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變革時代勞動治理的新轉向:基于新技術工人的演生分析

陳 瑋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自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技術進步開創了以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時代,現代科技不斷給人類勞動與技能發展帶來新的挑戰與想象。在歷史一次次技術浪潮的沖刷下,人們對于新技術的態度也往往是喜憂參半,有堅信技術進步將帶來更高效的經濟發展、也有對技術替代勞動而造成恐慌的論調。智能化機器的應用通過不斷節省人力而導致失業增加,尤其最近ChatGPT的橫空出世,更是讓許多人開始擔憂大量腦力勞動的工作將會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近年來,學界圍繞技術如何影響勞動與工作方式展開了一系列實證研究,有的關注“機器換人”背景下勞動者的去技能化[1]、勞動者技能提升的性別差異[2]等問題;有的則對新業態勞動中不同類型平臺勞動者的勞動過程與勞動保護缺失[3-4]等現象進行了剖析。但現有研究較為集中于對勞動者個體層面的微觀考察,大多是對新技術應用下勞動者的單維度分析,而不能涵蓋新技術工人群體的多維特征,忽視了技術革新對當前勞動者群體產生的整體性影響及群體內部的動態演化過程。新技術工人的出現,一方面源于工業革命4.0時代的技術進步。新型技術應用于智能制造業自動化生產實踐,對制造產業工人的技能變遷提出新的技術需求,進而產生對能夠熟練掌握及運用新技術設備的復合型新技術工人的需求。同時,他們也需要接受現代化工廠中技術管理模式的新變化,適應工業互聯網時代所出現的新渠道管理技術。另一方面來自新技術平臺主導下的平臺勞動。近年來,基于新技術平臺的廣泛應用而產生了許多新興職業與工作業態模式,多以第三產業為主,通過信息技術與算法程序共同建構了平臺勞動者參與工作的行動方式與互動規則。由于平臺工作條件往往不受時空限制,這類新技術平臺工人的就業模式具有較大的靈活性,但其勞動過程普遍受到技術平臺系統的控制與形塑。因此,新技術工人群體的特征不僅體現在新技術如何得以更好地賦能勞動者,同時也表現為其勞動過程往往會受到新技術的控制而產生新的互動關系模式。

基于對技術與勞動之間關系互動的理論辨析,本研究試從中探尋影響二者關系變遷的關鍵性因素,對技術變革背景下所生成的新技術工人群體進行類型學分析,進一步闡釋新技術應用對當下勞動者產生的深刻影響,從更為理性的視角來理解當代中國社會中新涌現出來的技術與勞動治理問題,為更好地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可行的解決路徑。

一、關于技術與勞動的理論分析

1.技術與勞動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來看,資本家對于機器與技術應用的主要目的是獲取剩余價值以及更好地進行勞動控制。在英國工業革命過程中,蒸汽機的使用讓面紗價格驟降,使得商品變得便宜,新式機器的廣泛普及縮短了工人為自己花費的工作日部分,而延長了他們無償給予資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機器本身并沒有創造剩余價值,卻會剝奪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在馬克思看來,雖然技術與勞動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對立,但這種對立源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技術本身是中立的,技術進步顯示出人類能力的拓展,并通過勞動分工來提高生產效率[5]。例如在工場手工業階段的工匠,其職業帶有藝術性的色彩,勞動者是在利用工具,而到了自動化工廠中則變成勞動者在為機器服務。因而,馬克思認為技術是制度與經濟條件共同發揮作用下的一種社會過程,而非資本家單方面創造出來的。

此后許多學者也指出,勞動者技能發展是新技術產生的重要條件之一,但這種新技術卻可能會反過來削弱工人的技能水平,乃至技能退化。在對20世紀兩次重大技術變革的探討中,布雷弗曼重點分析了泰勒制的科學管理與自動化數控技術應用如何導致了勞動者的去技能化[6]。當科學主義應用于工廠治理時,管理者采取科學化手段管理工廠領域,并強調管理工程師對于領導工作場所的治理權力,最終后果卻是導致勞動者喪失其原本所擁有的工匠知識與勞動控制權[7]。諾布爾進一步討論了自動化機床引入車間后,分別從數值控制(numerical control)與記錄-回放(record-playback)兩種路徑所產生的不同社會后果[8]:前者通過記錄機床刀具的運動數據來對生產過程進行控制,是一種技術的抽象合成者,削減了機工的功能;后者則是由工會主導,以機械工人的動作軌跡為記錄內容,在關鍵性編程方法上取決于車間員工,是一種技術的放大器,因而擴展了機工的能力。在這里,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表性組織,工會如何應對技術升級是馬克思主義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一方面,在早期技術變革階段,許多保守工會持歡迎態度,認為新機器可以讓勞動者享受到工會提出的工作標準改善[9];另一方面,當開始大規模推廣機器人自動化技術時,左翼工會出現并展開積極斗爭,以應對自動化帶來的失業等負面問題[10]。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學者較多關注工會在技術進步中扮演的角色,例如應為勞動者爭取何種權益,以及在勞動者的技能變遷中應如何爭取管理控制權等。

