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轉型：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演進與進路

陸宇正 湯霓

摘 要：職業本科教育的辦學模式經歷辦學熱度持續走高的域外發展歷程與辦學實踐逐漸受到重視的國內進階之路，整體上呈現出內外部協同互促的轉型理路。聚焦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特征發現，其轉型樣態是雙重辦學思想、協調化辦學結構與配合型辦學制度的集合體。面向未來，我國職業本科教育必須樹立理念為首、資源奠基、制度保障的辦學觀，通過促進自主辦學與可持續發展、優化條件突破制度慣性束縛、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體系等具體策略把握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方位。

關鍵詞：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新制度主義理論；高質量發展；轉型

職業本科教育是我國教育改革的新生事物，穩步推進職業本科教育辦學實踐具有重要意義。2022年5月，新修訂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以下稱“新職業教育法”）規定“?？茖哟胃叩嚷殬I學校設置的培養高端技術技能人才的部分專業，符合產教深度融合、辦學特色鮮明、培養質量較高等條件的，經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審批，可以實施本科層次的職業教育”[1]。于是，越來越多高職院校將發展目標鎖定到職業本科教育辦學上，由此帶動“辦學模式”概念使用頻率激增。潘懋元先生將辦學模式定義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以一定辦學思想為指導，在辦學實踐中逐步形成的規范化的結構形態和運行機制”[2]。目前，我國職業本科教育存在不同形態的辦學模式?！岸嘣霓k學模式無疑為職業本科教育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辦學規模與辦學效益的矛盾與張力”[3]。順應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國設置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邏輯起點，但對于其中的要素構成與邏輯定位，卻仍未在學界達成共識。因此，本文通過梳理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轉型理路，探尋其演進過程中的發展樣態與進階方位，為推動我國職業本科教育穩步發展提出轉型上的展望。

一、轉型理路：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演進史

辦學模式在實踐中有著明確界定，是指“舉辦、管理或經營學校的體制和機制的樣式或范式”[4]。在我國，職業本科教育將培育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視為其根本育人目標，為此其辦學模式通過開展各類教學活動服務于人才培養。雖然“職業本科教育”這一概念由我國首次提出，但相似的辦學模式卻早已在國際上有所實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ISCED2011》中對國際公認教育資格證書進行系統分類，其中職業本科教育對應的是第6級ISCED教育課程（ISCED-P），以培養學士或等同水平的專業人才為辦學宗旨。歷史制度主義強調借助制度運作、路徑依賴以及多元動因等厘清事物發展走向。為此，基于對這一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錨定，從國內外視角分別論述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轉型的演進歷程。

（一）辦學熱度持續走高的域外發展歷程

在國際上，高層次職業教育的緣起主要憑借大學辦學實踐中附加的職業屬性而產生。18世紀以前，歐洲主要大學的辦學模式帶有一定的職業屬性。例如，意大利薩拉（Salern）大學最初為醫學院，博洛尼亞（Bologna）大學則緣起于法學院。初代大學與“追求神圣的真理和知識”之間有著相當長的距離，甚至被許多學者定義為當時主要的職業培訓機構。[5]魯迪（Willis Rudy）甚至毫不隱晦地描述，“中世紀高等教育機構涉及到的許多辦學內容都不加掩飾地具有職業屬性”[6]。隨著“博雅教育”理念的推崇，高等教育旋即轉向知識傳授與文化傳承的功能上，西方大學具有職業導向的辦學模式受到冷落。一直到18世紀中期，高等教育才開始與工業化建立起零星聯系，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專門學院或技術學院得到創辦。例如，法國于1747年創立歷史上第一所工程師學?！屠韪呖坡窐驅W校，德國薩克森王國于1766年建立礦山學院等。此類學校培養“地方高級技術管理人才或技術官僚（礦山、冶金和建筑等），課程設置十分強調應用”[7]。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程度的持續推進，產業生產越來越需要具備專精技能的職業型人才。一直到20世紀后半葉，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才首次規?；爻霈F。有學者基于機構淵源與命名的分類原則[8]，將該階段出現的職業本科教育機構的辦學模式劃分為三類：第一類以開設跨學科的應用課程為辦學特色，多見于英國、葡萄牙、芬蘭等國；第二類通過設置分門別類的專業培養人才，存在于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國的高等?？茖W校中；第三類則是依附于大學的學院內部辦學，常見于瑞典、荷蘭、挪威等國。伴隨時間推移，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越加豐富，不同國家也開始進行創新式的有益嘗試。例如，德國應用技術大學于1996年開始與綜合大學試辦“雙元制”課程，承擔支撐產業轉型與企業升級的技術攻堅重任，并于2009年成立德國第一所雙元制大學——巴登符騰堡雙元制應用技術大學；日本則于2019年實施專門職大學和專門職短期大學的新型大學制度，開展實踐性、應用性辦學模式，側重培養學生服務各行各業的特定職業能力。

