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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基礎設施、技術創新與城市經濟韌性

2024-01-02 18:15曹瑞麗賀曉峰
現代管理科學 2023年6期
關鍵詞:門檻效應技術創新

曹瑞麗 賀曉峰

[摘要]數字基礎設施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中樞節點”和“傳輸紐帶”,在提升城市經濟韌性方面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006—2021年中國27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實證分析數字基礎設施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作用機制,并以技術創新為門檻變量考察數字基礎設施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結果表明:數字基礎設施不僅能夠直接提升城市經濟韌性,而且可以通過推動技術創新增強城市經濟韌性;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作用具有顯著技術創新門檻效應,即當技術創新水平跨越一定門檻值時,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作用得到明顯增強;數字基礎設施對東部地區城市、一般城市和資源型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作用更顯著。為此,應深度布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著力完善技術創新服務體系,加快構建基建協調部署機制,充分釋放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賦能效應。

[關鍵詞]數字基礎設施;技術創新;城市經濟韌性;門檻效應

一、 引言

2020年11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首次提出要建設“韌性城市”,旨在提升現代城市風險防控能力1。隨后,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的城市建設目標2??梢灾?,國家將“城市韌性”列為重大戰略需求,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城市經濟韌性作為城市韌性的重要子系統,能夠充分展現城市經濟系統在遭受外部沖擊時所作出的積極反應,具體包括面對生產結構和模式轉變的自適應能力、應對市場需求變化的再發展能力[1]??梢哉f,城市經濟韌性關乎城市經濟系統穩定與城市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是建設韌性城市的根本所在。然而,當前中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社會發展不穩定因素持續增加,導致市場運行脆弱性凸顯[2],對城市經濟系統產生了巨大沖擊。此形勢下,提升城市經濟韌性、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儼然成為中國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演進,中國經濟逐漸步入數據要素驅動、萬物互聯互通的數字經濟時代。于此背景下,以5G網絡、物聯網等新一代通信技術為核心的數字基礎設施應運而生,逐漸成為提升城市經濟韌性的重要力量。近年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十四五”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陸續出臺,均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明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是適應外部經濟變化、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核心基礎34。數字基礎設施能夠充分發揮新一代信息技術優勢,破除時空壁壘,促進人力資本、創新要素在城市和產業間加速傳播,打造高效經濟聯系網絡,增強城市經濟韌性。在此過程中,技術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可發揮自身技術進步效應,轉變傳統生產模式,助推城市內部產業結構數字化轉型,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有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增強城市經濟韌性[3]。綜合上述,數字基礎設施、技術創新和城市經濟韌性之間存在必然邏輯關聯,有必要對三者間具體作用機制開展深入探討,以充分釋放數字經濟活力,加快建設擁有良好抗壓、存續和適應能力的韌性城市。

二、 文獻綜述

所謂城市經濟韌性,主要是指城市經濟系統在受到外界強烈干擾沖擊時,適應性轉變經濟結構與增長方式,以抵抗風險、調整恢復到初始狀態的能力[4]。當前,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兩點:一是城市經濟韌性的水平測度。陳勝利等[5]測度了2008—2019年中國19個國家級城市群的經濟韌性,發現中國城市群經濟韌性表現出明顯的空間非均衡特征,且在不同時期有所差異。汪彬[6]量化評估了全國285座城市經濟韌性,結果顯示中國城市經濟韌性整體水平明顯提升。欒浩等[7]系統測度了1992—2007和2008—2019兩個經濟周期內東部地區城市經濟韌性,結果表明東部地區城市經濟韌性表現出明顯上升態勢。二是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因素。既有研究肯定了數字經濟[8]、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9]和數字金融[10]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作用。

關于數字基礎設施、技術創新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關系的研究,學者們主要圍繞兩兩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展開實證探討。其一,數字基礎設施對技術創新的影響。趙星[11]研究指出,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有利于提升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但促進作用呈現明顯地區差異。張輝等[12]表示,數字基礎設施能夠顯著提升制造業企業技術創新水平。毛豐付等[13]認為,數字基礎設施可以有效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其二,技術創新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馮笑等[14]研究發現,技術創新能夠強化競爭優勢、補全供應鏈和培育經濟增長點,促進城市經濟韌性提升。代新玲等[15]指出,技術創新可以顯著提升城市經濟韌性。張躍勝等[16]研究發現,技術創新可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進而提升城市經濟韌性。

