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獲得與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關聯性

朱海華,張鴻銘

1.四川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2.四川大學 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一、問題的提出

男女平等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我國以法律形式賦予了女性與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和就業權利,二者均是促進男女平等的重要途徑。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2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近年來我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教育獲得性別差距指數達到了0.935,但性別差距指數仍較低,僅為0.678,在全球排名107位,其中經濟參與和機會指數只有0.727[1]。教育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方式,支持女性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從而實現更高質量就業是促進就業性別平等的重要內容。近年來不少研究發現,隨著出生隊列的推移,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受教育程度差異在不斷縮小甚至趨于消失[2-3]。國家統計局2021年發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終期統計監測報告顯示,我國各類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過男生。另一方面,既有研究發現,就業性別歧視是我國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持續存在的重要原因。由此產生的兩個問題是:為什么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逐漸超過男性?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表現與男性的差距是否縮小了?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有助于理解女性的教育獲得與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內在關聯性,對在教育領域與就業領域協同推動性別平等有重要意義。

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研究:(1)對我國各個年代的教育獲得性別差距進行衡量,并比較城鄉教育獲得性別差距的變化情況,分析女性的教育獲得及其激勵變化情況。(2)采用多種指標衡量我國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及其變化特征,更全面、準確地反映女性的就業質量。(3)采用統計方法,從工資收入、就業難度、就業穩定性、就業身份和職業聲望等角度,分析不同層次的教育對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影響。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第一,基于中國的情境檢驗了教育獲得對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大部分研究都主張將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作為提高勞動力市場表現或降低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的重要方式,但目前還鮮有研究基于近年來中國的數據對此進行檢驗。第二,提出了教育影響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非線性特征,即大專及以上教育才能顯著提升女性的就業待遇。這有助于理解就業學歷門檻對不同性別勞動者教育獲得的影響,豐富了教育獲得性別差異的相關研究。

二、文獻評述與研究假設

就業性別歧視一般指在就業的各個方面(工作入職、工資待遇、職場晉升、工作權益保障等)基于性別的偏好、區分或排擠,意味著雇主的工資支付結構偏好男性,在給定勞動技能(通常以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資本指標來衡量)的條件下,支付給男性的工資高于女性?，F有研究主要從工資待遇的角度分析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性別歧視。比如,謝嗣勝和姚先國研究發現勞動力市場上45.6%的工資報酬差異可歸結于性別歧視[6]。趙顯洲認為性別歧視在工資分布的各個階層均存在[7]。羅楚亮等發現行業內的性別歧視是工資性別差距的主要解釋因素[8]。另一方面,教育收益率是衡量就業性別歧視程度和個體教育產出的重要指標。學者們發現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教育收益率(因接受教育而使個人收入增加的程度)顯著高于男性,采用不同數據來源、方法和樣本的大量研究都支持這一觀點[9-11],而且這一差距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12-13]。那么,為什么在勞動力市場普遍存在女性就業性別歧視的情況下,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卻高于男性呢?

既有文獻對就業性別歧視與女性教育收益率高并存的現象進行了較多討論,形成了以下解釋:與男性相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工資差異更大,因此女性多接受一年教育所增加的收入就會高于男性。對女性工資差異大的解釋又可分為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側重于從工作特征的角度進行解釋,認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主要從事體力活動,生理上的差異導致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工資絕對值普遍低于男性,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多從事腦力活動,工資的性別差異小,這使女性的教育投資回報率更高[14-15]。上述觀點可以部分解釋教育收益率的性別差異,但沒有深入分析教育獲得影響工資性別差異的機制。第二種觀點側重于從教育獲得與就業性別歧視關系的角度進行解釋。比如,黃志嶺和姚先國提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后,不僅可以與男性一樣提高工資,還可以降低女性在勞動力市場受到的歧視程度[13]。該文還提出了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降低就業性別歧視程度的三個原因:一是高學歷女性更有能力抵制歧視和尋找高收入職業;二是高學歷女性更可能與高素質群體一起工作,工作環境更平等;三是高學歷女性向雇主提供了關于工作能力、工作意愿和工作穩定性等方面的積極信號,有助于雇主降低對高學歷女性的性別歧視。另外,劉澤云發現職工的教育水平與其面臨的工資性別歧視程度呈反向關系,受教育程度低的職工受到的工資性別歧視程度更高[16]。高法文和高興民也認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受到的就業歧視越小[12]。

