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勞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
——基于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

郝啟晨

(北京理工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北京 102400)

數字勞動的生產性問題是數字時代學界重點研究的理論問題。國內對數字勞動生產性問題的研究,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觀點的影響較大,如側重于雇傭關系、勞動物質性等視角,但在運用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時,存在一些認識和運用上的錯解和誤區。本文力求在全面把握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科學思想的基礎上,對數字勞動的生產性問題進一步展開理論探討和具體分析。

一、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的科學思想

在對數字勞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討論中,多數觀點援引了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其中存在的問題、遇到的困難也都源自于對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的認識偏差或不足。因此,對數字勞動生產性問題研究的前提和重點應是厘清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蘊含的科學思想。

馬克思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科學思想主要是在批判亞當·斯密等人的相關理論中形成的。馬克思指出,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中,給了生產勞動兩個定義,即定義1和定義2。

定義1:“生產勞動是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1］(P.218);

定義2:“生產勞動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2］(P.152)。

馬克思指出,從資本主義生產的意義上講,定義1是正確的,定義2是錯誤的。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馬克思對亞當·斯密關于這兩個定義一對一錯的原因進行了剖析。他指出,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亞當·斯密的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二重性?！皝啴敗に姑軐σ磺袉栴}的見解都具有二重性,他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給生產勞動所下的定義也是如此”［1］(P.213),因此,“他稱為生產勞動的東西總有兩種定義混淆在一起”［1］(P.213),“錯誤的見解同正確的見解完全交錯在一起,以致這兩種見解在同一段文字中接二連三交替出現”［1］(P.216)。經過對亞當·斯密的定義1和定義2的分析評價和合理改造,在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馬克思給出關于生產勞動的兩個定義,即定義A和定義B。

定義A:從簡單勞動過程看,生產勞動是生產物質財富的勞動［3］(P.211);

定義B:“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勞動是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2］(P.142)。

(一)關于馬克思定義A的進一步認識

有人提出,定義2和定義A兩者相差無幾,為何一對一錯?答案在于:定義A的正確和定義2的錯誤皆源自于定義中的前提條件的差異。首先,在范疇意義上,財富屬于一切社會形態共有的概念,定義A內含了“在一切社會形態下”這個前提條件。定義A之所以對,是因為馬克思明確指出這個定義是抽象掉了具體的社會關系、從“一切社會形態共有的簡單勞動過程”這個前提條件得出來的。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視角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是抽象地、撇開它的各種歷史形式、作為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來考察的,特指的是生產物質的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它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體現的是生產勞動范疇的普遍共性,屬于生產勞動一般,但它明確了“生產物質財富”這個物質規定性,適用于一切社會形態下的生產勞動范疇。其次,在范疇意義上,商品屬于某些具體社會形態共有的概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起主導作用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3］(P.47)。因此,商品生產當然首先是物質財富的生產,但還內含著“特定社會形態”這個前提條件。定義2之所以錯,是因為亞當·斯密對生產勞動見解的二重性,既明確了物質財富以特殊社會關系中的商品形式存在,又試圖拋開“既定的特殊社會關系”這個前提條件,“就越出了形式規定的范圍,越出了用勞動者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關系來給生產勞動者和非生產勞動者下定義的范圍”［1］(P.223)。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定義2中的“‘生產的’和‘非生產的’這些術語是在和原來不同的意義上說的”［2］(P.153),而“原來意義上的‘生產的’”是特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生產勞動。再次,定義A只能從簡單勞動過程的普遍共性中理解,一旦具體到特定生產關系下,這個普遍共性的定義就不足以刻畫生產勞動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個性特征?！皬暮唵蝿趧舆^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3］(P.211),因此,定義2是錯誤的。當然,考察定義A的產生背景及其與定義2的密切關聯,可以認為定義A的形成過程正是馬克思對定義2的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改造過程,即從“否定”定義2即指出定義2在特定生產關系下存在內涵偏小的錯誤,到“再否定”即回歸到抽象掉特定生產關系的、普遍共性意義上的生產勞動定義A。

