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邏輯

王 剛, 張志忠

(內蒙古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不同于西方現代模式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其原創性的理論成果和開創性的歷史成就為人類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F代化是一個動態過程,所以,應以文明為觀照,在規范性探究中解構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邏輯,揭示中華文明從“文明蒙塵”到“人類文明新形態”轉變的成功密碼。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上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只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物質基礎和具體表現。探討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邏輯,既不能泛泛而論,也不能以偏概全,而是應將其聚焦于“在促進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中的‘進步邏輯’”［1］,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此外,還應澄明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語義指向,厘清對二者邏輯關系的基本認識。究其本質,中國式現代化規定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涵和特征,只有對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重大論斷進行歷史和邏輯的考察,才能凸顯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次文明底蘊,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之間的契合點,進而以總體的、歷史的視角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意義及方法論啟示。

一、開創了以人的邏輯駕馭資本邏輯的現代化之路

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在西方現代化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決定著資本主義文明中全部社會關系的總體面貌與發展方向。因此,資本邏輯架構了西方現代化運行的底層邏輯,是理解資本主義文明的一把鑰匙。西方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在資本邏輯裹挾下的資本文明的全球擴張,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資本增殖,這種現代化“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2］(P.822),所以只能生成單向度的自反性文明。不過,應當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擴大了普遍交往,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具有一定的文明意義。但西方現代文明奉行的是“資本至上”的價值取向,本質上是一種“見物不見人”的現代化,即資本邏輯對人的邏輯進行了統攝與遮蔽,因此,西方現代化產生的是與人的發展相悖的運動和變化。這種運動和變化一方面破壞了資本文明的穩定性和發展性,另一方面使人的主體性在“虛假的共同體”中逐步被消解,進而造成了人在現代社會的“失范”與“迷失”。

盡管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西方資本文明也在不斷地自我修復和自我調整,但其始終無法克服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內在矛盾,難以解決現代化與人的發展之間的對立與沖突。概言之,資本文明所內含的悖論使西方現代化背離了人的本質,這一本質缺陷使其不可避免地陷入經濟、政治、生態、文化等多維度的發展困境,這也注定了西方現代化在耗盡其文明限度后的逐漸式微。

中國式現代化走的是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而這條道路在現代化的底層邏輯上完全區別于西方現代化,因此“不可避免地開展出新文明類型的歷史前景”［3］。社會主義文明優于資本主義文明,這種優越性集中體現在對西方現代化底層邏輯的超越,也就是對資本邏輯的超越。超越并非排斥或否定,而是駕馭和揚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在“破”與“立”中對資本邏輯進行引導和規范的。一方面,社會主義現代化竭力消除資本邏輯的腐朽落后因素,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現代化激活了資本邏輯在促進社會生產中的積極作用,使之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需要。

那么,中國式現代化是如何具備了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可能性、又如何將這種可能性在實踐中轉化為現實性的呢?從根本上來講,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創并不斷發展的,“黨的領導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4］。因此,黨的領導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一方面,黨的領導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中國共產黨將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終奮斗目標,必然將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帶上社會主義軌道。而在社會主義文明體系內,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被作為最高原則,資本不再是主導現代化進程的根本力量,而只是一種實現現代化的手段和方式。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遵循的是“人民至上”而非“資本至上”的發展邏輯。另一方面,黨的領導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磅礴偉力。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的自我革命中永葆先進性和戰斗力,始終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始終代表著時代發展的前進方向。因此,黨的領導既能確保中國式現代化始終著眼于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又能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全體中華兒女團結奮進、廣泛參與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使黨的凝聚力、創造力、戰斗力、領導力、號召力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動力,從而把社會主義文明的制度優勢轉化為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優勢。