上述觀點有助于理解女性的教育獲得對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影響,但對教育獲得與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之間的關聯性缺乏深入分析。如果教育獲得可降低就業性別歧視程度而縮小女性與男性的勞動力市場回報差距并提高教育收益率,這將激勵女性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為此,本文提出假設1:由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女性有更強的教育投資激勵。這可能使得女性受教育程度與男性的差距逐漸縮小,城鎮地區的女性受教育程度甚至超過男性。

另一方面,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勞動力市場表現的性別差距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善也有待考察。既有研究在分析勞動力市場表現的性別差距時,大多數采用的是基于某一時點的數據,難以反映女性整體受教育程度提高后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變化情況。為此,本文提出假設2:長期來看,女性接受更高程度教育彌補了性別歧視造成的就業劣勢,在工資收入、就業難度、就業穩定性、就業身份和職業聲望等方面與男性的差距逐漸縮小。

最后,現有研究對教育獲得提高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作用機制缺乏探討。一般認為,勞動力市場可劃分為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正規部門主要由政府機構、教育機構、大企業等就業單位組成,其特點是工資水平高、工作穩定、就業環境好,勞動者基于固定報酬被招募到一個持久的、正規的崗位工作。非正規部門主要由中小企業組成,其特點是工資低、福利差、就業不穩定,勞動者主要以臨時工、自雇傭或者家庭幫工的形式存在,不享受社會保險和其它非工資待遇,也不受最低工資和勞動合同法保護[17-18]。由于勞動力市場中存在著雇主與雇員的信息不對稱,正規部門就業單位難以在短期內對求職者的實際工作能力進行判斷,只能根據求職者的教育背景等容易識別的個人特征進行篩選,對求職者的教育層次、畢業院校、第一學歷等提出限制性要求,形成學歷背景歧視[19]。在現實中,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等正規部門就業單位普遍設立了較高的就業學歷門檻,通常只有接受過大學教育(大專及以上)的勞動者才能滿足其要求[20]。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持續擴張,受教育程度高的求職者數量快速增長,就業學歷門檻也隨之提高。對女性而言,只有達到就業學歷門檻、進入正規部門就業,才能更好地規避自身劣勢,受到最低工資、勞動合同法等勞動保障制度的保護,縮小與男性的工資收入差距。這意味著各教育層次對降低就業性別歧視的作用可能是不一致的,大學教育可能對改善女性就業劣勢有很強的臨界意義。由此,本文提出假設3:受就業學歷門檻的影響,教育獲得對降低就業性別歧視程度的作用是非線性的,接受?？萍耙陨辖逃龑μ岣吲缘膭趧恿κ袌霰憩F有更顯著的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簡稱為CGSS)數據,刻畫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和工資收入的性別差距。CGSS始于2003年,是我國最早的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的學術調查項目,采用多階段分層概率抽樣的方法,對全國范圍的受訪者進行入戶調查,具有較好的全國代表性。目前CGSS開展了11期調查,已公布了截至2021年度的最新數據。本文將2003—2021年的調查數據作為研究樣本。該項調查詳細詢問了受訪者性別、年齡、戶口等人口屬性特征,并記錄了受訪者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在特定年份的勞動(職業)收入。二是2006—2019年的《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數據,從就業難度、就業穩定性、就業身份和職業聲望等方面刻畫勞動力市場表現的性別差距。該年鑒按照受教育程度、性別兩個維度,對勞動者的待業時間、待業原因、就業身份、職業類別等信息進行了統計,據此可估計受教育程度對男性與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差異。

(二)指標構成

1.教育獲得

基于2003—2021年的CGSS數據,通過對受訪者的受教育程度進行賦值得到教育獲得分值,根據2006—2019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對受教育程度的分類,將未上過學(沒有受過任何教育或者僅接受過私塾和掃盲班的教育)、小學、初中、高中(包括職業高中、普通高中、中專及技校)、大學?？?、大學本科、研究生及以上樣本分別賦值為1、2、3、4、5、6、7,代表7個教育獲得層次。為比較教育獲得的城鄉差異與動態變化特征,根據受訪者的戶口身份和出生年份進行分組描述。共有70 067個觀測值。其中,1994年及之前出生的樣本組觀測值均在613個以上,1995—1999年的樣本組觀測值在180～949個之間。