綜上,學界深入探究了數字基礎設施與技術創新、技術創新與城市經濟韌性的內在邏輯關系,為本文提供了有益學理支撐。但不可否認的是,相關研究仍存在如下拓展空間:一是關于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直接影響作用仍未引起重視,相關領域研究仍有留白。二是現有文獻大多著眼于雙元主體之間關系的探討,尚未對三者間內在作用機制展開研究。鑒于此,本文可能的創新性貢獻在于:首先,選取2006—2021年中國27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實證考察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彌補既有研究空白。其次,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和門檻效應模型,探究技術創新在數字基礎設施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作用機制,豐富相關研究領域文獻。最后,深入剖析數字基礎設施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城市異質性,并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瞄準性政策建議,為加速提升中國城市經濟韌性提供決策參考。

三、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 數字基礎設施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直接作用機制

數字基礎設施以數據為關鍵要素,搭建零距離交流平臺,促進信息交流共享,有助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增強城市經濟韌性。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可充分發揮自身網絡效應,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在研發、制造等環節協同合作,加速產業結構合理化調整,增強產業鏈韌性,以有效強化城市經濟系統面對外部干擾時的恢復力和適應力,進而提升城市經濟韌性[17]。不僅如此,數字基礎設施通過深化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引導資金在產業間合理、高效流通,增強產業發展的接續性和競爭力,為提升城市經濟韌性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依托5G、人工智能等技術優勢,破除空間限制,精準整合市場人才、知識和數據等資源要素,有利于解決市場供需雙方要素失衡等顯著性矛盾,拓寬經濟活動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培育出新型經濟增長點,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強化城市經濟系統應對外部不確定風險時的抵抗能力和再發展能力。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數字基礎設施能夠顯著提升城市經濟韌性。

2. 數字基礎設施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間接作用機制

事實上,數字基礎設施不僅能夠直接增強城市經濟韌性,而且可以推動技術創新,提振經濟發展質效,間接助力城市經濟韌性提升。其一,數字基礎設施有助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數字基礎設施通過加大各類傳感器、監控設備在社會生產活動中的深化應用,調整、轉變傳統組織方式和商業模式,推動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優化配置[18]。這促使城市創新主體可以更具針對性地開展技術研發活動,助推技術創新水平提升。數字基礎設施還可依托信息獲取近乎為零的成本優勢,推動知識、信息要素空間溢出,為創新互動開展提供有利條件,切實提高技術創新水平。其二,技術創新有助于增強城市經濟韌性。技術創新具有知識溢出特性,能夠推動數據、信息暢通流動,有效鏈接產業鏈各類生產要素,優化經濟增長結構,增強城市經濟系統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時的抵御力和適應力。進一步而言,技術創新能夠通過加快生產要素在產業鏈上的自由流動,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從根本上緩解資源濫用情況,有效減少城市環境惡化現象,推動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為增強城市經濟韌性注入動能。綜合上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數字基礎設施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增強城市經濟韌性。

3. 數字基礎設施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非線性傳導機制

技術創新作為提高社會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的重要戰略實踐,具有滲透性強、融合性高等特征,一定程度上會對數據要素質量和配置效率產生影響[19]。由此本文推斷,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遵循“梅特卡夫法則”,存在技術創新的門檻效應。具體而言,地區技術創新水平處于落后時期,說明以數據、技術為代表的高級要素稀缺,一定程度上會限制資源要素供給,弱化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效果[20]。隨著時間推移,地區技術創新水平不斷提升,并跨越某一門檻值,有利于引導資源向科技創新領域集聚,促進各類要素共建共享、集約利用,打通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信息“大動脈”。這一情形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取得新突破,可充分發揮自身強滲透性、強擴散性的特征,促進知識、技術要素空間溢出,改善市場資源配置,加速產業結構合理化調整,增強城市經濟體系抵御外界強烈沖擊的能力。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效果會受到技術創新門檻作用影響。

四、 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1. 模型構建

為深入探究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基準回歸模型:

