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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農直播中草根的創業模型研究
——基于云南鮮花基地的扎根理論探索

2024-01-01 02:49
關鍵詞:草根鮮花主播

唐 倩

(北京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871)

2015 年11 月29 日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把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作為基本方略,并提出實施電商扶貧工程[1]。全國各地便開始了相關探索。2016 年11 月《關于促進電商精準扶貧的指導意見》的發布,使得農村電商全面賦能貧困地區發展的理念成為共識,國扶辦正式將電商扶貧納入精準扶貧十大工程,各地開始加快建設農村電商基礎設施,完善服務體系,因地制宜搭建貧困地區產品與電商平臺之間的橋梁[2]。據統計,2014—2020年,淘寶村數量從212 個增長到5 425 個,淘寶村總量已占全國行政村總數的1%[3]。2017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精準扶貧施之有效的農村電商也迎來了新的要求與挑戰。從近年直播行業的暴增態勢來看,未來覆蓋近半數人口的直播用戶群潛力和其強大的購買力,將使直播購物成為電商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時,我國的脫貧攻堅戰也在2020 年底獲得圓滿成功,依托扶貧政策,直播助農也同步崛起,各直播平臺相繼推出直播助農的流量扶持計劃。其中,阿里巴巴的“村播計劃”實施3 年以來,共覆蓋全國31 個省份、2 000 多個縣域的11 萬農民主播通過230 多萬場次的直播,帶動農產品銷售50 億元,使得農民主播月均增收2~3 倍,總共帶動20 萬人增加就業[4]。

直播助農的成果令人矚目,不僅創新了開源節流的鄉村治理模式,而且在節約經營成本的基礎上為農民直接增加收入和就業渠道,在盤活農副產品生產流通的過程中,激發下沉市場活力,帶動了農民的生產熱情[5]。因此,國家鄉村建設的工作重心也開始有所調整,“直播+助農”的模式具備了現實和政策的雙重價值。當前直播助農主要分為政府主導型、事業單位主導型、政企主導型、非營利組織主導型和個體主導型等多重模式[6]。從“需求—制度—工具”三個維度的電商助農形成機理可以看出,政策福利是保障,技術賦能是推力,而現實需求是拉力[7]?;ヂ摼W的發展充分將新媒介賦權的可能性展現出來,農民等個體作為鄉村的主體也逐漸有了發揮自主性和話語權的空間。因此,助農直播的發展路徑與傳統電商直播不同,重在培養農民話語的生產價值體現[8],鄉村配套的電商人才隊伍建設以及鄉村本土與電商政策和扶持政策的直接對接。當前,助農直播的人才隊伍建設也進入了新的階段,高校培育的專業類人才、農村產業園區培養的實操型人才成為助農直播專業性的保障,而電商快遞類企業人才和網紅MCN 孵化基地類主播人才更是充分發揮了市場的活力[9]。除此之外,草根個體在大浪潮的推動下,也踴躍進入助農直播的創業中,極大豐富了農村電商的發展層次。

但是,在此過程中,新媒介賦權與反賦權同時存在,個體在參與的過程中會受到意識形態、權力等方面的限制和約束,因此資源分配不平衡和資本運作等現象必然存在。其中,直播平臺具有極強的商業屬性,準入門檻低、規范不嚴格等問題導致了行業內亂象叢生。作為助農直播的參與主體,草根主播存在抗風險能力低、生產不專業等問題,面臨著持續“可見”的危機和自我建構的風險[10]。并且,草根主播在帶貨的過程中作為數字勞工的雙重性不可忽視,隱蔽的勞動控制將主播的實踐限制在框架中,創造出了虛構的“自主傾向”,最終在編制致富美夢的認同中將草根主播打造成去個性化的勞動機器[11]。個體想要更好地適應直播生態,目前主要還是要依靠政府和政策扶持,自我探索的邊界仍然有限,話語權的削弱直接導致創新力不足等問題出現。

