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及解釋

譚靈芝，陳 歡

（重慶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重慶 400067）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2021 年10 月，《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頒布實施，意味著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是長江經濟帶和全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新的動力源[1]。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成渝地區展現出不同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格局。成都地區通過持續強調生態本底和城市綠色低碳發展有機結合，多層次、網絡化和功能復合的一體化生態建設格局初步形成，形成相對較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基礎[2]。重慶地區作為長江上游地區重要的生態屏障，其長期以汽摩、鋼鐵、電子產品為核心的產業結構引致區域發展質量相對較低，經濟高質量發展仍處在戰略發展初期，與之對標的生態高地建設目標難以完全匹配[3]。二者經濟高質量發展也因此顯示出明顯的地域差異，這種區域差異進而引發區域內部之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復雜的空間演變格局[4]。在區域一體化發展背景下，識別成渝地區高質量發展特征，揭示整個區域及區域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時空演變格局及變化趨勢，分析影響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的主要因素，對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協同有一定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文獻綜述

經濟學界關于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的論述和闡釋由簡單到復雜、由模糊到清晰，從表述、內涵和測度上實現了從區域經濟增長質量向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的過渡（馬建堂[5]；劉偉等[6]）。高培勇[7]根據比較政治經濟學和福利國家理論，認為高質量發展是一類與報酬遞增相聯系的總括性經濟制度與機制，并隨著特定歷史條件變化不斷更新和完善。由此，國內一些理論和政策文獻中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邊界也在拓展：一是增加了更多生產要素，從要素質量提升視角進行探討，特別是人力資本水平和數據要素等，均被討論納入增長方程中的“規模遞增”非獨占性新要素（江小涓[8]）；二是更注重發揮市場機制在基礎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逐步強調協調、包容、綠色等非市場調節機制的作用（林伯強[9]）；三是提出了更廣泛的經濟與社會等非經濟因素互動的意義，強調了經濟高質量轉型包含了社會、政治、環境等綜合形態的轉變，突出了治理現代化的意義（劉世錦[10]；張效廉[11]）。

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由一系列復雜因素影響決定。這些因素共同決定區域提升經濟發展能力以及經濟系統的可持續增長能力?？傮w上沿著三個相互聯系的層面展開：即經濟結構的協調升級，包括產業轉型動力、企業技術創新、雙碳實施影響等（陳詩一、鄭義[12]；范子英等[13]）；社會結構中知識中產群體（或知識白領） 的擴大再生產，包括人力資本再分工、城鄉勞動力再配置等（蔡昉[14]；張軍擴[15]）；以及制度在高質量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包括創新激勵積極和社會保護、報酬遞增機制等（劉偉[16]；郭克莎、田瀟瀟[17]）?；谟绊懸蛩氐慕洕哔|量發展科學測度也因此成為研究熱點。多借助多指標體系來測度區域經濟發展質量（師博、張冰瑤[18]；陳景華等[19]；張鴻等[20]）。馬茹等[21]從高質量供給、高質量需求、發展效率、經濟運行和對外開放等五個方面測度我國東中西部高質量發展差異。楊耀武、張平[22]從經濟成果分配、人力資本及其分布、經濟效率與穩定性、自然資源與環境及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社會狀況等五個方面測度了中國1993—2018 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本質上而言，從區域協調發展到追求區域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不僅體現了區域發展理念的變革，也適應了當今中國區域發展轉型的需要。目前學者關于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研究多從以下方面進行探討：一是基于內涵擴展基礎的討論，認為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應遵循一體化和生態文明建設協同推進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也是數量向質量轉換的主要渠道（邵帥等[23]）；二是對區域經濟增長效率驅動的討論，認為區域經濟發展通過提高經濟增長效率、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和降低環境投入成本、縮小區域公共服務發展差異等方式，以多維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高效利用資源和強化環境規制、均等公共服務等路徑提升區域協同增長質量（周黎安等[24]）；三是基于經濟發展系統完善優化討論，從區域經濟發展特征及差異性和時空演變趨勢等角度探討數量向質量轉變模式、要素驅動、主要策略、保障措施等推進路徑（黃群慧、倪紅福[25]；羅必良等[26]）。

上述研究方法及結果更多考量地理或經濟關系的相鄰性，鮮有探討區域內部各主體之間關聯關系對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此外，在研究尺度上，多對全國層面、流域層面以及重點區域，如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區域考察，對成渝地區的研究則方興未艾，有必要通過空間計量模型探究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演變規律及空間溢出效應，并尋求其主要影響因素，充分踐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中“強化重慶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帶動作用”的思想，同時避免中間塌陷。

從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形成政策脈絡看，2006年國家西部大開發“十一五”發展規劃出臺，明確提出建設成渝經濟區。2021 年出臺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正式明確成渝城市群上升為國家戰略，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進入快車道。因此，在樣本年份選擇上，以2005、2010 和2015 年及2020 年四個時間段進行研究：概因不同政策時間節點，其發展重點和要求均不盡相同，引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而這四個時間段與我國經濟發展規劃時間及成渝地區經濟區政策節點基本一致，具有較強政策代表性。相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與現有文獻多關注一國或一個地區整體性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不同，本文除討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整體情況之外，重點關注區域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差異。第二，作為近年來逐漸興起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區域均衡發展相關文獻的延伸，本文基于從更長時間角度探討經濟圈整體和內部變化時空差異，并對區域經濟高質量協同發展的影響因素及影響邏輯進行刻畫，是對已有區域經濟高質量均衡發展相關理論和文獻的補充。第三，本文在對經濟圈整體和四大板塊時空演變規律分析基礎上，從社會經濟發展、政府管控、人力資本和資源環境約束等多角度對四大板塊協同發展影響進行多角度分析，為政府部門政策制定提供研究基礎。

