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擴散效應研究

邱湖淼,張 順,宋振騏,陳昌志

(1.四川職業技術學院 科技與產教融合處,四川 遂寧 629000; 2.重慶郵電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重慶 南岸 401122;3.山東科技大學 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院,山東 青島 266400;4.電子科技大學 空天科學技術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1731)

一、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

跨國油氣管道項目從管道的途經區域,包括跨越消費國與資源國之間的油氣管道,以及經過消費國、資源國之外還涉及到第三國領土的油氣管道。事實上,資源國、過境國和消費國往往都不止一個國家,比如BTC原油管道的資源國,就包括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三國,亞馬爾-歐洲天然氣管道的過境國就包括白俄羅斯、波蘭等國,“聯盟”南線干線管道起自俄羅斯,經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兩個過境國,到達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其頓、土耳其等歐洲消費國家。其中,一些資源國兼具過境國的身份,中亞經俄羅斯到歐洲的天然氣管道,俄羅斯既是過境國也是資源國,一些過境國也是消費國,俄羅斯經烏克蘭到歐洲的天然氣,烏克蘭既是過境國也是消費國[1]。

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油氣管道的政治風險不僅可能涉及到政府的主體行為,也可能來源于政治風險事件和行為,同時也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和國際關系的影響。如圖1所示,項目所處政治環境則可以涵蓋不同主體和不同風險因素。

本文認為,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是項目所在外部環境和項目自身的不確定性使項目結果與項目預期目標出現偏差的可能性。

圖1 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示意圖

二、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擴散過程

從能量研究的角度,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能量不斷聚積,最后沖破了項目的穩定安全閾值,使得風險能量(風險影響)從油氣管道項目中開始擴散。事實上,在風險產生階段就出現風險的擴散,只是該階段風險擴散處于隱性階段,或者說是風險擴散的能量是很小的。項目政治風險擴散階段是項目風險擴散的顯性時期,從時間、空間和強度三個維度同時展開進行風險擴散。

時間維度主要是指項目政治風險是一個持續擴散的過程,擴散速率在不斷變化,其間也會由于系統特性而出現項目風險擴散的突變。由于項目政治風險擴散后,由于風險和擴散對象的特性差異,也會出現對一些主體的擴散的時間延遲特性。

空間維度則是項目政治風險擴散在空間范圍的延展性,本文主要是從項目、企業和政府三個層面的層層擴散來體現項目風險擴散的空間變化。由于政治風險的漣漪效應和傳染特性而出現風險擴散范圍的不斷擴大和延伸,越來越多主體受到風險影響。

強度維度則是指項目政治風險擴散的風險能量,即原始項目政治風險的能量有多大轉移到其他主體,主要是項目與擴散對象的關聯關系以及政治風險擴散系數有關。特別說明的是,項目政治風險可能由于風險能量變化或者其他內外動因而在項目和其他擴散對象中出現風險變異和衍生風險,導致風險強度出現不規律的變化。

圖2是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擴散形成后的擴散過程圖,首先是跨國油氣管道項目W政治風險事件的產生,該風險事件的產生是多個風險源或者風險因素作用的結果。該風險事件進一步作用于跨國油氣管道系統,隨著時間的增長,油氣管道政治風險受到外部環境因素,干系人因素的影響和項目內部因素的共同擾動作用,這些影響因素彼此之間可能又和政治風險事件發生風險效應,包括風險信息放大和風險耦合放大,導致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能量不斷變化,而項目整體風險熵又可以分為項目自有風險熵(項目、環境)、輸入熵(干系人、環境)和效應熵(耦合、信息)三個部分的總和,而這些熵值增大到最終突破了跨國油氣管道項目W政治風險擴散臨界閾值,使得油氣管道項目內部從相對靜止的狀態變成了激活狀態,并出現了幾種常見的風險表現形式。

圖2 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擴散過程圖

然后當跨國油氣管道項目W的政治風險會通過相關的關聯關系向其他主體進行政治風險擴散,而這種風險關聯關系往往與風險載體密切相關,主要是由于政治流、經濟流而產生的接觸載體,以及信息流產生的信息載體兩大類,而通過風險載體按照橫向擴散路徑,即油氣管道政治風險向項目擴散,縱向擴散路徑,即油氣管道政治風險向相關的企業和政府擴散,只是由于不同層級,油氣管道項目與企業等跨層主體相對連接距離較長,風險擴散能量損耗更多,往往會出現風險擴散的成本更高、擴散延遲時間更長的特點。