[Ueri,t=α0+α1Digi,t+αcXi,t+μi+εi,t]? (1)

式(1)中,[Ueri,t]表征城市經濟韌性,[Digi,t]指代數字基礎設施,[Xi,t]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進一步地,為明晰數字基礎設施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間接傳導機制,本文借鑒何玉梅和趙欣灝[21]的研究方法,構建下述中介效應模型:

[Teci,t=β0+β1Digi,t+βcXi,t+μi+εi,t] (2)

[Ueri,t=γ0+γ1Digi,t+γ2Teci,t+γcXi,t+μi+εi,t]? (3)

上式中,[Teci,t]表示城市地區技術創新水平,其余變量含義同式(1)。

與此同時,考慮到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效果可能受技術創新的門檻作用影響,本文構建如下門檻效應模型:

[Ueri,t=δ1Digi,t×ITeci,t≤θ1+δ2Digi,t×Iθ1<Teci,t≤θ2 +δ3Digi,t×Iθ2<Teci,t≤θ3 +δ4Digi,t×ITeci,t>θ3+δcXi,t+μi+εi,t] (4)

式(4)中,[I·]為示性函數,若滿足括號內條件,則[I=1];反之,[I=0]。[θ]表示未知門檻值,其余變量含義同式(1)。

2. 變量測度

(1)被解釋變量:城市經濟韌性([Uer])

參考劉家樹等[22]的研究,本文將城市經濟韌性劃分為抵御力、適應力和轉型力三個維度,構建城市經濟韌性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就三級指標選取方面來看,抵御力是指城市經濟系統應對不確定風險時的抵抗能力和反應速度,因而選取人均GDP表征抵抗外部沖擊所具備的經濟體量,以城鎮化率和城鎮登記失業率作為衡量抗風險能力的細分指標。適應力表現為城市經濟系統遭受外部強烈干擾沖擊后的恢復能力。故此,采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財政自給率表征市場整體消費能力以及應對風險的財政運轉能力,利用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的比值反映城市遭遇外部沖擊后的吸收損失能力,采用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表征城市資源環境的承受能力。轉型力是指城市經濟系統面對重大風險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創新能力,選用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數、科研人數占比和科學技術公共財政支出占比表征城市創新基礎,以專利發明數量反映城市創新產出情況。進一步地,使用熵值法及Matlab軟件對各城市經濟韌性水平展開測度。

(2)解釋變量:數字基礎設施([Dig])

考慮到數字基礎設施主要涉及5G、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本文參考李斯林等[23]的研究,遵循數據可得性原則,選取3個一級指標和7個二級指標衡量數字基礎設施水平。具體地,從移動電話基站數量、光纜線路長度方面反映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情況;采用寬帶接入端口、域名數、網頁數、IPv4地址數4個指標反映數字基礎設施應用情況;以軟件業務收入表征經濟主體對數字基礎設施的利用率。進一步地,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指標進行處理,最終得到數字基礎設施綜合指數。

(3)中介變量及門限變量:技術創新([Tec])

梳理現有文獻[24-25]可知,學者們通常采用研發投入、全要素生產率和專利授權數據衡量技術創新水平。其中,專利授權數量能夠真實反映地區創新主體在新工藝、新技術方面的創造性和創新性。因此,本文選取專利授權數量的對數值衡量技術創新。

(4)控制變量

為緩解遺漏變量引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數字經濟相關領域研究[26-27],設定如下可能對城市經濟韌性產生影響的控制變量:信息化水平([Inf]),使用郵電業務收入與地區GDP的比值衡量;對外開放程度([Ope]),采用貿易總額與地區GDP的比值表征;金融發展水平([Fin]),使用金融業增加值與地區GDP的比值衡量;市場化程度([Mar]),以財政支出與地區GDP的比值反映。

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取2006—2021年中國27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不含港澳臺和西藏地區)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最終得到的樣本總量為4384個。相關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城市區域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各地級市統計年鑒。針對研究過程中涉及的產值數據,均以2000年為基期進行平減處理。對于少量缺失數據,使用線性插值法補齊。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詳見表2。