進入21世紀,對于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探討開始不再聚焦于勞動者本身(labor)或以工會為中心,而逐漸轉向對工作(work)問題的反思,例如新技術對未來工作發展的影響以及工作不穩定(precarity)的趨勢[11]。在人工智能、平臺經濟等新技術引進之后,勞動者的工作狀況實際上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可能使他們需要面對技能極化的挑戰[12]、平臺就業的零保障、超時加班和超速工作等情況[13],中國廣大農民工群體更可能由于工作不穩定及技能形成體系缺失而遭遇“機器換人”的失業風險[14]。與此同時,隨著人工智能企業的權力增長,促使國家治理權力結構的進一步改變,轉變為多中心結構的形態,可能引發一定的治理問責難題[15]。

2.技術與勞動的技術社會學分析

相對來說,技術社會學的分析路徑對技術決定論持批判性的態度,反對技術替代勞動的邏輯結果,認為技術是內生于社會之中,并非決定社會與勞動關系的主導因素,因而更強調技術本身發展過程中的范式生成與轉變[16]。技術社會學所關注的技術,主要是指一種使用中的技術,而不僅僅是在技術上的創新。這也表明,技術發展依賴于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與經濟制度等一系列配套基礎,從科學轉化為技術再到生產的發展過程并不是偶然發生或隨機出現,而需要在給定的某種技術范式中進行生成,其間就涉及從不同范式中做出選擇的階段,以及選定某種范式時的“社會形塑”作用[17]。因而,技術帶來的挑戰和變化,不僅受到市場因素影響而表現為不同行業或企業選擇某種特定技術的經濟需求結果,而同時也是社會發展中統治階層或利益集團有目的性地進行建構的社會性后果[18]。

技術社會學者在研究技術的使用與選擇時,會考慮資本對勞動控制的影響以及勞動力成本等因素[19],同時也注意到政治社會對技術塑造所產生的非預期后果。例如在互聯網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以網絡平臺為顯著特征的數字技術對人們勞動生產和日常生活中的行為組織方式不斷進行著深度形塑與改變。與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觀點有所不同的是,技術社會學家對于自動化技術的理解,是基于理性和效率的市場經濟規律所帶來的問題,而非僅從經濟結構中的資本主義關系視角來看問題的產生[20]。不難看出,技術社會學所主導的技術范式更多是以人而非技術為中心,提倡利用技術來擴展以人為目的的體驗過程,進而引導技術來促進社會公平的發展。

上述對于技術與勞動的理論辨析中,不同學派都有關注到技術發展對于勞動控制的深遠影響,以及在發展過程中人與社會對技術創新的形塑及其選擇后果?；诓煌碚摿髋蓪夹g與勞動的關系探討,本研究試圖從中提煉出兩個影響其關系互動的主要因素:一是體現在技術對勞動的外部控制上,表現為勞動者在其工作行為的選擇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自由度水平;二是體現在人對技術的創新發展上,表現為勞動者在其工作過程中對工作內容所涉及技術規范或工作準則的自發性程度。下文將重點從這兩個維度出發,探討在新技術變革背景下所產生新技術工人的群體特征及其發展趨勢。

二、新技術工人的類型學:一個分析框架

根據技術與勞動之間所呈現的互動關系,從勞動者在工作自發性及其對工作行為選擇的自由度出發,構建了新技術工人的類型學分類(圖1)。在這個坐標系中,X軸體現的是工作自由度的高低程度,主要通過考察工作行為的外部性特征進行界定,即勞動者對于勞動時間、工作地點或場所等外顯行為選擇(action selection)的自由程度;Y軸主要表現為工作自發性的強弱程度,考察的是勞動者在其工作性質的內生性維度上的認知及其發展,即勞動者對于工作內容、工作準則或所涉及技術規范的創造性程度,是否具備發展技術準則(technical protocol development)的主觀能動性,乃至進行技術創新的自發性。根據這一坐標系的展示,可將技術工人的類型分為4個象限,并根據其不同特征及屬性進行命名。