當前針對助農直播中草根個體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意義體現在:

(1)研究將目光集中在助農直播的個體身上,突破現有主流研究的話語邊界,探究其在助農直播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發展可能。

(2)研究的樣本和對象不僅具有代表性,而且能補充學術界對西南地區研究的空缺,充分挖掘地域優勢和農產品的性能和價值,為區域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提供新的思路和實踐指導。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區域

云南斗南地區憑借著優渥的氣候條件,鮮花產品以種類全、價格低、品質高在全國著稱。斗南花卉市場擁有完整的供應、銷售和物流產業鏈,其鮮花的交易量、交易額、人流量和出口額連續20 年居全國第一,是亞洲最大的鮮切花交易市場。在短視頻直播的變現能力爆火后,大量創業者入駐斗南,開啟了直播賣花的工作,他們在周邊的羅家營、肖家營等村子扎棚建倉庫,形成了新型直播村的集群。因此,本文以云南斗南鮮花交易市場作為區域樣本,既可以補充助農直播研究中西南地區的區域特征,也可以以鮮花模式為范本,為該地區其他農產品走出云南提供建設性意見。

(二)研究方法

在預調查階段,各大平臺的助農直播是本研究的重要切入點,通過篩選各類主播的風格與內容確認研究對象,再深度挖掘其賬號信息,并在直播間與主播互動建立初級聯系。接下來,研究進一步深入實地,在云南省昆明市呈貢區斗南花卉市場參與拿貨、直播、打包裝貨等環節,并對周圍的環境進行觀察記錄。在與研究對象實際接觸的過程中,通過方便抽樣法和滾雪球抽樣法,初步了解當地草根直播生態,根據了解的直播方式和鮮花銷售流程,按照立意抽樣的方法有針對性地進一步選取訪談對象,進而在助農直播的主播中選擇8 位訪談對象,在相關領域選取7 位訪談對象,訪談時間均在30 分鐘以上。其中,主播的粉絲數從幾百到十幾萬不等,直播時間從一個月到兩年以上不等。

為保證研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主要采用扎根理論的研究方法(圖1),對深度訪談收集的資料進行定性分析,根據扎根理論的研究范式,自下而上地將訪談所得資料進行編碼,建立范疇化信息,歸納出理論框架,從而得出當前電商助農的基本創業模型。

圖1 扎根理論研究流程

二、范疇提煉與模型構建

(一)編碼

1.開放式編碼

在對15 位訪談對象進行訪談后,共整理了12 萬字左右的錄音文字稿,將其導入Atlas.ti(V8.4 版)軟件中,對原始語料進行逐句逐段閱讀分析。第一步,在理解語義的基礎上對每個單位的語句進行標簽化處理,共編制了606 條初級編碼相關的標簽。第二步,經過進一步分析,將具有相同特征和屬性的標簽進行歸類,對其進行概念化操作,共整理出138 個具有差異性特征的初始概念。第三步,通過對概念進行更為細化的分類和歸納,在此基礎上38 個范疇,部分編碼示意如表1 所示。

表1 開放性編碼

2.主軸式編碼

在開放式編碼的基礎上,本文根據之前所提煉的38 個副范疇之間所具有的內部聯系和屬性進行更進一步的邏輯分類,從而形成一個初級的關系網絡,得到了11 個主范疇的類別,并詳細分析和解釋了主范疇與副范疇之間的內涵關系,得到“因果—現象—脈絡—中介條件—行動策略—結果”的編碼典范模型[12]。

3.選擇性編碼

在主軸編碼的基礎上繼續進行第三層編碼的研究,實質上是在11 個主范疇的基礎上,在對比分析其內在屬性的共性和差異性的基礎上,建立能夠集中概括所有類目關系的核心范疇,本文確立了6 個核心范疇:促成因素、決策管理、落地化形、質效分析、阻滯瓶頸、策略轉型。