(二)關于馬克思定義B的進一步認識

定義B源自于亞當·斯密的正確的生產勞動定義1,但顯然不是對定義1的同義反復,定義B的表述不僅簡練而且內涵極其豐富。

定義B是馬克思在定義A的基礎上,根據勞動二重性原理,運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進行科學研究的結果。其中的理論邏輯是:首先,他撇開具體社會形態、純粹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中進行抽象考察,得出“生產物質財富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這個最初的定義A,這是生產勞動范疇的普遍共性規定,但是“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其次,他考察了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更切近的規定”,即創造剩余價值的抽象勞動這個特殊的個性規定;最后,實現定義A的普遍共性規定與特殊個性規定的辯證統一,形成了定義B。

定義B是具有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二重性的完整勞動范疇,“只要勞動對象化在商品即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統一中,這種勞動就始終是生產勞動”。不能窄化對資本主義生產勞動范疇的理解,既不能將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僅僅理解為抽象掉具體生產關系屬性的、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也不能僅僅理解為抽象掉人與自然關系屬性的、創造剩余價值的抽象勞動,否則將會得出“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就是生產土地純產品或者金銀的勞動”“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就是創造剩余價值的抽象勞動”這樣片面的錯誤結論。

定義B的完整含義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二重性內在契合。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也就具有了二重性,即既是具體勞動過程又是抽象勞動過程,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勞動“不過是勞動能力和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所呈現的整個關系和方式方法的概括說法”［3］(P.525)。

定義A與定義B不是兩個并存的生產勞動的獨立定義,前者是抽象概念,后者才是完整范疇,否則勢必造成前者與后者不相容,或者有了后者而前者成了多余的問題。根據研究需要,馬克思在定義A的基礎上重點考察了定義B,進而深刻揭示和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本質。

(三)生產勞動含義界定的理論原則

從理論上講,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有利于從本質上把握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特殊的形式規定性,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剝削的秘密?！鞍焉a勞動同其他種類的勞動區分開來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種區分恰恰表現了那種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本本身的基礎的勞動的形式規定性?！保?］(P.400)二是有利于正確理解資本積累的來源及其歷史趨勢?！吧a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差別對積累是重要的,因為只有與生產勞動相交換才是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的條件之一?！保?］(P.531)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是“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社會所有制”［3］(P.874)。因此,界定生產勞動含義至少需要把握三個理論基點。

第一,生產勞動含義規定的理論決定性。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定義的理論基礎是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依據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給出基于資本觀點的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定義B。而斯密依據“對一切問題的見解都具有二重性”,得出了生產勞動的二重性定義,即一方面將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體正確地理解為勞動,由于“他收回的勞動時間量大于他以工資形式支付的勞動時間量”［1］(P.218),從而能夠得出正確的定義1;另一方面又“放棄了自己的(正確的)剩余價值觀點,接受了重農學派的(錯誤)觀點”(1)即價值就是“就業和生存基金”和剩余價值就是“純產品”的錯誤觀點。［1］(P.224),將剩余價值錯誤地理解為“表現為一般商品”即“某種可以出賣的物品”［1］(PP.225～226),從而得出了錯誤的定義2。

第二,生產勞動含義規定的客觀確定性。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任何特定生產方式下的生產勞動,都具有由其生產力和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的客觀確定性。對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含義的界定,并不是一種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主觀選擇,否則,馬克思也就不會評判斯密等人的某個定義和觀點的正確與錯誤了?！吧a勞動,是指社會地規定了的勞動,這種勞動包含著勞動的買者和賣者之間的一個完全特定的關系?！保?］(P.400)“生產勞動……就是社會規定的勞動,是包含著勞動的買者和賣者之間的一個完全確定的關系的勞動?！保?］(P.525)“生產勞動(從而非生產勞動,即生產勞動的對立面)的規定是建立在下述基礎上的:資本的生產是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的生產所使用的勞動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保?］(P.531)“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真正產物是剩余價值,所以只有直接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是生產勞動”［1］(P.520),這是依據科學的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必然得出的唯一確定性結論,而不是若干種合理區分方法之一。無論是貨幣主義的“只有直接生產金銀貨幣的勞動”、重商主義的“只有生產能換回更多金銀貨幣的產品的勞動”,還是重農學派的“只有生產農業純產品的勞動”抑或亞當·斯密的定義2,都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錯誤定義。

