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可持續增長的機制和作用——基于內部控制的視角

張傳兵，王希龍，丁慧平

【經濟學與管理學】

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可持續增長的機制和作用——基于內部控制的視角

張傳兵1，王希龍2，丁慧平3

（1．新疆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2．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應用經濟學院，北京 102488；3．青島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合作社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9）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賦能實體經濟帶來了機遇，推進數字化轉型對于企業可持續增長也產生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我國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數據，實證分析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可持續增長的影響及內部控制的中介作用。文章通過實證研究認為：（1）數字化轉型顯著促進了企業可持續增長，該結論在進行諸多穩健性檢驗后同樣成立；（2）機制分析說明，內部控制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的方式增強了企業可持續增長能力；（3）對內部控制質量指數進行分解后發現，內部控制的戰略、經營、報告可靠、合法合規和資產安全維度均在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可持續增長中發揮了中介作用，但戰略和經營層面的作用更大；（4）異質性分析表明，在東部企業和高污染企業中數字化轉型促進可持續增長的效果更為明顯。文章基于內部控制的視角，為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可持續增長之間因果關系貢獻新證據，同時也為企業管理者實現穩健經營提供路徑選擇。

數字化； 可持續增長； 內部控制

近年來，數字經濟在我國蓬勃發展并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和動力?！稊底种袊l展報告（2022年）》指出，我國2022年的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50.2萬億元，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占GDP的比重提升至41.5%?？焖侔l展的數字經濟，對于傳統行業來說，既是挑戰，又是機遇。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因此，通過數字經濟賦能傳統產業和行業成為新的趨勢。在這個大背景下，企業如何利用數字紅利加快轉型成為一個新的時代命題。作為微觀市場主體，企業的運營和管理需要更新的技術和信息，數字化轉型無疑為企業增加了競爭優勢，降低了溝通成本。目前，已有較為豐富的文獻研究了數字化對于企業行為和績效的影響。有學者研究發現，數字化直接改變了企業間的競爭方式、行業邊界和企業戰略[1]，甚至有學者指出，應將數據列入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中加以核算[2]。由此可見，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已成為當務之急。此外，關于數字化對企業影響的研究文獻還從實體投資[3]、全要素生產率[4]、管理層短視行為[5]和企業風險承擔水平[6]等方面進行了分析。

可持續增長理念最初由發展經濟學引入企業管理研究中[7]。學界一般認為企業的可持續增長包含兩個層次：一是在與自然共生和資源利用上的可持續；二是企業自身發展的可持續，主要指持續、健康、快速地成長。國外發達資本市場一般著眼于前者[8]，而我國則主要關注后者[9]?？紤]到本文主要聚焦于企業內部，因而所討論的“可持續增長”主要研究后者。具體來看，企業的可持續增長一般指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有效地獲取資源和市場份額，并且不斷自我超越的良好發展狀態[10]。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來自對創新的追求和核心價值的堅守，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因此，可以在長期獲得較高的利潤增長率。同時，也要注意防范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注重穩健經營與合理投資，使企業既能保持一定的競爭力，同時又能使經營業績穩定健康地增長?？沙掷m增長能力是一個企業發展生存的關鍵因素，對經濟體持續健康發展也起著重要作用。有學者研究發現，通過提高企業的稅務籌劃水平[11]和增強債務異質性[12]可以提高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如何借助數字經濟發展浪潮，依托企業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尋求企業發展和經濟穩定的動態平衡，成為亟待解決的關系企業未來和宏觀經濟的重要問題。數字化轉型會不會影響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如果影響存在的話，會通過哪些機制和路徑作用于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該影響存在不存在異質性？回答以上問題，將有助于我們深化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和企業可持續增長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

本文立足于我國企業可持續增長實際問題，結合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最新研究，利用我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著重分析了數字化對企業可持續增長的影響。與以往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在研究視角上，目前研究企業可持續增長的文獻較少，更罕有從數字化的角度進行分析，本文豐富了企業可持續增長和數字經濟賦能企業行為領域的研究；第二，在作用機制上進行了細化，檢驗了內部控制在數字化轉型對可持續經營影響中的機制，并進一步對內部控制的各項組成部分進行了中介效應檢驗。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可持續增長

