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漢英平行語料庫的《維摩詰經》三譯本比較研究

馬杰森，馬若飛

基于漢英平行語料庫的《維摩詰經》三譯本比較研究

馬杰森1，馬若飛2

（ 1．紹興文理學院 外國語學院，浙江 紹興 312000；2．惠州學院 外國語學院，廣東 惠州 516007 ）

基于《維摩詰經》三個影響較大的英譯本自建漢英雙語平行語料庫，從詞匯標記和句法標記層面對三譯本進行數據統計，開展定性和定量的比較研究，探析各不相同的語言特征和翻譯風格。研究發現：三譯本的差異性與不同目標語讀者群的設定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漢英平行語料庫； 維摩詰經； 詞匯標記； 句法標記； 目標語讀者群

《維摩詰經》前后共有七種漢譯文，現存三種，其中鳩摩羅什譯本“文筆順暢、流傳最廣，后人講解注疏，多據羅什本”[1]5。在佛學西漸的過程中，鳩摩羅什漢譯本作為英譯之藍本頗受青睞，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外傳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維摩詰經》英譯本卻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關注，鮮有學者對《維摩詰經》的英譯進行研究，且現有研究成果也只是聚焦于單個譯本和鳩摩羅什漢譯本的比較分析，加之實證和定量方法的缺失，使得研究的主觀性較強。而利用語料庫進行相關研究，對文本中一些難以捉摸的和不被人關注的語言符號進行描述、比較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能發掘譯者在譯本中或隱或顯的痕跡和影響。[2]筆者選取以《維摩詰經》鳩摩羅什漢譯本為藍本的三個影響較大的英譯本（馬克瑞譯本/2004,華茲生譯本/1997,陸寬昱譯本/1972）自建漢英雙語平行語料庫，從詞匯標記層面和句法標記層面對三譯本進行平行語料庫視角下的定性和定量的比較研究，剖析三譯本的語言特征和翻譯風格。

一、詞匯標記層面比較

這一層面主要涉及詞匯豐富度、詞匯密度、平均詞長等參數，以下結合三個英譯本進行比較分析。

（一）詞匯豐富度比較

譯本中的詞匯豐富度可以通過類符/形符比（TTR）體現出來。[3]形符（token）在本文中指自建漢英雙語平行語料庫中所出現的所有詞形；類符（type）是指語料庫中各不相同不重復使用的首次出現的詞形，并且不包括分詞形的相關變化。類符/形符比則是各語料庫中類符與形符的比值，比值的高低與譯文的詞匯豐富度關系密切，這意味著類符/形符比如果越高，那么譯文詞匯就越豐富；類符/形符比越低，詞匯豐富度也就越低，即詞匯使用量就越少。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由于文本篇幅過大或過小影響到文本的可比性，于是為了提高文本檢索的有效度，標準類符形符比（簡稱STTR）普遍運用于數據統計和比較研究中，即統計每個文本每1000個詞的TTR，再計算出其平均值。這樣，STTR與TTR相比較就更為可靠，即STTR越高，詞匯變化越大，詞匯豐富度越強，反之則說明詞匯豐富度越弱。[4]從表1中可以看出，華茲生譯本在類符和形符數量上分別有3434和37301個，為三者中最高，顯化明顯。漢語佛典被譯為英語，其顯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英漢語言的差異，特別是中古佛經語言比較簡潔，再加上英語注重形合而漢語注重意合，導致佛典被譯為英語時，有些譯者通常會在譯文中增加解釋性文字或關聯詞等，以增強譯本易讀性、連貫性，滿足目標語讀者的閱讀需要。

表1 三英譯本詞匯豐富度參數

通過比較三譯本語句，華茲生譯本中的語句長度一般都大于馬克瑞和陸寬昱譯本，如《維摩詰經》中“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1]65，馬克瑞譯為“Vimalakīrti sai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likewise, in being without defilement’”[5]93，總計17個形符，14個類符。陸寬昱譯為“He said: ‘Likewise, the minds of all living beings are free from impurities.’”[6]31，總計13個形符，13個類符。而華茲生譯為“Vimalakīrti said, ‘In the same way, when all living beings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mind, then no defilement exists.’”[7]47，總計23個形符，20個類符?？梢钥闯?，華茲生的翻譯添加了關聯詞when、副詞then增強譯本的連貫性，將“心相”翻譯成“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mind”，明顯是對“心相”的擴展性解釋，如此一來，華茲生整個譯本的類符和形符數量就明顯地超過其他兩個譯本，顯化特征一目了然。盡管華茲生譯本的類符數和形符數最高，但類符/形符比值卻比陸寬昱本要低，由此可知華茲生譯本的詞匯豐富度，相對于其譯本的總長度來說，不如陸寬昱的譯本。這說明華茲生譯本中的形符雖然最多，但形符重復率較高，相對減少了類符數量，導致類符/形符比數值較低。陸寬昱譯本有3266個類符，比馬克瑞譯本多出339個，但形符數量卻是三譯本中最少的，比華茲生譯本少5755個，呈現出此譯本相對簡潔的特征。陸寬昱譯本的標準化類符/形符比達到63.74，在三譯本中最高，華茲生譯本其次，馬克瑞譯本最低。這表明陸寬昱譯本雖相對簡潔，但詞匯變化度和豐富度較高，反映出譯者陸寬昱對文本內涵理解的深刻性和表達的多樣性。