二、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本研究區域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涉及四川省和重慶市44 個縣、市①。包含傳統的成都都市圈、重慶都市圈、成德綿樂城市帶等。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在上述各類產業集群、城市集群發展基礎上進一步整合，形成了完整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規劃范圍。

（一） 研究方法

1.Dagum 基尼系數

摒棄傳統的基尼系數計算方法，利用Dagum 基尼系數探討成渝地區整體及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各指標動態變化及區域內部差異、區域之間差異及超變密度等，并對其進行分解，據此分析成渝地區內部各地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相對差異原因。

2.Markov 鏈方法

傳統Markov 鏈。Markov 鏈是概率空間上的一個以E（至多可數） 為狀態空間的隨機過程{X（t），t∈T：t≥0}，其滿足Markov 性和時齊性（只考慮時齊情形）。在Markov 鏈的情形下，Markov 性與強Markov 性等價。通常采用構建馬爾科夫轉移概率矩陣描述時間和狀態都是離散的馬爾可夫過程，據此判斷各種社會、經濟、環境等變量的內部動態變化過程。具體的，對時間t 的任意ν 個數值，Markov鏈滿足：

式中，X（t?）表征在條件X（ti）=xi下的條件分布函數，通常的，若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轉移概率僅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i和j有相關性，而與v缺乏相關性，則可得到齊Markov 鏈。對式（1） 進行調整可得：

將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劃分為D 種狀態，則可通過Markov 鏈得一個D×D 維的轉移矩陣，該矩陣可以較好地表征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狀態轉移概率，據此可分析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內部動態變化規律和趨勢。

空間Markov 鏈?？臻gMarkov 鏈方法是傳統的傳統Markov 鏈方法和“空間滯后”概念的結合體。該方法可以較好的從空間角度分析某個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向上或向下轉移的概率大小對相鄰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轉移趨勢的空間影響。具體來說，某個地區空間滯后即為該地區相鄰區域觀測值的加權平均，定義為Σj wij yj，其中j為地區j的變量觀測值，wij為空間權重矩陣W 的元素，i，j=1，2，…，D。其次，將D×D 維的轉移矩陣進行分解，形成D 個D×D 的條件轉移概率矩陣。對于第D 個條件矩陣來說，元素uij（D） 表示在第t 年度某一地區的空間滯后類型Di 為條件，從t 年度i 類型向下一年度t+1 轉移為類型j 的空間轉移概率。上述結果可以較好揭示具有空間相鄰關系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動態變化空間聯系。

（二） 指標選擇和數據來源

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相關文獻研究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指標及指標權重參考馬茹等[21]和任保平等[27]，采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通過量綱處理、歸一化處理及信息修正、逆向指標原始數據倒數均值法等數據處理辦法（鈔小靜等[28]；姬志恒[29]），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等五個方面構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表1）。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國家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定位，從數據可獲得性角度，研究范圍里包括了綿陽、達州和雅安全部縣市。數據來源于相應年份的《四川省統計年鑒》和《重慶市統計年鑒》以及社會發展公報等，部分數據來自于相關部門年度工作報告，個別缺失值采取插值法補充。由于對數據進行對數處理不會改變數據原有特征，且因為減少異方差性而降低估計偏誤，因此，所有數據均采用對數形式進入模型分析，并以2000 年為基本年進行平減。

（三）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空格局描述性統計

根據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2005—2020 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分析可見表2、圖1，2005—201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低于平均水平值。2010 年之后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緩慢增長，2012 年之后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迅速提升，2020 年達到最高值。按照不同時間段復合增長率也可見明顯差異，2005—2010 年年均復合增長率為3.46%；2010—2015 年年均復合增長率10.21%；2015—2020 年年均復合增長率為6.52%。 即整個研究期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呈增長態勢，且成都板塊（成）高于重慶板塊（渝）。

圖1 2005—2020 年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測度結果

表2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測度結果

在整個研究期，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個維度指標均值分別為0.442、0.401、0.677、0.547 和0.387。在經濟圈內部，五個指標值均高于均值的有成都市、綿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三個區（渝中區、江北區和渝北區），低值區則主要集中在成都（成板塊） 的資陽和雅安等地，以及重慶（渝板塊） 的黔江、豐都、開州和云陽等地，經濟圈內部顯示出明顯的地區差異化特征（限于篇幅，具體市、縣和區指標值備索）。

分指標維度值分析，創新維度評價值較低，且區域差異最大。高創新值集中在成都市、綿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低值區主要集中在成都板塊的四川雅安和資陽以及重慶的黔南、開州、云陽和豐都等地。整體而言，成渝地區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仍應全面深化，加強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產業帶動創新作用，強化創新要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全面嵌入，以要素高質量投入提升創新效率。低創新值地區多為傳統的農業區縣，主要依靠上級轉移支付維持運轉，缺乏創新必須的人力資本積累和公共財政支持等[31]。對上述低值區，需要將創新與地區主要產業結合，改善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以主導產業技術創新帶動整體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高開放維度評價值和低開放維度評價值分布區域與創新維度評價值區域分布特征基本接近。綠色維度評價低值區主要為高污染和高碳排放企業集中地區，如四川省瀘州、達州和自貢，重慶市萬州和涪陵、長壽等地區，這些地區集聚大量煤化工、制藥和汽摩、電子等高環境投入和碳排放密集型產業。以及農作物主產區，包括廣安、達州、資陽和江津、合川及潼南和銅梁等地，這些地區作為成渝地區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商品化作物種植區等，對化肥、農藥需求量相對較高，農業面源污染相對較為嚴重[32]。協調和共享兩個維度評價高值區為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其余地區相差不大。從縮減非中心區域與中心地區差異視角，應以區域協調發展為基本指導思想，提升成都市周邊及重慶非中心城區各類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并擴展居民增收渠道，推動全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步進行。