在第一種類型中,技術與勞動的互動過程表現為相互形塑的作用關系,以知識工人的工作特質較為典型。從工作內生性維度來看,勞動者具有一定自發自主的發展并創造技術的能力,技術并不能完全控制勞動者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模式,如知識工人的一大特點即是具有較高的自主研發性;而從工作外部性特征來看,知識勞動往往可以不受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的限制,其具有非常大的選擇自由度,如很多互聯網行業都設有彈性工作制度,網絡工程師可以自由選擇遠程辦公或者居家辦公等不同的辦公方式,同時遠程技術的應用可以進一步支持這類勞動的開展?；诩夹g與勞動二者關系呈現出互相作用的狀態,并且技術與勞動者之間均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剛性與彈性互構,因此將此類型界定為互構型。

在第二種類型中,技術與勞動的互動關系表現為技術控制在工作行為選擇上的影響,以智能制造業技術工人較具典型性。這里,技術對勞動的控制主要體現在工作的外部性特征上,例如在智能制造升級后的車間中,技術工人需要在生產車間相對固定的崗位上完成工作內容,他們仍需要服從于工廠的時間安排與空間管理,并不能自由地選擇工作崗位的場所,或是任意安排工作時間,從這一點上來說,其工作自由度整體呈較低的水平;但在工作內生性維度上,智能制造技術工人具備一定的自發性,如在對機器設備的操作運維上,他們通常需要掌握自動化控制、編程調試等高值技能,具備發展并修補技術準則的能力,以不斷適應智能制造產業發展的新趨勢?；诩夹g對勞動者僅在工作自由度上有所限制,而勞動者本身仍掌控一定的主動性,通過技術來協助完成相應工作內容,因此將此類型界定為協助型。

在第三種類型中,技術與勞動的互動過程表現為技術應用對勞動雙重控制的影響,以傳統制造業的流水線工人較具代表性。技術對勞動者的控制不僅體現在勞動過程的外部性因素上,例如工廠管理者通過流水線生產的技術安排對工人進行高效管理與嚴格控制,工人通常無法自由地選擇工作地點與勞動時間,更多是服從于企業管理的規定,這類勞動者的工作自由度普遍較低;并且,從工作內生性角度來看,流水線工人一般也不具備較高的勞動自主性,他們不太可能去嘗試改變技術控制的程度,亦或改變管理生產技術的準則,其勞動過程大多都是重復性的體力勞動為主?；诩夹g對勞動者在工作外部性和內生性上的雙重控制,勞動者在其工作自由度及自發性上均不具有較高的選擇程度,因此將此類型界定為控制型。

在第四種類型中,技術與勞動的互動關系表現為技術控制在工作自發性上的影響,以平臺勞動者的工作特性為代表。這里,技術對勞動的控制主要體現工作的內生性維度上,例如通過平臺系統與數字算法將勞動者的工作內容牢牢固定在平臺上,平臺勞動者則必須遵循和服從系統的安排進行相關的勞動過程,他們通常難以改變或是修改由算法技術制定好的準則,因而不具有較高的工作自發性;但在平臺工作的外部性表征上,平臺勞動者呈現出較為自由的工作行為選擇特點,他們會根據自己的需求與喜好,相應地選擇工作地點并自行管理工作時間,乃至休息休假的計劃安排,并且平臺勞動關系也具有靈活性的特點,勞動者可以自由選擇在不同的系統平臺之間進行工作?；诩夹g對勞動者僅在工作內生性上的有限控制,勞動者仍可以享有較高的行為選擇自由度,因此將此類型界定為靈活型。

不同類型技術工人的主要特征及其代表性行業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這4種類型技術工人分別在人力資本、工作自由度及其與技術的關系中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其中,屬于互構型的勞動者,其人力資本價值最高,通常具備企業專用性技能(1)這里對人力資本價值的界定主要源自Becker的研究,他曾提出3種對企業來說重要的人力資本類型,分別是通用性、行業專用性和企業專用性的人力資本。其中,通用性泛指所有行業內工作所需具備的知識及勞動技能,行業專用性是指與某一行業相關的技能,而企業專用性則指的是某個企業所特有的知識技能或專屬于某一類企業的專有技能。,屬于較難被替代的高值技能,大多以數字化的工作場景為主,因而他們的工作自由度普遍較高;協助型的人力資本價值一般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大都能夠獲得行業專用性技能,受技術控制的程度相對較弱,但以物理性的生產車間為主要工作現場,因而其工作自由度相對較低;控制型的人力資本價值較低,大多都有通用性技能,以物理性生產現場為主,同時受生產性技術控制的程度較強,因而基本不具備工作行為選擇的自由空間;靈活型的人力資本價值相對而言是最低的程度,多為平臺經濟下的服務業工作,受到平臺系統的技術控制較強,平臺勞動者僅需具備通用性勞動技能即可勝任崗位需求,極易被替代,但由于平臺勞動多以數字化工作現場為主,因而他們具有較高的工作自由度。