（二）詞匯密度比較

詞匯密度是指具有內容信息的詞匯與全部詞匯的比例，即文本中的實詞與文本總詞數兩者的百分比，這個比值是衡量文本信息量大小的一個較為客觀的標準。[8]英語的實詞包括名詞、實義動詞、形容詞和副詞四類，其詞義穩定性相對較強，信息含量相對豐富。因此，詞匯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本的復雜度和難度，即詞匯密度越小，文本的閱讀難度就越低；詞匯密度越大，文本理解難度越大。表2是通過Lancs Box檢索并計算出來的三譯本詞匯密度的對照參數，表2顯示華茲生譯本中的實詞總數達到了21486個，總詞數為37301，詞匯密度為57.60%，在三譯本中是最低的。陸寬昱譯本和馬克瑞譯本的詞匯密度分別為59.53%和58.90%，略高于華茲生譯本。這些數據表明，華茲生譯本閱讀難度最低，其他兩譯本從詞匯層面上考慮閱讀難度相對較大，但三者之間的差值并不十分明顯。

以上這一特征在三譯本的句子翻譯中有著較大程度的體現。如《維摩詰經》“佛國品第一”中有這樣一句，“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盵1]2華茲生將它譯為“Though they had firmly closed the gate to all manner of evil existences, yet they allowed themselves to be born in the five lower realms, manifesting themselves there so that they might act as great physician kings, adroitly healing the ills of others, doling out whatever medicine suited the ailment, and insuring that the patient took it as prescribed.”[7]18，該譯句總詞數有59個，其中37個實詞，詞匯密度比為63%。馬克瑞的譯文為“They had closed all the doorways of the evil destinations but were born in the five destinations in order to manifest their bodies there; were great medicine kings who were good at healing the various illnesses; provided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illness and caused it to be taken.”[5]70該譯句總詞數為48個，其中實詞31個，詞匯密度為65%。而陸寬昱的譯文為“Although they were free from (rebirth in) evil existences, they appeared in five mortal realms as royal physicians to cure all ailments, prescribing the right medicine in each individual case.”[6]3，該譯句共有詞數30個，其中22個實詞，詞匯密度高達73%。

表2 三譯本詞匯密度和詞長參數

三者相比較而言，華茲生譯文總詞數最多，詞匯密度最小，其詞語的選用偏向于大眾化的普通詞匯，因而閱讀難度最低。馬克瑞譯文難度則居中。陸寬昱譯本用詞精練，結構清晰，僅僅30個詞就將原文的形式和內涵表達得非常到位。這種語言特征和譯文風格使得該譯本在那些具有佛典背景知識的讀者中頗受青睞。然而，由于實詞相對功能詞而言偏多，使得詞匯密度大，信息承載量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理解難度。

（三）平均詞長比較

平均詞長是指借助檢索工具Lancs Box對語料庫文本中所有單詞進行統計而得出的平均長度，即文本中各種不同長度詞語的頻數。它數值的高低可以體現不同文本或譯者的風格差異，尤其是措辭風格，即平均詞長的數值越大，表明文本正式程度越高；文本的平均詞長越小，其非正式風格（口語化程度）越明顯[9]。表2表明，華茲生譯本的平均詞長最低，為4.71，略低于其他兩個譯本。馬克瑞譯本平均詞長為5.08，略高于陸寬昱譯本4.86的平均詞長。這表明三個英譯本在選取詞匯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華茲生譯本在措辭方面偏向基礎詞匯，風格更為口語化，閱讀難度比其他兩譯本要低。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維摩詰經》的華茲生譯本在英語世界普通讀者中更受歡迎的原因。馬克瑞譯本平均詞長處于其他兩譯本之間，這與他將目標語讀者群定位于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之間是有很大關系的。

二、句法標記層面比較

句子是基于語法規則將一定數量的單詞有機聯系在一起的能夠表達完整意義的最小單位，而單詞也只有在句子里才能彰顯自己存在的意義。對這三個不同的英語譯本的比較離不開句法層面的比較，本文中句法層面的比較主要落實在三譯本的平均句長與被動句數量及占比等參數上。

