技術中心(或重點實驗室)以及地方重點產業技術研發機構培育建設, 與總院簽署加盟協議后, 其原有機構性質和對外法律地位等保持不變。 江蘇省產研院的改革舉措頗有成效, 形成了“一所兩制”、 “合同科研”、 團隊控股、 股權激勵、 “三位一體”和“集萃大學”等創新機制[8]。
第二, 高校與科研院所主導的資源集聚型合作模式。 江蘇科教資源優勢突出, 高??萍既瞬刨Y源豐富, 該模式緊密結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優勢科技資源, 服務于地方產業, 吸引產業資本。該模式依托于高校、 科研院所的優勢學科與國家實驗平臺, 通過集聚、 整合優質創新資源發展特色產業, 在促進地方產業關鍵技術的突破與升級、重大新產品的開發和產業化、 調整產業結構等方面的成效顯著[9]。
如東南大學蘇州醫療器械研究院依托于地處蘇州高新區的江蘇醫療器械科技產業園, 利用東南大學在醫療器械國內外高端資源、 人才團隊等方面的優勢, 積極推動大學內可產業化的先進技術成果和國內外的前沿技術落地轉化。 該院已建成仿生器官與器官芯片、 生物醫用材料、 影像及大數據、 體外診斷(IVD)及檢測技術四大研發中心, 為當地企業提供技術創新服務, 助力醫療器械產業升級, 帶動區域經濟發展。 又如由無錫惠山經濟開發區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共同組建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無錫新材料研究院, 通過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人才創新團隊和專業優勢, 促進當地產業技術創新能力提升。 該院擁有7 個新材料研發中心和1 個面對當地企業的公共檢測平臺, 旨在為當地產業提供技術支持, 針對產業領域核心、 關鍵、共性技術難題開展技術攻關。 此外, 南京工業大學膜科學技術研究所也是此類模式, 該所依托南京工業大學材料化學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 國家特種分離膜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組建了江蘇膜科技產業園和江蘇膜產業投資基金, 為當地膜產業的培育提供資金和技術等支撐。 目前, 江蘇膜科技產業園內已集聚膜科技企業30 余家, 形成一條膜產業鏈。
第三, 科技研發孵化與服務型合作模式。 該模式立足于市場實際需求, 通過孵化企業、 衍生企業、 服務企業等方式實現科技成果的轉移與產業化[10]。 一方面, 此模式圍繞產業需求, 依托高校、 科研院所的研發成果, 吸引風險資本投入,推動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研發成果落地、 轉化與產業化; 另一方面, 此類模式通過搭建公共技術服務平臺, 承載了服務中小企業的功能。
如江蘇省未來網絡研究院在全球率先提出服務定制網絡體系架構(SCN), 牽頭建設了我國通信與信息領域首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未來網絡實驗設施(CEIN), 為研究新型網絡體系架構提供簡單、 高效的試驗驗證環境。 江蘇省未來網絡研究院先后集聚了通信領域創新團隊61個, 創辦孵化企業60 家, 其中培育南京獨角獸企業1 家、 瞪羚企業1 家、 高新技術企業12 家。采用此模式的還有北京大學分子醫學南京轉化研究院, 該院以北京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為技術支撐, 攜手南京江北新區生物醫藥谷, 打造“腦園”與“藥園”雙元協同驅動產學研融合, 推進研發成果的標準化、 定制化生產, 傾力打造創新成果的轉化研究平臺。 該院搭建的高通量動態腦成像和重大疾病創新藥物研發等公共服務平臺及工程化研發平臺, 服務于中樞神經系統(CNS)藥物開發藥企、 神經生物學科研機構和國際大科學項目等, 通過搭建成果孵化創業基地, 成功孵化了“南京腦觀象臺”、 南京超維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其瑞醫藥(南京)有限公司等創新項目。
第四, “教育+培訓”的平臺支撐型合作模式。如中國人民大學蘇州研究院、 南京大學蘇州高新技術研究院、 東南大學蘇州研究院等都承擔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培養工作, 同時也肩負了高校參與地方政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重要使命。