三、新技術工人的類型界定及其演生

在技術變革的背景下,上述4種類型的技術工人展現出技術進步與勞動過程之間產生不同效果的作用關系,并在生產實踐中可能會進一步發展出相互演變以及不斷“流動”的過程。例如,技術變革會帶來對新型技能需求的增加,勞動者面臨技能升級的挑戰,尤其在智能制造升級中,通過先進機器創造出新技術崗位,促使勞動者需要不斷提升技能水平,這也為廣大農民工創造了重要的機遇窗口,助力他們向新技術工人轉化,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21],即從控制型流動到協助型。同時,智能制造業轉型發展也催生了對研發型工程師的大量需求,這就需要有針對性地培養技術工程師,讓新技術能夠更好地賦能勞動者,使其實現專有性技能的價值提升,如從協助型升級到互構型新技術工人的過程,即需要這類勞動者在工作自發性維度上得到較大提升。而在以技術平臺為媒介的新業態勞動中,不少勞動者開始選擇受雇于平臺經濟下出現的產品服務與生產運營,打破了傳統雇傭模式的定勢,平臺工人呈現出高度自由的工作狀態與更加多元化的工作選擇,因而有很多制造業年輕工人會選擇離開工廠去從事更為靈活性的平臺工作,如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等工作,他們也時常會在控制型和靈活型之間不停流動與轉換,以應對技術革新中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就業風險。下文將進一步對新技術工人的類型學及其演化過程進行深入分析。

1.互構型

互構型關系主要指的是在以高值技能為主的知識工人中,勞動者的工作內容具有較高的自主創造性,其勞動過程與技術應用之間形成彈性互構的關系。這種類型,一方面需要勞動者自身具備一定的自發性與創新性,鼓勵他們不斷發展并完善技術準則的能力,進而在與技術的互動過程中創造出更高水平的工具或產品;另一方面在開展工作的自由度上,知識工人表現出較強的自主性訴求,不僅體現在對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可以進行自由地安排,同時也體現在完成工作任務時具備一定的自由度,管理者通常不會對產出的結果或產品做出嚴格限定,而是會給勞動者一定的自由空間來發揮其創造性,以更好地達成目標。

對于知識工人來說,工作自由度主要反映了他們在工作行為上的自主決定程度,而彈性工作制的設計便是對工作自由度的一種制度性安排?；跀底纸洕谋尘?對于工作的時空限制不會像原先傳統行業般嚴苛,尤以互聯網行業為代表,這類工作更強調辦公方式的智能化與聯網化,從而可以靈活多樣地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知識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與工作積極性。例如,在以研發為主的科技企業中出現了“以自我為企業”的管理模式,為了提高研發效率,企業讓渡了部分自主決策權,通過技術工程師的自我管理來實現高質量的研發產出,從而形塑了這類技術工人作為“知識資本家”的主體性及其所享有的工作自由度[22]。

隨著知識技術分工的日益專業化,互構型關系中的技術工人,其工作自發性逐漸呈現出兩極化特點。一方面,知識型工人最大的特點即是將自主性學習與研發精神作為工作的主要動機,尤其體現在他們對工作內容的創造延展層面?；ヂ摼W行業所孕育的知識勞動者中普遍存在一種工程師文化,并且隨著信息技術的更新迭代,其勞動分工變得趨于彈性專業化[23]。在他們的勞動過程中,其自身的意識形態不僅直接影響知識生產本身,而且勞動本身的主觀因素也不再單方面被資本所制造出來,特別是以科技企業中的架構工程師為代表的一批核心型知識工人,其工作內容在知識技術的創造性上具有極高的要求,因而知識工人的工作自發性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充分展現[24]。另一方面,在與智能技術發展并進的時代,部分知識工人的自發性反而可能會隨著技術發展而有所抽離,即“技術空心化”的現象[25]。這主要是由于隨著技術的日新月異,一部分知識技術崗位開始變得脫離科學技術本質,轉變成僅需掌握操作智能化工具的基本技能崗位,而不再需要勞動者具備系統性的科學理論知識,通過技術手段簡化某些科學步驟,最終只保留了對智能技術的操作性技能,并構建起“碼農”的自我認同感[26]。由此形成的一類非核心知識工人,雖然身處于高科技行業,但其工作自發性的程度已顯著降低,如負責編寫基礎代碼的程序員,他們會隨著知識技術工種的專業細分而趨于邊緣化的狀態。