從現實路徑看,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了對資本邏輯的駕馭,“展現了一種在重構資本與人的關系的基礎上推動資本服務于人的發展方式”［3］。資本邏輯之所以能夠支配和統攝西方現代化,其根本原因歸于資本在生產關系中占據的統治地位。因此,只有在生產方式的場域內重新梳理人與資本之間的顛倒關系,明確了只有以“人的解放”而非“資本增值”為根本取向,才能破除資本邏輯對人的邏輯的支配和鉗制,進而使資本邏輯從屬于、服務于人的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構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生產領域將資本邏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進行創造性的結合,使兩者在合理的邊界內積極發揮各自的效能,同時又保持著一種動態關聯,從而“合理平衡‘防止資本的野蠻生長’與‘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之間的關系”［3］。如此一來,資本邏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之間的張力便轉換成現代化發展的強勁動力,社會生產的物質財富也就不會只導向資產階級,而是服務于整個社會。同時,在上層建筑維度將全過程人民民主嵌入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在制度層面使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與實踐的統一得到保障,摒棄了西方民主的虛假性、低效性、撕裂性的弊病,真正確立了人在現代化中的主體地位。中國式現代化真正實現了以人的邏輯規范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和根本追求,始終將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視為奮斗目標,積極回應人民在對美好生活向往中的訴求和需要,徹底破除了資本邏輯對人的邏輯的統攝與遮蔽,最終實現現代化與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的目標。

由上可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根本分野在于二者底層邏輯的不同。前者是以人為本的現代化,后者則是以資為本的現代化。事實上,二者的區別并不在于資本邏輯本身,而在于將資本邏輯置于現代化的什么位置。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了一條以人的邏輯駕馭資本邏輯的現代化道路,從而有效地規避了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現代性之殤,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得以開啟新的文明范式的核心所在?；诖?中國式現代化將資本邏輯加以規范并有效嵌入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之中,“找到了彌合人的邏輯與資本邏輯分裂的道路”［5］,彰顯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強大優勢,拓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路徑。

二、彌合了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鴻溝

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但并不是與中華文明相斷裂的產物,而是中華文明迭代賡續的結果。從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邏輯關系看,人類文明新形態雖然以社會主義為定向、以現代文明為底色,但這兩個維度均是基于中華文明的歷史根基而展開的,如此才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發展優勢。此外,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新形態之間還包含著另一層邏輯,即中華文明絕不是自然而然地從“文明蒙塵”到“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轉化,而是由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使其擺脫了傳統文明范式的羈絆,進而實現了中華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概言之,中華文明因中國式現代化賦予的現代力量而換羽新生,中國式現代化因中華文明的滋養而更具有厚重的歷史底蘊和獨特的發展優勢,中華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相融相通,在同頻共振中走向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之所以能夠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文明為其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賦予了獨特的發展優勢、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絕非是一個偶然性事件,而是隱含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既來自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志向與信念,也離不開熔鑄于中華民族精神中的進取精神與歷史自覺?！叭绻麤]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6］(P.4)事實上,中華文明所內含的世界觀、歷史觀、文明觀等思想理念都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特質中,為其打上了深厚的文化烙印,構成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明之根、文化之源、精神之魂,同時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也內在地規制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展開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7］,即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華文明的“延續性”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中華文明的現代化,不能割裂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而孤立地探究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時代內涵;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指明了中國式現代化與時代變化同頻共振、與時代發展同向而行,始終走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前沿;中華文明的“統一性”規定了中華民族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要推動各族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共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深邃的人文精神與寬廣的世界視野,積極推動各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實現互利共贏;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不走殖民掠奪、強國必霸的歪路,而是走一條與世界各國和平發展、共同進步的現代化之路。

中華文明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了從“文明蒙塵”到“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徹底轉化?；厮輾v史,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正式碰撞,這種碰撞的實質是先進的西方現代工業文明對中華傳統農業文明的“降維打擊”。至此,近代中國陷入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8］(P.2)的歷史境遇?！拔拿髅蓧m”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的中華文明落后于時代發展的步伐,所以中華文明“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9］(P.340)。中華文明的復興不是“文化復古”或“文明回歸”,而是破除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二元對立的思維偏見,充分激活中華文明的積極因素,使中華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變化、新要求相匹配,并朝著符合現代文明的方向不斷延伸,進而成為代表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高級文明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開啟了中華文明復興的新征程。從本質上看,文明形態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決定,文明演進的方向與生產方式的變遷相一致,所以賦予中華文明的現代力量“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10］(P.284)。先進文明始終與先進生產方式相關聯, 中國式現代化使我國生產方式發生了現代性轉向,實現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到“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皞鹘y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正在被“現代工業社會”的新的生產方式所取代,由此奠定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同時,馬克思主義真理在中國的傳播,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11］,在“兩個結合”的實踐進程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的深度融合,使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之路。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的過程,既是中華文明復興的歷史邏輯的重要進路,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實踐邏輯的具體展開。作為最古老的文明體,中華文明沒有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而是實現了源于傳統而又超越傳統的現代化轉向。如何彌合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之間的巨大鴻溝、實現傳統文明的現代化轉向,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要回答的“時代之問”,也是現代化進程中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難題。在世界歷史視閾下,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中華文明的賡續與發展,也是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其深刻意義不僅限于中華民族自身,更是向世界證明了用西方文明去格式化另一個民族的文明是荒誕的、不可取的。

