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兒童家庭的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
——基于扎根理論的研究

陳雅川 武曉偉

(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 教育學院,珠海 519000)

提要: 在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大量人口從農村涌向城市,流動人口日益增加,流動人口家庭教育形勢嚴峻。通過深度訪談14位流動兒童及其父母,從多重行動主體視角收集對“流動兒童家庭的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的描述和理解。采用扎根理論編碼方法對收集到的經驗材料進行抽象歸納,構建出流動兒童家庭的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影響因素模型,其中“父母期待”類屬是這一模型的核心。在此基礎上,形成從行為層到傳導層,再到結果層的流動兒童家庭的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實現路徑模型。在對模型進行闡釋和探討后,得出“父母期待”中的“急切性”界定是顯著影響流動兒童家庭的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的關鍵因素,并提出流動兒童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上亟待自我革命的觀點。

引 言

根據我國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國人口中的人戶分離人口為492762506人,其中,流動人口為375816759人。流動人口中,跨省流動人口為124837153人,省內流動人口為250979606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154390107人,增長69.73%[1]。隨著流動人口數量的增加,個體流動呈現出向家庭流動轉變的趨勢,家庭流動已成為城鎮化浪潮中的核心主體[2]。由于流動人口中大多數是外出務工的中青年人,子女基本處于學齡階段,使得流動兒童的數量日益增加。流動兒童隨父母來到與以前不同的環境中生活和學習,他們在新環境中的適應和融入需要和父母共同努力,這一過程中,父母和兒童的情感溝通與互動作為中介橋梁起著重要的作用[3]。但流動兒童父母由于工作類型、家庭條件及生活環境的特殊性,導致親子關系出現各種問題,流動兒童的情感狀況堪憂。

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從流動兒童家庭入手,探索其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的現狀,揭示這個群體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中的深層次問題與困境,并嘗試提出解決策略。

一、研究方法與過程

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又被稱為三級編碼理論,是一種建立理論的方法論[4-5]。作為一種定性研究方法,其主要宗旨是從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6-7]。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論的方法對原始訪談稿進行轉錄后整理并進行編碼,編碼依次遵循一級編碼,即開放式編碼(opening coding):通過貼標簽、發現類屬和類屬的屬性與維度分析,形成類屬;二級編碼,即主軸編碼(axial coding):通過理清研究內容的故事線,尋找核心類屬;三級編碼,即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關聯類屬,并通過對話發展理論,對概念和范疇進行持續提煉和不斷修改,直到達到扎根理論的理論飽和,形成理論[8]。

研究考量流動人口分布情況,采用目的性抽樣的方式選取廣東省G市和S市流動人口聚集的4個社區,14個流動兒童家庭,共計30余位兒童及其家長作為訪談對象。家長共計15人,男性家長2人,其余均為女性家長,其中全職主婦8人。流動兒童共計21人,年齡分布在6至14歲,男童13人,女童8人,小學生12人,中學生9人。訪談采取半結構式的一對一訪談和焦點訪談兩種形式。研究小組共5名師生,從2022年11月20日至28日,歷時八天開展訪談。主要圍繞“家庭教育”“親子關系”兩大核心主題,在具體問題的設置上遵循開放性原則,設問方式也采取開放性提問原則,盡量在訪談過程中提供給被訪者最大的話語空間。所有訪談均采取面對面形式,在質性研究中,這種方式可以使訪談者對被訪者除語言外其他諸如神態、微動作等細節進行有效觀察與記錄,更深入全面地收集數據。為保護參與者個人信息,訪談資料的處理均采用匿名附以編號表示。

在“開放編碼”階段,研究者主要呈現原始文本中的最小意義單位,盡量保留訪談對象的“原話”即本土概念。以事件完結與語詞停頓作為概念化的標志,對本研究原始訪談文本進行初始概念標記(標簽),其中兒童訪談中標記出372個初始概念(標簽),家長訪談中標記出498個初始概念(標簽)。初步編碼共形成55個范疇,如情緒智力提升、父母定位、自我學習等,被標記為“自由節點”。