概因經濟圈內經濟發展質量存在顯著區域差異，根據經濟發展質量值變化情況，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分為四大經濟板塊：成都市、成都其他地區、重慶中心城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對四大經濟板塊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時序變化進行對比分析。由表3 可見，研究期內，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均高于其他兩個經濟板塊，且成都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始終位居第一，其次是重慶中心城區，但二者在2015 年之后均值和增速差距有一定程度縮減。成都其他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均值高出重慶非中心城區近20%，且二者在2010 年之后有擴大趨勢，2015 年之后差距逐步縮小。從具體時段看，2005—2010 年間，四大經濟板塊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63%、2.91%、2.69%和3.93%，該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較低，且區域間差異十分顯著，這和國家在該階段仍以發展中心城市為主的區域發展戰略有關[33]81。而相對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公共財政能力的不足引致非中心城市整體創新能力、環境治理投入和公共服務投入水平及吸引外部資本能力等均較低，最終引致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相對較大。2010—2015 年，除重慶非中心城區之外，三大板塊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增速明顯，其中成都其他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增長最快。2015—2020 年間，成都其他地區增速放緩，而重慶非中心城區域增速最為顯著，與其他三大區域差距逐漸縮小，但整體仍需進一步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持續推進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區域經濟整體發展格局已出現較大調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等重大會議中多次做出發展區域經濟、加快西部大開發建設的重要部署。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上述政策組合的推動下，重慶中心城區年均增速為7.95%，略高于成都市的7.88%，高于兩地經濟GDP 年均增速。

表3 四大經濟板塊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

三、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差異及動態演進趨勢

為準確描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時空演變特征，沿著成渝地區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的時間演變，并結合Dugum 基尼系數，整體考量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及差異原因，尋求空間演變的方向及趨勢，為全面分析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空間非均衡分布特征提供解釋。

（一） 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空間差異及來源

圖2 報告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Dugum 基尼系數及分區域分解及差異來源。根據圖2，整個經濟圈Dugum 基尼系數均值為0.246，整體差異表現出“縮減-增強-縮減”的顯動態變化趨勢。其中，2005 年為0.246，2010 年為0.237，2015 年和2020 年分別為0.253 和0.239。其中2010 年到2015 年增幅最大。由上述結果可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差異在國家區域一體化發展政策驅動下，并未立即顯示出差異縮小趨勢，這可能和我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過度強調省會經濟發展模式有關[34]。但隨著國家區域經濟發展均衡化政策的深度推進，以及成渝地區整體產業結構調整及人口流動格局的逐步改變，使得成渝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區域的發展質量也會得到較大改善，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有有區域均衡趨勢。

圖2 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地區差距

從表4 四大經濟板塊內相對差異及其變化趨勢可知，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板塊經濟高質量發展地區內Dugum 基尼系數低于全域均值，而成都其他地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基尼系數則高于均值，且成都其他地區內部基尼系數最大，成都市最低。整個研究期內，成都市基尼系數呈現持續下降趨勢，2020 年較之2005 年降幅為16.1%，降幅最為明顯，其次是重慶中心城區，降幅為14.1%。成都其他地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則均呈現上升趨勢，增幅分別為2.48%和1.42%。需要注意的是成都其他地區在2010 年之后增速明顯，2015年之后遠高于全域均值，隨后有所變緩。該結果表明成都市及重慶中心城區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差異逐漸縮小。而成都其他地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內部差異的增加與經濟圈內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極化”發展有關，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經濟地理接壤的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速度較快，相對較遠地區則仍處于緩慢甚至負增長態勢，最終引發區域內部差異增大。

表4 經濟圈基尼系數及其分解結果

區域之間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顯著差異。其中成都市-重慶中心城區之間的基尼系數相對差異在波動中逐步下降。需要注意的是二者基尼系數在2008 年之后有一個突降，這是因為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重慶中心城區固定投資增加額遠高于成都市，以固定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在一定時期內顯著增加地區GDP 總額，但也可能因為錯過經濟和產業轉型引致后續經濟增長乏力。故而在2011年之后，當固定投資產生的經濟增長乘數效應變緩，成都市-重慶中心城區間經濟高質量發展基尼系數相對差異增大，直到2015 年之后才逐步縮減。成都市-成都其他地區間相對差異呈現M 形波動形態。重慶中心城區-重慶非中心城區間地區間基尼系數值相對較大，先增后減，且增幅超過降幅。成都市-重慶非中心城區、重慶中心城區-成都其他地區則均表現出動態增長態勢。成都其他地區-重慶非中心城區的Dugum 基尼系數則呈現逐步遞減態勢。該結果表明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為核心的極化發展現象長期存在，即使國家持續推進區域均衡發展也并未改善國家產業、技術、資金、人力資本和交通等向頭部城市和省會城市集中。成渝地區相對落后的經濟發展基礎和財政能力等，致使其短期內無法實現各種資源向周邊城市持續擴散，也增大了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不平衡趨勢。

從圖3 可見，在整個研究期，經濟圈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和超變密度貢獻率分別為18.89%、62.61%和19.25% （四舍五入，總和不是100%）。從結果看，區域間差異顯著大于地區內相對差異和超變密度，且在整個研究期表現出呈現波動增長態勢。區域內差異貢獻率表現出縮減趨勢，而超變密度差異則呈現出增長態勢，期末較之期初有較大增幅。結果可見，區域間差異影響貢獻率在增加，區域內差異貢獻率逐步縮減。若想實現整個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全面縮小區域之間發展差異，改善區域內發展不平衡狀況。