2.協助型

協助型關系主要是指智能制造業技術工人在其工作實踐中具備一定發展技術準則的能力和空間,但同時其勞動過程的自由度受物理空間影響而有所限制,這類技術應用的功能重點在于協助技術工人更好地完成工作內容。這類勞動者可被視為新產業工人群體的代表,與傳統制造業工人相比,他們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性技能儲備,如機械自動化操作與運維的技術知識,可以通過編寫程序來對自動化設備的運行路線進行設定與調試,這就要求勞動者需要不斷通過專業性技能培訓來獲得更高的技能賦值以滿足技術進步的需求,從而掌握一定的新技術與新技能。但同時,這類勞動者的工作自由度并不高,智能制造業技術工人所有的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及勞動時間的安排大都已限定在工廠固定的生產車間之內。

對于智能制造業的勞動者來說,其技能形成與精進的過程通常呈現出伴隨時間和經驗積累而逐漸上升的趨勢,而在這一過程中其工作自發性的程度也隨之提高。制造業工人大體可以分為操作工和技術工兩種類型,操作工從事與工廠日常生產息息相關的工作,而技術工則一般從事企業技術研發類工作。前者大多為中高職院校所培養的學生,以實操技能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為主,通過職校的技能教育與工廠的實訓操作共同使其達到滿足行業需求的通用性人力資本;后者則主要以大專以上的本科培養為基礎,需要具備一定的信息技術處理能力作為輔助,在技術工的技能形成過程中更注重培養其研發能力以適應崗位需求。在技術革新過程中,當操作工得以經過專業技能培訓而實際獲得了一定的專用性技能,隨著他們的工作經驗和技能水平不斷增長,最終可能實現其勞動價值的顯著性提升而轉型成為技術類工程師,并逐漸成長為新技術工人中的技術骨干[27]。

在當下勞動分工精細化日益顯著的背景下,智能制造產業工人的工作自發性亦有兩極化的發展趨勢。首先,與智能制造轉型研發相關的技術類工程師,其工作性質與知識工人類似,并且隨著崗位技術含量的等級增加,其工作自發性也會相應提升。例如,在工業機器人本體生產企業中的研發工程師普遍具有較強的自發性,他們需要時刻關注技術進步帶來的產品更迭,并及時進行設計創新與產品改進。其次,對與智能制造生產直接相關的操作類技工來說,大多數工作內容及流程設置都已事先設計好,其所能擁有的自主性相對較低。例如,在工業機器人終端用戶企業中的設備維修類操作工,他們按照既定流程對新技術產線的機器設備進行操作和維護,而其自身對完善生產流程的自發性則顯得較弱。在實踐中,不少智能制造企業會采取雙軌式的人才培養策略,一方面通過積極鼓勵研發類工程師自行開展自主研發的工作任務及項目設計來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則通過有效管理生產線操作員工的技術規范來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規制其技術勞動生產的自主性。

3.控制型

控制型關系主要指的是在傳統制造業勞動者的生產過程中,技術所提供的功能是對勞動生產的各個方面實行嚴格地控制,以期達到更高的生產效率。在這種類型中,技術控制不僅體現在流水線設計等物理空間的生產技術控制上,也表現在工廠制定并實施一系列關于勞動管理規章制度的科層技術控制上,從而對勞動者形成“雙重控制”的狀態。勞動者本身對已設定好的生產技術設置通常不會產生任何修補或改良技術準則的自發性過程,同時他們一般也沒有辦法進行自由選擇工作場所或勞動時間等行為。因此,勞動者在工作自發性與工作自由度兩個維度上皆處于較低的水平。

在20世紀初,當流水線生產技術逐步成為諸多工廠進行大批量生產的主要模式后,通過流水線精細化的技術控制,挖掘并占有勞動者在工作現場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產業工人的勞動過程受到嚴密控制與管理規訓,他們開始像螺絲釘一樣,按照事先規定好的步驟完成相應的工作內容和生產勞動。機械化的技術應用會導致工人逐漸喪失了原本所應擁有的工匠技能與勞動控制權[28],隨即產生“去技能化”的趨勢,即布雷弗曼所稱通過科學管理手段造成“概念(conception)”與“執行(execution)”的分離[6]。在這個過程中,機器技術的應用與更迭將會使其成為生產的中心,而勞動者則可能會變成更為邊緣化的輔助性勞動力,其勞動力價值會發生大幅下降的狀況。在新一輪的技術變革中,這種情況的確也可能會不斷出現,并對勞動者帶來不少負面影響,如自動化流水線生產中的勞動降級[29]、勞動者工作議價能力的普遍削弱[30]等問題。屬于控制型關系的這類低技能勞動者,很可能會成為技能極化現象的另一極,即生產一線工人不僅失去了對“概念”的掌控,也逐漸會失去對“執行”的主動權,步驟簡單且流程標準化的流水線崗位極可能會逐步被工業機器人所取代。例如,在企業引進機器人及自動化產線后,原先生產工人的工作變得簡化,從操作工崗位退化為運輸物料或看管設備的輔助工人,機器人技術的引入在部分重工業企業中使得一些崗位的技術工人被去技能化了。