在“主軸編碼”階段,主要是發現和建立各個范疇間的聯系,探尋范疇間的關系,進一步發展主范疇與副范疇。研究在第一步開放式編碼的基礎之上,通過發現并建立這些基本范疇的聯系,對其進行整合與分類,得到13個主范疇(見表1)。

表1 主軸編碼形成的主范疇

在“選擇性編碼”階段,概念提煉與主軸編碼的差別不大。研究對13個主范疇再進行提煉后,最終得出12個核心類屬(見表2)。

表2 屬性與維度分析表

二、研究發現

(一)流動兒童家庭親子關系的質量與互動形式

從靜態意義上看,“親子依戀”和“親子聯結”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一種親子情感聯結狀況,是衡量親子關系質量的重要指標;從動態意義上看,“愛的表達”“多樣歸因”和“沖突處理”是流動兒童家庭對子女進行教養輔助和彼此聯系溝通的過程。

“親子依戀”包括“依戀水平”和“依戀表現”兩個屬性。其中“依戀水平”指流動兒童想與父母保持長久的親近和聯系的水平,分為高、低兩個維度;而“依戀表現”是指流動兒童為尋求與父母保持親近和聯系而做出的一系列表現,分為強、弱兩個維度。具體而言,有些流動兒童對父母懷有一種無時無刻都想親近的表現,并通過高強度的“依戀表現”表達出來,如一位家長(AJ)說:“我那個大的跟小的,兩個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要抱,經常要抱?！边@就是一種高依戀水平的表現;而有些流動兒童,因種種削弱因素(如爺爺奶奶協同撫養,分散了他們對父母的依戀;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之間的陪伴,也會分散流動兒童針對父母尋求依戀的注意力),并不會做出強烈的依戀表現,從而呈現較低的依戀水平。

“親子聯結”是流動兒童與其家長以家庭為單位,在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一系列親子互動形式?！坝H子聯結”有“功能性”和“情感性”兩個屬性。功能性親子聯結指流動兒童與其家長為了更好地在移居地生活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 分為強、弱兩個維度。例如一位流動兒童全職母親(NN)描述她的一天:“我大概六點半起床,然后做早餐叫孩子起床吃飯,然后送上學。下午接他們放學然后做晚飯,吃完飯大的做作業,給小的洗澡,然后檢查大的作業。到晚上催上床睡覺,一天就結束了?！边@其中,母親為子女做飯、檢查作業、接送上學,都屬于功能性親子聯結,一般而言,全職母親、爺爺奶奶與兒童之間的功能性親子聯結較強。情感性親子聯結是流動兒童與父母之間一系列表達愛意的行為,例如子女向母親索求擁抱,這既是一種依戀表現,同樣也是一種主動的情感性親子聯結表現。但當兒童的年齡越大,他們就越回避向父母表達情感性親子聯結,如當問及一位流動兒童是否敢直接表達對父母的愛時,他(JX)給出了否定的回答,理由是:“如果和爸媽說了,我怕他們會罵我?！庇捎诤ε逻M行情感聯結之后可能會產生不好的后果,因此,兒童寧愿選擇回避與父母進行情感性親子聯結。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功能性親子聯結還是情感性親子聯結,都不是單向的,即既可以是兒童主動對父母索求親子聯結,也可以是父母主動對兒童表達親子聯結需求。但就本次研究的訪談資料來看,功能性親子聯結多表現為父母對子女,而情感性的親子聯結多表現為子女對父母。

(二)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特點與影響因素

在對流動兒童家庭親子關系的幾個類屬進行闡述后發現,其中的類屬也可用以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概括,以上類屬的屬性及其維度的變化,同樣會影響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變化。流動兒童家庭親子關系與教育之間互為影響,二者形成一個雙向的循環,且保持動態平衡,作用于流動兒童家庭大系統中。

在完成訪談資料貼標簽的步驟后,整理標簽數量時發現,“外地戶口”“積分”“沒有房產”“教育資源”這幾個標簽的標記頻率遠遠高于其它標簽的標記頻率,且幾乎在每個家長的訪談中都提到這幾個詞?？梢娏鲃觾和彝サ母改冈谂R時居住地面臨著種種壓力,而這些壓力之中,最大的莫過于他們的“外來者”身份。