圖3 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地區差距空間來源

（二）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Kernel 密度估計結果

基于Kernel 密度分析法對2005—2020 年經濟圈整體及四大經濟板塊經濟高質量發展演變特征進行分析（表5）。

表5 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Kernel 密度動態變化特征

第一，整個研究期，經濟圈經濟高質量水平核密度曲線較為快速地向右移動，且移動幅度較大，說明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主峰寬度表現為“増寬－變窄”演進特征，經濟高質量發展絕對差異呈現“擴大→縮小”趨勢。從時序變化看，2005—2010 年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表現為擴大趨勢，并在2010 年達到峰值。與2005 年相比，2010 年核密度曲線峰度有一定程度上升，波峰寬度擴大，并出現側鋒形態，但側峰峰值較低，說明較之2005 年，2010 年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絕對差異擴大，并呈現一定梯度效應和較弱的極化現象。到2015 年，區域間核密度波峰高度繼續上升，波峰寬度仍在擴大，并出現雙峰形態，出現一個主峰和一個側峰，說明較之2010 年，2015 年呈現更為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且絕對差異仍在擴大。與2015 年比，2020 年核密度曲線波峰高度下降，主峰寬度有所縮窄，但雙峰形態并未改變，說明2020 年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絕對差異有所縮小，兩級分化現象仍然存在。需要注意的是，2020 年核密度曲線右側尾部表現為顯著增厚和收斂態勢，該結果說明到2020 年，成渝地區發展水平質量較高的地區數量有顯著增加。

第二，分區域討論可發現，成都市在整個研究期核密度曲線向右移動，且移動幅度最大，該結果說明成都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度持續提升。在分布形態上，主峰寬度呈現持續縮窄態勢，波峰高度明顯提升，說明成都市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縮小，逐步呈現區域均衡狀態。具體時間段分析，2005 年，核密度曲線波峰呈現雙峰形態，表明該階段成都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兩極分化形態。2010 年，核密度曲線仍存在雙峰形態，波峰高度上升，波峰寬度相對收窄，該結果表明在該階段成都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絕對差異在縮減，但極化現象仍貫穿于整個階段。2015 年之后，側鋒消失，成都市處于“單峰”形態。2020 年階段寬度縮小幅度更為顯著，函數區間變小，說明自2015 年之后，成都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絕對差異持續縮小，區域內均衡程度增加。

第三，與成渝地區整體及成都市類似，重慶中心城區在整個研究期核密度曲線也呈現右移趨勢，即重慶中心城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上升態勢。絕對差異變化則表現出“擴大→縮小”特質。分年度可知，較之2005 年，2010 年核密度曲線波峰高度緩慢下降，并基本處于“單峰形態”，表明該階段重慶中心城區內部絕對差異逐漸增大，但不存在兩級分化現象。到2015 年，核密度曲線波峰高度下降，寬度變大，并出現了一個主峰和一個側鋒的雙峰形態，且側鋒峰值逐年緩步升高，說明進入2015 年之后，重慶中心城區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絕對差異仍在擴大，且呈現一定梯度效應，兩極分化趨勢增強。2020 年，核密度曲線波峰高度下降，寬度縮小，側鋒峰值降低，說明該階段重慶中心城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絕對差異縮小，兩極分化傾向降低。

第四，成都其他地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表現出較為一致的變化結果。絕對差異均表現為“擴大→縮小”動態變化規律。其中，較之2005 年，2010 年核密度曲線波峰高度呈微小下降趨勢，波峰寬度緩慢擴大，即該階段兩個地區絕對差異有緩慢增大態勢。但該階段僅存一個單峰形態，且峰值較低，曲線較為光滑，說明該階段不存在極化現象，成都其他地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區域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并不十分顯著。2015 年，成都其他地區核密度曲線波峰高度逐年升高，寬度顯著增寬，該階段出現了明顯雙峰形態，說明該年度成都其他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絕對差異增大，并出現顯著極化結果。而重慶非中心城區核密度曲線高度也呈現類似形態，但寬度增幅小于成都其他地區，且2014 和2015 年核密度曲線右側尾部均出現一定程度增厚和收斂態勢，即在這兩個年度，重慶非中心城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地區有所增加。2020 年，兩個區域核密度波峰寬度有所縮減，縮減程度較小，雙峰形態仍然存在，說明該階段成都其他地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絕對差異有一定程度縮小，但兩極分化趨勢并未減弱。較之經濟圈整體及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整個研究期成都其他地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兩個板塊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變化和兩極化趨勢也更為顯著。

（三） 基于Markov 鏈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動態演進分析

1.傳統Markov 鏈分析結果

首先，參考周敏等[35]，將41 個樣本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值劃分為四種發展類型（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分析每個不同等級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變化的演進狀態。其次，運用傳統Markov 鏈分析方法，計算整個研究期和不同時間段內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傳統Markov鏈轉移概率及其轉移特征，獲知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部動態演進趨勢，結果見表6。

表6 經濟圈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Markov鏈轉移概率矩陣

在整個研究期，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保持中高水平，表現為對角線上轉移概率略高于非對角線，對角線上最大概率為1，最小概率為0.722 1，即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保持穩態的概率最低為72.21（中高水平）。該結果說明成渝地區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向上流動的概率較高。

在考量時間效應后發現，2005—2010 年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處于低和高水平的地區單元發生轉的移概率均保持較為穩定的狀態，分別為80.01%和100%。2011—2015 該值為69.58%和100%，2015—2020 年該值為68.47%和100%。若某地區單元經濟高質量發展處于低水平，2005—2010 年后該地區單元平穩轉移概率為80.01%，2011—2015 年平穩轉移概率降至69.58%，2015—2020 年則降至68.47%，該結果說明低發展質量地區向上轉移概率相對較小。與2005—2010 年相比，2011—2015 年和2015—2020 年兩個階段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向高水平地區單元發生轉移的概率均有所增加，分別為32.24%和38.76%，但向中高水平地區單元轉移的概率有所下降，分別為68.47%和62.07%。上述結果說明三個階段成渝地區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向高水平地區轉移概率較高，低水平地區缺乏向上流動的可能性，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呈現逐步強化趨勢，并呈現一定程度極化現象。另一方面，處于高水平形態的地區單元在三個不同研究階段，其穩態轉移概率均為100%，表明經濟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地區轉換概率相對穩定，高水平地區始終處于自我發展極化狀態。