(二)模型搭建及分析

積累的微觀因素共同推動下,草根個體分別在經營、產品和直播三個方面制定策略,并在直播過程和后續過程中實現,通過對直播的用戶群體和效果進行分析,可以看到草根個體在進行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挑戰,從而在總結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采取相應的解決方案,并根據自身情況制定未來規劃,從而進入新一輪的循環。

1.促成因素

促成因素是指草根個體進入助農直播行業的原因,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其中宏觀層面是指在國家政策和經濟、市場環境中,適宜助農直播開展的有利條件??梢钥吹?,國家鄉村振興政策的出臺和農村基礎設施、物流的完善為助農直播的開展提供了便利,互聯網經濟下電商的轉型與發展帶來了新一波的流量和紅利。同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暴發使得互聯網的通達性和便利性更加凸顯,線上購物逐漸成為人們購買生活必需品的方式。

近年來,數字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展如火如荼,經過多年的積累,斗南花市形成了極具影響力的農業產業集群,并解決了生鮮產品中標準化生產、物流、數據監測和金融電商等問題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這就降低了草根個體創業的啟動門檻,提供了完善的后勤保障。相較于其他行業和農產品,鮮花直播的優勢非常顯著。鮮花直播具有回款快,銷售周期短、市場潛力大等特征,對于抗風險能力較低的草根個體來說是一個較好的選擇。還有無法忽視的是,疫情因素是許多草根主播加入助農直播的直接動因。疫情下經濟大環境的下滑和停擺迫使收入不穩定的草根個體找尋新的出路,對地域等要求不高的線上工作是他們的首選。鮮花直播一方面提供了一種就業的選擇,另一方面拓寬了銷售渠道,使得種植戶、創業者和中間商都能增收。

草根個體在經過豐富的就業和創業經歷后,評估了各行業的發展潛力和可行性,在親朋好友的推薦下,逐漸意識到鮮花直播行業優勢,開始了解各平臺的規則和運營方式,根據自身的不同特點選擇平臺進入。此時正值直播平臺的流量紅利期,發展模式成熟,準入門檻低,用戶群體細分,有10%左右的流量全然扶持草根自行個體探索與分配。由此可見,在這三個因素的共同推動下,促成了草根個體開始進入助農直播行業。

2.決策管理

決策管理是指草根個體在正式開展助農直播的事業之前,對各環節的整體部署和安排,分為直播策略、產品策略和經營策略三個部分,直接決定了后續工作的開展,集中反映了草根個體的個人特質以及對行業的思考。其中,經營策略是草根個體整體事業規劃的體現,包含了其團隊、銷售模式和短視頻制作三方面的安排。目前主要分為家庭經營和朋友合伙經營兩種模式,前者沒有詳細分工,主要依靠一條龍式的工作內容全面參與,后者通常會在團隊內有明確分工,保證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目前,有前期鮮花銷售經驗的草根個體通常線下和線上銷售同步進行,而近期進入行業的個體主要以純線上銷售為主。他們通常都選擇“重直播輕短視頻”,要么以較為粗糙的制作呈現,要么選擇徹底不做視頻降低成本。

根據自身定位、投入成本和抗風險能力等因素,草根個體對直播間鮮花銷售的選品策略也有區別,高價策略與低價策略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價格和花品上。以極低的價格和套餐搭配形式銷售的低價策略可以在前期吸引較多流量,但是一定程度擾亂了市場,也給自身的口碑和利潤造成影響,因此并非長久之計。但是高價策略一方面對用戶和花品的要求較高,一方面與草根個體的運營經驗相關,前期開展易面臨成本高、單量低的問題。因此,很多主播選擇折中的綜合策略,在評估利潤和流量的基礎上進行搭配組合,不僅提高了抗風險的能力,而且能夠逐步探索適合自己的模式。