針對流動家庭父母具有概括的類屬是“身兼數職”,包括“職務量”和“任務量”兩個屬性,維度都是多和少。流動兒童家庭的父母,存在兩種極端,一種是全身心投入子女的生活起居照顧中,尤其是全職母親;另一種則是身兼數職的父親與母親,他們不僅需要照顧多個子女,還需要承擔開店、網店發貨等工作,同時他們大都需要照顧一起居住的老人,其任務量和職務量不容小覷。

正是由于父母“身兼數職”,于是有了“角色認知”這一類屬,其屬性為“母親主導”和“父親缺位”,維度均是強與弱。此類屬主要針對訪談中幾個情況較特殊的家庭而言,如全職母親,對于養育子女擁有絕對的話語權,父親只是偶爾起輔助作用;更有極端情況,父親因疫情被封控在工作地長達數月之久或常年在外出差,父親缺位的“喪偶式育兒”使得母親不得不扮演“嚴父”的角色。由于母親對于“嚴父”角色的錯誤認知,引發不恰當的教育方法,最終導致親子關系緊張。

“壓力自感”可以理解為流動兒童家庭父母個體自身感受到的一種受壓狀態,包括經濟壓力、養育子女的壓力、贍養老人的壓力等,但父母們的實際感受各不相同。有些全職媽媽雖沒有經濟收入,丈夫是家庭經濟來源的主要承擔者,疫情之下面臨封控的種種困難,她仍保持樂觀;但有些家庭雖然收入可觀,年長子女甚至可以協助父母照顧家中弟弟妹妹,身邊的老人也共同養育子女,但他們依舊認為自身現狀很不理想。具體來說,可將其分為“傾向性”與“可控性”兩個類屬?！皟A向性”指流動家庭父母對壓力的情緒表達傾向,具體分為正、負兩個維度。訪談中有些父母對壓力呈正向表達,如訪談者DD作為全職媽媽,仍樂觀接受疫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積極面對各種困難,她說“化壓力為動力,我只能樂觀地去接受?！毕喾?一些父母呈負向情緒表達,感到恐懼、疲憊、焦躁。一位家長表示面對疫情防控期間上網課的孩子,使她“抓狂”“失控”,她(JH)說:“他上網課,左動右動左搖右搖,總是坐不住。我就煩了?！焙⒆由暇W課的不適應和上課過程中的注意力分散的情況,讓這位家長不知如何是好?！翱煽匦浴敝笇毫Φ恼瓶馗?分為強、弱兩個維度。上文提及的訪談對象DD,之所以能夠樂觀面對種種壓力,是因為她提到“掌控還是可以的”,并“沒有焦慮”。但有些家長就有失控的感覺,面對壓力便會產生一系列消極情緒,而自身情緒一定會影響到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員,彼此相互影響,循環往復,形成惡性循環。

“身份認同”涵蓋的對象包括流動兒童的整個家庭,既有兒童也有家長[9]。具體而言,“身份認同”是個體對自身的一種認知和描述,可以從認同水平的高低(程度)和認同范圍的寬窄(廣度)來描述對象對自己身份的認同狀態。本次訪談人群普遍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程度較低,對自己身份的認識范圍也僅限于“從老家過來打工的”一類看法,身份認同的范圍較窄,對自身的身份定位十分有限。

“固化觀念”是一個較能代表訪談家長們教育觀念的類屬。接受訪談的家長們,對養育子女都存在著一個自己認定的且相對固定的認知,如“身體健康就好了”“不惹事,做個正直的人就行”等說法。家長雖各執己見,但都認為自己的觀念可以一勞永逸,所以堅持固化不變。這種“固化觀念”程度有強有弱,也有正負之分。這些“固化觀念”正是流動兒童家庭父母教育觀的集中體現[10]。

“父母期待”的界定具有兩個屬性,即“急切性”和“尺度”?；谶@兩個屬性可再進一步分類,形成如下四種模式(見表3)。A表示將“父母期待”視為急切之事,且尺度較大,如流動兒童面臨的升學問題,必須考取好成績才能爭取到公辦學位,可以定義為“很急切”。B表示將“父母期待”視為急切之事,但尺度較小,如父母希望子女可以馬上安撫哭鬧的妹妹,可稱為“還算急切”。C表示將“父母期待”視為不急切,但尺度比較大,如父母希望子女可以養成自主整理房間的習慣,通過整理房間提高自覺性、自主性,就屬于較大尺度的“父母期待”,因此C可定義為“不太急切”。D表示將“父母期待”視為不急切之事,且尺度較小,如父母希望子女慢慢長高,可定義為“很不急切”。