2.勞動力市場表現的性別差距

(1)工資收入:《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未根據受教育程度和性別分組統計勞動者收入,本文基于2003—2021年CGSS數據中16～60歲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分析工資收入性別差距的動態變化特征。其中2003年和2005年的CGSS數據中沒有工資收入數據,采用全年總收入代替。為控制極端值影響,對收入數據進行雙向1%截尾處理。工資收入性別差距可分為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其中絕對差距為:男性收入-女性收入;相對差距為:(男性收入-女性收入)÷女性收入×100%。各樣本組的觀測值在847～3 923個之間。本文主要比較同一時期的性別收入差距,故未對不同年份的收入進行貼現處理。

(2)就業難度:采用城鎮失業人員中男性與女性的待業時長(未工作時間)的比值來衡量。待業時長包括初次尋找工作和再就業過程中的未工作時間。為進行量化比較,將1個月未工作賦值為1,2～3個月未工作賦值為2,4～6個月未工作賦值為4,7～12個月未工作賦值為7,13～24個月未工作賦值為13,25個月及以上未工作賦值為25,并根據各時段待就業人數的比重加權計算得到分值。

(3)工作穩定性:采用失業人員未工作原因(個人原因和單位原因)中,男性被單位辭退的比例與女性被單位辭退的比例的比值來衡量。

(4)就業身份:采用獲得正式職工身份(雇員或者雇主)的男性比例與女性比例的比值來衡量。非正式職工身份指自營勞動者或家庭幫工。

(5)職業聲望:采用男性與女性的職業聲望評分的比值來衡量。李春玲的研究提供了7大類、81個職業的聲望基準分值[21],據此可基于各類職業聲望的分值及各類職業人員構成比例,加權計算不同性別和受教育程度群體的職業聲望分值。

3.教育獲得影響勞動力市場表現的性別差距

根據前文分析,受教育程度對男性與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可能存在明顯差異: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能在更大程度上提升勞動力市場表現,從而縮小與男性的差距。Minser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可采用線性函數描述勞動者工資收入對數值與其受教育水平、工作經驗和工作經驗平方項的關系。既有研究也主要基于這一工資收入方程估計及比較受教育程度對不同群體工資收入的影響[22-23]。根據這一思路,為比較不同教育層次對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本文構造以下教育獲得影響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衡量指數:

上述指標的特點是以同一性別勞動者的勞動力市場表現平均值為參照。這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男性與女性在身體素質、職業偏好等方面有較大區別,二者之間的勞動力市場表現可能存在差異,以同一性別群體的表現均值作為參照更為準確。若直接比較同一受教育層次的勞動力市場表現的性別差異,即計算Pm,t-Pf,t,可能會忽視性別特征固有的勞動力市場表現差距。比如受教育層次低的群體就業對身體素質要求更高,男性在身體素質方面更占優勢,性別差距相對就較大,從而高估教育獲得對改善女性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二是教育獲得對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以表現均值作為參照更有利于理解教育獲得的影響。既有研究通常將受教育程度與性別的交互項作為對教育回報率性別差異的估計參數[24],這需要假設教育獲得對工資收入的影響是線性的。但實際上由于受就業學歷門檻影響,教育獲得對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可能具有非線性特征。若直接比較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勞動力市場表現增益,即計算(Pm,t-Pm,t-1)/Pm,t-1×100%,可能會低估高教育層次對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

四、結果與分析

(一)教育獲得性別差距的變化態勢

本文基于2003—2021年CGSS數據,分出生隊列和城鄉分析教育獲得的性別差距,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出生年代被訪者的教育獲得性別差距

