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格局及其影響因素

何銀春，陳 果，曾斌丹，王金偉

(1.湖南師范大學 旅游學院,長沙 410081; 2.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旅游科學學院,北京 100024; 3.北京旅游發展研究基地,北京 100024; 4.中國科學院 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0 引言

國家文化公園是由國家批準設立,整合具有國家代表意義的文化遺產和文化資源,以保護傳承利用、文化教育、旅游觀光等為主要功能,實行公園化管理運營,具有特定開放空間的公共文化載體[1],是在民族復興、文化強國背景下推動新時代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力[2]。從2017年“國家文化公園”概念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以來,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如火如荼。長江是亞洲第一長河,也是我國的母親河,在悠久的歷史進程中,長江撿拾起沿岸的文化印記,凝聚成中華民族重要文脈與精神寄托,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重要象征。建設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是新時代深入貫徹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戰略部署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充分挖掘長江深厚文化、延續長江文化根脈、推進文化和旅游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3],一方面建設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可以推動整合區域內旅游資源,實現各景區聯動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國家戰略的統籌可以展示民族和國家文化形象,讓區域內旅游業的發展成為實現文化資本向國家實力轉化的重要文化路徑[4]。2022年1月,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正式啟動,標志著長江文化傳承保護進入新的篇章。

旅游是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過程中最主要的支持要素和主要功能[5],其中旅游景區建設又是旅游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及核心載體[6],景區空間分布結構分析成為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基礎和重要話題。

國外景區空間分布相關研究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起始階段,國外對空間分布研究起始于20世紀60年代,側重于借鑒地理學等其他學科發展空間分布的相關理論[7],重點在于旅游目的地空間分布的定性描述[8];第二階段為理論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涌現出諸多空間分布的數學模型和分析范式,極大地豐富了景區空間分布的研究方法,如史密斯將數理統計與空間分布相結合,提出最近鄰分析、空間聯系指數等影響深遠的空間分析理論工具,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9],同時也彰顯出空間分布研究從定性分析轉向定量分析;第三階段為應用發展階段,針對不同尺度、不同類型的景區空間分布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10-11],同時結合旅游資源開發[12]、可持續發展[13]、居民參與[14-15]及文化傳承保護[16]等方面,重點以世界文化遺產和國家公園為對象,重視景區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國內景區空間分布研究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此時國外相關研究理論已趨于成熟。因此,研究伊始主要借鑒國外研究理論方法。2001年我國開始實行旅游景區等級評定標準[17],體現景區發展過程中的國家力量,此后國內相關研究主要在A級景區評定的基礎上,圍繞景區空間分布[18-19]、關鍵影響因素及作用機理[20]等展開,研究尺度包括市域[21]、省域[22]、流域[23]、片區[24]乃至國家[25]等,多運用空間分析法并借助ArcGIS可視化工具開展研究。此外,國內還對不同等級、不同類型景區的空間分布進行了更為細致深入的探討,其中3A級及以上景區的推薦、評定需經過國家文旅部、省級文旅部門的相關審核,具有較高的代表性,因而學界與業界將3A級及以上景區認定為高質量景區,且相關研究眾多[13,18],以自然、人文“兩分法”[26-27]為代表的相關研究也是熱點話題。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景區空間分布的相關研究理論和方法業已成熟,是開展相關研究的理論保障,但在研究尺度上對“國家文化公園”這一新理念的探討還略顯薄弱。單就“長江”而言,雖然目前已有針對“長江流域”“長江經濟帶”景區空間分布的相關研究[28-29],但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從區域范圍上更大、涵蓋省份更多,加之旅游日新月異的發展速度,以往研究結論可能已不適用于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景區空間優化需求。因此,需要對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開展研究。本研究以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內3A及以上景區為對象,利用ArcGIS 10.2將景區抽象為空間點要素,運用最近鄰距離、核密度分析、空間關聯分析等方法進行運算處理,分析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以期加快推動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并為區域內景區的優化發展提供參考。