（二）辦學實踐逐受重視的國內進階之路

在國內，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借由多種形態發展至今。自清末頒布“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以來，農工商礦學校開始傳授農、工、商各業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但黃炎培卻指出：“所謂實業教育不過加讀農商業教科書數冊，其結果成為農業國文、商業國文而已，今后之富國政策將取徑于職業教育?！盵9]新中國成立前后，北洋工藝學堂、上海美術?？茖W校、無錫國學專修館、吳淞商船?？茖W校等?？疲ㄩT）學校在國內享有盛譽。這些學校采取專業化的辦學模式，人才培養過程極具行業特色，使當時高等教育體系中蘊含著職業特性。20世紀70年代，為推進工業化進程，我國技工學校開始繼續招生，工廠也逐漸開設了技工教育，但由于缺乏專門性質的學校教育辦學模式指導，大批生源入學后直接進入工廠工作，與工廠學徒無異。[10]1999年，國務院頒布《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要求完善職業教育培訓和繼續教育制度，使高校高新技術產業為培育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做貢獻。有學者指出，該計劃“在過去‘三改一補’的基礎上允許部分本科院校設立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從而“將本科職業教育推向了規?；l展的時代”。[11]步入新世紀，高等教育走上了普及之路，《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正式將高等職業教育引向發展的“黃金時代”。然而，該階段并未正式樹立職業本科教育的合法性地位。一直到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的頒布，才將探索與發展職業本科教育作為我國職業教育改革重心。為貫徹落實《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進一步規范與完善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管理，教育部辦公廳于2021年印發《本科層次職業學校設置標準（試行）》與《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專業設置管理辦法（試行）》，明確要求各類學校遵循標準開展辦學實踐，如實驗實習項目開設率達到100%、實踐課課時占總課時的比例在50%以上等。隨著現代化建設，企業與用人單位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量與需求種類持續提升，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機構數量增加。自2019年職業本科學校試點辦學以來，推進路徑包括“2014年規劃設想”“2019年試點22所學?！薄?021年穩步發展方針”“規模10％目標”等，截至2023年5月我國已形成33所職業本科學校的辦學局面。

無論基于國內外何種視角，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都源于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各行業對高層次專門人才的迫切需求。職業本科教育是經濟社會結構調整后的教育產物，其辦學模式旨在建立健全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機制，在教育內部遵循實踐教學原則，對教育外部提供人力資本、社會服務與技術創新等。為此，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必須著重體現多主體參與的辦學特征，發揮工藝與技術研發改造的辦學功能，立足成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動力源泉。

二、轉型樣態：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特性表征

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既是辦學形態的外顯化，又全面展示其辦學機制，具有普遍性與特殊性合一的特性表征。規范制度主義認為，行為受規范驅使，組織或個體的行為遵循“適當性邏輯”。[12]具體而言，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核心樣態是辦學思想、結構和制度的集合，剖析這些要素有助于從邏輯層面把握這些特征，從而描繪出職業本科教育的轉型樣態。