（一）平均句長比較

平均句長在本文是指以單詞為基準，統計出來的整個譯本中每個句子單詞數量的平均數值，也是譯作風格特征的標識之一[10]?？偩鋽盗縿t是指整個譯本中的句子數目的總量。根據語料庫語言學的相關理論，文本的句長與句子的復雜程度有著密切的關聯，即平均句長越大，總句數量越小，這就說明該文本的句子內涵越豐富，一個句子當中使用的詞語數量越多，句法結構的呈現形式越復雜，讀者對這類長句的理解就越困難。而標準句長則指的是譯文中的句子長度與平均句長之間的差異值，差異值越大，就表明譯文中句子長短不一的現象越明顯，句子包含的詞語數量差就越大；如果標準句長值越小，那就表明整個譯文中的句子長短越不明顯，句子所包含的詞語數量差就越小，也就是所有句子的長度越接近平均值。從表3可以看出，馬克瑞譯本總句數量達1925句之多，為三譯本之最，但其平均句長為17.26；其次是華茲生譯本，包含1862個句子，平均句長為19.80；陸寬昱譯本總共只有1307句，與《維摩詰經》總句數值1508最為接近，與前兩譯本總句數量的差值分別是618和555，但該譯本的平均句長是24.15，在三譯本中數值最大。從句長這個視角來比較三個譯本，就可看出：陸寬昱譯本總句數量最小，平均句長值最大，句子結構形式最為復雜，讀者的理解難度最大。雖然三譯本中最短的句長都只是包含一個單詞數量，但最長的句子詞數出現在陸寬昱譯本中，包含596個單詞，是華茲生譯本中最長句子的兩倍，比馬克瑞譯本中的最長句多了146個單詞?！毒S摩詰經》漢譯本中最長的句子包含546個單詞，陸寬昱譯句詞數與之相當接近，可以說在表現形式上是十分忠實于原文特點的。而華茲生和馬克瑞譯文偏向于短句的使用，顯化的程度就相對較高。

如《維摩詰經》“方便品第二”中的“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并余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1]35，華茲生譯為“Using these expedient means, he made it appear that his body had fallen prey to illness. Because of his illness, the king of the country, the great ministers, rich men, lay believers, and Brahmans, as well as the princes and lesser officials, numbering countless thousands, all went to see him and inquire about his illness.”[7]34此譯文自然流暢，可讀性很強，包含56個單詞，將原句含義較為清晰地闡釋出來，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意譯，如“其以方便，現身有疾”的翻譯，措辭非正式程度較高，近乎是解釋說明性的語義詞匯組合，字數是漢語原文的兩倍，共16個單詞，是明顯意譯的體現。他的目標讀者是英語世界的普通民眾，他們需要忠實、曉暢和可讀性強的譯本。華茲生的翻譯風格正如美國漢學家Brooks教授所言：“其譯文具有眾所周知、備受公認的優點——即翻譯用語平易口語化，內容通順連貫，以至于幾乎不需要解釋?！盵11]漢學家兼禪學家馬克瑞譯之為“Using skillful means he manifested becoming ill himself. Because he was ill, the king, ministers, elders, retired scholars, brahmans, the princes and the other palace retainers, and innumerable thousands of people all came to inquire about his illness.”[5]83，譯文包含39個單詞，比華茲生譯文減少16詞，“其以方便，現身有疾”的英譯也比華茲生譯文相對精簡而基本達意。陸寬昱則只用了33個英語單詞將此句譯為“Now using upaya he appeared ill and because of his indisposition kings, ministers, elders, upāsakas, Brahmins, etc., as well as princes and other officials reaching many thousands came to enquire after his health. ”[6]17，其中用“Now using upaya he appeared ill”來翻譯“其以方便，現身有疾”，譯文顯得十分精練，只是“upaya”是大乘佛教的一個術語，意為“接引眾生的權宜方式”，一般讀者難以理解。三譯本的標準句長參數也是陸寬昱譯本最為突出，達到32.90，約超出另兩個譯本標準句長數值的一倍。這個數值表明，陸寬昱譯本中的句子長短不一，相差值很大，句子的表達方式呈多樣性，在力圖忠實而又精練呈現《維摩詰經》豐富內涵和表現形式的同時，也增大了英語世界的讀者對該譯文的理解難度。

表3 三譯本句法參數

（二）被動句數量比較分析

被動句數量是指譯本中出現的形式上為被動語態的句子數量的總和。表3顯示，三譯本的被動句數量存在差異，然而并不明顯。但由于各譯本總句數量差異較大，因此，被動句占比各不相同，差值較大。相比較而言，三譯本中被動句數量最少的是陸寬昱譯本，只有196個，但其譯本總句數量僅有1307個，因此，被動句數量在全篇占比反而是三者中最高的，達到15%。華茲生譯本被動句最多，共225句，但被動句數量在全篇占比只有12.08%，低于陸寬昱譯本。馬克瑞譯本包含被動句205個，全篇占比10.65%，數值最低。通常來說，英語文本中的被動句較多，且一般通過典型的被動形式進行表達。漢語文本中被動句相對要少，且漢語的意合性造就其被動標記有和無的同時存在，這意味著漢語被動句既有包含被動形式標記的、也有無被動形式標記的被動意義句。[12]