1 研究區域、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域

2022年1月,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正式啟動,范圍涵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青海13個省份。根據我國六大區域分區,將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劃分為西南、西北、中南、華東四大片區,其中西南片區包括西藏、四川、重慶、貴州和云南,西北片區包括青海,中南片區包括湖南和湖北,華東片區包括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和上海。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之一,橫跨我國東中西部,沿線歷史文化遺存豐厚,自然景觀類型多樣,旅游資源稟賦優越。截至2021年,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共有5A級景區151個、4A級景區1 868個、3A級景區2 777個。

1.2 研究方法

1.3 數據來源

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數據來源于國家及各省份文化和旅游部門官方網站,時間截至2021年1月。各高質量景區坐標通過Google Earth拾取。結合以往旅游景區分類的相關研究[33],參考《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GB/T 18972—2017),將旅游景區分為2個主類、7個亞類(表1)。社會經濟統計數據主要來源于各省份統計年鑒;旅游方面數據主要來源于各省份統計年鑒及政府工作報告。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程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行政區劃、河流水系等數據來源于1100萬國家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庫。

2 結果與分析

2.1 空間分布類型

運用ArcGIS 10.2平均最鄰近工具計算不同類型景區及各片區最近鄰指數(表1、表2)。不同類型景區的空間分布類型均為凝聚型,水域景觀類和建筑與設施類高質量景區的集聚程度最高,民俗風情類和遺址遺跡類高質量景區集聚程度較低(表1)。民俗風情、遺址遺跡表征著長江國家公園地域內長江文化源起、傳承、發展的歷史痕跡,如何將聚集程度較低的民俗風情類和遺址遺跡類高質量景區協同起來,講好長江文化故事是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亟需解決的問題。分片區來看(表2),西南、西北、中南、華東四片區的空間分布類型均為凝聚型,其中西南片區高質量景區主要集中在四川東部及重慶等地;西北片區以青海省會城市西寧為核心凝聚,受省會地理區位影響較大;中南片區和華東片區凝聚態勢稍弱,可能受兩片區內單位面積上高質量景區數量較多的影響。整體上看,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最近鄰指數為0.377,分布類型為凝聚型,表明整個區域中高質量景區相對集中,有利于旅游資源的集中開發、管理及深入挖掘,有助于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資源整合及統一規劃。

解析：n(CO2)∶n(NaOH)=0.8∶1=4∶5,處在1∶2到1∶1之間,屬于恰好完全反應的區間,生成的產物既有Na2CO3,也有NaHCO3,我們就可以依據鈉守恒和碳守恒建立兩個方程:

表1 不同類型景區的最近鄰指數及空間分布類型

表2 不同片區的最近鄰指數及空間分布類型

2.2 空間分布數量

統計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各片區及各類景區數量(表3)?？傮w上看,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數量呈現“東多西少”的分布態勢;華東片區高質量景區數量占區域總數的近50%,表明華東片區高質量景區較為密集,便于旅游資源的管理與開發;西北片區高質量景區數量僅占總量的2.5%,一方面與西北片區涵蓋的省份稀少(僅含青海省)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交通通達性低等因素有關。從景區類型看,人文類景區數量多于自然類景區數量,其中建筑與設施類高質量景區數量占總量的51.8%,這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似[34]。長江流域歷代皆是各民族聚居之地,建筑見證了各民族生活與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時代變遷,加之建筑與設施類旅游資源易于留存,形成了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地理范圍內建筑與設施類景區數量龐大、分布密集的格局;民俗風情類與遺址遺跡類高質量景區數量相似,且西南片區民俗風情類高質量景區位居各分片區第一,這與片區內存在大量少數民族聚居地有關;娛樂購物類高質量景區數量在人文類景區中位居第二,表明近年來國家及各省份為豐富人民精神生活,旅游開發力度較大,不僅依托原有旅游資源,還有人工開發及創新形成規模較大的娛樂購物類景區;自然類高質量景區中地文景觀類數量最多,各片區地文景觀類景區由多到少依次為華東、西南、中南、西北片區,西南片區地形地貌復雜,地文景觀資源豐富,因而地文景觀類高質量景區數量僅次于華東片區,位居第二;生物景觀類與水域景觀類高質量景區受國家大力提倡生態文明、強調環境保護的影響,數量在所有類型的景區中均處于較高水平。