（一）實現雙重支撐與服務的辦學思想

辦學思想是學校依據國家教育方針、當前社會發展需要以及學校辦學訴求所形成的有關如何辦學育人的思想體系與實踐方式的集合。職業本科教育辦學實踐遵循何種思想？要回答該問題并非易事，每種模式的產生都有其直接原因與目的。當前職業本科教育走的是多元化辦學道路，就辦學主體而言，涉及職業本科學校、高等職業院校、獨立學院、應用型本科院校、開放教育大學等；就辦學形式而言，包括整體升格辦學、合并升格辦學、部分學院開辦專業、高校轉型舉辦、聯合培養育人等。區別于普通高等教育，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思想主要體現兩大基本遵循：第一，必須支撐產業轉型升級，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職業本科教育借助辦學模式將人才培養與生產實際相結合，確立了服務現實社會生產需要的辦學思想。隨著越來越多傳統產業與行業被高新技術所改造，為提升自身服務與賦能水平，舉辦或開展職業本科教育的各類學校格外“注重內涵發展與特色發展”，“專業設置以先進制造業為主、急需短缺服務業為輔，推動‘崗課賽證’綜合育人，強化‘學練賽考’育人模式”[13]，為傳承職業知識與技能創造條件。同時，職業本科教育對學生文化課水平的要求不低于普通本科教育，對于技能掌握與職業素養發展要求明顯高于職業?？平逃?，體現“學力—能力—實力”三提升的高階目標。第二，必須服務學生全面發展，滿足個體職業生涯發展需要。職業是人類與社會銜接的橋梁，個體的社會化發展離不開職業。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直接面向具體工作崗位開展專業教育，提升學生整體職業素質，有效幫助勞動者獲得一專多能而增加創收，從而提升其生活條件與生存質量。同時，職業是個體實現生命價值的重要基礎，為此職業本科教育牢固綁定“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辦學愿景，重視學生全面發展與人格養成，將個體穩固的職業生涯發展融入學生的全面發展，促使“職業教育”與“本科教育”融為一體，滿足人民群眾對高質量職業教育的期待。

（二）共性與個性相互協調的辦學結構

辦學結構是指組成教育系統的子系統、各要素關聯方式與作用形式，以及系統內外部諸因素的關系形式。厘清職業本科教育辦學結構是把握其辦學模式的重要前提。徐國慶指出：“一所教育機構對學生的培養能力也是基于其辦學要素的總和……而不僅僅是課程、教學”。[14]因此，理解職業本科教育辦學結構不能僅囿于人才培養維度，而要從整體上進行把握。職業本科教育要遵循辦學思想指導，其辦學結構至少包括以下六個共性功能：第一，職業本科專業定位于服務高端產業，通過合理設置形成緊密對接產業鏈與創新鏈的專業體系，以優化提升職業本科教育提供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技術技能創新服務、應用型科研成果等的能力。第二，所育人才是領域內技能高手與技術專家，在操作能力、遷移水平、創造思維、復合素養等方面具有競爭優勢。第三，能夠通過產教深度融合為師生與勞動者提供參與生產實踐與增強職業能力的條件與契機。第四，對教師要求更加嚴苛，教師要具備極強的技術知識理論功底，有豐富項目實踐經驗與熟練技能操作水平，針對人才在內隱知識、緘默技能與默會素養上的培養，教師還需有一套先進、獨到、偏重實踐應用的教學方法論。第五，從內部資源層面滿足職業本科教育辦學質量符合職業教育自身發展需要，通過課程資源、教學資源、實習實訓資源等共同維護職業教育屬性。第六，能夠與優質企業深度合作，開展面向應用的技術協作，共建技術技能創新平臺、科技企業孵化器、眾創空間等組織，并服務企業技術升級和產品研發。上述六個方面所構成的辦學結構承載了職業本科教育的多維度功能。但必須強調的是，各類學校有自身辦學特色與專屬個性，是其在基礎功能上發展起來的特殊表現。而這種辦學特殊性是“學校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對自己的優勢不斷提煉、擴散、升華而形成的突出的、個性化的精神風貌及相對穩定的、不可替代的辦學風格”[15]。辦學特色的發揮有助于教育機構表現出不可替代的影響力，為此需要學校加強辦學建設，不斷增強自身辦學實力。