除了擴散作用導致的其他項目、企業、政府主體內部的風險能量發生變化外,這些受到擴散的項目、企業和政府主體也同樣受到環境、干系人、主體內部和噪音等因素的作用,而這些因素之間也會發生耦合放大效應,或者與主體的政治風險發生耦合,而主體風險能量突變了該主體的風險擴散閾值后,除了產生衍生風險和風險損失,也會繼續向其他相關主體擴散。與此同時,其他受到油氣管道項目W擴散風險的項目、企業和政府節點,對于擴散而來的政治風險出現不同的感知和判斷并采取不同的風險策略,而感知的差異往往會導致其他主體風險能量被動放大。由于擴散風險耦合放大效應的交互作用,使得其他受到跨國油氣管道W風險擴散的主體內部的風險能量也陸續增大,直至突破該主體的風險擴散閾值,而突破風險閾值的主體也開始自身的風險的擴散過程。

最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其他項目、企業和政府主體的風險閾值被突破,進而不斷傳遞給其他相關主體,最終導致風險持續傳染擴散效應并形成交互作用。并且會將風險影響溢出能源環境體系,對經濟、社會等領域的主體產生擴散影響。同時這些主體的風險損失又逆向擴散影響到初始風險發生的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最終對油氣管道項目產生更嚴重的風險后果。

三、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耦合放大效應分析

由于政治風險擴散方式相對比較復雜,影響范圍往往也是層級擴散和不斷增大。同時在風險擴散全過程中,會產生風險源、風險事件以及其他隨機影響因素之間耦合放大效應,比如雪球效應、蝴蝶效應等就是耦合放大效應的體現。

(一)項目政治風險耦合方式及特點

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耦合是指政治風險事件發生后,政治風險與項目外部環境、干系人或者項目內部及一些其他風險事件要素之間出現的兩者及以上的交互作用現象,從而改變政治風險原始風險值的大小,出現了政治風險的能量變化。按照政治風險耦合效果,可以分為強耦合、弱耦合。強耦合是政治風險與其他風險因素之間兩個或多個要素出現的非線性作用,使得原有參與耦合的要素的整體風險呈現能量和范圍的擴大,出現1+1>2的效果。而弱耦合則正好相反,是多個風險因素耦合作用后出現的風險總體能量降低的情況,即1+1<2的效果,導致風險容易被及時地化解和消除。同時項目政治風險耦合具體特點如下:

1.動態性

動態性本身就是一種不確定性。由于政治風險本身的動態變化特點,風險因素間的耦合作用也往往呈現動態性變化,在不同時刻、不同范圍,不同風險因素會與政治風險進行耦合,而耦合強度和屬性也是動態變化的。動態中風險耦合也并非完全沒有規律可循,通常一些與政治風險耦合比較頻繁或者耦合概率高的風險因素,即使處于不同的環境下,往往與政治風險發生耦合的可能性和程度也會較高。

2.突發性

政治風險耦合可以認為是風險突發性的原因之一,由于政治風險形成往往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進行耦合往往具有突發性和難于預測性的特點。突發性本質是風險能量不斷聚積的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突變過程。而風險耦合往往是政治風險突變的誘因,由于原有的單個風險能量并未導致政治風險的擴散,但是風險耦合過程會出現風險能量的擴大甚至是激增,導致風險能量突然變化并出現突變效應而發生擴散。油氣管道政治風險往往會有多個風險源,風險事件間相互耦合而導致政治風險能量的突變。因此可以視為項目政治風險突變效應包含于耦合效應之中。

3.非線性

線性關系在很多領域的風險研究中是很少見的,大多數風險研究表明政治風險發生耦合后,造成的政治風險能量變化及影響作用不是簡單的線性相加,而是非線性的。風險因素對政治風險耦合作用貢獻的力量是不一樣的,有的風險因素可能形成很大的正向作用影響,而有的風險因素可能形成很小甚至沒有對政治風險產生影響,還有的風險因素可能產生負向影響。但正是政治風險與風險因素的相互耦合,就如同杠桿效應,使得原始政治風險出現放大和縮小的非線性作用結果。比如,俄羅斯對烏克蘭斷氣事件既有烏克蘭橙色革命后的脫俄傾向,也有俄羅斯對低迷油價的變相干預,更有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和地緣政治斗爭的需要共同促使了俄歐天然氣管道的斷氣風波的出現和擴散。