表3 “父母期待”界定的屬性與維度分析

“家庭支持”指在流動兒童家庭中是否有除父母外的其他力量協助。從程度上看分為高和低,從廣度上分為寬和窄。有些流動兒童家庭除父母外還有其他親友,也有社區或其他社會組織的支持,但有些家庭缺乏類似支持,父母承擔了大部分兒童的養育與教育職能。

三、理論構建與理論闡釋

以往對流動兒童家庭的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的研究發現,流動兒童家長對子女的教養存在不同方式,主要表現為嚴厲和松散兩個極端。流動兒童家長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常常會因為忽略子女的感受而使用不恰當的教養行為和方法,許多家長能夠意識到自己教養行為和方法的無效性,但由于缺乏科學教養方法的學習,當子女出現家長所不期待的行為時,家長仍會堅持使用自己所熟悉的教養行為和方法。流動兒童家庭中,很多父母缺少耐心或專業知識與子女溝通,反而對子女成長有著急切的要求。最典型的是,流動兒童的父母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他們深感沒有文化之苦,對子女的教育給予了高度重視。但矛盾的是,忙碌的他們幾乎沒時間與子女交流,更談不上輔導子女的學習。

流動兒童的父母側重于關注子女的認知、學習能力等智力因素的培養和物質保障,忽視了情感關懷的重要性。流動兒童的父母由于工作早出晚歸,陪伴子女的時間并不多;而加班、應酬、家務等安排又分割了所剩不多的和子女進行情感溝通的時間。

(一)流動兒童家庭的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的深層次影響因素

本研究所對應的類屬關聯如圖1所示?！吧砑鏀德殹薄敖巧J知”和“壓力自感”的結構性流動人口身份特征,決定流動兒童家庭父母的“身份認同”,“身份認同”進而決定流動兒童家庭教育中的“沖突處理”,它們共同引發“父母期待”的界定,而“父母期待”決定流動兒童家庭的“多樣歸因”和“固化觀念”,“父母期待”進一步指導“家庭支持”;反之,“家庭支持”的表現形式又會影響“親子依戀”和“親子聯結”,同時也會影響“愛的表達”;“愛的表達”的多主體性也會同樣影響“家庭支持”的轉變,進而促進流動兒童家庭父母調整其“父母期待”。

圖1 類屬關系

在梳理流動兒童家庭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面臨困境的相關因素后,研究構建起包含11個類屬的流動兒童家庭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實現路徑的理論模型圖(見圖2)。該理論模型通過理論飽和度檢驗,包含行為層、傳導層、結果層。其中,行為層是起點,該層次里不同角色的認知策略指導著不同父母的教養行為,導致形成傳導層中流動兒童家庭差異化的“沖突處理”和“家庭支持”。結合問卷調查結果,其中“親子關系”在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中起到至關重要的引導作用,“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二者相互作用進一步實現了結果層中“多樣歸因”“父母期待”和“固化觀念”。

圖2 流動兒童家庭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實現路徑模型示意圖

(二)模式關聯闡釋:“父母期待”

在實現路徑的模型示意圖中(見圖2),雙向箭頭表示類屬的屬性和維度可進行不同的組合,進而形成類屬的不同模式,不同模式之間又可以建立起各種聯系。受“身兼數職”“角色認知”等角色特征的影響,以及“親子依戀”“親子聯結”等親子互動的影響,流動兒童家庭的父母們形成四種不同模式的“父母期待”,包括“很是急切”“還算急切”“不太急切”和“很不急切”。根據論述的便利和簡潔要求,將以表3中的核心類屬“父母期待”的兩個典型模式“A模式”和“C模式”為例,具體解釋圖2所示理論模型。