（三）內外部共同支持配合的辦學制度

辦學制度是學校依據所處教育類型構建適合的內部治理結構，并實行符合自身特點開展的辦學機制。[16]辦學制度與學?；A密不可分，對于整體升格而成的職業本科學校而言，其前期教育積累往往更加豐富，因此會通過制度依賴繼續深化自身優勢；反觀民辦高職升格而成的職業本科學校，其辦學呈現“基礎弱”“原有辦學慣性大”等問題[17]，亟需優化內部制度并爭取外部支持。從此意義上看，職業本科教育辦學制度主要涉及內部協調與外部協同兩個方面。一方面，設置保障辦學活動順利開展的內部協調制度。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思想要求學校辦學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利用國家政策與新職業教育法所賦予的合法性權利，堅守職業教育屬性下的自主辦學理念，建立與完善學校內部治理運行機制，并制定學校長期發展規劃，持續推進高質量辦學行動。然而，世界銀行發布的“最小政府失敗”案例與2015年FIFA蘇黎世年會前夕的腐敗案都揭示了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為此，從另一方面而言，職業本科教育辦學離不開社會各界利益相關者的深度參與和協同治理。各類學校應當牢固樹立協同治理理念，重視產業對技術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積極將社會資本引入辦學實踐之中，強化職業本科教育與市場之間的聯系。同時，依據自身專業建設需求，以產教融合與校企合作為基本導向，不斷深化與行業、企業、第三方組織、科研院所等的合作辦學網絡，將實踐教學、技能型人才培養、應用型科研、技術技能創新服務等功能綁定在協同治理的辦學制度上。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伴隨著相關權利主體之間的責權利博弈，必須從源頭上平衡各方利益，才能確保辦學制度有效執行，以達到服務學生職業發展、服務社會生產現實需要的辦學目的。學校若將社會服務視作傳統意義上的必要環節，那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影響輻射會相對有限。然而，若形成不囿于教育內部的辦學制度，正視職業本科教育“準公共產品”的屬性，那么在市場體制的支持下，其辦學模式將產生更強大的輻射影響力?？傊?，學校需結合自身辦學基礎與發展目標，制定內部協調與外部協同相融合的辦學制度，形成有效的內外部合作網絡，通過嵌入社會生產的真實需求，制定有助于自身高質量發展的制度藍圖。

三、轉型方位：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進路

當前我國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可進一步細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整體升格、合并等方式建設職業本科學校進行辦學；另一類是普通本科院校在部分學院里設置職業本科專業參與辦學。無論采取何種模式辦學，其辦學實踐都面臨著現實挑戰。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必須通過對制度的重新設計來實現路徑的變化。為實現舉辦高質量職業本科教育的目標，相關主體應堅持以職業本科教育為牽引，通過尋繹發展進路建設出高格局、高質量、高適應的辦學模式。

（一）理念為首，促進自主辦學與可持續發展

辦學理念是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宗旨、方向與準則。職業本科教育辦學理念并非解決辦學質量問題的“靈丹妙藥”，也并不能提供可以直接套用的“萬能模版”與“必背公式”。然而，它作為一個集價值闡述、使命闡釋、責任闡發等功能于一體的行動哲學，其實質是一種對“未來發展定位和愿景的高度凝練，更是對辦學行為的明確要求”[18]。為此，源自學校需求的內生型辦學理念是推動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轉型的根本力量，而職業本科學校與普通本科院校的自主性態度是激發辦學模式轉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行動的根本保障。目前，部分學校對職業本科教育戰略意義與具體辦學模式缺少理性認識，盲目爭取外部資源與空間，這種缺乏理念指導的盲目行動勢必導致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轉型的舉步維艱。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行動者不僅具有能動性，還具有反思性。[19]所以，各類學校的辦學行動都會受到能動性影響，并在反思中呈現出不同辦學理念。學校管理層必須破除追求同質化發展的傾向，根據自身辦學模式、發展現狀與發展目標，提出類型化、特色化的辦學理念，并以此指導自身辦學實踐發展。具體而言，各類學校應在保證實現政策與法律中的辦學目標的基礎上，根據所處地域、自身優勢、對接產業、服務群體等，形成更具個性化、人本化、具體化的辦學理念。與此同時，由于職業本科教育目前存在“辦學基因不同，學校的辦學理念和定位不夠清晰”的問題[20]，為此，各類學校要將增強職業本科教育辦學質量與可持續性視為自覺自發的主體行為，主動規劃辦學轉型的技術路線，盡快擺脫對學科化育人、學術型科研、理論性教學的路徑依賴，形成職業教育屬性鮮明、適應性強、內外部相協調的辦學模式，在錯位發展中尋得符合自身長期發展定位的辦學之道。