企業的可持續增長，主要是指凈利潤的可持續增長。它表示企業可以在可預見的時間范圍內能夠以一定的速度發展并面臨較少的財務風險。目前，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為企業提供了數字紅利，有助于其快速成長與發展[13-14]。具體而言，企業數字化轉型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影響可持續增長能力。

第一，數字化轉型促進了管理模式的優化，有利于可持續增長。管理模式對企業可持續增長能力的支撐體現在各個階段[10]。新冠疫情造成的物理阻礙就曾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即時通信工具、網上直播帶貨和遠程會議的使用為企業的長遠發展提供了助力。數字化開辟了新的商業模式，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創造了新的價值[15]，甚至催生出了不再需要管理者的分權自治組織[16]，使企業得以整合戰略資產與競爭優勢以有利于中長期發展[17]。此外，數字化轉型在全方位、多層次改進了企業管理系統，驅動組織變革和營運模式的轉換[18]，從而重塑了企業的組織架構，在信息化時代獲得長遠、可持續的發展。

第二，數字化轉型有利于改善企業的財務管理水平和銷售管理水平。如果說企業經營績效不佳容易導致經營失敗，那么財務管理水平不善同樣會導致財務失敗，使企業面臨破產倒閉的風險，從而影響可持續增長。依托互聯網技術的普惠金融快速發展，有效緩解了企業的融資瓶頸[19]。尤其是當企業面臨短期資金需求時，相比于傳統銀行貸款的繁瑣流程，數字金融根據企業的交易記錄和征信報告可以縮短審批時間，從而大大降低因資金周轉困難導致的破產風險。另外，數字化轉型將顯著提升賬務和業務信息處理能力，企業利用有限資源的能力得到提高，更能獲得良好的資本市場表現[20]?？傊?，數字化轉型通過生產、銷售和管理的信息化運作，將促進短期和長期的利潤增長[21]，從而提升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第三，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才能是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優勢的不竭動力。馬歇爾將企業家才能視作“生產的四要素”之一，其在信息化時代同樣重要。在數字化程度高的企業中，人力資本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源泉，戰略決策和經營管理將更多地依賴具有專業知識的創業團隊[22]，實現業務與管理的統一，避免了“外行領導內行”的不利局面，進而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增長。

假設1：數字化轉型將會提升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二）數字化轉型、內部控制與企業可持續增長

早在2008年由財政部等部委聯合印發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財會〔2008〕7號）就明確指出，企業應當運用信息技術加強內部控制，建立與經營管理相適應的信息系統。具體來看，數字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影響內部控制質量。首先，相較于市場導向的媒體關注，網絡媒體關注更容易引起政府監管部門的重視，從而迫使上市公司改善內內部控制質量[23]。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快速發展，上市公司的不規范操作將會得到大面積曝光，從而倒逼企業管理層不斷提高內部控制質量，以回應社會公眾對此的關注。其次，數字技術也可以對業務流程進行實時監控和輸出，減少人為干預，使財務管理和內部控制流程更加透明[24]并能精準防范財務舞弊現象發生[22]，從而提高內部控制質量。最后，數字經濟將有助于緩解委托代理問題。委托代理問題是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的重點和難點。在數字化時代，中小股東可以通過網絡和手機投票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強化了股東的監督職能[25]，克服了以往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的弊端。通過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可以避免管理層決策的非理性[26]。股東的知情權、決策權、監督權和利益得到進一步鞏固，從而大大促進了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

進行內部控制的目的在于防范財務舞弊和財務失敗的發生，控制企業可能面臨的風險與挑戰[23]，從而將有助于企業的長期經營和可持續增長。

假設2：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內部控制質量，將會提升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本文構造相關計量模型用以檢驗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增長之間的關系，并借鑒溫忠麟[27]的逐步回歸法對內部控制進行中介效應檢驗，模型設定如下：

（1）

（2）

（3）

在上述模型中，表示企業，表示年份。sgr表征企業可持續增長；lndig表示數字化轉型；lnic代表機制變量內部控制；Con是控制變量；lm和n分別表示年份固定效應、行業固定效應和個體固定效應；e是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選取