4.靈活型

靈活型關系主要是指在平臺經濟興起之后所產生的一系列平臺工作中,勞動者的工作內容及安排等具體勞動事項雖被“固定”在平臺上,但其勞動過程卻享有高度的自由性與靈活性,勞動者可以擁有自主安排工作時間或地點的選擇權。技術平臺的出現,將原本固化的勞動過程與生產關系進行了重塑,生成了一個全新的數字化生產現場(2)目前關于平臺勞動的研究中,有不少學者提出關于“數字勞工(digital labor)”“創業勞工(entrepreneurial labor)”等概念,拓展了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研究所覆蓋的領域及對新興行業的關注。。在互聯網與移動技術的幫助下,平臺系統中的數字算法對勞動者進行著隱匿的勞動控制,并塑造了新業態的勞資關系模式。這種類型,勞動者本身不掌握信息技術的生產與創新,即對于技術算法并沒有形成任何具有自發性的修改或完善技術準則的過程,但顯然,這類勞動者在工作安排及管理上表現出較大的自由度,不僅可以靈活安排工作時間,也可以自由選擇工作模式。

新技術平臺的廣泛應用催生了一批以低值技能為主的工作崗位,由此應運而生的平臺勞動者僅需具備最基本的通用性技能即可勝任。以外賣騎手為例,他們只需經歷兩個步驟便可成為騎手:一是注冊平臺系統,二是在平臺上接單。而其勞動價值則主要體現在送餐環節,從平臺接單后便開始正式配送,并在完成到店、取餐及配送等不同階段任務,最后確認送達即標志著完成整個勞動過程。與傳統制造業不同,騎手在其勞動中并不生產某個具體產品,其價值體現于商品的流通環節。同樣地,網約車司機也會經歷相似過程,在注冊平臺賬戶通過審核后便可開始接單,并在完成送客服務后獲得勞動報酬。平臺所提供的崗位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普遍不高,因此這類崗位的可替代性極強,不同平臺勞動者也可以隨時在不同行業之間轉移,如有不少網約車司機就曾做過騎手,而騎手也可以在獲取駕照后成為網約車司機。不難看出,平臺系統對于勞動者的勞動內容及工作流程均實施了較強的技術控制,降低了勞動過程的價值體現,因而平臺勞動者通常不太可能具有較高的工作自發性。

對于大多數平臺勞動者來說,平臺工作的吸引力主要是體現在這類工作兼具工作自由性與選擇靈活性的特點。一方面,在技術嵌入下的新業態勞動治理中,平臺雇傭模式逐漸替代了傳統的雇主—雇員模式,轉變為一種完全通過互聯網平臺發展的新技術來對勞動者進行管理。平臺勞動者不再需要面對來自雇主的直接管理,他們的工作安排全部來自平臺所發布的任務,即通過派單形式,在接單后隨即開始執行任務,并在結束任務后獲得相應報酬,這也被看作是一種游戲化的工作模式[31]。不論是外賣騎手,或是網約車司機,他們大多都可以自行決定工作時間、地點以及休息休假,甚至也可以決定其勞動供給方式與薪資水平。如網約車司機就對工作狀態的選擇具有非常強的主觀能動性,有的會選擇做全職,有的會選擇周末或晚上做兼職,有的對搶單規則極其熟悉,因為算法規則的改變會直接決定其收入水平。從這一點上來看,平臺勞動者普遍呈現出較強的工作自由度。另一方面,這種自由度往往也會受制于作為技術控制而存在的平臺算法。通過大數據的模擬算法,網約車司機能夠被派到何種單往往并不取決于自身努力程度,而是由不同平臺的算法所決定。因而,技術平臺始終在幕后充當著隱形管理者的角色[32]。又以騎手為例,技術平臺不斷通過線上數據的積累來匯總消費者信息進而提升派單效率,與此同時,平臺系統也在騎手的派送過程中通過采集線下配送大數據來不斷優化算法[33],這是一種平臺在“責任自治”框架下所采取的貌似自由的新型勞動時間控制策略[34]。此外,除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配送員和司機等平臺工人群體外,平臺勞動者還包括了以腦力勞動為特點的勞動者,如網絡作家、短視頻博主等基于網絡媒介進行內容生產的創意勞工群體。此類平臺工人對于工作內容的時間與空間安排同樣具有較高的自由度和靈活的工作行為選擇,但即便他們所從事的是需要一定創意性的腦力勞動,這類勞動者本身也并沒有辦法對由算法技術事先設定好的準則進行自發性的更改或創新,而是時刻接受并根據現有的平臺準則展開其勞動過程[35]。所以,平臺勞動者所感受到的這樣一種“高自由度”的工作狀態是與平臺的技術控制相伴相生,共存于其勞動過程的全部環節,這是一種看似“自由”的自我勞動管理,卻又始終處于被技術監管的勞動控制之中。