2.空間Markov 鏈分析結果

采用空間Markov 鏈模型從空間相鄰關系視角，分析某地區單元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其周邊區域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轉移概率的影響。從表7 卡方檢驗結果可知，所有年度Q 統計值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即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轉移概率顯著受空間因素的影響。

表7 空間Markov 轉移概率卡方檢驗結果

根據表8 結果，非對角線上轉移概率并非均為零值，且非均勻地分布在對角線兩側，說明區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可以向相鄰地區轉移，且存在向更高強度階段轉移的概率，該結果表明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間差異調整速度較快。具體的，當低水平地區單元相鄰區域同為低強度地區時，2005年該區域平穩轉移概率為69.74%，到2020 年則為63.53%。若相鄰地區為中低水平區域，低水平地區平穩轉移的概率2005 和2020 年分別為73.27%和62.24%。若相鄰地區是中高和高水平地區，低水平地區2005 年維持平穩轉移概率分別為74.01%和73.89%，2020 年則分別為72.43%和72.01%。該結果說明納入空間地理要素之后，地區轉移概率受相鄰地區影響較大。且低水平地區仍表現為組團式低水平區域，但相鄰地區水平較高時，則自身水平提高的概率也較高。

表8 經濟圈內部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Markov 鏈轉移概率矩陣（T=2005，T=2020）

四、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協同發展的驅動因素分析

如前分析可知，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顯示出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但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的不斷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差距不斷縮小，區域協同發展應成為趨勢。因此有必要分析影響該地區影響經濟圈經濟高質量協同發展的主要因素，以期尋求區域一體化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

（一） 指標選擇

具體運用面板Tobit 模型分析成渝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驅動因素。指標主要來自于文獻和統計數據等。具體包括如下二部分（表9）：

一是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值（ECO）。包括經濟圈整體、成都市、成都其他地區、重慶中心城區、非重慶中心城區。

二是區域經濟社會特征變量。主要包括：第一，社會經濟指標。不同社會經濟指標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總量、主要資本投入等，最終從經濟指標視角影響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具體包括區域產業結構（IS）、城鎮化水平（URB） 和吸引外商投資能力（FDI） 及區域創新指數（ID）、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HT） 等。陳詩一[36]認為良好的產業結構能通過改變要素投入方式提高經濟增長效率，改善經濟增長結構中高投入高消耗產業比例，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帶來正向影響。較早研究中，Acemoglu and Linn[37]發現以人口集中為核心的城鎮化水平能提高地區經濟集約化和技術創新水平。張可云、張江[41]實證檢驗證實較高的城鎮化水平能成為吸引人力資本和其他資本再配置的重要渠道。而一國或一個地區吸引外資的能力越強，其經濟結構可能更加完整或在某個領域具有較高的產業地位，政府的公開透明度也相對較高（蔡曉珊[42]）。一國或一個地區創新能力和高新技術發展水平有利于一般產業向高級化轉型，包括生產率的改善和生產要素的創新，有效提升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降低資源過度投入和低效產出（項松林[43]）。第二，政府政策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強調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因此選取年度財政總支出水平（GOV） 考量政府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府干預度。交通基礎設施（TRA） 和環境規制強度（ENV） 反映了政府提供基礎設施的能力和對環境事務的管理能力。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暢通的物流和技術及信息的交流，而高環境規則強度保障更多的企業主動采取清潔生產方式，并積極通過技術進步等方式降低企業環境成本。第三，人力資本保障。經濟高質量發展視域下，人口總量、結構和分布能更深刻地揭示各類生產要素、經濟內生動力等變化（張占斌、畢照卿[44]）。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能更好地為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人力資源，因此選擇教育基尼系數（EG） 為解釋變量進行衡量。此外，概因在區域碳排放強度指標會對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倒逼機制，促使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并推動與之相關的綠色低碳創新技術的發展，最終促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選擇區域碳排放強度（CI） 作為調節變量。部分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及重慶市和四川省統計年鑒。數據處理方式同上。

（二） 模型選擇

為避免OLS 模型在分析非連續數據過程中易出現的估計偏差問題[45]，因此采用面板Tobit 模型以避免數據估計偏誤。首先構建因變量及其各變量交互項回歸模型：

此時，被觀測變量yit與潛在變量yit*之間關系如下：

假定模型uit服從N（0，σ2） 的正態分布，Tobit 模型最終構建如下：

其次，考慮調節變量CI，設定潛在因變量的調節變量回歸模型：

此時，假定模型uit服從N（0，σ2） 的正態分布，Tobit 模型最終構建如下：

（三） 檢驗結果

1.主效應檢驗結果分析

首先不考慮調節變量進行檢驗。具體分析中，參考陳恒等[42]對交互變量采取數據去中心化處理，以此避免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問題。