第三,生產勞動含義規定的自然必然性。馬克思在提煉定義B時指出:“只有把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當做生產的絕對形式,因而當做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資產階級狹隘眼界,才會把從資本觀點來看什么是生產勞動的問題,同一般說來哪一種勞動是生產的或一般說來什么是生產勞動的問題混為一談?！保?］(P.396)對資本來說,生產勞動的使用價值的獨特性在于,“作為創造交換價值(剩余價值)的要素的性質”［1］(P.526)。馬克思強調,生產勞動“決不是簡單地作為不帶特殊社會規定性的勞動同作為單純生產條件的生產條件發生關系”［1］(PP.403～404)。這里的“特殊社會規定性的勞動”是指“將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勞動,不作為單純生產條件的生產條件是指“作為資本的生產條件”,因而“(資本主義)生產勞動是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資本不是物,而是與一定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特定生產關系?！爸苯油Y本交換”的資本主義生產勞動,不是憑空產生的主觀上的概念,而是客觀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定義B在嚴格意義上充分刻畫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運動中的生產勞動發展的自然必然性,因而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足夠的。

(四)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的重要啟示

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的科學思想帶給我們的啟示包括五個方面。其一,區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必要標準之一是定義A給出的物質規定性標準,即只有物質生產領域(2)本文中的“物質生產領域”和“生產物質產品”,是指或者勞動者獨立生產物質產品、或者聯合勞動者通過必要的協作共同生產物質的共同產品。中的勞動才可能是生產勞動,這是生產勞動的普遍共性要求。其二,區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必要標準之二是定義B 提出的社會生產關系標準,即任何具體的生產勞動都屬于特定社會生產關系下的范疇,這是生產勞動概念的特殊性規定。例如,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必須為資本創造剩余價值,否則就越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式規定性,也就不屬于資本主義生產勞動范疇了。其三,定義A和定義B啟示我們,無論是資本主義生產勞動還是社會主義生產勞動,都是發達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勞動,既具有具體勞動的屬性又具有抽象勞動的屬性,是具有二重性的勞動,而絕不僅僅是作為具體勞動生產使用價值,或者僅僅是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因此,要完整地理解具有二重性的生產勞動。其四,定義A和定義B啟示我們,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和社會主義生產勞動,既具有物質規定性又具有社會生產關系的規定性,其中物質規定性是普遍共性規定,社會生產關系規定性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特殊屬性。因此,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勞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考察,需要在物質規定性的基礎上、在社會化的商品生產范圍內,結合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進行全面分析和具體研究。其五,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茖W界定生產勞動,既需要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為基礎,又要具有歷史發展的自然必然性和客觀確定性,不應為了服務于不同學派的相異觀點和研究目的而作出主觀隨意的、選擇性的人為界定。

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的科學思想及其啟示性結論,可以運用于對數字勞動生產性與非生產性問題的研究和分析。

二、數字勞動生產性問題的具體分析

數字勞動是數字經濟時代逐步興起和發展的勞動新形式。生產力發展是勞動形式演變的物質基礎。農具的分散使用對應著小農經濟時期精耕細作、男耕女織的勞動方式,工具的積累是工場手工業時期人們采取協作勞動方式的前提［4］(P.625),“工具的積累”向“合成的工具”發展產生的機器,成為大工業時期勞動分工的前提［4］(P.626),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數字信息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推動著生產方式的數字化、智能化,使得數字勞動成為區別于以往勞動形態的嶄新形式。學者們根據研究需要分別從不同角度對數字勞動的內涵和外延作了界定,主要涉及四個方面,即運用數字化生產資料進行的勞動,如滴滴司機、外賣小哥的勞動;對數字化對象進行的勞動,如處理知識、信息、經驗的勞動;生產數據產品的勞動,如開發軟件、收集和加工數字信息產品的勞動;與生產數字產品相關的一切勞動,如開采芯片原材料、生產信息通信設備、開發相關軟件的勞動。本文提煉出被普遍認可的相關要點,將數字勞動界定為數字化的勞動,即至少包括數字化勞動對象、數字化勞動資料、數字化勞動產品三者之一的勞動。