四、技術變革與新技術工人的發展及其關系互動

從上文對技術與勞動之間關系變化的闡述中,本研究提煉出勞動者在工作行為選擇上所呈現的外部性特征及其對工作內生性維度的開拓發展,即工作自由度和工作自發性這兩個關鍵因素的互動機制,進而形成4種類型的關系,這為理解當前勞動發展的新趨勢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范式(圖2)?，F有研究主要存在兩大流派[36]的爭辯:一是關于技術是否可能替代勞動,即技術決定論;二是持技術中立的觀點,認為技術并非單方面的影響勞動,勞動同時也作用于技術,即形成互補關系。對于技術范式的討論,不僅需要考慮到技術對于勞動的替代“好不好”的問題,而且關于技術“能不能”替代勞動的問題也同樣值得關注。

圖2 新技術應用與新技術工人的關系互動

從技術作用于勞動者的視角來看,技術與人類勞動之間的關系從最初的輔助人類勞動并補充勞動的不同形式,發展到后來對勞動過程有所限制,乃至更深層次地進行精細化管理,以及在技術發展進程中與人類腦力勞動之間發生互相形塑的作用機制。以本研究所討論的新技術工人為例,首先對于互構型新技術工人來說,以知識勞工為例,他們本身的技能價值普遍較高,技術對于他們的工作來說一般多以數字化工具的形式呈現,因而其受技術作用的程度相對來說處于較低的位置。同時,他們在工作過程中還可能進一步發展技術工具。此外,對于協助型新技術工人來說,如智能制造業的技術工人,他們在不同工作崗位上受到技術控制的程度不一,相對而言操作工受到技術的控制因素會更大,而技術工則具有一定的自發性,并且在群體內部可能會發生因技能升級而有所演變的趨勢,即從一線操作工成長為技術工程師。而作為靈活型的平臺勞動者來說,他們屬于擁有技能值較低的群體,受到技術控制的作用程度最高,平臺系統的算法技術對勞動者個體的勞動全過程管理通過實時線上的數據記錄進行監控,并且以多重“游戲”任務的形式來對勞動者展開激勵與評價。

從勞動者使用技術的維度來看,當技術應用持續進行著推陳出新與迭代發展,勞動者不僅需要不停地適應新技術的推廣使用,對技術進步帶來的新形勢也需要保持精力投入以習得新技能。在這一點上,互構型新技術工人,在使用及發展技術上的程度最高,尤其是核心型知識工人群體,他們不僅要熟練掌握已有技術的科學性內核,同時也要不時發展開拓技術的創新性外延,從而拓展技術變革中的技術創新部分,將技術運用與未來發展相結合。在協助型新技術工人中,智能制造技術工人對于技術的使用主要體現在對硬件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上,例如對于“機器換人”背景下的自動化產線升級,就需要技術工人不斷完善現有的操作技術并提高生產效率,充分運用技術更好地為生產服務。在靈活型的平臺勞動者看來,他們使用技術的層次和程度均屬于較為基礎的水平,主要是學會使用不同平臺程序的操作界面即可,而對于程序背后所涉及的各類算法技術一般并沒有過多干預或改變,他們通常只能接受已設定好的技術程序所制定的工作規則。

