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現實基礎、面臨問題與實踐路徑

■劉濤 李敬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盵1]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價值目標和宗旨體現，也是全體人民的共同期待。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使命，并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貫穿始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及新時代的發展，我國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尤其是進入新時代，我國消除了絕對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得到提升。經過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并努力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闊步邁進，共同富裕的現實圖景更加清晰。然而，共同富裕戰略的實踐還面臨著諸多艱巨的任務和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2]，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因此，要在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的戰略體系中，盡快補齊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短板，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全面推動鄉村振興，讓農民農村共享現代化建設的成果，構筑共同富裕實現之路。立足新時代走好新征程，完成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戰略任務，必須立足國家戰略部署和鄉村社會實際，把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找準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歷史方位與實現路徑，為共同富裕戰略目標的實現提供學理支撐。

一、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現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開創了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新局面，書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新篇章。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十年偉大變革中，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任務。黨中央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推動鄉村振興，農村的現代化水平持續提升，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各項發展目標高質量完成，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共同富裕的實現基礎堅實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基礎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制度穩則國家穩?！盵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國家穩定的基礎。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建黨初期黨就高度重視在農村的領導體系建設，持續加強在鄉村的制度建設。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加強黨支部建設，壯大黨員干部隊伍，推進鄉村治理、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貫徹落實在鄉村的各項政策措施，切實增強了農民的獲得感，實現了對鄉村經濟、社會、生態、治理等的全面領導。其次，中國共產黨注重強化基層黨組織的黨內民主制度，通過完善決策機制、增強政治本領、推動全面從嚴治黨，確保政策執行的公平公正，增強了黨的號召力、公信力和凝聚力。最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通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探索創新村民議事會、理事會等民主決策方式，保障農民參與、決策的主體權益，讓農民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農民的主體意識得到充分體現，農民的創造熱情被充分激發，鄉村建設的主要力量得到充分釋放。此外，中國特色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社會主義特色明顯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事業實現城鄉全覆蓋，尤其是對鄉村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推動了鄉村社會的制度化、規范化發展，在更廣泛空間凝聚形成了社會共識，為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國家系列戰略部署是基礎支撐

在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無數共產黨人接續奮斗，向偉大目標堅實邁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面對農民普遍貧困的問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農民開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維護農戶的土地權益。1953 年6 月，黨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積極推動農民的合作化，組織農民建設農村、發展農村。1953 年12 月，黨中央發布《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提出逐步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4]，由此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任務開始納入國家發展的戰略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共同富裕的路徑進行了規劃，以“先富帶后富”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徑，讓一部分地區經濟率先發展起來，奠定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培育農村致富帶頭人，帶動后發展地區和貧困農民共同富裕。然而，共同富裕還面臨著“底層貧困”的難題。為實現貧困人口脫貧致富，黨中央作出了“一個都不能少”的莊嚴承諾，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從脫貧攻堅邁向鄉村振興，帶領農民過上美好生活、實現個人夢想。中國共產黨高瞻遠矚，通盤考慮、整體謀劃、協同推進，以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為最終指向，分階段、有步驟地推進鄉村發展，既能夠遵循共同富裕的規律和原則，又有力推動各階段政策的落實，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更加深刻，讓共同富裕的路線圖更為清晰。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謀劃總體戰略，安排部署發展任務，推動了百年奮斗目標的完成，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穩步推進。

3.人心所向是基礎動力

鄧小平同志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5]。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經濟文化基礎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必然面對生產力落后帶來的貧窮問題，而擺脫貧窮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任務。正是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領導作用，充分調動了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組織力和戰斗力，帶領全國人民努力奮斗，我國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人民群眾收入持續增加，社會保障能力不斷增強，共同富裕面臨的難題逐步化解。進入新時代，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黨員干部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以強有力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政治性，確保了較高的執行效率，推動了黨和國家共同富裕方針政策的落地。黨中央在政策出臺和實施中，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籌兼顧城市與鄉村、先富與后富、全局與部分之間的關系，城鄉差距日益縮小，農業農村現代化加速，農民的利益得到維護和保障，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立黨為公的理念，在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實踐中得到充分彰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贏得了農民的認可和擁護，調動了最為廣泛的社會力量，為共同富裕提供了不竭動力。