1．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ln）。目前學術界對于企業數字化的測度主要采用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和企業年報數字化詞頻兩種方法。雖然可以將企業所在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視作企業的外部環境[6]，但忽略了企業的個體差異很有可能導致指標失真。而上市公司年報能夠體現企業對某一戰略的重視程度，某一類關鍵詞在年報中的頻率越高，通常表示企業在該方面投入了更大的關注和資源[28]，也代表了戰略重心的轉型方向。因此，本文借鑒趙宸宇等[4]、巫強和姚雨秀[29]的方法，使用Python爬取上市公司年報中數字化關鍵詞的詞頻作為表征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代理變量，最后取自然對數得到ln。

2．被解釋變量：可持續增長（）。企業的可持續增長，主要是指具有穩定盈利和持續壯大的能力，還需要有抵御一定風險和避免破產倒閉的基礎和實力。這表明，企業必須保持長久的穩定利潤率，同時為了規避潛在的財務風險，必須將財務杠桿保持在安全范圍內。因此，企業的利潤增長源泉主要來自往期利潤的留存，而不是主要來自外部融資?？沙掷m增長的測度指標一般表示通過不提高杠桿時企業所能達到的最高增長率，通過一系列財務指標可以進行有效地表征。本文借鑒姚海鑫[30]的做法，更加側重分析企業的長期盈利能力，因此，使用衡量經營績效的“可持續增長率”測度企業的可持續增長。

3．機制變量：內部控制質量（ln）：參考周衛華和劉一霖[31]的方法，采用迪博大數據中心發布的“內部控制指數”的自然對數作為內部控制的替代變量表征內部控制質量水平。其數值越大，則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越高。

4．控制變量：控制了相應的公司特征變量，具體包括企業年齡（）、資產負債率（）、內部控制有效度（）和公司成長性（）等指標。

表1 變量說明表

（三）數據來源

選取我國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年報，主要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并進行如下處理：（1）剔除ST、*ST公司；（2）剔除銀行、保險等金融行業公司；（3）剔除收入為為負的樣本；（4）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對數據進行清洗和1%縮尾處理后，共得到17250個樣本觀測值。

表2 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表3報告了式（1）的回歸結果，第（1）列未加入控制變量，但控制了年份固定效應，第（2）列在繼續控制年份固定效應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行業固定效應，第（3）列在第（2）列基礎上進一步控制個體固定效應，第（4）列控制了控制變量、年份固定效應和行業固定效應但未控制個體固定效應，第（5）列對控制變量、年份固定效應、行業固定效應和個體固定效應均進行了控制。通過第（1）到（5）列的回歸系數可知，無論加入控制變量、控制各種效應與否，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可持續增長均在10%以上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通過以上回歸系數可知，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提高，其可持續增長能力也逐漸增強。以上實證結果驗證了假設1。

表3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注： *、**和***表示系數在10%、5%和1%的水平下顯著，括號內為t值。下同。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企業可持續增長能力體現在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因此可以使用全要素生產率替代可持續增長能力。參考魯曉東和連玉君[32]和胡本偉[33]的方法，使用OP法計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在表4第（1）列中，ln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說明了企業數字化程度越高，全要素生產率越高，則表明可持續增長能力越強。該結果說明基準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2．替換解釋變量。企業的數字化程度除了體現在對數字化戰略的重視程度之外，與管理層的數字化素養也有直接關系。因此本文借鑒巫強和姚雨秀[29]的方法，以董監高的數字化教育背景（）作為企業數字化的替代變量重新進行回歸分析。具體方法是，根據國泰安數據庫《董監高教育背景明細表》里面的高管專業統計包含“信息”、“智能”、“軟件”、“電子”、“通信”、“系統”、“網絡”、“自動”、“無線”、“計算機”等詞的高管，如有一項即賦值為1，否則為0?；貧w結果在表4第（2）列中匯報，ggdig的系數依然在10%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基準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3．引入省份與年份交互項。為進一步排除外部的干擾因素，引入省份和年份的交互效應進行穩健性檢驗，以便控制隨省份逐年變化的外部情況對企業數字化和可持續增長能力的影響。在表4第（3）列中加入了省份和年份的交互效應后，企業數字化依然與可持續增長能力顯著正相關。該結果也繼續驗證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4．加入企業ESG評級作為控制變量。近些年來，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在我國獲得了較快發展，也有研究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將會提高ESG評級[34]。因此，不同企業的ESG評級可能影響數字化對于企業可持續增長能力的提升。本文選取企業的華證ESG評級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到回歸模型重新檢驗，結果在表4第（4）列展示，數字化與企業可持續增長依然在10%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回歸結果穩健可靠。