因此,項目政治風險耦合在風險擴散的全過程一直存在,是政治風險擴散過程的一種重要效應,特別是風險擴散形成階段,是風險增大并開始擴散的重要誘因。許多風險因素或者風險事件對跨國油氣管道項目及其他主體作為影響對象,不斷與政治風險發生耦合作用導致管道項目風險能量增加并產生衍生和變異風險。而風險耦合效應也是在不斷發生變化。

(二)項目政治風險耦合放大機制分析

如圖3所示,在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擴散過程的耦合效應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通過耦合分析能較為清楚地認識政治風險擴散過程的風險耦合參與對象、耦合條件、耦合效應等[2-5]。

圖3 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耦合機制

當跨國油氣管道項目(相關主體)某一政治風險事件發生后,首先該政治風險產生風險能量,當風險能量達到一定程度時,政治風險由宏觀靜止的狀態變成動態的風險流,而該事件的風險能量在油氣管道項目不斷聚積,此時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也會與其他風險主體、風險源、風險事件、風險載體互相滲透,發生風險耦合效應。

本文認為與政治風險耦合的風險因素主要分為四個大類。一是人的風險舉動,包括主體的行為風險、關聯風險等,比如項目運營企業、參股方、融資企業等。二是項目的風險行為,主要是項目主體在風險管理技術方面出現的問題,自身脆弱性和內在屬性導致的風險因素,比如項目企業風險管理水平弱,對政治風險判斷失誤以及應對不力等。三是環境的風險狀態,主要是指經濟、政治、社會、生態和信息環境中的風險因素,這里的環境影響因素不僅包括項目政治風險的風險源,也包括其他一些環境風險因素,雖然不一定導致政治風險的形成,但是會參與風險的耦合。四是其他因素,包括一些風險事件和其他突發或者未知要素,這些因素之間或與政治風險作用產生耦合效應。比如,突發的群體性事件、經濟危機等,都可能加劇政治風險,并出現耦合作用。

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耦合效應正是政治風險與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可能是這些因素的耦合作用于項目政治風險,雖然彼此的耦合關系十分復雜,但是借助觸發器的原理,可以認為政治風險與這些因素之間出現了耦合震蕩,而震蕩往往就會呈現出風險強耦合和弱耦合的效果。

弱耦合效果發生后,原始政治風險的能量會隨之下降,風險的威脅也會進一步降低,可能會在某一個時間節點政治風險在油氣管道或者相關主體消失,即政治風險被控制和化解。比如2011年,緬甸北部局勢大變,緬甸北部地方武裝威脅襲擊中緬管道,而我國政府則繼續施加對緬北的影響力,緩和緬政府與緬甸地方的關系,確保中緬管道安全。

而通過兩個或者多個風險要素的作用,耦合觸發器被激活,就出現了政治風險的強耦合現象,使原始的政治風險能量不斷增大,隨著時間推移,超過了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擴散閾值,使油氣管道項目的風險狀態被激活,同時風險耦合也可能對油氣管道項目產生更嚴重的風險損失并誘發新的衍生風險。耦合放大效應也是油氣管道政治風險擴散的關鍵影響因素。環境、干系人和項目自身等眾多因素及相互作用都會成為項目政治風險擴散的聯合助推器。而強耦合往往也會出現風險能量的突變而誘發的蝴蝶效應,以及風險能量疊加的雪球效應等。

油氣管道項目發生政治風險耦合后,到達一定的風險能量,會繼續向其他主體進行風險擴散,在擴散過程中也會發生政治風險的變異甚至衍生出新風險,而直接的結果就是對其他擴散對象,包括起始的油氣管道項目帶來更復雜的風險影響。比如,俄烏斗氣事件雖然表面是天然氣供應的下降和暫停,但其產生的影響引發了下游歐洲國家的供暖困難,哄搶電設備和煤炭,砍伐樹木,啟用核電站以及其他民生問題等一系列衍生風險事件。