（二）共同富裕具有強力的政策支撐

1.強有力的貧困治理政策

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貧困與發展始終交織在一起，減貧和治貧始終貫穿在國家政策實踐中。新中國成立以來，貧困治理體現出從“救濟式”向“開發式”轉變的邏輯，綜合性扶貧、連片扶貧開發及扶貧攻堅計劃等政策實施，讓農村貧困人口逐步減少，貧困農民的生活質量不斷提升，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讓貧困治理從“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轉變，貧困治理更具針對性，更富持續性。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截至2020 年底，我國832 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6]，絕對貧困在我國全面消除，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邁出堅實一步。脫貧攻堅戰勝利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明確要“舉全黨全國之力，統籌安排、強力推進，讓包括脫貧群眾在內的廣大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朝著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繼續前進”[7]。消除絕對貧困后，防返貧和相對貧困的治理任務還較為艱巨，黨和國家依然把貧困治理放在重要位置。健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長效機制，完善低收入人口的常態化幫扶機制，增強相對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將振興和發展納入共同富裕的實踐中，努力消除發展中的失衡和差異問題，體現出我國政策和制度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彰顯出強大的貧困治理能力，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貧困治理范式，也為共同富裕提供了路徑參照。

2.系統的鄉村振興推進政策

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農業是現代化建設的經濟基礎，農民是中國共產黨在基層執政的群眾基礎。鄉村發展的質量在任何時候都關系著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關系著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及建設大局，農業、農村與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所在。黨的十九大以來，國家把鄉村振興提上日程，相繼制定出臺了《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等，提出了鄉村振興的思路、方向和任務，明確了鄉村振興“三步走”的階段性目標，確立到2035 年實現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目標全面實現。2021 年6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正式實施，進一步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法治保障，也為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目標實現提供了政策工具。在鄉村振興戰略推進中，城鄉發展的不平衡、鄉村的短板得到有力破解。據統計，2021 年我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8931元，比2012年增長了約139%。城鄉居民收入從2012年的3.10∶1降至2021年的2.50∶1，收入差距逐步縮?、贁祿碓矗焊鶕医y計局公開數據整理而得。。城鄉戶籍制度得到破解，鄉村振興政策激發了鄉村產業、文化、治理等領域的活力，出現了河南魯山縣產業“四鏈”融合模式、浙江德清田園綜合體發展模式、四川崇州“天府良倉”農商文旅跨界融合模式等鄉村振興典型，鄉村振興的探索實踐精彩紛呈、成效顯著?？梢哉f，鄉村振興戰略為解決好“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是破解社會主要矛盾、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抓手。

3.“保護型”新城鄉發展政策

過去城市和工業優先的政策導向，產生了不平等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發展失衡的問題日益顯現，鄉村發展資源薄弱，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不足，農村發展空間狹小，且資源持續外流，城鄉關系呈現出“剝奪型”特征。為改變不平衡的城鄉發展結構，2002 年11 月，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8]，城鄉結構問題開始納入國家政策視野。此后，黨和國家持續推動農村經濟與社會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改革加速，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升，城鄉協同一體化建設提上日程。2006年國家取消農業稅，并實施農業補貼，農村勞動力得到解放，大量農民進城務工，并獲得務農務工兩份收益，形成了“半工半農”的家計模式，城鄉二元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明確要“加快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9]，城鄉關系進入全方面融合階段。在國家戰略部署下，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積極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子，努力破除妨礙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壁壘，推動農村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發展，有效縮小了城鄉差距，為共同富裕提供了強大政策支持。國家推動構建以城鄉融合為導向的新型城鄉關系，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有力保護了農村社會結構的彈性，讓外出務工的農民可以隨時返鄉生活?？傮w來看，隨著城鄉體制機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國家對鄉村發展的資源投入力度不斷加大，逐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保護型”城鄉關系正在逐漸形成，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權益得到維護，新型城鄉關系將引導共同富裕步入歷史新階段。

二、農民農村共同富裕面臨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系列國家戰略的落地，讓農民的生活環境、收入水平及農村面貌發生顯著改善，農民農村離共同富裕目標更加接近。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區域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凸顯，尤其是農民群體內部的收入分化及農村精神富裕發展不充分，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短板弱項亟待補足，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仍然面臨挑戰。