（二）資源奠基，優化條件突破制度慣性束縛

辦學離不開物質條件的支撐，除了“校園、建筑、儀器設備等相關條件”外，還需要有“優秀的師資隊伍和充分的辦學經費”。[21]為創新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需要從多種渠道獲得高層次職業教育辦學的行動方案與實踐經驗，并有針對性地改善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條件，這是各類學校突破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專業教育“制度慣性”束縛的主要途徑。當前，職業本科教育辦學實踐中存在“資源和條件匱乏的問題”，“難以支撐保障職業本科教育的穩步發展”[22]，而任何一方面的資源不足，都可能會對辦學模式功能的發揮產生直接影響。所以，教育行政部門與各類學?？梢詮膰H成熟辦學經驗、行業協會規范與要求中獲得轉型啟示，以此具象化辦學模式的質量評價與保障要求，堅持“整體規劃、協調推進、高質建設”原則，制定詳細的辦學條件提質擴容計劃。具體行動上，至少要從硬件條件與師資隊伍兩方面深化轉型行動：一方面，學校要依據師生數量與服務程度加大基礎設施、實習實訓設備、教學與生活場所等的建設力度，打造高端化的技術知識學習與技能習得場域，夯實職業本科教育實踐教學條件與辦學基礎。另一方面，要打造具有獨特優勢的高水平師資隊伍，推動政校企研深度合作，聯動建設職業本科教育師資培養基地，借助基地功能落實職業教育師資定期到崗實踐的相關制度，培養高層次、高水平、具有“多師素養”的教師教學創新團隊。同時，還必須設置專兼教師招用的“直通梯”與校企人員互通的“旋轉門”，為學校引進更多大國工匠、能工巧匠、科技領軍人才、行業名師等人才提供便利?？傊?，在進行辦學轉型進程中，學校要始終堅守“質量是辦學生命線”的原則，主動為辦學改革尋求各類資源與合作契機，積極推進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創新式發展，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陷入質量低下的辦學窠臼，增強職業本科教育作為新生事物的活力與發展生命力。

（三）制度保障，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體系

辦學制度是保障辦學模式功能實現的重要規范，但為了避免冗余制度造成“制度破窗效應”，需要通過構建相應治理體系以促使制度有序運行。制度運行的有序性對于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功能的發揮具有正向影響作用。由于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根植于區域經濟與行業企業，其產生目的在于持續提升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與貢獻度，所以推動地方政府與教育主管部門、行業企業、用人單位等多元利益相關者協同參與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治理是保障辦學實踐高質量開展的邏輯要求。[23]為推進多元主體協同治理體系的構建，必須基于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轉型共識融入辦學思想與定位，從而形成長效、規范、穩定、互利的治理契約。首先，必須高度重視多元參與主體。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突破傳統職業教育存在的內外部隔離問題，通過多種優勢資源的交換互補，貫通政府、學校、行業、企業、第三方組織、科研院所等主體之間的合作渠道，并混合運用權威手段、激勵手段、能力手段等多種政策與治理工具，促使各主體之間有機融合，形成職業本科教育協同辦學的新模式，以提高辦學實踐質量與效能。其次，形成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的治理目標。各類學校在制定相關合作政策時，要瞄準經濟社會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技術與工藝環節，制定符合社會需求變化的專業建設動態調整機制，及時改善微觀層面的辦學與人才培養工作，增強辦學模式針對性與專業布局精準性，避免功利化、評價化、形式化的辦學實踐。最后，拓寬服務多功能辦學模式的治理手段。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涉及人才培養、技術創新、社會服務、交流合作等多個方面，支撐多功能辦學模式的治理手段必須借助人工智能、云計算與網絡技術等工具手段促進辦學活動有序開展，逐步探索互利共贏的新型辦學模式與合作機制。