三、破解了西方“單向度”現代化模式的弊病

人類社會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要素構成的有機整體,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共同推動著現代化的進程。所以,由現代化締造的現代文明必然是一種多維的復合型文明?！霸谶@個整體里,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著一種非常美好的平衡關系?！保?2］(P.136)而恰恰相反的是,在資本邏輯的主宰下,西方現代化遵循著單一的主體性邏輯,即社會發展完全受制于資本、聽命于資本、服從于資本,為滿足資本需求而不計一切后果。西方現代化把資本增殖視為社會發展唯一的標準、目的和最高原則,因此其政治文明、經濟文明、精神文明便失去了獨立性和自主性,淪為物質文明的附庸。這既有悖于現代化發展的內在規律,也忽視了人的發展是現代化的本質,最終會走向一種“單向度”現代化模式。西方現代化所追求的政治民主、社會進步、文化繁榮、公民自由等價值理念,只不過是為了維護資本發展的工具和幌子?？偠灾?“單向度”的現代化模式囿于資本邏輯的二律背反,使其文明形態的內部結構嚴重失衡。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懸殊、兩極分化日益嚴重;政治失能主要表現為政黨博弈日趨激烈、民粹主義日益高漲、種族沖突和社會分裂等問題愈演愈烈;社會失序主要表現為人的精神世界迷失方向、政府治理體系失效、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文明形態內部結構的嚴重失衡,最終會使這一文明走向看似“增長”而實無發展的虛假文明。

在實踐過程中,西方“單向度”的現代化模式不僅造成“有效地反對社會整體的局面出現”［13］(PP.4～5),而且在面對經濟發展與消除貧富差距相背而行、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并存等后現代性問題挑戰時,因其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從而造成了“單向度的政治”“單向度的文化”“單向度的生產范式”以及“單向度的人”等種種病態。首先,政府權力的合法性雖然來源于公民選舉,但公民以選票的方式進行“權力轉讓”后便喪失了政治權力。在此之后,公民的授權被看作是既定的事實,這就導致了“政治的單向度”,即政治權力的行使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其次,文化被視為一種消費現象,被限制在工具理性的范疇中,即只注重實用性和功利性而忽略了價值理性的重要性,致使將文化發展導向僅為滿足人們的娛樂和消遣需求,這就造成了“文化的單向度”,即文化失去了深度和意義,成為一種膚淺的、單向的消費現象。再次,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根基,而西方現代化奉行的是“人類中心主義論”?！叭祟愔行闹髁x論”將自然與人對立起來,忽視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依存關系,加劇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和破壞,這不僅給全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態危機,而且還限制了自然本身所蘊含著的生產力潛質,因而是一種占有、索取的單向度生產方式。最后,在“抽象物”的統治下人們將幸福感與擁有財富和消費能力相聯系,這使人們的一切行為和目的都被簡化為對物質財富的追捧,導致了人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嚴重缺失,進而陷入了“自我喪失”的生存困境,且不斷地淪為“單向度的人”。

總體來看,西方現代化對內毫無忌憚地以犧牲其他維度的文明為代價來換取物質文明的發展,由此陷入到貧富兩極分化、社會階層撕裂、生態環境惡化等內生性危機中;對外則肆意妄為地侵略甚至摧毀他國以達到資本擴張的目的,人為地制造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對立沖突,以致造成國際局勢動蕩不安的外部風險?！皢蜗蚨取钡默F代化模式使西方資本文明的制度性弊端“正在削弱西方的倫理自信和自以為是”［14］(P.24),繼而加劇了西方國家的文明焦慮和認同危機。中國式現代化則以整體性文明觀來看待現代化進程中的各要素,讓不同維度的文明回歸到既定邏輯之中,既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按照自身的邏輯運行,又以整體性的視角將各文明要素耦合在一起,促進各文明要素的協同發展,從而超越了“單向度”的現代化模式,避免了西方資本文明片面化、畸形化發展的弊病。

