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職生核心自我評價與網絡偏差行為: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張亞利,靳康悅,武文莉,樊敬存,徐曉霞

(1.河北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2.石家莊工程職業學院 基礎部,河北 石家莊 050024;3.邢臺經濟開發區崇德小學,河北 邢臺 054001)

移動互聯網終端的普及和眾多移動應用的推出,使得數字媒體與人們的生活聯系越來越密切.如今手機作為移動互聯網終端代表已經進入了尋常百姓家,當下人手一部手機已經不再是新鮮事.數據顯示,中職生互聯網普及率高達98.8%,超八成擁有自己的上網設備[1],這說明中職生有了更多時間和機會接觸網絡.但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它給學生學習和生活帶來好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不良現象,尤其是網絡接觸過多可能會導致網絡欺凌、網絡游戲成癮和短視頻依賴等.中職生學業無聊和倦怠情緒較多,加上相對單調的校園生活,使得學生更愿意借助網絡尋求一些心理滿足感.這也讓中職生在網絡使用過程中更容易出現一些問題行為.數據顯示,中職生對于社交和娛樂類應用存在明顯偏好,經常網聊的比例比未成年網民平均水平高22個百分點,網聊、玩游戲、看直播、進行內容創作的比例均為各學歷段最高[1].由此可見,中職生可能成為網絡偏差行為的易感群體.已有研究主要關注了攻擊行為和線下欺負行為,但對中職生網絡使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偏差行為及其表現還缺乏分析,因而有必要就該現象展開相關探討.

網絡偏差行為(Internet Deviant Behavior,IDB)是指在數字環境中對他人精神或名譽造成損害或困擾的越軌行為[2],如網絡謾罵.研究表明,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的發生率在24%～68%不等[3],并較為常見.此類行為不僅會擾亂健康上網環境和社交氛圍,還會給受害者帶來情緒和行為困擾,常見的有抑郁、壓力、創傷后應激障礙、自殺意念和自殘行為等[2,4-5].由于網絡的可傳播性和可存儲性,使得網絡偏差行為一旦出現,短期內不良影響便很難消除.正因如此,諸多研究著眼于分析其影響因素,既有研究表明,家庭因素(父母越軌、父母監控、童年虐待等)、社會人口學因素(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年齡、藥物使用經歷等)、社會化因素(低自控力、道德推脫等)、受害經歷(暴力受害、生活事件等)以及學校和個人因素(傳統欺凌、學校氛圍、學習成績、自我效能感等)均能誘發網絡偏差行為[2,5-6].但這些影響因素中很少涉及核心自我評價.自卑感強、自我評價低是中職生突出的特點,這也可能成為網絡偏差行為的風險因素.根據社會控制理論,個體對自身的評價會影響社會規范的遵從性,從而間接對偏差行為甚至犯罪行為產生影響[7].核心自我評價較低的個體會產生“破罐破摔”心理,在社會交往過程中易產生敵意歸因,憤怒感較強,容易出現網絡過激行為.此外,從成績和能力上難以獲得周圍人的認可,中職生傾向于網上通過偏差行為損害或愚弄他人獲得精神上的撫慰感、力量感和控制感等,進而畸形提升自我價值感[8].相關研究發現,低自尊個體的確容易在網上對他人進行攻擊[8].因而本研究提出假設1:核心自我評價能夠顯著預測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

本研究發現,自我控制可能是值得關注的中介變量.自我控制是指抑制不被社會規則允許的行為,并使自身行為符合大眾期望和道德規范的能力[9],是一種積極心理素養.一方面,自我控制能力能夠抑制網絡偏差行為出現.問題行為理論表明,問題行為的重要根源在于個體自我控制能力低下[10].自控能力較強的學生不僅自律意識強,上網過程中行為也更加理性,這類學生能更從容面對網絡中的危險情景,能有效應對網絡風險,減少網絡偏差行為出現[10].此外,自控能力較強的個體更能約束自身上網時間,降低網絡依賴,也能夠減少網絡偏差行為[11].實證研究也發現,自我控制與諸多網絡偏差行為存在顯著負相關[10].另一方面,自我控制能力也受核心自我評價水平影響.核心自我評價水平較高的個體不僅幸福感和獲得感高,消極情緒也較少,因而成長主動性更強,讓個體“想進行自我控制”,從而有利于自制能力的塑造和養成[12].此外,核心自我評價水平較高的個體擁有更高的自我效能,能給個體帶來積極的網絡使用信念,讓個體相信自己有能力進行自我約束和控制[13].相關研究發現,與核心自我評價相關的自尊成分與自我控制存在顯著相關且前者能夠顯著預測后者[10-11],因而本研究提出假設2:自我控制能夠中介核心自我評價與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

綜上,目前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基本特點尚不清楚,核心自我評價、自我控制對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機制也未探討.鑒于此,本研究將詳細調查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檢出率等基本特點,并分析自我控制可能在核心自我評價與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中起到的中介機制,為將來干預研究提供具體依據.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

通過整群抽樣,選取重慶市2所中等職業學校21個班級,征得學校和任課教師同意后,在晚自習時邀請學生填答問卷.被試擁有知情同意權,填寫完畢可領取1瓶飲料為獎勵.問卷共發放533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填寫不完整、作答有規律等),收回有效問卷466份,有效率為87.4%.被試包括男生219人,女生247人;一年級153人,二年級151人,三年級162人;平均年齡為17.2±1.37歲.