同時,管道項目政治風險擴散到其他主體后,會繼續發生政治風險的耦合效應,只是不同主體的政治風險的強度以及受到外界的風險影響因素不同,風險耦合的時間節點、效應、形式會出現不同,當其他主體風險閾值被突破后,又會繼續向相關主體進行擴散。

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耦合的本質是油氣管道項目內外部的風險因素(風險事件)主要是干系人風險、項目風險、環境風險因素以及其他風險事件在油氣管道項目或者其他相關主體之間相互作用,并發生風險因素之間的耦合,導致油氣管道的政治風險能量變化。而在各類風險耦合中,政治風險因素的耦合也是其中影響最大、最復雜的一類耦合,不僅是由于政治風險自身的風險特性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政治關系和許多不同的政治誘因的共同作用,而且政治風險的耦合后果往往也是最嚴重的。以中亞天然氣管道為例,由于該地區的政治體制漏洞,使得貪污腐敗事件時有發生,其產生的政治風險往往會影響中亞天然氣管道項目,而中亞各國的資源爭斗,三股勢力和大國博弈又會與國內的政治環境相互作用耦合,使得中亞管道項目原始政治風險更加錯綜復雜。

因此,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與各類風險因素、風險事件的耦合是十分復雜并動態變化的相互作用關系,當參與風險耦合的風險因素增加后,即更多的因素加入耦合后,往往會出現更嚴重的風險耦合效應,即風險能量快速增加,并且不斷向其他主體進行擴散,并使更多主體參與風險耦合之中。而其他風險因素之間也會發生耦合,并通過作用效果影響項目政治風險,特別是政治風險的強度。

四、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信息放大效應分析

項目信息放大效應往往不是在風險源頭產生,而是在風險擴散對象身上產生,與風險信息化、風險主體感知、風險態度等因素有關,主要是信息化導致的風險放大。比如羊群效應、破窗效應等。

(一)項目政治風險信息放大原因

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信息放大效應在本文可以從兩部分進行解釋,一部分是可以被量化的事實風險,或者理解為是政治風險事件的初始風險量,比如俄羅斯天然氣管道斷氣造成的事實風險。而另一部分是由于各種主觀因素,擴散載體(信息)和油氣管道項目等主體差異導致的實際認知風險,也成為感知風險。而感知風險與事實風險的差異正是風險放大的源頭[6]。事實風險是風險事件客觀產生的風險后果和影響,但是在油氣管道政治風險事件發生后,而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相關主體,包括企業、組織、民眾和項目本身對政治風險發生后的感知和理解可能由于政治風險信息不對稱或者失實,其他內外部動因的干擾,以及風險判斷能力較弱等因素綜合作用,導致對政治風險評估產生感知放大或者失誤,出現了感知風險與事實風險的差異,最終導致油氣管道項目等相關主體的風險應對行為失當,出現了風險的實質放大并產生了高于正常預期的風險損失。

除此之外,風險接受對象的知識局限、信息不對稱、信任缺失、責任懸置、群體-個體應對非理性都是政治風險放大的原因。

(二)項目政治風險信息放大機制分析

圖4是跨國油氣管道項目及相關主體政治風險信息放大機制,從政治風險事件的形成到風險信息放大并產生風險損失或者衍生風險的過程,就是政治風險放大效應的體現[7-11]。

圖4 跨國油氣管道政治信息風險放大機制

政治風險除了實質對管道項目產生影響外,也會依附于信息載體不斷向油氣管道項目及其他相關主體進行擴散和傳播。其中政治風險在這個過程往往會轉化為信息風險,不僅涉及政治風險本身,也由于信息化過程的信息量變化,特別是虛假謠言的泛濫,并通過媒介、新興媒體等載體向其他主體擴散,比如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政治沖突風險,網絡媒介大量報道,并出現俄烏斗氣事件在信息網絡中被夸大和過分解讀,并對油氣管道項目主體產生不同的影響。

而政治風險信息化后也會受到油氣管道內部和外部動因的影響,它可能不是某一個單獨因素引起,可能是很多因素交織起來,主要是一些難以預見的風險源、風險事件和突發情況,包括制造風險誘因、模糊風險信息、混淆油氣管道項目等主體的風險判斷力、組織力和行為力的干擾因素。比如,緬甸2011年政權變更風險發生后,緬甸也不斷放寬媒體管控迎合西方的訴求,而中緬管道也在主流媒體中成為西方國家抨擊的對象,掠奪資源、破壞環境、政府勾結等標簽層出不窮,而美、日領導人也陸續對緬甸的訪問,解除部分制裁,增加援助等行為,不斷對緬甸施加影響力,進而阻礙中國在緬甸的能源投資項目。