在直播策略部分,依照“人—貨—場”的邏輯,可分為主播、用戶、貨源和場景四個部分。其中,草根個體拿貨的方式主要有自己種植、花市購買、花市拍賣、基地購買和與花農合作五種。通常種植戶既是主播也是供貨商,而非種植戶會根據產值和經營規模選擇進貨方式。通常情況下,規模越大產值越高的個體貨源渠道越廣泛,拿到的貨源越接近一手,拿貨量越高價格更便宜,有鮮花從業經歷的個體也有一些固定合作的花商,而對花品要求更高,銷售品種越多的個體選擇進貨的渠道也就越多元。相比其他類型直播,助農直播的主播形象和場景搭建都更為簡單,通常不會專門打造人設和直播間,以較為原生性的形式呈現。同時,他們的用戶定位有很多相似之處,有一定消費能力和精神消費需求的女性是最主要的消費群體。

3.落地化形

落地化形指依照策略制定環節中所部屬的經營、產品和直播策略所具體展開的工作與行為,分別是直播行為和直播后的工作,重點在前者,根據不同的直播模式草根個體會安排不同的流程與話術。大多數情況下,當前的直播主要分為走播和屏播兩種類型,屏播又以真人是否出鏡為判斷標準分為兩類。走播因門檻低、投入小而成為草根個體自主創業的首要選擇,類似代購的模式,主播在直播間帶領消費者逛街挑選,觀眾的臨場感和參與性較強,但是產值有限。因其模式容易復制,主播差異性低,觀眾會產生審美疲勞,主播的留存率也較低。而屏播的流程和環節設置更為復雜,通常以團隊形式進行,主播作為團隊中的一員,按照流程介紹花品,與觀眾互動,他們常用的銷售策略有營造氛圍、情感捆綁、營造賣壓感等套路,話語中價格優勢和直營直銷也是主要賣點。

直播結束后,草根個體還得承擔打包發貨和售后等工作,每個人單獨出去什么活都能干,也就再一次論證直播只是整個流程中的一個環節。為了節省人力成本,草根個體通常會承擔額外的工作。作為非標準化的產品,鮮花等農產品在電商市場中賠償率遠遠高于其他產品,在電商的商品銷售總額中比率不足10%,加上用戶不懂花、不拿花和花與用戶預期不符等問題,導致直播成本上升的問題經由售后的環節暴露出來。因此,為了減少花材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他們必須在包裝和物流兩個環節加大力度。在打包環節,需要學習專業打包經驗或者外包給專業打包工人,還需要專門購入質量較好的保溫棉和防碰撞的材料。盡管物流的選擇很多樣,但是價格更昂貴的空運是必選項。通常一束鮮花的發貨成本在10~15 元。但是,售后問題仍不可避免,尤其在平臺傾斜用戶,保護消費者為先的機制下,對草根個體提出了更多挑戰。

4.質效分析

質效分析是在對具體執行的幾個環節的完成情況評估之下得出的結論,能夠反映策略制定的有效性和執行的完成度,主要分為用戶畫像分析和直播效果分析兩部分??梢钥吹?,直播間的購買群體一定程度與策略制定中的用戶定位相重合,以年輕女性和家庭主婦為主,地域上北上廣、江浙等南方地區和東北、山東地區是購買的主力軍。盡管鮮花老顧客的回購率很高,但是用戶的流動性也大,與互聯網的用戶分布整體一致。同時,盡管直播的門檻很低,但對于普通人來說想要擴大經營和提升產值還是有難度,大多數人不清楚流量和運營規則,走了很多彎路,整體直播效果不理想,綜合算下來利潤并不高。但是總體來說,直播為鮮花的銷售打通了渠道,去除了中間商等環節,培養了用戶的消費習慣,擴大了潛在的消費群體,從而使得成交量顯著提升,刺激花農和種植戶進一步擴大產值,增加了草根個體的就業選擇和收入,也提升了他們對于未來的信心。