根據表10 中模型（6） 結果可知，區域創新能力和高新技術產業兩個指標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均表現出正向影響。在經濟圈內，信息化、智能化和綠色低碳化為核心的產業體系正在形成，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產業基礎。經濟圈創新能力的形成與提升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成渝地區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格局。自主化創新能力形成的技術擴散實現了各類先進要素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有機嵌入，降低了要素分配不合理或不均衡對區域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約束，進而較大程度上提升了整個經濟圈經濟發展效率，優化了經濟結構，推動了區域一體化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區域可見，成都地區區域創新指數估計值最高，其次是重慶中心城區板塊，均在1%統計水平下高度顯著。說明上述兩個板塊區域創新能力能顯著提升整個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成都其他地區雖然呈正向顯著，但處于10%統計水平邊緣。重慶非中心城區板塊區域創新指數則為正向不顯著。但若進一步觀察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水平的顯著性影響可知，成都地區高新技術產值每提高1%，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將提升0.517 3%，而重慶中心城區該值僅為0.232 8%。對比四川省和重慶市2005—2020 年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可知，四川省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打造以成都市為核心的區域創新中心，采取低地價、最大程度稅收優惠和財政高額補貼等方式推動各類高新技術企業在成都市建立研發中心，并承接了相當數量的高新技術企業在成都市落戶。經過近20 余年的發展，成都市逐漸成為西部地區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中心，并通過產業鏈條延伸，向周邊的綿陽市、德陽市和眉山市等地區擴展，也因此帶動非成都板塊創新能力和高新技術產業兩個指標值均為正向顯著。相較之下，重慶中心城區創新能力指標值雖然較高，但區域創新能力尚未完全反映到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上，更難以帶動非中心城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這可能和重慶地區早期仍過多專注于高排放和高污染的汽摩、紡織和傳統醫藥產業為主，產業轉型升級力度及科技創新投入力度較成都板塊有明顯不足。因此，重慶地區需進一步通過改善經濟發展結構和提高產品技術含量，依托成熟的中歐班列、全球最大筆電生產基地等良好產業群和交通優勢，以政策和服務吸引全球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等高新技術等研發中心進入，加快從資本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集群向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集群轉變。重慶非中心城區板塊需全面提高科技創新能力，避免接收重復性低層次的產業轉移，同時借助重慶向西和成都向東的區域發展規劃契機，以產業和服務配套方式盡最大可能獲取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的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發展的溢出紅利。

表10 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協同度檢驗

產業結構和城鎮化率均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顯著性正向影響。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發展規劃形成過程中，受益于國家西部大開發等宏觀政策影響，產業結構升級和城鎮化近乎同步進行，表現為產業結構優化的同時引發城市擴張，大都市發展戰略吸引更多的地區納入到以成都市為核心的成都都市圈和以重慶中心城區為核心的重慶都市圈。更多周邊區域承接和接納來自核心城市的產業、人口和資金等，這種以產業結構優化為核心的城鎮化就地轉化和吸納了各種資本，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各類資源的集約和高效利用，提升了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潛能。分區域看，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兩個指標均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且估計值相差不大。其次為成都其他板塊，非重慶中心城區板塊估計值最低，但均通過5%統計水平顯著性檢驗。2007 年6 月，國務院正式批準重慶和成都兩市設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以“大城市帶大農村”最終推動城鄉一體化成為兩地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在此政策推動下，兩地城鎮化率提升較之其他西部省份更快，以城鎮化為核心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極大提升了兩地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教育水平、生態環境治理和社會制度等均等化程度。成渝地區內部各類公共服務發展水平差異縮小，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結構和社會經濟收益分配逐步趨于均衡化。更因國家持續出臺的各類城鄉一體化發展政策促使產業結構和城鎮布局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合力，由此釋放的政策紅利以城市反哺農村的城鄉統籌發展模式推動了成渝地區協調、綠色和共享發展，最終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長遠影響。

吸引外商投資能力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影響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p>0.1）。從全國外商投資吸引力看，成渝地區仍是較為滯后地區。但從成渝未來發展需求分析，吸引外商投資的能力能較大程度改善經濟圈內資本投資結構，更多吸引發達國家信息化、智能化等高新技術、高端生物技術和高新制造業進入成渝地區，為經濟圈經濟結構優化，發揮資本和技術在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促進作用十分必要。分區域看，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估計值依然為最高，其次是成都其他地區，重慶非中心城區估計值最低。該結果說明成都市依然是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重要區域，特別集中表現為信息技術產業、生物制藥產業、航空航天產業及動漫和游戲產業等向成都市的快速聚集。而近年來源于成都市區的擴張，大成都市的省會發展模式引致吸引外商投資能力逐步向非成都市區擴張，典型如德陽地區的新能源產業、眉山市的新型化工和制藥產業等，均得到迅猛發展。重慶中心城區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新制造業、生物制藥產業及精細化工產業等，而非中心城區則主要依托自身產業優勢，吸引外商投資承接建立各類化工園區、高新農業產業園區等。成渝對比可見，成都地區的外商投資更加多元化，而重慶地區吸引外商投資能力則仍基于傳統的產業基礎。但兩地強有力的吸引外資能力以及良好的外資投資結構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表現出持續的促進作用。

政府干預程度估計系數為負向顯著，且通過1%顯著性檢驗。政府干預度體現了政府財政支出程度及對經濟資源的支配和掌控程度[33]80。政府過度干預能在相當程度上扭曲資源配置和要素合理流動，成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桎梏。從成渝地區經濟增長結構看，現階段以投資驅動區域發展仍占相當大比重，社會資本與政府資本尚未建立合理的投資邊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還需進一步深化。依靠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以推動經濟發展的方式會擠壓社會資本投入，特別是在市場競爭領域過度依賴政府投資會造成投資回報率過低[46]，不利于區域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也最終影響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分區域分析，重慶非中心城區系數絕對值最高，其次是非成都市板塊。地方政府干預程度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重慶非中心城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估計值降低0.411%，非成都市該值為0.375%。該結果表明重慶非中心城區和非成都市兩個板塊政府干預度較高，出現上述情況和兩個板塊包括一定數量的貧困區（縣） 有關，這些地區普遍自身經濟發展能力較弱，多依靠上級轉移支付和地方政府投入發展地區經濟。一旦地方政府無法提供足夠資金投入，經濟發展即會無以為繼，試圖以數量增長向經濟高質量發展道路的轉變最終可能難以實現。