表3 不同片區各類景區數量及占比

2.3 空間分布密度

為了更加直觀地分析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分布格局,運用ArcGIS 10.2核密度分析工具,按自然斷點法分為7類,搜索半徑與輸出柵格大小均使用默認值,獲得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及各類型景區空間分布密度(圖1)。結果表明:第一,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密度差距較大,總體在東西向呈現自西向東逐級遞增趨勢,分布格局呈現以蘇、皖、浙三省交界為中心,四川成都附近為副中心,且各省會城市初步形成中心的特征。第二,地文景觀類高質量景區主體分布格局與整體大致相同,但與高質量景區總體密度相比,地文景觀類高質量景區在西南片區與華東片區的分布中心存在明顯下移,地文景觀類高質量景區在重慶、浙江等省份的集聚特征最為顯著;生物景觀類景區在西南片區呈現以成都、西昌、重慶為核心的多極化傾向,并在華東片區形成南昌、合肥、蘇州3個次級核心;水域景觀類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密度(圖1d)與整體(圖1a)相比,華東片區在原有核心周圍形成了“次級核心圈”,表明水域景觀資源豐富,區域資源協同性高,有進一步整合開發的潛力?？傮w而言,自然類高質量景區與整體分布格局差異較小,僅在局部有微小變動。第三,建筑與設施類、娛樂購物類景區更多依托城市資源,因而其密度分布與整體相比差異僅體現在輻射范圍的大小;民俗風情類景區密度核心分布在四川南部,密度較高地區多位于內陸,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地理位置相匹配;遺址遺跡類景區呈多點式分布態勢,密集區域僅在沿海及四川境內少部分地區呈條帶狀,其余區域均為“孤島”式分散狀態。人文類高質量景區分布密度相互之間差異較大,這與不同類型景區依托的旅游資源分布、各地經濟發展條件、交通通達性等因素都息息相關。

2.4 空間關聯特征

運用ArcGIS 10.2創建漁網工具,構建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均勻網格(20 km×20 km),以每個網格作為一個分析單元,采用空間自相關分析工具,對區域整體進行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對漁網建構的網格分析單元進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以此討論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的空間關聯特征。結果表明,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的全局Moran’sI=0.277 7>0,P=0.000 0<0.05,Z=40.510 8>1.96,說明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的分布具有較強的空間自相關。局部自相關莫蘭指數將空間分布分為高-高,高-低,低-高,低-低 4種類型(圖2),其中:第一,高-高類型表示某一分析單元與周邊其他分析單元景區發展水平均處于較高水平。高-高類型集中分布在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東部,并在青海西寧市、西藏拉薩市、貴州貴陽市、重慶渝中區、云南昆明市、湖南長沙市、湖北武漢市周邊形成小規模的片區,在安徽、江蘇、浙江、上海形成較大規模的連片區,最大規模片區以江蘇、上海、浙江交界地帶為中心向毗鄰城市輻射形成。高-高類型在空間關聯中表現為擴散效應,即中心分析單元的高質量景區發展將有效帶動周圍分析單元的景區發展,并形成互利互惠作用。第二,高-低類型表示區域范圍中某一分析單元景區發展水平較高,但周邊分析單元景區發展水平較低的情形。高-低類型主要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市、湖北省荊門市、四川省西昌市呈散點狀分布,在整體范圍上分布數量較少。高-低類型在空間關聯中表現為極化效應,即資源會進一步集聚于發展水平較高的分析單元中。第三,低-高類型表示某一分析單元自身景區發展水平較弱,但周邊其他分析單元景區發展水平較高。低-高類型以“半包圍式”結構分布在四川省西昌市周邊,與西昌市的高-低、高-高類型分析單元共同組成了3×3正方形輻射范圍。高-低類型在空間關聯中屬于過渡區,既能向低-低類型轉化,又能向高-高類型過渡。因此,如何抑制西昌市高-低類型的極化效應,防止資源的“虹吸”,發揮高-高類型在空間關聯中的擴散效應,推動西昌市周邊低-高類型向高-高類型轉化,是四川高質量景區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問題。