如《維摩詰經》“菩薩品第四”中的“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為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盵1]75華茲生將“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翻譯成被動句“So how, Maitreya, can you be given this prophecy about ‘one birth’?”然后他繼續使用包含被動語態的英語問句“Were you given this prophecy because of some birth that pertains to suchness? Or were you given this prophecy because of some extinction that pertains to suchness?”來翻譯“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為從如滅得受記耶？”華茲生將最后兩句“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也翻譯成包含兩個被動語態的英語假設句：“If you were given this prophecy because of some birth that pertains to Suchness, you should know that in Suchness there is no birth. And if you were given this prophecy because of some extinction that pertains to Suchness, you should know that in Suchness there is no extinction.”[7]53從認知語義視閾來看，盡管原文沒有被動形式標記或明顯的被動意義的呈現，但華茲生卻一連使用五個被動句來翻譯原文，每一句都是“you be given”的標記性被動形態。句中“受記”一詞為佛典術語，意即接受記別，也就是“佛的規矩，跪著由佛摸著頭頂，告訴你來生會生在什么時代，什么地區，生在什么家庭環境”[13]。華茲生將原文五句話都翻譯成英語的被動句式，也有他自己的依據。由于古代漢語中存在無被動形式標記的被動意義句，這些句子沒有“致使被動”的痕跡，以致于被動性不強，受到的致使力很弱，對其被動意義的觀察主要看主語是謂語動詞的受事還是施事。此句“彌勒得受記”中，主語“彌勒”與謂語動詞“得”到底是受事還是施事關系，這取決于譯者怎么理解“得”。從受事角度看，“得”意味著“被給于”，華茲生譯文多從受事視角來進行翻譯，顯得更加客觀，也使得他的譯文被動句最多，這更好地體現了英語文本的特點，更符合英語讀者的閱讀偏好。馬克瑞譯文和陸寬昱譯文則使用主動語態進行翻譯，兩譯文傾向于事件的施事視角，將“得”理解成“接受”，以致于每一句都以“receive”這一動詞來體現“彌勒”和“受記”兩詞的主賓概念。當然，陸寬昱沒有將此句譯為被動句式，并不妨礙陸寬昱譯本的被動句數量與總句數量之比值在三譯本中位居第一的事實，這種被動語態出現的高頻率說明其譯文風格符合英文文本特點。馬克瑞譯本被動句占比最低，說明他的譯本更多的是依循漢語本原文，并沒有針對英語世界特定的目標讀者群。

三、結論

通過對鳩摩羅什本《維摩詰經》的三個英譯版本，從詞匯標記層面和句法標記層面進行定性和定量的比較研究，發現譯本語言特征和翻譯風格的差異性與譯者的目標語讀者設定有著密切的關系。華茲生譯本總詞數最多，偏向于短詞的使用，文本闡釋性最強，注重大眾化讀者群的閱讀感受，語際顯化程度最為明顯，非正式風格也最典型，在三譯本中閱讀難度最低，可讀性最強，符合他將那些缺乏相關背景的讀者設定為理想讀者的要求。陸寬昱譯本在文本形式和內容上最忠實漢語文本，直譯傾向性明顯，用詞精練，總詞數最少，多使用長句和被動句，術語較多，專業化特征最為明顯，閱讀難度在三譯本中最大，適合具有相關背景知識的讀者閱讀。馬克瑞譯本詞匯密度最大，總句數量最多，夾雜注釋頻次較高，其可讀性相對要弱，這歸咎于其目標讀者群的多元化，既要滿足世俗讀者的閱讀需要又要兼顧信徒的誦經需求，從而使譯本失去了靶心。只有針對特定的目標語讀者群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呈現相宜的語言特征和翻譯風格，才可能取得典籍翻譯的最佳效果，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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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Versions ofBased on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MA Jiesen1，MA Ruofei2

(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Zhejiang,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Guangdong, China )

Based on the self-buil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parallel corpus of three influential English versions of, this paper make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three versions from the lexical and syntactic marker levels, carries out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explores different language features and translation styl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vers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tting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hip.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lexical marker, syntactic marker, target language readership

H315.9

A

1673-9639 (2023) 06-0056-06

2023-10-15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佛教十三經漢英平行語料庫建設與應用研究”（19YJCZH116）。

馬杰森（1979-），男，湖南邵陽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馬若飛（1972-)，男，湖南新邵人，教授，研究方向：英語文學與翻譯。

（責任編輯 印有家）（責任校對 李昌禮）（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