1.A模式關聯

如果“父母期待”的界定是“很急切”,那么即使面對較低強度的“壓力自感”和“身兼數職”等影響家庭教育的外界因素,流動兒童父母感受到的或許也是一種負面失控的狀態。這種情形下,這類父母會認為導致問題的原因是他們自身在親子關系和整個家庭教育上出現了問題,感到為人父母對子女教育及影響的無奈與低效。在這一模式關聯下,親子關系中對于子女的情感交流與反饋就很有可能是負向的。當孩子一旦出現一些問題時,父母較易出現自責、內疚的情緒,比如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給孩子一個好的環境”“自己是一個失敗的母親”等說法。

由于“父母期待”已經是“很急切”的事情,流動兒童的父母就很有可能采取功能性強、情感性弱的教育方式,如向子女灌輸一些與年齡階段認知發展不符、無法理解的大道理,因忽視了現存問題的癥結,反而顯得適切性不足。上述諸多因素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便是“個體(流動兒童或其父母)的不適,系統不變”,陷入“急切”狀態,不但不能改善家庭教育的質量,反而導致親子關系進一步惡化,如加重兒童的拖延癥、誘發兒童的不良習慣、降低兒童的自主性等[11];同時在情感體驗方面,兒童可能會覺得自己“不被愛”,這些后果又會使“父母期待”長期循環在失控狀態中,這顯然是一種惡性循環。

2.C模式關聯

如果“父母期待”的界定是“不太急切”,那么即使面對較高強度的“壓力自感”和“身兼數職”等影響家庭教育的外界因素,流動兒童父母通常也會用較溫和、柔性的教育方式,如愿意向子女承認錯誤、與子女加強情感聯結等。父母會更多從情境性和常態化方面尋找原因,認為自己所采取的家庭教育是受大環境影響的結果,較難憑借個人意志去改變,此時流動兒童家庭的父母們更傾向采用“順其自然”的教育方式。對于親子關系,根據“親子依戀”“愛的表達”“親子聯結”等類屬的程度,此類父母會采取功能性弱、情感性強的改進措施。上述諸多因素更易使“個體(流動兒童與其家長)適應,系統不變”。這種狀態處于適應可控的穩態之中,即處于穩態的循環狀態。

(三)循環的背后:正反饋和負反饋

從系統層面來看,“父母期待”又可以被劃分為穩態循環和惡性循環。根據貝特森和維克的理論,區別這兩種循環的關鍵在于系統內部是否存在抵消的因素[12]。當“父母期待”表現為“不急切模式”時,就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流動兒童家庭中的親子關系,更易引發父母采取正確的教養方式,使流動兒童家庭父母的行為與系統趨向同方向,進而達到適應系統的目標。而當“父母期待”表現為“急切模式”時,則激起增強效應,將放大“急切”的“父母期待”的負面作用,使行為與系統趨向背離狀態,從而引發一系列家庭矛盾與沖突、親子關系惡化等問題。流動兒童父母采取的應對措施也會因其適切性較為薄弱而極易導致再次失敗,使“父母期待”受到負面影響。

故而,研究者認為改變“父母期待”的“急切性”界定是一條改善流動兒童家庭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的出路,即改增強效應為抵消因素。借助“因果環路圖”所示(見圖3),通過改變“家庭教育”和“父母期待”中“急切性”來標定兩個類屬間的關系,由負相關“越教育子女越急切”改為正相關“越教育子女越不急切”,隨即改變親子關系和家庭教育與“父母期待”的循環模式,由惡性循環轉變為常態循環。

圖3 “急切”循環轉換:由惡性到穩態①

彼得圣吉指出,無論是負反饋還是正反饋,系統均存在延遲,也就是說行動和結果之間存在著間斷[13]。穩態循環中的“急切”似乎可維持、可控,但不意味著永恒不變,只是某些間斷因素還沒有凸顯出來。如訪談中的流動兒童家長中,子女年齡較小的家長目前需要考慮的養育問題較少,養育壓力并不大,但隨著子女慢慢長大,越來越多的教育問題顯現,這些壓力加碼則很有可能沖破父母所能承受的“急切”閾限,發生抵消作用,這種穩態循環就有可能轉化為惡性循環甚至最終導致崩潰。如訪談者CL是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哥哥研究生,妹妹小學)的母親,“父母期待”模式是“不急切模式”。CL在撫養兒子時相對輕松,因為當時是夫妻協同撫養,且當時養育的外界壓力小,而生了二胎之后,由于丈夫長期出差在外,使得CL身兼嚴父和母親兩個角色。即使在接受訪談時,CL還處于穩態循環,但隨著嚴峻的異地上學形勢等外界種種壓力來臨時,未來的穩態循環很有可能會被轉換甚至打破。所以,若把“望遠鏡”倒過來看,就會發現正反饋和負反饋的循環系統都具有不可持續性。流動兒童父母如果只實施了“急切”狀態下的改變措施是不可能達到理想效果的,這就需要做出結構性的突破。