5.阻滯瓶頸

阻滯瓶頸是對當前草根個體在參與助農直播的實踐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潛在存在的威脅,主要分為個體層面、平臺層面和市場層面三個方向。其中,個體經營的規模較小,只能在人力方面節約成本,擴大產值的空間有限,因此利潤空間較低,想要實現從謀生到賺大錢的跨越存在著更高的門檻。而且,受制于缺乏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互聯網運營經驗,缺乏機構化的專業培訓和扶持,草根主播在平臺持續生產的難度不小。

幾乎每個主播都會抱怨流量規則的不明晰,哪怕個別主播通過自己本科所學的城市規劃專業技能,對他們的經營進行了量化分析,也只能得出一個大概的發展趨勢,并不能改變當前的困境。從平臺方的角度來看,這種問題更加顯著,農產品當前僅作為公益類行為在直播行業經營,由于個體主播帶貨能力有限,平臺更愿意授權給專業機構和意見領袖進行,因此流量也會明顯向頭部主播傾斜,個體并不受重視。因此,在競爭白熱化階段,市場逐漸朝壟斷方向發展的時候,草根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草根主播的留存率和存活率極低,僅20%左右。

6.策略轉型

正如草根的原詞“Grossroots”所表意的特性,他們總是能夠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中摸索出自己的生存法則,策略轉型就是指草根個體在效果分析和對當前面臨的困難與挑戰而采取的有意識的行動。一方面,他們基于過去的實踐活動總結出了收獲效果的成功經驗,很多草根都意識到這是一個服務性的行業,用戶是最重要的變量,因此基于受眾建立起的模式直接決定了草根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動,如高端定位就要通過專業化和高品質打動客戶,定位直接決定了賬號的調性和帶貨的方式與內容。在這個過程中,增強粉絲黏性和老客戶回購的重要路徑是從買賣關系轉變為信任關系,以及從流動性較大的直播平臺逐漸往能夠互動和維系的私域轉移。更重要的是,在流量為王的平臺中,唯有堅持直播和不斷學習才能保持賬號長期的活性。另一方面,他們對未來的發展有進一步的想法。目前直播效果較好的草根,對于擴大經營的需求更高,也提出了走品牌化路線,引進國外花種、加入插花搭配等審美意趣的模式,但是大部分剛起步以及直播效果一般的草根相對比較保守,他們雖然相信產品往線上轉移是大趨勢,但是并沒有當網紅的夢想,只想打通賺錢的渠道,多一種增收的方式。

三、討論與反思

(一)草根的話語實踐

作為“Grassroots”的直譯,草根一詞天然帶有貼近大地的泥土味,這也預示著其文化根植于日常生活的表現形式。草根主播在充斥著濾鏡和美顏的直播空間內,卻一反常態地以最樸素和粗糙的形象面對觀眾??梢哉f,草根主播在直播時與生活中的形象差別不大,他們也無意識地去打造一個人設,但是對買家而言,恰恰是這份真實的還原,讓他們直播間的貨物顯得更加可靠。主播f 受雇于一家鮮花機構,有專業的培訓和運營,但是他們招募主播的要求幾乎零門檻,不要求學歷和經驗,只需要在直播間塑造一種原生態的農民形象即可,草帽、馬褂和小花籃是必備的幾種要素,“自產自銷”“產地直發”等是他常用的幾種話術,這些也更符合消費者對于助農直播中主播形象的想象。但是,為了搶占流量和用戶,這類機構在極度追求變現和銷量的直播市場中,會通過售賣低價單和套餐來引流,花的品質卻沒有保障,他們在直播間中展示的花品質甚至要遠遠低于發給客戶的產品。