五、 實證結果及分析

1. 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展開實證檢驗,探究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結果如表3模型(1)至模型(2)所示。結果表明,數字基礎設施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經濟韌性。進一步地,使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計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模型(3)至模型(4)。數字基礎設施的估計系數依舊為正,且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再次印證數字基礎設施可以顯著增強城市經濟韌性,假設1得證。數字基礎設施可依托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優勢,從根本上突破要素流動的空間障礙,促進資源合理配置,推動各產業形成聯動效應,增強適應力和調節力,提升城市經濟韌性。

2. 中介效應檢驗

為考察數字基礎設施影響城市經濟韌性的間接傳導機制,本文進一步展開中介效應檢驗,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5)結果顯示,數字基礎設施能夠促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數字基礎設施依托新一代信息技術優勢破除地理距離約束,促進資源、技術充分傳遞和共享,以知識外溢效應助推技術創新水平提升。進一步地,將中介變量引入至模型,結果詳見模型(6)。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估計系數依舊顯著為正,但系數較模型(2)有所下降,表明技術創新在數字基礎設施提升城市經濟韌性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驗證了假設2。數字基礎設施能夠破除地理距離約束,降低網絡搜尋和信息傳遞成本,促進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要素暢通流動,推動地區創新主體與資源要素快速、精準整合,切實提升技術創新水平。這利于轉變傳統生產方式,提振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增強城市經濟韌性。

3. 面板門檻回歸結果

本文采用Hansen[28]提出的“自助法”反復抽樣1000次,以確定合理門檻值,結果如表5所示。觀察可知,[F]檢驗值在1%和5%統計水平上拒絕“0個門檻”和“1個門檻”的原假設,即技術創新通過了雙重門檻檢驗。

表5? 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影響的技術創新門檻效應檢驗

[[Uer] 門檻變量 [H0] [H1] [F]統計 [P]值 結論 [Tec] 0個門檻 1個門檻 40.68 0.0000 拒絕[H0] 1個門檻 2個門檻 21.47 0.0425 拒絕[H0] 2個門檻 3個門檻 10.69 0.5106 接受[H0] ]

進一步地,本文開展雙重門檻效應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當技術創新水平低于0.6293時,數字基礎設施難以對城市經濟韌性發揮提升作用,在技術創新水平低于0.5738時,數字基礎設施甚至可能會對城市經濟韌性產生負向作用。若技術創新水平提升至0.6293時,技術創新的資源配置效應、產業結構升級效應才得以充分發揮,有效增強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促進作用?;谏鲜龇治?,假設3得證。

4. 異質性檢驗

(1)城市區位異質性

鑒于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理區位城市交通便捷度、對外開放程度存在顯著差異,按照城市所屬區域,將全樣本劃分為東、中西部地區城市兩組樣本,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模型(8)至模型(9)所示。觀察可知,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作用在東部地區較為顯著,在中西部地區不明顯。細究其因,中西部地區城市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具備的科技創新基礎相對薄弱,導致當地數字基礎設施存在諸多短板,尚未能有效提升城市經濟韌性。

(2)城市等級異質性

中國直轄市、省會城市與副省級城市在經濟環境、要素基礎等方面具備其他城市難以比擬的優勢,這可能使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呈現異質性特征。鑒于此,本文將直轄市、省會城市與副省級城市共計33個城市劃分為高等級城市,其余城市劃定為一般城市,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詳見表7模型(10)至模型(11)。數字基礎設施能夠顯著增強一般城市經濟韌性,而對高等級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作用不明顯??赡艿脑蚴?,一般城市經濟基礎相對薄弱,抵御外部不確定風險的能力較弱,使得數字基礎設施對該等級城市經濟韌性的賦能效應更為明顯。

(3)城市自然稟賦異質性

“資源詛咒”理論指出,經濟體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會限制地區產業結構、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速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弱化經濟體面對強烈外部沖擊時的抵御力和恢復力,降低城市經濟韌性。為此,參照《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對資源型城市的界定,本文將全樣本劃分為資源型城市和非資源型城市再次進行回歸,結果見表7模型(12)至模型(13)。數字基礎設施對資源型城市、非資源型城市經濟韌性均具有顯著提升作用,說明數字基礎設施可以加速數據要素資源的生產、流通和儲存,改善傳統的過度依賴自然資源現象,有效破除“資源詛咒”難題,增強城市經濟韌性。同時可以發現,相較于非資源型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對資源型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作用更強。