圖1 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核密度

圖2 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局部自相關分析

整體而言,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空間關聯以正相關為主,高-高型分析單元占局部空間自相關顯著單元格總量的97.82%,負相關類型的分析單元數量較少,且分布較為分散,空間異質性較弱。

3 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影響因素

景區空間分布格局的形成受各種要素的影響,是資源要素相互作用在地域上的反映,且同一要素與不同類型景區的關聯程度也有所差異[35]。本研究基于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兩大維度,分析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旅游資源稟賦、社會經濟、交通條件及旅游發展水平對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的影響。

3.1 自然因素

3.1.1 地形地貌

利用ArcGIS 10.2將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程圖與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進行疊置(圖3)。由此可以發現,四川盆地及沿海地區高質量景區分布密度顯著高于其他地區,東部低海拔地區景區密度高于西部高海拔地區,西藏自治區景區分布多沿山脊分布,云南省景區分布受橫斷山脈走向影響多呈南北條帶狀分布。地形地貌對居民生活習俗及文化塑造具有深遠影響,形成獨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建筑、風俗表演等,進而影響人文類景區的空間分布,如湖南省南部舊時交通閉塞,城鎮化沖擊較弱,侗苗的建筑景觀(風雨橋、鼓樓等)及風俗習慣(侗族大歌等)保存完好,成為景區建設發展的優質人文資源。多元的地形地貌自身還是自然類景區形成的基礎,特別是地文景觀類景區的形成與地形地貌的關聯更為密切。從圖3b可以看出地文景觀類景區在東部低海拔地區的分布主要沿山脊等高海拔地區成“兩V字形”分布,著名景區有黃山、九華山、重慶武隆喀斯特旅游區等。

圖3 各類型景區與地形地貌關聯

3.1.2 河流水系

圖4 各類型景區與河流水系關聯

3.1.3 旅游資源稟賦

旅游資源稟賦是景區發展的基礎,以國家森林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地質公園、世界文化遺產、國家歷史文化名村、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等為代表的旅游資源對自然類與人文類景區建設和發展不可或缺,亦是景區競爭的重要名片。將上述優質旅游資源坐標導入ArcGIS 10.2并按人文或自然資源分類與高質量景區核密度耦合(圖5)。長江國家文化公園中旅游資源豐沛地帶如四川盆地、東部沿海地區的景區分布密度同樣較高,證明旅游資源稟賦與景區分布具有顯著正向關聯。此外,人文類優質旅游資源相對集中,分散在景區高核密度地帶之外的旅游資源數量相對較少(圖5a);自然類優質旅游資源呈均勻分散狀態(圖5b),特別是西藏東部、四川西部的自然類旅游資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表明在旅游資源開發層面人文類優質資源更易開發。如何將松散的優質自然旅游資源對景區建設的推動作用聚合,形成片區景區開發的原動力,是下一步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景區發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3.2 人文因素

3.2.1 社會經濟

景區的發展規模、層次受社會經濟條件中的生產要素及服務供應能力影響[23],高水平的社會經濟是充分發

圖5 高質量景區分布密度與不同類型旅游資源關聯

揮旅游功能、激發客源地市場潛力的重要條件。2020年江蘇、浙江GDP分別為116 364.2億元、73 516.0億元,在長江國家文化公園13個省份中位居前2位,兩省的高質量景區共有1 268處,在長江國家文化公園5.3%的面積上景區數量占總量的26.44%,充分彰顯社會經濟與景區空間分布的正向關聯。高水平的經濟條件帶來完備的旅游基礎設施、優質的服務質量、旺盛的旅游需求與高消費水平,連片經濟優越地區景區建設優勢更為明顯,如江蘇、浙江、上海、安徽地理位置鄰近又處于經濟發展第一、第二梯隊,高質量景區分布在此片區更為密集。