教育基尼系數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生水平提升有負向顯著性影響（p>0.01）。即教育水平的地區差異越大，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越低。教育基尼系數代表了一個地區的義務教育入學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教育結果的均等化程度。成渝地區是我國傳統勞動力輸出的核心地區之一，也是高等教育較為發達地區之一。近年來，接受過更多教育的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可以支撐了成渝兩地經濟結構優化和產業調整，因此，縮減區域間教育基尼系數能極大改善勞動力整體人力資本存量[47]，為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教育紅利和人口紅利。分區域分析，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兩個板塊估計值絕對值最低。其余兩個板塊估計值則相對較高。說明教育基尼系數對經濟相對不夠發達的非成都市和重慶非中心城區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更大。也反映了經濟圈內部仍存在較明顯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現象。因此，若想全面提升經濟圈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需全面平衡區域間教育資源投入，大力推進教育公平化，避免教育資源向經濟發達地區和教育資源頭部地區集中。特別是經濟欠發達的重慶非中心城區和成都市其他地區，亟需政府以市場和行政手段相結合的方式全面加強教育均等化投入，優化區域間教育資源分配水平，全面降低區域間教育非均衡性，以此獲得更為全面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教育支撐。

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度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為正，且通過10%顯著性檢驗。良好的交通基礎設施能較好的改善區域間要素分配不均、強化區域間物資、技術、人員和資金等的融通，縮小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差距。成渝地區自“十二五”和“十三五”大力推進成都市及重慶市兩地間高鐵和高速公路等路網建設。并在國家脫貧攻堅政策驅動下，經濟圈內部主要城市已經高鐵連片，而支線公路和農村村道的進一步完善逐步將更多的經濟不發達地區納入到成都市及重慶中心城區地區的都市圈中。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完善特別改變了經濟圈內不發達地區物流和信息流，產業和商貿的融通使其能通過便捷的交通迅速將其資源和人力優勢變成經濟優勢，使其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助推器。分區域看，交通基礎設施對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在10%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成都其他地區及重慶非中心城區板塊估計值則通過1%正向顯著性檢驗。即交通設施完善程度對經濟相對不發達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更為顯著。在強調成渝一體化的國家戰略規劃目標下，特定區域范圍內路網密度的增加和交通質量的改善將使得成都其他地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地區能更便捷的獲得成都市及重慶中心城區社會經濟發展溢出效應。因此，進一步完善整個經濟圈交通設施布局，降低物流成本，優化資源配置，以完善的交通設施帶動經濟發展向更多區域輻射，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有助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全面提升。

環境規制強度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在1%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一定強度的環境規制能較好規范經濟圈內經濟發展模式。有利于地方政府和更多的企業增加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投入，對以高強度生態環境規制倒逼經濟高質量發展，為經濟圈高耗能、高排放產能有序退出和綠色低碳等新興戰略性產業騰出市場空間，推動區域經濟結構優化，破除成渝雙城經濟圈全面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污染物排放剛性約束，充分釋放發展活力至關重要。分區域看，成都市、重慶中心城區和成都其他地區環境規制強度對經濟高質量發展顯著為正，但重慶非中心城區影響方向為負且為通過1%顯著性檢驗。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兩個板塊在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概因環境規制的強化推動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向周邊城市轉移，自身則成為區域經濟的金融、技術和資本中心，環境規制對兩個板塊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力凸顯。成都其他地區，則因更多的承接了來自于成都市的產業溢出和社會功能，以及成都市對臨近周邊城市的強有力的輻射能力，環境規制強度也同樣優化了這些地區產業結構，為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環境規制強度并未對重慶非中心城區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性影響，可能原因在于重慶中心城區傳統產業，包括汽摩、鋼鐵、化工和食品行業等高工業污染強度產業，以產能轉移的方式向這些地區直接或間接的實施了污染物轉移。數量型經濟增長的慣性發展模式以及較弱的鄰避抗爭能力引致環境規制難以發揮作用。環境規制強度對成渝兩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果性差異，也意味著要實現經濟圈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亟需從源頭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業的進入和擴張，在全面改善經濟發展結構的同時，因地因時進行環境規制的調整，進一步健全一體化產業和環境政策，推動區域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2.交互性檢驗結果分析