從文明的總體性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正是基于對多維度、全方位的統籌與規劃,才使一種置身于世界歷史又超越于現實歷史發展的可能性得以可能,它正在創造出人類文明的新形態”［15］。中國式現代化以“五位一體”(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布局來實現各個文明的協調發展。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正是推進“五個文明”協調發展的基礎架構,它們相互聯結、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一個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維度都無法形成動態平衡與良性互動相統一的高質量發展格局,都無法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整體性提升。但是,統籌推進并不意味著各文明要素始終處于同時、同步發展之中,而是有重點、有步驟地發展,即“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的發展?？偠灾?中國式現代化注重現代文明內部結構的整體性、協調性和穩定性,構建了動態平衡與協調發展相統一的文明結構。

中國式現代化遵循各種文明本身的發展邏輯,規避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各種文明單向度發展的弊病。其一,人類政治文明的前進方向是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變遷。中國式現代化在推進過程中建構了一套完整的、系統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體系,賦予人民民主以實質意義和強大生命力,戳破了西方式民主的虛假外衣,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其二,文化生產的最高原則應當是追求人性之美,即注重文化產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和人文關懷。中國式現代化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不僅注重滿足人們娛樂消遣的需要,同時還積極關注社會現實、貼近人民實際生活,使文化產品傳遞出真善美的價值觀,使人們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創造美好生活的行動力。其三,中國式現代化打造了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并行的生產模式,力圖走出一條資源節約、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發展道路。生態環境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如若違背這一規律而單純地向自然索取,必然會威脅和損害現代文明的和諧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同步推進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既釋放了生態環境的生產力又保護了生態發展的潛力,創造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其四,中國式現代化將精神文明建設置于與物質文明建設相對等的地位,注重“兩個文明”在現代化總體布局中的協調發展?；诖?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注重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還注重滿足人們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從而全面滿足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需求,不斷推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只有把任何一種文明形式放置到整體文明的框架內,才能獲得真正準確的認識或有效的建設?！保?6］中國式現代化以總體文明觀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開辟了科學的、公平的、更有成效的現代化之路,使現代文明實現了從“單向度”發展到“全面協調”發展的路向轉換,糾正了現代化進程中片面追求物質文明發展的偏差,徹底擊碎了西方“文明優越論”的偏見,塑造了協調發展、一體推進的文明典范,為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探索提供了借鑒和啟示。

四、深化了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多樣性認識

“東方從屬于西方”的世界現代化格局,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境遇。［17］在這一特定的歷史境遇中衍生出了具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價值迷思,即“現代化=西方化”。這種錯誤文明觀將文明演進視為單向的、線性的歷史過程,意圖將西方現代化的單一模式嵌套在不同文明上。如果中國式現代化也被這一迷思所束縛,那將是對西方現代化的“重演”。有什么樣的文明觀就會選擇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所以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是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要解決的前提性任務,也是所有“后發國家”必然會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影響人類文明發展格局和走向的關鍵所在。

作為一種錯誤的文明觀,“現代化=西方化”為什么能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發酵,在世界范圍內一度受到追捧甚至奉為圭臬呢?從“現代化=西方化”生成的現實基礎看,西方國家憑借其先發優勢帶來的現代化進程中的領先地位,以及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占據的主導優勢,把控了世界舞臺上的國際話語權。所以,東西方之間的發展差距導致了不平等的交往關系,即馬克思所指出的“使東方從屬于西方”［18］(P.36)。西方國家為了維持其霸主地位和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地位,于是對西方的主導地位和領先優勢進行絕對化、永恒化的意識形態包裝,在世界觀、文明觀、發展觀、價值觀等維度上加以主觀演繹,意圖使其合理化,同時在敘事體系、思維方式、話語表達上進行系統化,以形成對西方現代化道路不可超越只能進行模仿、追隨和依附的思維定式。與此同時,因現代化發軔于西方,現代文明的出場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載體的,因而極易滋生出將現代化與西方化捆綁在一起的機械性論斷,以及將資本文明與現代文明視為同一性的片面性思維。此外,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占據著絕對優勢,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屬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以“蘇聯模式”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受挫后,以“歷史終結論”為代表的思潮甚囂塵上,這在客觀上促使“現代化=西方化”論調不斷泛濫。事實上,“現代化=西方化”既否定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差異性、多樣性,也忽視了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性、復雜性;既束縛了對現代化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也嚴重遏制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現代化的自主性和創造性。