數字勞動首先必須是勞動。判斷數字勞動的生產性問題,要求討論的對象即數字勞動必須首先符合勞動概念的基本要求。并不是人的一切活動都是勞動,更談不上是數字勞動。勞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除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外,勞動必須滿足“有目的的活動”這個構成要件。馬克思指出,“專屬于人的那種形式的勞動”不同于動物基于本能所進行的活動,這種勞動的專屬性就在于“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3］(P.208),勞動者“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3］(P.208)。目的性構成勞動的一般屬性,如果忽視勞動的目的性,就會產生將人類一切活動都誤認為是勞動的錯誤。例如,由于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產生的消費排泄物可以作為農業生產的肥料而被生產性地利用,因此得出排泄行為也是勞動的荒謬結論。類似地,也不能將“無意識地利用數字技術‘生產’了數據產品的活動”當作數字勞動,將用戶在互聯網上進行的消費活動(如在線聊天、上傳圖像音視頻、更新個人資料等)都納入數字勞動范疇,顯然不符合數字勞動概念的一般性規定。

數字信息的高滲透性、普遍泛在性、強大重整性使得數字勞動范圍急速擴展、規?？焖僭鲩L、形態急劇多樣,給數字勞動分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和難度。學界對數字勞動生產性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對數字勞動分類的基礎上。例如,有的根據資本與勞動是否存在直接雇傭關系、是否存在正式雇傭關系,將數字勞動進行分類進而探討各類數字勞動的生產性問題等。由于對數字勞動的理解及分類的見解不一,因此對數字勞動生產性的判定結果也存在差異。問題在于,對數字勞動的分類進而對數字勞動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討論,還是要服務于研究目的的需要,即根據生產勞動的判定標準對數字勞動進行相應分類,并詳細探討其生產性問題,如可以將數字勞動分為物質生產領域中的數字勞動和非物質生產領域中的數字勞動,或者分為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數字勞動和不創造剩余價值的數字勞動等等。

(一)物質規定性與數字勞動的生產性

這里主要是依據馬克思定義A給出的物質規定性這個一般性標準來判斷數字勞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理論邏輯是,物質規定性作為生產勞動的普遍共性要求、必要性前提,構成生產勞動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也就是說,物質生產領域以外的數字勞動不可能是生產性的,物質生產領域中的數字勞動可能是生產性的也可能是非生產性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界定以物質生產為前提,即只有“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而數字勞動是“非物質勞動”,因而不可能是生產勞動。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者毛里齊奧·拉扎拉托(1996)率先提出了“非物質勞動”概念,認為“非物質勞動”是生產文化、知識、信息等“非物質內容”的勞動,這類勞動與生產物質產品的“物質勞動”相比,有明顯區別。［5］還有學者認為,數字勞動不僅生產知識、網絡游戲、手機App、ChatGPT等非物質產品,還在將客觀世界進行“01”編碼數字化為龐大的數據信息的基礎上,以計算機網絡技術為依托對大量數據進行整理、篩選和運算,實現對人類活動的調節和控制,這個過程已經不屬于物質生產過程范疇,因而數字勞動是典型的當代“非物質勞動”形式。［6］

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里的“非物質勞動”與“物質勞動”概念本身是含混不清的,有待從兩個方面加以學術規范和理論廓清。一是從勞動的結果即產品的角度來考察,產品是否屬于物質產品;二是從勞動過程的角度考察,是否是物質變換過程。如果從勞動過程的角度考察,任何勞動都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3］(P.208),即使科學探索和藝術創作等精神生產過程,也都是人的體力和腦力在一定程度上的耗費,不存在所謂的“非物質”勞動過程之說,數字勞動過程當然仍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數字化的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也都是過去數字勞動的物質性產品。如果從勞動產品的角度考察,數字勞動的產品如數據、App等,雖然是以“01”編碼的虛擬形式存在(3)顯然不能以人對某種東西感知的難度界定物質和非物質的范疇,否則宇宙中的暗物質就屬于非物質的范疇了。,但這些編碼不過是邏輯門處理比特的電子轉換的結果,需以電子、光子、夸克等基本粒子作為存在的物質基礎［8］(P.25),本質上仍然是物質性的存在。因此,直接簡單地根據是否是所謂的“物質勞動”或“非物質勞動”來判斷數字勞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既存在概念上的不規范不嚴謹,也存在推理上的邏輯漏洞,得出的結論當然是不科學的。