1.2 研究工具

1.2.1 核心自我評價量表

核心自我評價量表由杜建政等修訂[14],包含10個測驗條目,單因子結構.采用1(很不符合)～5(非常符合)級計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87,效度良好(χ2/df=3.02,GFI=0.96,NFI=0.95,IFI=0.97,TLI=0.95,CFI=0.97,RMSEA=0.07).

1.2.2 簡版自我控制量表

簡版自我控制量表由Fung等修訂[15],共11個條目,包含自律、沖動、健康習慣、自我調節四個因子.采用1(很不符合)～5(非常符合)級計分,該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81,效度良好(χ2/df=3.03,GFI=0.96,NFI=0.91,IFI=0.94,TLI=0.91,CFI=0.94,RMSEA=0.07).

1.2.3 網絡偏差行為問卷

網絡偏差行為問卷由劉麗芳編制[16],共26個條目,包含在線過激行為、欺騙行為、色情行為、不良信息發布和隱私侵害5個維度,每個條目自1(從來沒有)～5(經常發生)計分.問卷總均分如果超過3分就代表網絡偏差行為較重.問卷Cronbach’α系數為0.92,效度尚可(χ2/df=2.92,GFI=0.87,NFI=0.84,IFI=0.89,TLI=0.87,CFI=0.89,RMSEA=0.06).

1.3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23.0進行網絡偏差行為檢出率分析和人口學變量差異分析等,運用Amos 23.0進行中介效應檢驗.

1.4 共同方法偏差

作答中采用過程控制策略,設置反向計分題以及答題中途間隔一分鐘等手段降低反應偏差.作答后采用單一因子驗證性因子分析法將所有變量納入同一因子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17],發現模型擬合較差(χ2/df=16.92,GFI=0.78,NFI=0.76,IFI=0.77,TLI=0.69,CFI=0.77,RMSEA=0.19),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顯.

2 研究結果

2.1 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的特點

分析發現,網絡偏差行為均分低于中間水平,但從個體得分來看,所有學生均有過至少一種網絡偏差行為,按照篩選標準(均值≥3),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檢出率為4.3%,表明網絡偏差行為相對普遍,且少數學生程度較為嚴重.就各因子分數而言,網絡過激行為分數最高,不良信息發布得分最低.此外,從人口學變量差異顯著性檢驗發現,性別上,男生網絡偏差行為顯著多于女生;年級上,網絡偏差行為隨年級升高而上升(表1).

表1 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的特點

2.2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發現(表2),核心自我評價與網絡偏差行為呈顯著負相關.自我控制與網絡偏差行為呈顯著負相關.核心自我評價與自我控制呈顯著正相關.

表2 核心自我評價、自我控制與網絡偏差行為的相關情況

2.3 中介效應檢驗

首先,以核心自我評價為自變量預測網絡偏差行為,計算總效應.結果表明,模型擬合良好(χ2/df=1.14,GFI=0.99,CFI=0.99,NFI=0.99,IFI=0.99,TLI=0.99,RMSEA=0.02),且總效應顯著(β=-0.16,P<0.001).其次,加入中介變量(自我控制),結果顯示,模型擬合依然良好(χ2/df=2.97,GFI=0.96,CFI=0.97,NFI=0.95,IFI=0.96,TLI=0.94,RMSEA=0.07).路徑系數顯示,核心自我評價能夠顯著預測自我控制(β=0.41,P<0.001),自我控制能夠顯著預測網絡偏差行為(β=-0.30,P<0.001).采用Bootstrap方法(重復抽樣1 000次)檢驗中介效應顯著性.結果發現,中介效應顯著(95%CI=[-0.25,-0.10]),但直接效應不顯著(95%CI=[-0.11,0.12]).這表明,自我控制在核心自我評價與網絡偏差行為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圖1 自我控制在核心自我評價與網絡偏差行為間的中介效應模型

3 討論

3.1 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的特點

本研究發現,網絡偏差行為中的網絡過激行為最為突出,表明未來應著力管控中職生的網上過激行為.以往研究發現,中職生的攻擊行為較為突出[18],本結果與之相類似.中職生的線下攻擊行為在學校的高壓政策下發生頻率可能有所下降,但并不表示該群體內隱攻擊性的降低.網絡空間更具隱秘性,不易被學校管理人員發現,因而攻擊性會在網絡中有所體現,如網絡過激行為.網絡欺騙和網絡色情行為在中職生中也存在,說明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心理健康服務體系的構建尚不全面,網絡中的健康上網行為及其反面網絡偏差行為應該納入到心理健康教育內容中.此外,有部分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較為嚴重,提示應重視特情學生篩查,及早發現、盡早干預.