四、研究結論與反思

本文對流動兒童家庭的問卷調查與質性訪談,考察外部環境沖擊下的流動兒童家庭教育與親子關系的變化及對其子女異地就學的影響。流動兒童在居住地城市會面臨入學、升學方面的諸多困難,很多因教育升學被迫和父母分離。若送回“老家”,則成為留守兒童,父母不能親自養育和陪伴孩子的成長。所有這些遭遇,給流動家庭兒童成長帶來的挑戰和傷害,可能是終其一生都難以修復的。而與留守兒童相比,流動兒童因有人認為他們比留守兒童幸運,往往更易被人們忽略。事實上,流動和留守不應該被割裂,這是同一個社會問題的兩面。研究發現:一方面,相比我們對于流動兒童這類弱勢群體的刻板印象,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整體趨好,表現為家庭氛圍更和諧、教養理念更科學、家長指導學業情況增多,這些改善顯著提高了流動兒童的整體學業表現水平。另一方面,許多家庭受疫情沖擊的影響,家庭經濟波動劇烈,與此同時社會大政策并未向流動人口做出傾斜,流動兒童的異地就學、升學壓力較大,以孩子升學為目標導向形成的父母期待,其“急切性”會顯著影響流動家庭的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

從行動科學的角度來看,自我改變是系統變革的起點,對于流動兒童的家長而言,首先要做的是識別自我界限和系統中的增強因素及延遲效應。流動人口的年齡、收入、家庭生命周期、教養方式和教育理念等個體因素都處在變動之中,它們的變化會給自己的“急切”閾限以及系統帶來什么影響?除了層層加碼,家庭結構的變化(諸如多孩家庭中父母與子女、子女之間的關系處理)、政策環境的變化(諸如流動兒童異地就學的政策、高考政策)、身兼數職等結構性工作特征的變化,哪些構成增強因素,哪些具有延遲效應?這些具體情況放置到每一名流動兒童抑或每一個流動兒童家庭上又是不盡相同的。所以,流動兒童家長應認識到自我改變的重要性,嘗試在系統思維下相互配合,共同學習,才能夠準確識別自我界限。

流動兒童的父母需要主動與子女進行交流,參與子女的成長過程,通過親子互動加強“親子依戀”“愛的表達”和“親子聯結”等,旨在提升“家庭支持”水平。其次應轉變教育觀念,不能只關注那些可以讓子女變得更加“優秀”的學業表現,而將子女思想品德的育人教育放在第一位,以積極的眼光看待未來,可以大大降低父母們的焦慮,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親子關系。以上探討呈現出不等待整體性制度變革、不依賴外界社會政策改變、不依賴社會機構(社區、托管等)扶持、變被動為主動等特征。

本文采取質性研究方法收集案例資料,但并不是一項案例研究,而是運用扎根理論自下而上分析資料嘗試建構理論。當然,在調查過程中,由于廣東省流動人口較為密集,近些年來政府出臺了不少政策改善流動兒童家庭的生存現狀,其中就包括各種教育支持。加之地區經濟較好,使得本次調查樣本家庭教育與親子關系現狀整體趨好,家庭氛圍較為和諧,教養觀念較為先進。受限于以上資料,研究形成的理論只是初步的,有待今后進一步拓寬研究對象范圍深入研究。

注 釋:

①“+”表正相關,“-”表負相關,“箭頭”代表作用方向。根據維克的理論,當一個因果循環中“-”數量由偶數變為奇數時,表明該循環存在偏差抵消因素,將由惡性轉為穩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