通過物質規定性考察數字勞動的生產性,應該回歸馬克思定義A的標準。一方面,從簡單勞動過程看,直接生產物質產品的數字勞動(如獨立開發出一款游戲的數字工程師的勞動)就滿足了生產性數字勞動的必要前提條件。另一方面,即使數字勞動沒有直接創造任何物質產品,而是以管理、設計等思想、觀念的非物質形式存在,也可以滿足生產性數字勞動的必要前提,可以進入數字生產勞動范疇,成為數字生產勞動者。

(二)雇傭勞動性質與數字勞動的生產性

這里主要依據馬克思定義B提出的資本主義生產勞動標準來判斷數字勞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理論邏輯是,只有為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數字勞動才是生產性數字勞動。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為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數字勞動,必須“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商品,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余價值”［3］(PP.217～218)。

有的西方學者僅僅以數字勞動與資本之間是否存在雇傭關系作為判斷數字勞動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標準或依據。有一種觀點認為,數字勞動與資本不存在明確的雇傭關系,因而屬于非生產勞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創始人達拉斯·斯邁茲的《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一文,研究了大眾傳播體系“為資本發揮什么樣的經濟作用”,發現大眾傳播體系之所以能夠“促進了資本積累”,是通過“受眾商品”的免費勞動得以實現的(4)即享受閑暇時間但實則在為廣告商工作的人群。。達拉斯·斯邁茲的后繼者進一步認為,數字勞動屬于受眾勞動,是用戶在無意識中利用數字技術生產數據產品的活動,因而是無明確雇傭關系的無酬勞動。［6］例如,用戶在互聯網上所進行的線上購物、上傳信息、玩游戲等相關活動都是數字勞動,用戶的購買記錄、個人信息、游戲存檔等都成為數據產品。用戶生活和生產之間的界限模糊導致他們既是消費者同時也是數據產品的生產者,消費行為就轉化為生產行為。［9］由于這種用戶在無意識情況下進行的勞動并沒有被資本雇傭,是“無酬勞動”,不會為資本創造剩余價值,因而是非生產勞動。與此相反的觀點認為,雖然數字勞動本身是不計薪的,但是通過融入資本主義社會,用戶的數字行為成為新型的數據商品［10］,仍然為資本帶來了利潤,是一種特定形式的再生產勞動［11］［12］,因而是對生產勞動性質的延伸與補充［13］。

另一種觀點認為,數字勞動與資本存在明確的雇傭關系,是生產勞動。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數字勞動主要指“生產數據產品的勞動”,是有酬勞動,如UP主、游戲主播、帶貨網紅等,只要在勞動過程中需要使用數字化設備,就與資本之間存在明確的雇傭關系。部分學者進一步認為,數字勞動生產直接數據商品和數據加工產品,其本質仍然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創造具有新使用價值的一種有償或無償的勞動形態,因而是數字經濟時代社會生產勞動的全新形態。［14］［15］

將是否存在資本雇傭勞動關系作為判斷數字勞動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依據,理論上的錯誤在于混淆了雇傭勞動與生產勞動、資本雇用勞動與剩余價值生產之間的區別。雇傭勞動是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采取的特殊形式,標志著資本與雇傭勞動相結合的特殊生產方式。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一切勞動必然采取雇傭勞動形式。但是,生產勞動必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未必是生產勞動,正如《資本論》明確指出了純粹商業買賣領域的雇傭勞動并不創造剩余價值、并非生產勞動?，F實中,大量雇傭關系本身也是難以明確的。例如,剛入駐的小網紅在成長為大網紅之前,網絡平臺和帶貨公司并不會與其簽署形式上的雇傭勞動合同,但小網紅還是必須將收益的一部分支付給網絡平臺和帶貨公司,本質上就是網絡平臺和帶貨公司同時雇用了小網紅。究其原因發現,以雇傭勞動作為生產勞動的判斷標準,是西方學者固有的資本立場、階級局限性和狹隘的視野,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為永恒的社會形態,必然導致錯誤的思想觀念。

根據表3和圖3可知，ddPCR在轉基因含量為100%、10%、1%、0.1%、0.05%的樣品檢測中，CaMV35s和NOS基因均得到確切的陽性結果，RSD＜25%；當含量降低到 0.05%以下，陽性微滴信號時有時無，RSD＞25%，數據不予置信，即ddPCR對轉基因大豆篩選的含量檢測低限為0.05%。