3.2.2 交通條件

交通是連接區域的“血管”,高效的交通是提升景區間可達性水平的重要保障[24]。利用ArcGIS 10.2緩沖區工具,建立10 km主要公路緩沖區,落在緩沖區內的建筑與設施類景區1 344處,水域景觀類景區175處,民俗風情類景區73處,遺址遺跡類景區54處,娛樂購物類景區304處,地文景觀類景區282處,生物景觀類景區170處,分別占各類景區總數的54.08%,47.30%,44.24%,50.47%,55.37%,39.55%,41.77%。分析結果表明,交通條件與景區空間分布具有高度耦合性;娛樂購物類高質量景區對交通條件的依賴性最高,地文景觀類高質量景區對交通條件的依賴程度最低;人文類高質量景區的交通依賴度普遍比自然類高質量景區交通依賴度更高。

3.2.3 旅游發展水平

旅游收入是衡量區域旅游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本研究運用旅游收入表征區域旅游發展水平。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旅游發展水平與景區分布具有較強的空間耦合性,旅游收入較高的地區高質量景區數量均較多。旅游經濟發展可為高質量景區的申報工作提供良好的內外部條件,同時旅游發展水平也體現了當地對旅游經濟的重視程度。云南、貴州、湖南等省份GDP在長江國家文化公園13個省份中處于第三、四梯隊,但旅游收入卻位居第二、三梯隊,表明其對旅游經濟的重視程度較高,與之對應的高質量景區數量同樣較多;浙江省GDP與旅游收入在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區域內均位居第一,高質量景區數量為793處,占總量的16.53%,位列整體區域第一,再次證明社會經濟條件與旅游發展水平是景區空間分布的重要影響因素。

4 結論、建議與討論

4.1 結論

(1)在空間分布類型上,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整體及各片區、各類型高質量景區均為凝聚型,但凝聚程度略有差異。分片區看,中南片區凝聚程度最弱;分類型看,水域景觀類與建筑設施類高質量景區凝聚態勢最強,遺址遺跡類景區凝聚程度最低。

(2)在空間分布數量上,總體上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景區數量呈現“東多西少”的分布態勢。分片區看,華東片區高質量景區數量最多,西北片區數量最少;分類型看,建筑與設施類高質量景區數量最多,遺址遺跡類景區最少。

(3)在空間分布密度上,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密度差異較大,總體在東西方向上呈現自西向東逐級遞增的趨勢,分布格局呈現以蘇、皖、浙三省交界為中心、四川成都附近為副中心、各省會城市形成初步中心的特征。分類型看,自然類高質量景區與整體分布格局差異較小,僅在局部有微小變動,而人文類高質量景區分布密度相互之間差異較大。

(4)在空間關聯特征上,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空間關聯以正相關為主,高-高類型分析單元占局部空間自相關顯著單元格總量的97.82%,負相關類型的分析單元數量較少,且分布較為分散,空間異質性較弱。

(5)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旅游資源稟賦、社會經濟、交通條件及旅游發展水平等因素對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的影響顯著。

4.2 建議

(1)針對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整體呈現自西向東逐級遞增趨勢,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應堅持跨地區協同聯動,以優質長江文化故事為主線、以快速交通條件為基礎,串聯上下游高質量景區,充分發揮上游豐沛的自然人文資源與下游經濟優勢,弱化高質量景區非均質分布特征,實現跨區域旅游聯動,打造長江文化精品線路。

(2)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強調保護與開發并舉,在旅游經濟發展的同時不能忽視對環境及文物等不可再生資源的保護。針對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內還存在諸多優質自然人文資源尚未開發的現狀,應堅持生態文明思想,以資源環境保護為先導,尤其是西藏、青海等旅游經濟不發達的省份應積極探索旅游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整治、文化傳承發展多舉并行的新模式。

(3)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目標之一是打造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標志象征,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應以獨特的民俗風情、遺址遺跡資源為核心,充分激活長江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深入貫徹落實國家關于文化公園建設的指示精神,深入挖掘長江文化精神內涵,延續歷史文脈。

4.3 討論

長江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格局是自然人文各類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囿于數據與篇幅限制,本研究僅探討了影響高質量景區空間分布的關鍵因素。由于部分省份旅游經濟數據統計的滯后和缺失,為使在影響因素分析時經濟數據在時間上相匹配,對高質量景區數量的統計僅納入2021年的數據。未來可對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全區域或分特定區域開展更具時效性的完備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