整體來看,我國男性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城鎮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農村居民。從不同出生年代教育獲得的性別差距來看,隨著出生隊列推移,我國教育獲得的性別差距逐漸縮小,1985年以后出生的居民已不存在顯著的教育獲得性別差距,1995—1999年的樣本組已經出現了女性受教育程度超過男性的趨勢。另一方面,城鄉的教育獲得性別差距呈現出不一樣的特征。1990年及以后出生的被訪者中,城鎮地區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已顯著高于男性,1995—1999年的樣本組差值達到最大。這與《2022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發現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大于男性是一致的。而農村地區的女性受教育程度依然低于男性,盡管這一差值在統計上不顯著。綜合來看,在受教育機會基本實現男女平等的城鎮,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男性。這不僅是教育擴張、生育率下降等的結果[25-26],更可能是由于勞動力市場客觀存在的就業性別歧視使得女性具有更強的教育投資激勵,假設1得到了證實。農村居民尚未出現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于男性的現象,可能是由于農村依然存在男女受教育機會不均等,減弱了就業性別歧視導致的農村女性更高教育投資激勵的效果。

(二)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變動態勢

根據2003—2021年CGSS數據,本文統計了2002—2020年適齡(16～60歲)勞動者工資收入性別差距的變化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勞動者工資收入性別差距的變動趨勢(2002—2020年)

整體而言,勞動者收入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工資收入的性別絕對差距同步上升。到2020年時,女性的年收入、小時收入分別比男性低19 711元和5.57元。從相對差距來看,2010年男性的年收入、小時收入分別比女性高50.8%和37.3%,二者差距達到了峰值。此后,年收入相對差距逐漸下降,小時收入相對差距的下降幅度更大。這意味著在2010之后,隨著更多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高學歷女性步入工作崗位,小時收入的性別相對差距快速下降。但年收入的性別相對差距下降幅度比小時收入小,可能是由于這一時期男性與女性的工作時長或勞動參與率差距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女性小時工資上升對年收入相對差距的影響。整體而言,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后,盡管工資收入的性別絕對差距仍在擴大,但在相對差距層面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這在小時工資層面體現得更為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工作時長或勞動參與率的性別差距可能會成為年收入性別差距得以維持甚至擴大的重要原因,這有待進一步證實。假設2得到了部分證實。

采用就業難度、就業穩定性、就業身份和職業聲望等指標,可以更全面、準確地反映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及其變化情況,如表3所示。

表3 勞動者就業質量性別差距的變動趨勢(2006—2019年)

從就業難度看,男性的待業時長比女性短。這表明女性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找工作,而且這一問題并沒有因為女性的整體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得到明顯改善。這可能是因于女性的就業門檻比男性高,更難找到工作。也可能是由于隨著社會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高學歷女性愿意將更多時間用在家庭教育上,從而減弱了教育獲得對女性就業的積極作用。從就業穩定性來看,男性被單位辭退的可能性更高,而且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到2019年,男性被單位辭退的比例比女性高49.5%,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她們的工作穩定。從就業身份來看,男性獲得正式職工身份的比例高于女性,但呈現下降趨勢,到2016年后二者的差距維持在2.3%以內,表明教育獲得有助于女性找到正式工作。從職業聲望來看,男性職業聲望略高于女性,但差距呈縮小趨勢,到2019年只高1.3%左右,說明教育獲得有助于女性從事社會聲望更高的職業。綜合來看,我國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地位低于男性,勞動力市場仍然存在就業性別歧視。但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近年來女性在工資收入、就業穩定性、就業身份和職業聲望等方面的處境得到了明顯改善。上述分析支持了假設2。

(三)教育獲得降低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異質性作用

基于CGSS2021的數據,對接受不同層次教育的男性與女性勞動者全年收入和小時收入進行比較,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受教育程度對勞動者工資收入性別差距的影響(2020年)