就目前的新業態勞動格局來看,技術作用于勞動者的方式各不相同,并且在不同產業中,勞動反作用于技術的程度也各有千秋。從學界的討論來看,產業關系理論學派認為既要有參與到新技術發展的主動性,也要同步適應技術進步帶來的新變化,而此過程應當關注到是以“人”為中心,還是以“技術”為中心,由此將帶來不同的發展趨勢。例如,前者的技術發展模式會將重點放在“補充”和“協作”,而非替代勞動的技術上[37];后者則會將技術作為優先考量的因素,作為勞動主體的人將會遭遇技術的替代而失去勞動及經濟收入,并被剝奪勞動力技能,受到的勞動控制也會增強[38]。從本研究所討論的不同類型新技術工人內部動態轉化視角來看,技術發展所造成的“機器換人”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將一部分從事重體力勞動的低技能工人替換掉,例如在引入自動化生產線的車間里,新技術設備的應用首先替代的是那些具有較大危險性、重體力的崗位,如機床切割、搬運重物等。有研究表明,“機器換人”確實改善了一線工人的工作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危險性工作任務的安排[39]。對于這部分勞動者,他們在工作崗位被替換掉后,其中一部分人會選擇直接退出制造行業轉而進入第三產業,如進入極具靈活性的平臺勞動工作中,“技術”在這種情況中主要承擔的是替代性的角色;而另一部分人則可能會選擇通過技能再培訓的方式去適應新技術應用帶來的技能轉型,從而轉化為能夠適應新技術變革的新產業工人,對于自動化生產線來說,他們將會成為可以操作新技術設備展開一定技術編程的勞動者,這里的“技術”所發揮的是一種補充性的協助功能。因此,在實踐中探討技術與勞動的關系互動應當從現實問題出發,綜合性地考慮勞動者個體的技能發展、企業內部的管理變革以及國家制度政策變遷等一系列關乎技術社會的長遠發展問題,并進一步從動態演變視角來考察在這一變化過程中技術與勞動的良性互動,及其對勞動產業政策的前瞻性影響。

五、結論:新時代勞動治理的技術轉向

基于對技術與勞動二者互動關系的理論辨析,結合當前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中涌現的新技術工人群體這一現象,提出建構新技術工人類型學的分析框架,分別從勞動者在工作自由度與工作自發性兩個維度上的特征呈現進行闡釋,由此形成互構型、協助型、控制型與靈活型4種類型,并體現在當下發展迅猛的互聯網、智能制造以及平臺經濟等新興行業中。新技術應用打破了傳統行業的壁壘,在其快速推廣過程中也催生了新業態勞動格局,因而需要加強對這些新出現的新職業及新技術勞動者的深度關注,以更好地應對技術升級帶來的可能性風險。

本研究的闡述主要集中于新技術工人的演生及其類型劃分,基于現有理論探討下所做的類型學分析是一個探索性的基礎研究工作,亦可為后續深入探討技術革命對勞動治理及勞動政策的變化影響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首先,新技術的引進與應用在創造了許多新興行業的同時,也給勞動者帶來了不少未知的職業風險,然而普通勞動者往往缺乏抵御這類風險的能力。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以勞動法律和社會保險為主,其在面對雇傭關系極具靈活性的技術平臺和技術升級所產生的失業風險時,也逐漸彰顯出一定的局限性。以靈活型的新技術工人為例,基于共享經濟平臺的這類勞動雇傭關系不再是傳統標準化的固定模式,而勞動者亦需面對多元雇主的虛擬化平臺對其勞動權益帶來的潛在風險。從勞動政策的完備性上來看,地方政府相關部門需進一步完善技術平臺靈活用工的法律法規,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可以得到合法保障,推動該群體的社會保護機制構建。其次,在技術工人的培育方面,不僅制造業技術工人需要具備健全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新技術工人所涉及的平臺勞動者也面臨技能升級的境況。如讓配送騎手學習掌握無人配送機器的相關操控技術等,因而不同類型的新技術工人均需形成有針對性的技能形成體系,完成其技能更新過程,實現整體技能水平的有效增值,這就需要為新技術工人的技能轉型提供相應的勞動保護政策,并注重分層次分梯度分專業的技能形成制度建設,有側重地增強預備技能人才的培養基礎并擴大基數。再次,在技術發展的可持續性上,需要逐步建立對新技術工人職業發展的長效保護機制。尤其是對于互構型新技術工人來說,“35歲危機”在互聯網行業中普遍存在,但從知識技能的培養路徑來看,這個年齡階段的技術工人具備一定的實踐經驗和知識積累,且正值其自身職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理應受到相應的制度保障,因此需重視中青年技術人才專業性技能的長期發展與工作自主性的重點培育?？傮w而言,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語境下,應當充分重視針對不同產業工人類型的技能培養與技能更新,為廣大新技術人才的技能轉型提供有效的勞動保護政策,完善公共培訓服務體系以及其他相關公共福利政策。因此,這就需要地方政府具有較長遠的前瞻性意識,建立有針對性的社會保護機制,完善新勞動業態的法律法規政策,積極應對新技術時代帶來的諸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