根據模型（6） 交互變量估計值分析，區域創新能力與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區域創新能力和區域產業結構、區域創新能力與環境規制強度、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水平與區域產業結構、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與吸引外商投資能力、城鎮化水平與交通基礎設施等交互效應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在1%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區域創新能力與教育基尼系數、區域創新能力與政府控制干預以及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與教育基尼系數、政府控制干預與教育基尼系數等交互變量估計值為負，且通過5%顯著性檢驗。分區域可知，成都市區域創新能力與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區域創新能力和區域產業結構、區域創新能力與環境規制強度、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與區域產業結構、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與吸引外商投資能力、區域產業結構與環境規制強度等交互作用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促進作用，而區域創新能力與政府控制干預交互項則表現出顯著的抑制作用。重慶中心城區表現出同樣的交互效應。成都其他地區區域創新能力與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區域創新能力和區域產業結構、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與區域產業結構、區域產業結構和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水平與交通基礎設施的交互變量估計值在5%統計水平上正向顯著。而區域創新能力與教育基尼系數、政府干預與環境規制強度、環境規制強度與教育基尼系數的交互效應為負。重慶非中心城區交互項效應值與成都其他地區交互效應估計結果基本一致，差異僅在于重慶非中心城區政府干預與教育基尼系數的交互效應也為負向顯著。上述結果說明，若想全面實現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持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區域創新能力優化產業結構。以強有力環境規制從源頭倒逼地方政府和企業經濟發展提質增效，以高質量的外商投資結構夯實經濟發展轉型優化的外部投資基礎，以完備的交通設施和高度城鎮化提供的土地和人力資本筑底經濟高質量發展所需的資源基礎。合理劃分政府投資和市場投資范圍，提高區域間教育均等化程度，以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合力提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制度基礎。對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而言，若想提高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則需以綠色技術創新和強力環境規制根本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大力度吸引外資。對成都其他地區和重慶非中心城區地區而言，控制政府投資范圍和程度，以各類“放管服”改革舉措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同時以更為集約高效方式推進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各類經濟資源向其輻射，提升城鎮化水平、交通設施覆蓋度，及其與產業結構同步協同的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 碳排放強度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對數據處理方式同上。采用層次回歸分析方法進行變量調節效應檢驗，形成如下交互變量，包括N_CI ×ID、 N_CI ×IS、 N_CI ×FDI 和 N_CI ×EG、N_CI×ENV。根據表11 檢驗結果，碳排放強度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在1%統計水平上正向顯著。在我國“碳達峰碳中和”實施路線圖中，成渝地區作為我國西部地區重要的工業生產基地，碳排放強度要求對成渝地區經濟發展有極強的排放量約束與引導作用，促使整個地區不斷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優化，以要素集約利用取代傳統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成本治理的發展方式，最終推動整個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區域分析可知，成都市碳排放強度正向影響估計值最高，其次是重慶中心城區，重慶非中心城區地區碳排放強度估計值最低。高碳排放強度進一步加速了成都市總部經濟、頭部經濟和研發經濟的發展。也推動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主的第二產業，及以金融和信息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逐漸轉變為成都市支柱產業，碳排放強度約束成為成都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對于重慶中心城區而言，高碳排放產業仍占一定比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約束較之成都市更為敏感。碳排放強度約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重慶中心城區產業低碳化轉型，但固有的產業依賴引致重慶中心城區短期之內難以完全轉型，加之與成都市在共有類型的產業競爭中存在劣勢，碳排放強度約束并未能在一定時期內更好提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盡管成都市其他地區碳排放強度約束影響較成都市及重慶中心城區為低，但在承接各類產業轉移過程中，概因與成都市本身產業結構的高度關聯，高新技術產業等產業發展的溢出影響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產業結構。但又因成都市其他地區內部也存在較大差異，距離成都市較近的地區，如眉山、樂山等，更易受到成都市產業結構優化溢出，自貢、雅安等地則更多秉持原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短期內難以實現。最終引致碳排放強度對整個非成都市其他地區的影響偏低。重慶非中心城區地區與成都市其他地區情況類似，但因重慶市中心城區的產業結構，及本身存有相當數量的傳統農業區和貧困地區，其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較其他地區更為艱難，碳排放強度指標難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強約束。根據表11 模型（10） 檢驗結果可知，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較高的碳排放約束能調節區域創新能力、區域產業結構和環境規制強度，并提升外商投資引力，但并不能通過調節教育基尼系數提高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成都市其他地區通過調節碳排放約束對提高區域創新能力和區域產業結構產生正向影響，但對環境規制強度的調節影響為負，可能原因仍在于經濟結構的區域內不均衡發展，顧及碳排放約束指標，環境規制強度對其則可能難以產生強約束。重慶非中心城區與成都市其他地區結果相似，差異在于對教育基尼系數的影響結果，提高碳排放強度并不能調節教育基尼系數進而提高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表11 碳減排強度調節效應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 結論

利用Dagum 基尼系數、傳統Markov 鏈和空間傳統Markov 鏈對2005—2020 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分析，借助面板Tobit模型對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驅動因素進行探討。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整個研究期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值持續增長，但區域內部存在較大差異；經濟圈整體Dagum 基尼系數差異表現出“縮減-增強-縮減”的動態變化趨勢；傳統Markov 鏈和空間Markov 鏈分析結果均證實存在相鄰關系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較強溢出性；區域創新指數、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區域產業結構、吸引外商投資能力、環境規制強度和碳排放強度等指標能顯著提升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 政策建議

首先，以成渝地區區域一體化發展為契機，優化經濟圈內經濟結構，以區域協調增強產業關聯性、互補性，不斷釋放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產業結構優化紅利和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紅利，以低碳排放和高科技含量為核心的二三產業間及圈層內區域經濟發展聯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全面提升，形成“區域協調”和“產業轉型”的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向推進機制。分階段、分類型的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最終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任務。

其次，明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產業為核心推進經濟發展溢出。在未來經濟發展規劃中，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應持續增加高新技術產業和制造業空間分布。成都市其他地區可借助經濟地緣和地理地緣優勢做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高端制造業的配套產業，以此擴展相關產業。重慶非中心城區則應該大力發展其現有的化工、制藥和汽車等重點產業，同時發揮地區自身優勢，以生態文明建設和鄉村振興為契機，推進生態化農業和集約化種植業發展。

第三，結合經濟圈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化的驅動因素，補齊經濟圈整體及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不足的短板。除繼續提高高新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均應持續調整產業結構和擴大對外開放，同時以碳減排強度約束和環境規制制度約束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成都市其他地區應加強與成都市和重慶中心城區產業對接，形成產業配套。非重慶中心城區地區除繼續爭取國家支持之外，根本仍需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增加產業技術含量和資本含量，以資源集約化利用方式，提高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潛能。

注釋：

①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規劃范圍包括重慶市的中心城區及萬州、涪陵、綦江、大足、黔江、長壽、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璧山、銅梁、潼南、榮昌、梁平、豐都、墊江、忠縣等27 個區（縣） 以及開州、云陽的部分地區，四川省的成都、自貢、瀘州、德陽、綿陽（除平武縣、北川縣）、遂寧、內江、樂山、南充、眉山、宜賓、廣安、達州（除萬源市） 雅安（除天全縣、寶興縣）、資陽等15 個市。重慶中心城區包括中區、大渡口區、江北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南岸區、北陪區、渝北區、巴南區等九個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