相較于拒絕化妝和美顏的包裝,在直播中進行真實性的呈現,草根主播在更深層次的身份建構中,有一種無意識的弱者人設塑造,在虛擬空間中變成了下意識的行為與話語。主播a 會在短視頻里有意將鮮花扔進垃圾桶,或者手持鮮花相互擊打,并配以文案“賣什么賣,不賣了,幾塊錢一把的花都沒人要”“今早賺了5 680 元,本想拿100 塊去好好吃個飯,想想還是算了,曾經開口向別人借100 塊都借不到的心酸”。種植戶c 和d 經常在直播間敘述種植多肉的不易,“主播今天第一天開播,我是個農村婦女,沒什么文化,麻煩大家多點小心心給個支持”“每賣出一束花,就有一個農民可以多吃一頓飽飯”,這些文案和話術雖然在結構和主題上大同小異,但是確實符合其直播間打造的草根人設,在塑造帶貨艱辛的過程中,不僅在道德上和情感上捆綁了消費者,而且還進一步傳達其產品物美價廉的特質。一方面,或許這樣的弱者身份是出于他們曾經打拼經歷中的一種寫真實照,但更多的是在吃到了塑造人設紅利后有意為之的虛擬表演。另一方面,消費者對助農直播中原產地和公益性的執著追求又進一步加深了草根主播刻板形象的建構,草根在以受眾為導向的市場中只能不斷迎合消費者的想象,在雙方默契的配合下完成這出表演。

草根靠著這套原生性和弱者性的話語實踐,使得平臺的活躍度和用戶黏性增強,主播也靠著用戶的打賞和消費來創造價值,實質上驗證了直播平臺中權力的終極導向是受眾,這也就解答了為何粉絲定位越精準、用戶黏性越高以及產品模式越精細化的賬號權重會更高。由此可見,有了用戶導向性的思維轉向,草根主播的直播也就有了從數字性勞動到情感性勞動轉移的可能。這意味著他們在與粉絲進行互動的過程中會形成服務型的銷售邏輯,從被動的平臺打工者變成主動的內容創作者,對自己賬號的定位、模式和經營策略進行全新的規劃,在傳統的直播模式中探索出自我的獨特符號,形成強有力的競爭優勢,助農直播也給予了他們一種區別于常規生活的選擇,勞動中的主體性也更加強烈。因此,將直播平臺的粉絲朝私域引流是草根們應對風險和保持主體性的重要舉措,而維護與粉絲關系的重要前提是信任。主播h 在微信內會建立會員制粉絲群,粉絲通過小程序下單可以減少直播平臺扣除的手續費,受訪者g 也采用類似方式,他們直播間目前的主要人群都是老客戶,掌握了老客戶就是掌握了流量密碼。

(二)烏托邦的實現與想象

隨著粉絲數量的增長和成交單量的翻倍,草根主播在助農直播帶貨的過程中收獲了經濟和社會的雙重價值,并完成了多重身份建構,達成了??滤J為的個體進行主體建構的“自我技術”實現,即“個體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掌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13]

首先從市場營銷的角度來看,草根個體通過平臺進行直播銷售的行為也暗合菲利普·科特勒確定的4P 營銷理論,即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渠 道(Place)、宣 傳(Promotion)[14]。草根確定了以鮮花這個具有獨特賣點的產品。其次產品屬性確定了實時動態變化的價格賦予了賣方能夠相對更自由定價的權力,同時鮮花產品直指情感需求的特點也更能打動消費者為其溢價部分買單。然后草根通過網絡平臺渠道直播增加了與消費者關聯的可能性,天南地北的買家也會讓人感受到消費市場的無限潛力,而通過手機就能完成銷售環節還能夠節約店面租賃等費用支出。此外對比線下銷售受限于區域特性和推廣困難,直播銷售的宣傳和推廣就更加便利和直觀,草根只需要購買直播推廣券就能引入更多的流量,換取達成更多交易的可能??梢哉f,線上直播打破了過往草根個體對比中大型企業銷售中存在的界限和壁壘,平臺提供了自由開闊的市場,草根能夠更個性化地定價和制定策略,讓草根個體運作得更像一家經營得當的企業。鮮花直播這一市場行為幫助草根個體完成了原有線下營銷流程的升格,為其構建了全新的市場畫面。草根主播的崛起伴隨著草根話語表達的興盛,沖破了精英主導的權力,賦予草根個體作為主體的把握自身命運的可能,從構建起對美好生活的想象,進一步促成文化生產權力轉移。