表4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分析

四、機制分析：內部控制的中介作用

以上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部分論證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可持續增長的影響，但其內部機制有待研究。為了檢驗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可持續增長能力的機制和路徑，本文從內部控制的角度進行機制效應的檢驗。

根據式（2）和（3），以內部控制為機制變量進行實證檢驗，表5第（1）至（3）列匯報了機制效應的檢驗結果。第（1）列中數字化轉型（ln）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總效應存在；第（2）列中內部控制（ln）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第（3）列中解釋變量數字化（ln）和機制變量內部控制（ln）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機制效應存在，也即內部控制在數字化轉型和企業可持續增長之間發揮了正向傳導作用。接下來繼續進行sobel檢驗，t值為3.788，P值為0.00015（小于0.05），說明中介效應成立，此時的中介效應占比為5.603%。以上實證結果說明，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內部控制質量進而提升了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假設2得到了證實。

表5 內部控制的中介效應估計結果

為了進一步驗證內部控制是如何發揮中介作用的，本文對內部控制綜合指標進行拆解，以便可以較為清晰地觀察各個部分對于數字化促進企業可持續增長的機理。根據1972年美國審計準則委員會（ASB）《審計準則公告》中對內部控制的定義可知，內部控制是在一定的環境下，單位為了提高經營效率、充分有效地獲得和使用各種資源，達到既定管理目標，而在單位內部實施的各種制約和調節的組織、計劃、程序和方法。因此，使用各種資源的方式和組織管理決定了內部控制水平的高低。具體來看，根據《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財會〔2008〕7號）中對內部控制的分類，內部控制主要包含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和內部監督五大部分。因此，迪博大數據中心發布的“內部控制指數”根據以上五個有機聯系的部分進行了分項評分，分別從戰略層級、經營層級、報告可靠、合法合規和資產安全五個方面對上市企業的內部控制水平進行了評價。接下來本文將根據以上五個評級分別進行中介效應的分析。具體方法是按照式（1）到（3）設定中介效應模型，根據迪博大數據中心發布的“內部控制指數”的分項指標，將中介變量依次設定為戰略（）、經營（）、報告（）、合法（）和資產（）五個維度進行檢驗，對分項指標評分取自然對數后進行表征。表（6）匯報了五項分指標的中介效應的實證檢驗，結果顯示每項分指標在數字化促進可持續增長中均存在中介效應，分別占總效應的比例為15.426%、13.158%、2.268%、1.862%和2.520%。這說明在戰略和經營層級上，內部控制質量發揮的中介效應影響最大。這無疑表示，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戰略是發揮最大影響的部分。在當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能夠制定科學有效的發展戰略無疑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這離不開對于各種信息的獲取和搜集，大數據、云計算成為有效工具，企業數字化在其中發揮了“千里眼”和“順風耳”的作用。在經營層級上，雖然中介作用不及戰略層級，但數字化的應用顯然可以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應變能力。此外，報告、合法和資產三個維度上的中介作用較小，說明在這幾方面，中介效應對于數字化促進企業可持續增長的作用不大。

五、異質性檢驗

1．區域異質性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因此有必要進行區域異質性的分析。學界一般著眼于東中西部進行分析，因此本文根據上市公司所在地的不同將所有樣本劃分為東中西三個部分。表7第（1）到（3）列匯報了東中西部企業數字化對于可持續增長的影響。在東部組中，企業數字化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可持續增長產生了正向的影響；而在中部和西部組中，企業數字化的系數顯著為負或并不顯著，這說明數字化轉型并沒有對企業可持續增長產生影響。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東部企業創新能力和技術應用能力較強，數字化應用于企業戰略制定和日常經營較為普遍，從而有效促進了長遠發展。