對資本主義數字勞動生產性的判斷,應該回歸馬克思定義B的標準即必須為資本生產剩余價值,將物質規定性這個必要的普遍共性條件、創造價值與剩余價值的特殊個性規定相結合,進行全面分析和具體研究,否則就或者脫離物質規定性,或者超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式規定性,也就不可能科學地判斷資本主義數字勞動的生產性與非生產性了。按照馬克思從定義A到定義B的邏輯方法,可以得到資本主義生產性的數字勞動,即創造剩余價值的數字勞動。顯然,他首先必須生產商品,當然也是僅限于物質生產領域的數字勞動。

(三)我國社會主義數字勞動的生產性問題

無論是從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的運用和發展,還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看,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生產性數字勞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資本主義數字生產勞動與我國社會主義數字生產勞動,分別是數字生產勞動范疇在不同社會形態下的特殊表現,二者的共性在于都是物質生產領域中的數字化勞動,個性差異體現為前者本質是為資本生產剩余價值、后者本質是創造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價值。因此,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生產性數字勞動的形式規定性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生產性數字勞動的形式規定性有著根本區別,對數字勞動生產性的判斷也理應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標準。

基于馬克思從定義A到定義B的邏輯方法,相應地可以得到我國社會主義數字勞動的生產性的充分且必要的判定依據需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作為體現物質規定性的具體勞動是否屬于物質生產領域中的數字勞動;二是,作為創造商品價值的抽象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否不少于自己消費的價值;三是,作為體現社會生產關系規定性的數字勞動是否生產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益于社會的商品。因此,我國社會主義生產性數字勞動的形式規定性可以表述為,生產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少于自己消費價值的、有益于社會的商品的數字勞動。

我國非生產性數字勞動,相應地指非物質生產領域的數字勞動,或者指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規模的物質生產領域的數字勞動,或者指產品有害于社會的數字勞動。

一是,我國社會主義數字生產勞動應該是能夠再生產出數字勞動者自身價值的數字勞動。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目的和動機就是生產剩余價值。［3］(P.384)因此,再生產自身勞動力價值的數字勞動屬于資本主義非生產性數字勞動之列。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是社會的主人,社會生產的性質和根本目的是以人民為中心、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能夠生產出自己消費的價值的數字勞動,是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必要前提。盡管可能并未帶來社會價值總量的增加,但它可以推動使用價值的形態變化,有利于實現社會財富組成結構的優化。

二是,我國生產性數字勞動創造出的社會剩余產品,主要滿足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各種所有制中的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需要,以及從社會剩余中抽出一部分用于補充和擴容社會各類消費基金,對社會主義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笔巧鐣髁x社會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社會主義生產性數字勞動應該包括生產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取向的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精神財富的數字勞動。

四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發達商品經濟背景下,社會主義數字生產勞動的結果不能直接實現在商品的使用價值中,而是需要借助市場以商品的交換價值(價值的表現形式)迂回地實現。因此,生產滿足社會需要的商品成為普遍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數字生產勞動只能是生產滿足社會需要的交換價值的數字勞動。如果企業生產出的產品不符合社會需要、賣不出去,那就是廢品,而其中消耗的數字勞動也不能算在生產性數字勞動之列。

五是,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手工業者和農民勞動的生產性時指出,獨立的手工業者或農民“用不上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因為他們的生產關系不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以,非社會化生產方式中的商品化數字勞動、非商品化的數字勞動都不屬于我國生產性數字勞動范疇。

六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體系中,背離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破壞社會公共利益的物質生產領域的數字勞動(如非法的、反動的數字勞動),雖然也投入了物質生產資源,但這部分數字勞動需要排除在社會主義生產性數字勞動范圍之外。

三、余論與啟示

(一)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的思想旨歸

從馬克思最初給出的生產勞動定義A、馬克思基于資本視角重點解剖的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定義B以及定義A與定義B的相互聯系看,我們應該以唯物史觀的世界觀方法論、放眼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大視野,系統地思考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真正的思想旨歸。

一是,馬克思強調,生產勞動是必然王國里的外在規定性勞動。他強調,“生產勞動本身”具有“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3］(P.99),在一切社會形式和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人們為了生存和生活都必須跟自然搏斗,它是人們必然王國里不可或缺的必要勞動,自由王國只存在于“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即“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16］(PP.928～929)。這已經再清晰不過地表明,生產勞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性勞動,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物質的前提基礎和必要條件,具有本源上的物質規定性,絕不是情感好惡的主觀判斷問題,不能輕易地把重要性與必要性混淆起來,國防、軍事、公共管理等領域的勞動當然都極為重要,但顯然都屬于非生產勞動范疇?，F實中,人的生產勞動能力的不斷發展和運用,為實現人的自我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越來越豐富的物質條件。