但是目前而言,這種自下而上的力量尚未形成變革性的結局,并沒有直接推動經濟生產和政治表達的權力結構變化,它還處于雷蒙德·威廉斯所言的“溶解狀態”下的“感覺結構”[15]。因為草根群體在話語實踐中雖具有一定的形態,但是還處于不斷重塑的過程,尚未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所全面承認的內容,僅從屬于特定的文化階層。一方面,從平臺方來看,他們更歡迎形成規?;蛯I化運營的機構來承接相關產業,銷售額可以比草根主播高出無數倍;另一方面,流量的“七二一原則”或者“二八”原則都證明,70%~80%的流量集中在不到20%的頭部主播手中,意見領袖和網紅明星才是平臺的“親兒子”,相比之下草根的影響力相形見絀,草根主播在平臺持續生產的難度不小。

四、研究結論

根據扎根理論的層層抽繭,本文得到助農直播中草根的創業模型如圖2 所示。首先該創業模型基于整個國家政策、經濟環境和鮮花市場特征等宏觀因素的影響,并受到不同平臺模式和算法流量規則等中觀環境的約束,結合草根個人的不同經歷和資源積累等微觀差異,三者共同推進了草根選擇助農直播的創業,并影響其創業過程的決策管理。決策管理包括不同的經營策略、產品策略和直播策略,這些直接影響草根創業過程中的直播模式和鮮花銷售的落地化形。根據直播生成的數據,可進一步對直播的效果和購買的用戶畫像生成可視化的質效分析。同時,草根的創業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市場問題、平臺限制和個人局限都可能導致創業陷入阻滯瓶頸。因此,結合質效分析的數據,草根需要不斷總結成功經驗,積極學習、采取行動,做好行業發展規劃和預判,才可能實現有效的策略轉型,由此回到決策管理,從而實現整個創業地不斷運轉與向前發展。

圖2 草根主播創業模型

實際上,草根主播在進行直播助農的創業過程中,直播僅是經營環節的一個切口,是當下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扶持共同推動的一個風口,直播平臺作為資本方,僅是順勢而為提供一個中介處供不同主體站立,但是對個體來說,想要在這個風口處站穩,僅靠運氣和毅力是遠遠不夠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貫穿了整個助農直播的創業過程,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草根個體是否能對環境和自身的關系進行一個綜合判斷,在明晰定位后做出一個合適的戰略布局。第二,在具體執行策略的過程中,能否準確落實相關想法,并且初步取得理想效果。第三,面對不確定性和諸多困難,能否及時調整心態并總結經驗,在新一輪發展中重新找準位置集中發力。這三點都綜合指向了草根個體的綜合素質,也就是自身能力的投射,綜合比較下來,受教育水平更高,創業經歷更豐富且抗風險能力更高的個體,在整個創業過程中目標更為明確,收獲的結果更好,對未來的規劃和把握也更具體和可行。

同時,該模型建立在成熟的農產品產業鏈和較為發達的基礎設施建設之上,算法邏輯中專業化和機構化的傾向似乎與草根的生存背道而馳,商業變現的主動權并不掌握在他們手中,這些是草根個體無法獨自解決的問題,該模型的推廣和應用要注意這些前提。但是,草根主播在助農直播中的話語實踐呈現出奮斗為底層邏輯的話語模式,對該群體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實現經濟和社會雙重價值具有積極意義。盡管烏托邦的實現是一個未知的夢想,但它確實給草根帶來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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