5. 穩健性檢驗

(1)替換變量

為證明前文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換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的方法展開穩健性檢驗。一方面,借鑒祝志勇和劉暢暢[29]研究成果,選取電信業務總量、軟件業務收入、信息服務業收入三個指標,使用熵值法測算得到綜合指數,以此衡量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再次回歸結果如表8模型(14)所示。數字基礎設施依舊可以顯著提升城市經濟韌性,與基準回歸結論相同。另一方面,參考崔耕瑞[30]研究做法,使用城市失業率作為城市經濟韌性的測度指標,展開實證檢驗,結果如表8模型(15)所示。需要說明的是,失業率與城市經濟韌性呈現負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失業率越低,城市經濟韌性越強。從模型(15)可以看出,數字基礎設施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與基準回歸結果符號相反,表明數字基礎設施可有效提升城市經濟韌性,充分驗證本文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穩健性。

(2)改變樣本容量

為驗證本文研究結論的非隨機性,將直轄市、省會城市樣本剔除,展開穩健性檢驗,具體結果詳見表8模型(16)至模型(17)。數字基礎設施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充分證明本文實證結論可靠。

(3)排除“寬帶中國”試點政策影響

數字基礎設施與“寬帶中國”戰略存在密切聯系。為規避“寬帶中國”政策干擾,本文將“寬帶中國”試點城市的政策變量添加至模型,重新回歸結果詳見表8模型(18)。觀察可知,數字基礎設施依舊能夠增強城市經濟韌性,驗證了本文研究結論可靠。

六、 主要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國27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實證檢驗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結果顯示:數字基礎設施能夠顯著提升城市經濟韌性,該結論在歷經替換變量、改變樣本容量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數字基礎設施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增強城市經濟韌性;以技術創新為雙重門檻變量,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具有非線性影響;相較于中西部地區城市、高等級城市和非資源型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對東部地區城市、一般城市和資源型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效果更顯著。針對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下述政策建議:

第一,深度布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政府部門應堅持需求牽引,突出適度超前,深度布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以切實發揮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作用。一方面,政府部門應聚焦能源、交通和水利等關鍵領域,著力建設新一代超算、人工智能平臺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加快筑構算力、算法、數據、應用資源協同一體的大數據中心體系,為強化城市經濟韌性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應充分考慮區域功能布局、資金承受能力等多項因素,推動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智能化升級,逐步打造布局科學、泛在高效、融合智能的數字基礎設施體系,為提升城市經濟韌性夯實有力基礎。

第二,著力完善技術創新服務體系。政府部門應堅持全鏈條謀劃、分層次立體布局,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創新服務體系,強化技術創新在數字基礎設施提升城市經濟韌性過程中的驅動作用。其一,政府部門應構建“技術研發+科技成果轉化+金融機構”的全鏈條平臺,完善技術創新的資金保障體系,有效降低地區創新主體開展技術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構建形成促進城市經濟韌性提升的長效機制。其二,政府部門應聚焦市場準入制度,建設統一開放、競爭公平的市場體系,健全激勵創新、包容審慎的市場監管體系,為地區創新主體開展技術創新活動創設良好環境,以有效提升技術創新水平,增強城市經濟韌性。

第三,加快構建基建協調部署機制。對數據要素欠缺、產業基礎薄弱的中西部地區城市,政府部門應堅持頂層設計,著力健全基建投資結構,通過持續增加對5G、工業互聯網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加速構建系統完備、高效實用、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數字基礎設施體系,為提升城市經濟韌性賦能。針對資源要素集聚、基礎設施健全的東部地區城市,政府部門應加大監管力度,在確?!皩拵е袊痹圏c政策貫徹落實的同時,及時發現并改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短板,最大限度發揮數字基礎設施對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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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河南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河南省制造企業綠色創新意愿驅動因素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22400410053)。

作者簡介:曹瑞麗(1988-),女,博士,周口師范學院實驗師,研究方向為創新管理、技術創新、綠色創新、組織行為;賀曉峰(1986-),男,碩士,周口師范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組織行為。

(收稿日期:2023-08-22? 責任編輯:蘇子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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