二是,馬克思強調,生產勞動時間的相對縮短和節約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趨向。他強調,“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17］(P.225)、“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18］(P.929)。社會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18］(P.565),生產勞動需要占去可支配時間的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超過“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19］(P.36),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可以“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17］(P.219),為人們創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

(二)數字生產勞動范疇的社會制度比較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一方面,勞動的物質生產力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范圍又大大縮小了,只有為資本創造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勞動才是生產勞動。特別荒謬的是,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不僅沒有帶來勞動時間的節約,反而是工人的勞動時間甚至比野蠻人還要長［17］(P.222),非勞動(5)本文中的“非勞動”即“自由”、“非勞動時間”即“自由時間”。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221頁。時間則被少數有閑者占有和揮霍［17］(P.221),從而徹底堵塞了自由的非勞動向現實的勞動生產力進而向現實財富轉化的通道,嚴重背離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正道。

同樣地,資本主義數字生產勞動的范疇立足資本的視角,本質上體現的是資本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與數字生產勞動在根本利益上依然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對立,因此,有利于資本利益的數字勞動只能是對數字勞動本身的摧殘,正所謂“成為數字生產工人”依然是不幸的。同時,失業率居高不下、碎片化就業等新現象正是越來越強大的數字資本的生產力所帶來的必然后果。作為當代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般社會生產力的代表,數字經濟不斷增強網絡空間數字化勞動協作,數字資本具有了更強大的統治力量,自由的非勞動時間越來越被少數數字壟斷資本集團占有,資本與數字勞動的矛盾以撲朔迷離的方式進一步深化。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由于揚棄了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而真正解放了數字生產勞動者,因此社會主義數字生產勞動的范圍大大超出了資本狹隘視野中的資本主義數字生產勞動的范圍。社會主義數字生產勞動本質上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及占主體地位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的數字勞動的根本利益。［20］

不難發現,一方面,我國數字生產勞動的規?？傮w上不斷趨于擴大,不僅是因人們的物質生活需要不斷擴大,還因數字生產協作性質的廣泛深入而拓展;另一方面,在人們可以支配的時間里,用于數字生產勞動的相對時間將不斷縮短,用于非數字生產勞動和非勞動的相對時間將越來越多,自由的非勞動向現實的勞動生產力進而向現實財富轉化的通道越來越暢通,這是人們美好生活需要不斷豐富、精神世界更快地富起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程度不斷提高的重要標志和必然要求。

(三)正確認識我國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數字勞動的關系

在正確認識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數字勞動各自功能及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既要調動各類數字勞動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又要貫徹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原則,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一是,由于我國生產性數字勞動主要是創造廣大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消費需要的商品,因此,大力發展數字經濟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要以實體經濟領域為主戰場,以數字科技賦能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數字生產勞動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夯實人民群眾美好生活與自由全面發展的必要物質基礎。

二是,盡管數字科技、數字化教育和藝術等屬于非生產性數字勞動范圍,但非生產性數字勞動以及非勞動的自由時間越來越多,是人的自由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必然趨勢。加快建設數字中國、促進數字勞動生產力快速提升、堅持數字化精神生產與數字化物質生產相協調是實現人的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三是,隨著勞動分工程度和協作性的不斷提高,我國生產性數字勞動的范圍也要不斷擴大,如將精神生產領域的科學發現、文化創作、藝術表演等精神創作成果對象化(物化)為數字產品投入數字化生產,原本屬于非生產性數字勞動的精神生產就可以進入數字生產勞動范圍,造福于人們的精神生活。又如,一旦作為總體勞動的組成部分、服務于直接的物質生產領域,那么數字設計勞動、融入智能化生產領域的數字化服務就進入了數字生產勞動之列。

四是,為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趨勢,要進一步加強數字勞動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理論的前瞻性研究,如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數字勞動者如何參與收入分配、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數字勞動之間的互動關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等,為更好地理解數字勞動等勞動新形態、調動各類新勞動群體積極性、引領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學理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