為了獲得有效的研究數據, 本研究以江蘇新型科研機構建設項目的立項名單為調查對象, 采用便利性原則和滾雪球抽樣方式展開調查。 要求問卷的填寫人為新型科研機構的項目負責人、 研究人員、 技術人員等, 對新型科研機構的運行有較為全面的了解, 以確保問卷能全面客觀地反映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的發展現狀。 調研單位主要分布在南京、 蘇州、 無錫、 徐州、 南通等地, 通過實地訪問、 電子郵件等方式共發放問卷200 份, 實際收回163 份, 剔除不合格問卷后, 得到有效問卷126 份, 有效回收率63%。 從調查對象上看, 問卷填寫人是項目負責人的占28.6%, 研究人員占32.5%, 技術人員占38.9%。 問卷主要針對新型科研機構承擔的角色、 投資主體以及面臨主要困難與存在問題進行了調查。
第一, 對新型科研機構單位性質的調查結果分析。 從對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的單位性質調查結果中看出(見圖1): 大部分調研單位是企業, 比例達到55%; 有36%的調研單位隸屬于行政機構,是事業單位; 有11%的調研單位是民辦非企業。江蘇新型科研機構中大部分都采用企業化管理的運行機制, 自負盈虧, 且有充分的自主權, 不會受到過多的政府干預。
圖1 新型科研機構單位性質的調查結果
第二, 對新型科研機構投資主體的調查結果分析。 從對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的投資主體調查結果中看出(見圖2): 絕大部分調研單位的投資主體包括企業, 其數量占樣本總量的比例達78.57%;投資主體包括高等院校和傳統科研院所的調研單位占樣本總量的比例分別為68.25%和45.08%; 超半數以上調研單位的投資主體包括政府部門; 除上述提及的投資主體外, 還有7.59%的調研單位的投資主體包括投資機構和個人。 江蘇大部分新型科研機構的投資主體包括企業, 主要是因為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的發展定位于服務戰略性新興產業, 在設立之初就密切關注與企業間的緊密聯系與科技成果市場化, 因此企業在江蘇新型科研機構中的投資占比較高。
圖2 新型科研機構投資主體的調查結果
第三, 對新型科研機構面臨困難的調查結果分析。 根據前期調研, 我們發現江蘇新型科研機構存在諸多方面的困難, 對此進行梳理后并在問卷題項中進行體現, 讓調查對象選擇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目前發展中面臨的最主要困難。 調查結果顯示(見圖3): 9%的調查對象認為主要困難在于政策支持力度不夠; 16%的調查對象認為主要困難在于缺乏資金; 24%的被調查者認為主要困難在于缺乏高端核心人才; 25%的調查對象認為主要困難在于前沿技術掌握度低; 14%的調查對象認為主要困難在于市場化程度低; 12%的調查對象認為主要困難在于成果轉化難。
圖3 新型科研機構發展中面臨主要困難的調查結果
此外, 結合實地調研與訪談情況, 調研對象在肯定新型科研機構快速發展和新生事物有效性的同時, 還提出以下的幾個問題:
(1)建設功能重復, 扶持政策有效性有待完善。 江蘇建設的各類型新型科研機構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節能環保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等產業領域, 建設功能交叉重疊, 且發展不均衡。 此外, 政府對新型科研機構的政策支持主要體現在綜合性文件中, 建議出臺針對新型科研機構發展的專項政策文件并大力宣傳, 從頂層設計引導不同類型的新型科研機構發展。
(2)大多數規模較小, 自主創新核心能力缺乏。 在區域科技發展戰略背景與政府政策引導下,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的數量近年來快速增長, 但多數新型科研機構仍處于初創期到成長期的過渡階段, 尚未形成規?;l展, 且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水平還有待提高, 還未能引領產業高質量發展,缺乏戰略思維與國際化發展視野。
(3)對高端科研人才的吸引力不夠。 總體來看, 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的高端科研人才占比不高,對高層次人才引進政策的宣傳力度不足, 具有靈活性的引才、 留才、 用才管理機制有待提高。 此外, 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缺乏既懂產業技術又懂管理的復合型創新創業人才。
(4)自主市場化運作能力不夠。 采用靈活與市場化的運行機制是新型科研機構取得突出創新績效的成功舉措, 但在調研訪談時發現, 部分調研對象的市場成熟度不高、 創新機制活力不夠, 還未完全突破傳統體制的藩籬; 部分調研對象研發資金來源渠道單一, 尚未形成“自我造血式”的多元化資金循環機制; 部分調研對象的科研成果轉化率不高, 開放合作方式流于形式, 缺乏與其他相關創新主體的深入交流與互動。