2．行業污染度的異質性

近年來，我國加大了對于環保的監管力度，因此企業的污染狀況可能影響其自身可持續增長。企業所在行業的不同決定了其本身所面臨的環保壓力不同，因此有必要分別分析處于不同污染行業的企業中數字化對于可持續增長的異質性影響。本文參考倪娟和孔令文[35]的方法，按照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2012年修訂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環境保護部2008年制定的《上市公司環保核查行業分類管理名錄》（環辦函〔2008〕373號）以及《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環辦函〔2010〕78號）等文件，確定煤炭、采礦、紡織、制革、造紙、石化、制藥、化工、冶金、火電等16個行業為重污染行業，并將所有樣本分為重污染組和輕污染組?；貧w結果在表7第（4）到（5）列顯示，重污染組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對于企業可持續增長促進作用更為顯著，而對于輕污染組的企業作用則較弱。這可能對于重污染行業的企業具有較大的環保約束，因而可以更有效地通過數字化轉型紓解本身所面臨的發展壓力和生存困境。而對于低污染組，通過數字化轉型改變不利環保壓力的作用則較小。

表6 內部控制分項指標的中介效應估計結果

表7 區域異質性和行業污染度異質性回歸結果

六、結論和對策建議

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主要體現在利潤平穩長久地增長，這是企業在不改變資本結構的前提下所能實現的最大增長。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探討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可持續增長能力的影響，并通過內部控制的獨特視角分析了其作用機制。目前研究企業可持續增長能力的文獻較為稀少，且大多從管理層能力和金融投資等角度分析，罕有文獻從數字化轉型方面進行考慮。然而，目前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行為的影響已成為學界研究的前沿，因此從數字化轉型進行可持續增長能力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通過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顯著提升了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也即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其可持續增長能力越強。內部控制起到了中介作用，數字化轉型分別通過提高內部控制的戰略、經營、報告、合法和資產五個維度的水平提升了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能力。異質性分析表明，這種效應在東部以及高污染企業的樣本中最為顯著。

結合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第一，企業應不斷提高數字化轉型程度，促進實現可持續增長。面對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優勢越發明顯。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與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息息相關。數字產業集群的發展壯大也需要各類企業的參與，尤其需要加快實現自身的數字化轉型。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企業要實現穩定的盈利具有更大的挑戰。實現可持續的利潤增長已成為一項重要任務，數字化轉型為其提供了可行的路徑與選擇。

第二，企業應不斷通過數字化轉型提高內部控制質量。當代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企業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帶來了新的契機，企業應充分利用數字化轉型加強“事前—事中—事后”監督，阻斷財務造假和內部舞弊行為造成的不良后果，提高資產運營效率，為企業長久發展提供基石；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數字化轉型帶來的信息優勢，在內部控制制度設計中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和數字化管理系統。

第三，企業應在戰略制定和日常經營中突出數字化傾向。企業的戰略對于企業的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也將直接影響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效果。應該在戰略層面將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和長遠目標，以數字化引領企業發展與轉型。此外，在日常的經營和管理中，也應改善企業的生產和管理流程，加快推進各個環節數字化轉型，在節省人力成本和降低資源消耗方面發揮優勢。

第四，高污染企業更應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在建設“美麗中國”的大背景下，高污染企業面臨著更大的環保壓力和績效壓力。若應對不當，則可能導致企業的發展遇到極大的困境，影響利潤的可持續增長。因此，應該大力推進數字化轉型，利用數字化帶來的各種便利和優勢淘汰落后產能，提高污染的檢測和治理水平，在更大程度更高水平上發揮數字化轉型促進環境改善的強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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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Role of Digitalization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control

ZHANG Chuanbing1, WANG Xilong2, DING Huiping3

( 1.School of Economics,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830012, Xinjiang, China;2.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2488,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operative College),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9, Shandong, China )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to empower the real economy, and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1-202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role of digitaliza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1)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2)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internal control plays a role of mechanism, that is, digitalization enhanc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3) After applying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strategic, operational, reliable reporting, legal compliance, and asset security dimensions of internal control all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rough digitalization, but the role of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aspects is greater;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iz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ong Eastern enterprises, low debt ratio enterprises,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low pollution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nterprises with the digital economy. While providing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l control,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enterprises, i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path choices for enterprise managers to achieve stable oper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ternal control

F49/F832.51

A

1673-9639 (2023) 06-0084-11

2023-02-02

新疆財經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數字經濟、產業結構升級與碳減排效應研究——基于全國280個城市的面板數據”（XJUFE2022K15）。

張傳兵（1988-），男，山東濟寧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數字經濟，區域經濟。

王希龍（1996-），男，山東青島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數字鄉村，農業農村綠色發展。

（責任編輯 陳書慧）（責任校對 陳 儉）（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