本研究還發現,男生網絡偏差行為明顯多于女生,這與同類研究結果一致[2].這是因為女孩的羞恥和內疚感比男生更高,因此,女生在網絡空間中不易出現網絡過激行為或網絡色情行為[2].此外,男生的道德推脫水平高于女生,共情能力又比女生差,這使得男生為他人著想的能力下降,從而更容易不負責任地在網上做出越軌行為[19].本研究還發現,中職生網絡偏差行為年級差異顯著,嚴重程度隨年級升高而增加.這與中職生的學情相一致,年級越高,學生學業成就兩極分化就越嚴重.因學習基礎不牢而“掉隊的學生”進一步增多[18],這就使得掉隊的學生可能選擇偷偷上網來消磨時間.上網時間的增加會增大網絡偏差行為出現的風險.另外,年級越高,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受控制感體驗就越深,這也會使學生積聚一定的不滿情緒,加上獨立意識的增強,高年級學生會更易做出網絡偏差行為[2].

3.2 中職生核心自我評價與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核心自我評價不僅與網絡偏差行為存在顯著相關,并且前者能夠顯著預測后者,這與類似研究結果一致[8],從而也證明了假設1.該結果符合社會控制理論的觀點[7].自我價值評價對個體行為起著重要的參照和指導作用.自我價值感較強的個體,會努力保持好習慣和好榜樣,以維護自身的價值形象,也會較少做出網絡偏差行為.此外,核心自我評價較高的個體,責任感較強,網絡使用過程中網絡道德意識清晰,不愿意也不輕易做出網絡偏差行為[20].核心自我評價較高的個體,往往學習成績也較好,會有更好的奮斗目標和更明確的學習計劃,常常能夠得到學校的重視,因而會將精力主要投入到更加有意義的活動中,這使得學生接觸互聯網的機會和時間有所減少,網絡偏差行為也會有所減少[21].總之,本研究結果表明,以往研究發現的環境因素可能對網絡偏差行為構成威脅,但可能是遠端因素,而個體對自身價值的評價對網絡偏差行為起到的作用可能會更大.

3.3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自我控制能夠完全中介中職學生核心自我評價與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結果證明了假設2.這表明個體對自我的認識和評價最終需要通過影響個體的執行控制功能系統,從而對有機體的行為產生作用.這與最近提出的I-PACE模型的觀點比較一致[22],同時也拓展了該理論的應用范圍.個體的認知因素作用于執行功能,不僅會對成癮行為產生影響,還會對網絡偏差行為產生影響.具體來看,核心自我評價能夠降低個體的自我控制水平.核心自我評價水平較低的個體從認知上具有“不想控制”的想法.由于自我價值感較低,導致行事過程自律性差、規則和規范意識不足,對于積極表現和榜樣行為的樹立不太重視,因而常常會出現一些不良的行為習慣,也常常好沖動,導致自我控制能力較差[23].核心自我評價水平較低的個體在能力上具有“不能控制”的傾向.由于自我價值感偏低,其正念水平不足,無法將認知資源集中到自我控制行動中去,因而控制能力也會偏弱[24].另外,較低的自我控制水平又會導致網絡偏差行為的出現.自控力強的個體可以根據社會規范主動對認知、情緒和行為施加影響,抑制不良反應,從而減少網絡過激等偏差行為.反之,自我控制能力的降低,會使個體抵御誘惑、調整自我的能力減弱,因而更易出現網絡偏差行為.因此,自我控制在核心自我評價誘發網絡偏差行為的過程中起到了“橋梁”作用.

4 教育實踐啟示

男生以及高年級中職生更易出現網絡偏差行為,因而社會各方在進行干預時應該以此為突破點,給予男孩和高年級學生更多的心理上的關切,并在這類群體中多科普網絡偏差行為的危害,以便提高網絡道德和網絡文明意識.由于核心自我評價和自我控制能夠影響網絡偏差行為,并且二者能夠產生聯動效應,因此,學校德育教育或心理健康教育應該根據中職生培養特點,有針對性地開設心理課程,著力提升個體自我認同感和控制感.首先,要讓學生學會從學業之外的角度看待自我、悅納自我、發展自我.家長和社會也要給予中職生一定的認可和尊重,讓中職類學生生活和學習更有積極性,自身成長更有價值認同.同時,學校和家長也要注意學生控制能力的培養,不僅要從家規家風和校風校紀中嚴抓嚴管,還要注重學生個人成長主動性的培養和基本心理需求的滿足,激發學生主動控制的意愿和互相監督控制的環境氛圍,從而減少網絡偏差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