市場化是新型科研機構發展的活力源泉, 需要緊密結合市場“無形之手”與政府“有形之手”。第一, 樹立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發展的典型案例,通過多渠道宣傳推廣其成功經驗與發展特色, 營造新型科研機構發展的良好創新氛圍。 第二, 新型科研機構建設是一項創新性和系統性都很強的工作, 省內各地區各有關部門需統籌協調、 協同聯動。 第三, 江蘇各地建設新型科研機構時應加強統籌規劃, 政府要從頂層設計并引導探索建立滿足不同層次、 不同領域創新需求的新型科研機構, 同時新設立的新型科研機構要從區域和產業發展實際需求出發, 在功能上避免重復。 第四,出臺江蘇新型科研機構分類指導政策管理辦法,統領省內新型科研機構的發展目標與功能定位,推動地方政府建立分類評價體系, 開展監測評價與動態調整等工作。
實施規?;?、 品牌化與國際化發展戰略, 集中優勢力量做大規模, 攻克核心技術, 激發新型科研機構面向市場開拓資源的能力與吸引優質資源的活力。 第一, 培育特色品牌, 凸顯龍頭優勢和品牌效應, 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建立并強化突出的專業優勢和品牌特色, 不斷提升研發技術水平并加速科技成果輸出, 擴大國際知名度, 致力于建設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端創新服務平臺,供應全球化、 專業化和品牌化的創新服務。 第二,引導新型科研機構實現集群化發展, 避免“小而散”、 重復建設。 第三, 堅持國際化發展戰略。 無論是在發展的任何階段, 新型科研機構都要致力于集聚并整合全球高端創新資源, 建設開放合作的科研體系[11]。
科技人才是支持新型科研機構長久發展的重要創新資源, 引進與培育支撐江蘇產業發展的高新技術人才, 始終是江蘇新型科研機構的發展要務。 第一, 提供有利于引進和培育科技創新人才的良好環境和有效機制, 保障人才戰略的長期與穩定, 合理利用國內國際兩大市場配置創新人才資源, 創建有利于國際競爭的政策環境與人才機制, 集聚全球高端科技人才。 第二, 加強對項目負責人的挖掘與保護工作, 培育探索創新、 自主競爭、 容忍失敗的創新文化氛圍。 第三, 組建具有高層次、 國際化背景的科技創新人才團隊, 吸納國際頂尖人才, 重點識別科技創新人才的專業性與多樣性, 注重強化多學科集成和產學研深度融合,滿足新型科研機構內部知識結構的豐富性, 打造高質量的專業化隊伍。 第四, 建立人才的柔性流動機制, 不斷創新簡潔化與人性化的用人方式, 形成開放、 流動、 穩增的人才隊伍。 第五, 鼓勵新型科研機構建立全過程激勵模式, 采用多維組合的激勵方式, 在研發至轉化的各環節配套設置激勵方案, 鼓勵探索新穎的激勵機制, 賦予研發人員更多的自主權與參與決策權, 建立以人才激勵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機制。 第六, 重視研發團隊的綜合性與全面性素質培育, 不僅要重視掌握專業核心技術的科技人才, 還需培育具有綜合運作能力與面向市場戰略的復合型人才。
江蘇新型科研機構需要持續深化市場化的經營機制建設。 第一, 要不斷突破體制機制障礙,堅持自主性、 適應性與開放性的建設原則, 探索建立與市場緊密匹配的建設模式。 第二, 建立多元化、 多渠道的資金投入與使用體系, 特別是要重視資金籌集、 資金使用與資金再投入之間的循環聯動, 通過機制設計促使各部分實現系統性關聯與協同耦合, 推動新型科研機構資金的可持續循環發展。 第三, 鼓勵引導新型科研機構運用多元投資混合制的方式孵化企業, 吸引科技金融資本投入, 通過固定回報或直接參股等形式獲取投資收益。 第四, 探索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技術研發預評估機制, 采用政府購買、 “合同科研”、接受委托、 共建實驗室等多種方式推動技術研發以滿足產業與市場需求, 通過有償授權或轉讓、用戶參與創新等方式向企業轉移擴散技術, 提供技術支持和跟蹤服務, 拓寬其與市場的輸出與交換能力。 第五, 著力建設大數據服務平臺, 通過互聯網發布技術服務與需求信息, 促進產業和企業有效利用科技信息, 加強新型科研機構與用戶的互動與溝通。
江蘇新型科研機構要搭建連接國內外協同科技創新的橋梁, 發揮吸引、 集聚并培育人才的平臺功能, 成為科技創新資源的“蓄水池”, 高效銜接并整合全球優質創新資源。 第一, 強化與不同創新主體的多元合作, 打破傳統機構之間的制度藩籬與壁壘, 建立各部門科技人才多邊與雙邊交流與合作機制, 實現資源共享、 價值共創。 第二,依托并整合具有優勢專業、 創新知識與資源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企業, 搭建創新服務平臺、產業協同創新載體等。 第三, 始終保持新型科研機構的開放性, 鼓勵建立多元化的對外交流與協作方式, 如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研究、 舉辦前瞻性技術交流研討會、 牽頭成立戰略聯盟、 聯合培養人才等, 以保障與外界新知識、 新技術的交換與融合, 提高創新資源的使用效率并創造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