那么,中國式現代化是如何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又是如何在文明觀上深化了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多樣性認識呢?一方面,對認識上的偏差,尤其是對歷史觀上的重大偏差,必須由完整的理論體系加以系統糾正。中國式現代化構建起了一套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理論體系,包含著對現代化內涵、現代化本質要求、現代化推進步驟、現代化前進道路等內容的闡述,其中就包含有對“現代化=西方化”迷思的理論回應。具體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打破了對現代化的單一定義,跳出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窠臼,指出“現代化=西方化”是西方國家在強行設置現代化壁壘,意在掩飾東西方之間的不平等關系,是對其在世界歷史中的領先地位的扭曲反映和歷史辯護,掩蓋了人類文明發展多樣性的客觀事實。此外,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深化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多樣性認識,指出了西方國家“現代性”發展的具體途徑只是“現代性”發展的特殊,而不是“現代性”發展的一般。不能以西方文明發展道路的一元性遮蔽人類現代化路徑選擇的多元性,不能將西方文明發展的特殊性視為人類現代化發展的普遍性［19］(P.49),因為各國通往現代文明的路徑應該是多種多樣的。

另一方面,真正的理論創新都是以實踐創新為基礎的,而實踐證明往往比理論澄清更有說服力。所以,中國式現代化得以徹底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不僅是理論上的澄清和糾正,更是實踐上的回應和佐證,這兩個維度相互融通、辯證統一。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式現代化并非一開始就是對現代化與西方化關系的正確認識,也并沒有將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理論認識預設為既定目標,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的實踐探索中深化了對現代化發展規律的認識,并逐步將其形成和總結為相關的理論認識。所以,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理論認識具有深刻的實踐基礎,同時也是從“過程”與“結果”的關系維度闡述了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邏輯過程。中國式現代化經歷了從“走西方人的路”到“走俄國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歷史過程,最終走出了一條復合型的“疊加式”“并聯式”的現代化道路,并以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譜寫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新篇章,取得了“后發國家”趕超式發展的巨大成功。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證明了西方“串聯式”的發展模式并不是唯一的現代化道路。另外,中國式現代化踐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20］(P.63)的文明交往觀,積極推動“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不僅為其他國家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對西方現代化的“依附”或“脫鉤”的兩難困境提供了道路借鑒與理論參照,同時也打破了西方現代化的自利排他性,深化了對人類文明發展路徑的多樣性認識。

歷史證明,西方現代化有著鮮明的特殊性,但并非具有普遍適用性。簡單地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會喪失現代化發展的自主性和民族性［21］,從而陷入“他者”理論的陷阱而遭受失敗。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有力地證明了人類通往現代文明的道路是多樣的,只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現代化,才是通往現代文明的普遍真理。

結論

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所表述的語義主體都是“中國道路”,只不過中國式現代化的語義指向是“中國道路”的過程與方向,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語義指向是“中國道路”的結果與意義。由是觀之,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邏輯中蘊含著重要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強調在“過程”中衍生“結果”,由“方向”決定“意義”。因此,是中國式現代化規定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涵和特征,所以切不可將二者的關系顛倒,但也不能忽視人類文明新形態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導向作用。中國式現代化深刻回答和真正解決了西方資本文明因受限于其階級立場及歷史局限而無法破解的時代之問。如何破除資本邏輯對人的邏輯的統攝和遮蔽、彰顯人在現代化中的主體地位,“后發國家”如何擺脫對西方的依附與追隨、獨立自主地邁向現代文明,如何擺正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的關系、推進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有機融合,如何破解“單向度”現代化模式的弊病、實現“五個文明”的協同發展,如何認識人類文明發展統一性和多樣性的關系、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明觀,中國式現代化在探索和回答這些關乎人類文明發展的前沿性、普遍性等重大問題的過程中,突破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桎梏,實現了文明范式的重大創新與文明形態的跨越式發展,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同時,現代化是一個動態過程,并沒有絕對意義上的終點。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也絕不是“完成時”,而是永遠的“進行時”。有鑒于此,不能將中國式現代化簡單地視為已經固化的“定式”,而應在規范性探究中解構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邏輯,揭示中華文明從“文明蒙塵”到“人類文明新形態”轉變的成功密碼,這對于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偠灾?中國式現代化只有沿著既有的正確軌道,在不斷地創新和超越中始終走在時代發展的最前沿,才能使人類文明新形態永葆生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