整體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各教育層次的女性收入均顯著低于男性,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工資收入性別差距的絕對值也逐漸提升。另外,對所有勞動者而言,接受?？萍耙陨系慕逃拍塬@得顯著高于平均值的收入。這可能是由于我國義務教育已經普及,以及正規單位普遍將就業學歷門檻設置為接受?？萍耙陨辖逃?高中及以下學歷對提高收入的作用較小。更重要的是,獲得高層次教育對提高男性與女性收入的作用程度有較大差異。與男性相比,女性的收入受教育層次的影響更顯著。比如,與男性勞動者相比,接受小學及以下教育的女性勞動者全年收入和小時收入比平均值更低,表明從組內(同一性別)比較而言,低教育層次的女性相比男性處于更嚴重的收入劣勢。接受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男性與女性勞動者全年收入比平均值分別高81.1%、85.2%,二者的差值(Δβt)為負(-4.1),相應地,接受本科及以上教育對男性勞動者小時收入的正向影響也低于對女性的正向影響。由此可知,本科及以上教育對女性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影響更大,對降低收入性別差距的意義更突出。

根據2019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表5呈現了不同層次的教育獲得對就業難度、就業穩定性、就業身份和職業聲望等可衡量的就業質量指標的影響。

表5 受教育程度對勞動者就業難度、就業身份、就業穩定性及職業聲望性別差距的影響

無論男性還是女性,接受高層次教育均有利于提高就業質量。受教育程度達到?？萍耙陨系膭趧诱卟拍塬@得高于平均值的就業質量。相比男性而言,女性的就業質量受學歷的影響更突出。接受?？萍耙陨辖逃呐詣趧诱?相比只接受高中及以下教育的女性勞動者有更明顯的就業優勢。這表現為待業時長更短,更有可能獲得正式職工身份,更不可能被單位辭退,職業聲望也更高。從組內均值比較來看,高學歷女性勞動者在就業身份、職業聲望等方面的優勢達到甚至已經超過同等學歷男性的水平。從教育層次對就業質量性別差距的影響來看,在大部分情況下,接受?？萍耙陨辖逃龑Ω纳婆跃蜆I質量的作用均大于男性?？赡芤驗槭芙逃潭鹊偷呐栽趧趧恿κ袌龅牡匚桓?受到的就業性別歧視程度更重,如果女性沒有接受?？萍耙陨辖逃?就難以達到正規部門的就業學歷門檻,只能進入非正規部門就業,工作待遇較低。反之,接受了大學教育的女性更可能進入正規部門就業,工作待遇較高。這與韓雷和侯新望發現女性的教育回報并非線性的觀點是一致的[27]。假設3得到了驗證。

五、結論與討論

我國勞動力市場普遍存在就業性別歧視現象,女性收入平均水平低于男性,但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卻高于男性。厘清教育獲得和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關系,對提高我國教育和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有重要意義。本文認為教育獲得可降低女性在勞動力市場就業性別歧視程度,進一步提出教育獲得與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三個研究假設,并采用宏微觀統計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發現,勞動力市場對低學歷女性的就業歧視使女性比男性有更強的教育獲得激勵。這主要表現為1990年及以后出生的城鎮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已超過了男性,農村女性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接近男性。從勞動力市場表現性別差距的變動趨勢來看,隨著我國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在工資收入、就業穩定性、就業身份和職業聲望等方面的處境得到了顯著改善。大學教育對提高女性就業待遇具有重要意義,接受?？萍耙陨辖逃呐詣趧诱弑戎唤邮芨咧屑耙韵陆逃呐詣趧诱哂蟹浅Ｃ黠@的就業優勢,可以獲得平均水平以上的工資收入,找工作的時長更短,更可能找到更為穩定的工作,較少被單位辭退,職業聲望也更高。

上述分析表明,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性別歧視與教育獲得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女性人力資本質量,降低女性的就業劣勢和就業市場歧視程度。換言之,教育領域的性別平等有助于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平等。但是,女性被就業性別歧視和就業學歷門檻所強化的教育獲得激勵,將進一步加劇學歷競爭,可能導致“學歷貶值”。女性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明顯超過其工作所需技能的“過度教育”也會降低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因此,保障女性就業權利,其意義不僅在于促進社會性別平等,還應促進教育資源在不同性別群體中的合理分配,降低女性的低效教育投資。另一方面,鑒于就業性別歧視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有必要強化對低學歷女性的技能培訓,并大力發展家政服務等有助于提高低學歷女性收入的行業。最后,國家應積極倡導降低非必要的就業學歷門檻,行政事業等單位在進行招聘時盡量減少對應聘者教育層次、學校檔次等的限制,減少就業崗位錯配對教育資源錯配的傳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