而風險主體的感知差異就是風險放大的主要原因,油氣管道項目政治信息風險在媒介傳播過程中,首先對油氣管道產生作用,而由于油氣管道項目主體對政治風險的認知不同,當然也受到自身的文化、制度、利益相關性、風險抵御力、風險掌握程度等多因素的交叉影響,致使項目不同主體對政治風險的感知理解也存在差異,而感知差異還源于主體自身屬性、污名化等。而通常說的感知風險放大,也就是指政治信息風險在項目主體出現的高風險感知效應與低事實風險相悖,出現了事實與感知對立,為政治風險的最終放大制造了條件。比如北溪管道提出和運營各個時期,烏克蘭和波蘭并不單單認為是天然氣輸送和經濟利益問題,而是堅信該管道是對兩國地緣優勢的削弱和減少能源供應的潛在風險,使得其對北溪管道極力反對,并積極與有關各方斡旋和施壓。

由于油氣管道項目相關主體對政治風險的感知變化,導致了項目主體對政治風險認識與事實風險出現了差異,認為風險的嚴重性、破壞性和延續性都超出了目前的實際風險狀態,并且有持續惡化的趨勢或者低估了政治風險的危害,而這些主體對政治風險的誤判或者出于其他目的和動機,導致相關主體在對政治風險的處理上,出現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等現象。而可能進一步導致越來越多主體進行仿效和出現不當行為的羊群效應、破窗效應等,使得風險影響不斷擴大。比如2011年南蘇丹獨立后,中石油對蘇丹獨立后的政治環境預判不足,也未針對性實施風險應對措施,最終出現了新政府勒令中石油強制生產,驅逐中方負責人等情況出現。

油氣管道項目政治信息風險的負面效果產生后,會直接對項目主體進行影響,而項目主體往往會通過自身的風險防控體系、機制和風險儲備金等對政治風險的破壞施加影響和限制,但是項目主體風險行為的失當或者不作為,都會導致政治風險能量的增加。出現風險的感知放大或者風險低估后的實際放大等。而此時,其他風險要素與當前政治風險產生了相互作用,使原始政治風險的危害不斷放大。比如中緬油氣管道運營期間,民眾以生態破壞為由對項目進行小范圍抵制,而中石油企業主打與政府的交流溝通,而忽視了與民眾的溝通對話,導致外部勢力和民間組織不斷煽動和造謠,導致民眾對中緬管道的反對浪潮不斷擴大。

油氣管道項目政治風險不斷放大之后,對油氣管道將產生更大的損失和影響,而政治風險能量不斷增加,當達到擴散閾值后就開始向其他主體擴散,在不斷擴散傳播過程中,由于受影響的風險主體越來越多,甚至覆蓋了某一個行業、區域甚至國家范圍,導致政治風險的影響范圍很大,同時由于政治風險與其他風險因素在各擴散主體間不斷耦合、交織、放大,最后導致發生的風險后果往往遠超出之前的預期。

最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其他項目、企業和政府的風險閾值被突破,進而不斷傳遞給其他相關主體,最終導致各層級風險持續擴散并形成交互作用。同時巨大的風險損失又逆向擴散影響到初始風險發生的跨國油氣管道項目,最終對油氣管道項目產生更嚴重的風險后果。

五、結論

跨國油氣管道政治風險擴散會出現耦合放大和信息放大兩種主要效應,風險耦合主要是政治風險與干系人、項目、環境和其他因素四個大層面內部的影響因素的相互耦合作用,在不同時段產生的耦合效果也是不斷變化的,而耦合更多地發生在政治風險及其政治相關的環境之間。政治風險放大往往是政治風險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出現的信息偏差,以及風險接受主體的從眾效應以及風險感知差異共同作用產生。政治風險放大也是衍生風險和變異風險產生的誘因。同時項目政治風險的擴散不僅依托項目的商業經濟屬性,也會通過政治關系流和信息流進行擴散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