四、結語：未竟的轉型

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因時而變，發揮著服務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重要功效。在辦學模式矛盾凸顯的現階段，職業本科教育在我國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亟需通過辦學模式來鞏固職業教育屬性，要求學校既要繼承職業?？平逃l展形成的優勢特色，又要自主探索有別于其他類型院校的轉型新路。目前，針對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的研究主要從其內涵界定、矛盾闡述、問題梳理等視角展開，但若長期從消極方面解讀辦學模式將會導致對自主辦學行為的片面否定，鑄造“千校一面”的同質化、機械式辦學范式。反觀之，本研究將辦學模式定位為職業本科教育建設進程中自身使命、個性、優勢等的彰顯則更具時代意義。當然，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仍處于未竟的改革與進階階段，本研究作為職業教育領域的前瞻性探索嘗試，還需與職業本科學校、普通本科院校等展開深入合作，尋繹有助于辦學模式切實轉型的具體踐行路徑。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模式將成為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元素，成為一種極具特色又體現高技能人才培養的代名詞，成為未來我國職業教育轉型的重要議題。

參考文獻：

[1]新華社.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EB/OL].（2022-04-21）[2022-09-07].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375.htm.

[2]潘懋元，鄔大光.世紀之交中國高等教育辦學模式的變化與走向[J].教育研究，2001（3）：3-7.

[3]潘海生，林旭.遮蔽與澄明：穩步發展職業本科教育的關鍵問題與可為路向[J].高校教育管理，2022，16（3）：46-56.

[4]趙慶典.論高等學校辦學模式的發展與創新[J].教育研究，2002（3）：28-32.

[5]李強.大學理念再思考[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5（2）：37-45.

[6]RUDY W.Universities of Europe 1100-1914：A History[M].Teaneck，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84：32.

[7]黃福濤.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變化和發展[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4，35（3）：9-20.

[8]關晶.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國際經驗與我國思考[J].教育發展研究，2021，41（3）：52-59.

[9]田正平，李笑賢，編.黃炎培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147.

[10]陸宇正，劉曉.職業教育助推產業工人隊伍建設：命題解析與行動路徑[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0（18）：86-92+96.

[11]莊西真.我國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前世今生——一個歷史制度主義視角的分析[J].教育研究與實驗，2021（2）：57-62.

[12]海因茲-迪特·邁爾，布萊恩·羅萬，鄭硯秋.教育中的新制度主義[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7（1）：15-24+188.

[13]曾天山.職業本科教育發展之道[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22：4.

[14]徐國慶.高職教育高等性的內涵及其文化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11（10）：68-70.

[15]李祥斌，張兆安.以管理促學校內涵發展[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2（5）：68-70.

[16]趙慶年，祁曉.高等學校分類管理：內涵與具體內容[J].教育研究，2013，34（8）：48-56.

[17]溫伯穎，尹虹宇.本科層次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現狀調研——以江西省14所本科職業教育院校為例[J].職教論壇，2020（4）：131-137.

[18][21]別敦榮.應用型高校的辦學理念與建設路徑[J].中國高教研究，2022（4）：1-8.

[19]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綱要[M].李康，李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20-26.

[20]石偉平，蘭金林，劉笑天.類型化改革背景下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發展的困境與出路[J].現代教育管理，2021（2）：99-104.

[22]梁克東.職業本科教育的實踐探索、發展瓶頸與推進策略[J].中國高教研究，2021（9）：98-102.

[23]陸宇正，曾天山.協同共生：職業本科教育辦學治理的邏輯生成與運行機制[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2（11）：48-55.

（責任編輯 陳志萍）

收稿日期：2022-12-26

作者簡介：陸宇正，天津大學教育學院2021級博士研究生；湯霓（通訊作者），教育部職業教育發展中心副研究員。（天津/300350）

*本文系國社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課題“高質量發展背景下職業教育產業學院發展模式與運行機制研究”（BJA230039）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