（一）區域之間經濟的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戰略、資源稟賦及區位條件等方面的差異，東西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明顯。在“先富帶后富”的實踐中，東部沿海地區因交通、區位的優勢突出，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具有改革開放的先決條件，得到國家政策的重點支持，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市場活力得到充分激發，企業、園區迅速興起，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促進了科技創新、社會管理、文化建設等各方面的快速發展，農民生活質量和環境顯著改善。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促進了鄉鎮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也為城鎮化建設提供了強大支撐。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浙江省城鎮化率達到72.17%，廣東省為74.15%，高于全國63.89%的城鎮化率[10]。東部地區的先發優勢，使得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醫療服務等相對健全，城鄉一體化的水平較高，城市能夠為農村居民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農民也能夠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且多數農村的集體收入較為可觀，農民能夠在本地就業，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生活質量遠高于中西部農業型村莊的農民。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起步較晚，資源、區位等條件相對薄弱，產業發展能力不強，城鎮化率及質量不高，城鎮公共服務還難以覆蓋廣大農村。中西部地區的農村集體資源較少，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強，農村基礎設施、農民的收入等與東部地區存在一定差距。同時，由于東部地區的吸納效應，大量中西部地區的農村人口流向東部沿海城市務工，中西部地區農村“空心化”“老齡化”的問題顯現，“老人農業”使得農業現代化進程放緩，而且容易引發家庭養老、教育等系列社會問題，這都給共同富裕帶來一定挑戰。

（二）城市與鄉村發展的不平衡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采取了工業、城市優先的發展策略，實施了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和要素流動控制等一系列政策，城鄉經濟發展的二元結構性問題出現。這樣的發展策略造成了農業對工業、鄉村對城市長期而巨大的貢獻與犧牲[11]，城鄉二元結構加速了文化、社會、治理等方面的區域分化，城鄉發展的不平衡、農村發展的不充分問題加劇。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受到發展策略及經濟導向的影響，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初期被不斷強化，城鄉之間原本的資源、環境、產業等差距被放大，社會政策、福利、保障等方面的資源配置失衡，城市不斷吸納農村勞動力資源，進行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改革開放后，雖然城鄉協同發展的政策支持力持續增強，但是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短期內難以彌補，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仍然存在。從產業發展情況來看，城市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附加值和生產效率都遠高于農業，農民的收入增速低于城市居民，城鄉收入差距明顯。為確保農民穩定增收，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深入開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升行動，支持家庭農場組建農民合作社、合作社根據發展需要辦企業，帶動小農戶合作經營、共同增收。然而，“一家一戶”的小農經營還占據相當比例，小農戶在大市場中的競爭力較差，并受到中間商的擠壓，很難從農業經營中獲得較高收益。而且農民耕地多是按照遠近、肥瘦、交通等優劣組合分配，農地細碎化問題突出，農業經營成本較高，小農戶經營的利潤較低。城鄉之間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供給也存在較大差距，雖然農村交通設施已得到較大改善，但是水、電、氣、暖供給能力不足，農村人居環境較差，農村設施數字化水平不高，公共設施品質滯后于城市。同時，農村在教育、醫療及社會保障能力方面的短板明顯，教育水平、醫療保障能力與城市存在較大差距。農村的資源汲取能力不足，鄉村振興的內在動力和支撐力不夠，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依然顯著。

（三）農民群體內部的收入分化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農民收入得到整體性增加，但從農民群體內部來看，由于家庭勞動力、就業形式及土地經營規模等情況不同，農民群體內部的收入開始出現分化。經濟收入的分化帶來了農民行為方式和群體認同的改變，影響著農民的組織與合作能力，成為新時代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新挑戰。

一是東西部地區農民收入的區域差距。區域間農民的收入主要取決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及就業的市場化程度，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高，家庭勞動力就業能力強，市場化就業充分，家庭貨幣化收入就相對較多，家庭生活質量較高。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農民市場化就業機會多，農村勞動力就業充分，家庭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市場化就業。從事農業經營的家庭，其產業化和市場化水平較高，也可以獲得較多的貨幣化收入。與之相比較，中西部地區的工商業發展不足，就業和創業的空間局促，農民市場化就業的程度較低，而且農業生產多為大宗農作物，農業產業化和市場化水平不高，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經營為主，農業經營收入不高，因此家庭難以獲得充足的貨幣化收入，經濟收益還難以支撐相對體面的生活。

二是市場化程度不同的區域農民群體內部的收入差距。東部地區農村的市場化程度高，農民的經濟分化程度明顯，一些勞動力充足的農村家庭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并獲得了創業或就業成功，這類村民成為市場中收入較高的精英階層。多數普通農戶通過務工經商或者兼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但與高收入群體差距較大，尤其是勞動力不足的家庭，就業機會缺少，收入來源單一，生活質量不高，在市場競爭中的生存壓力和焦慮感明顯。東部地區農民經濟收入的差距，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共同富裕面臨經濟分化及市場排斥的壓力。從中西部地區的農民群體來看，農民的收入分化程度不高，但家庭勞動力素質高低及就業機會的多少存在差異，導致農民群體內部出現階層分化[12]，高收入群體多務工或經商，而多數兼業農民通過務工務農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成為村莊中的“中間力量”?！爸虚g力量”的利益和社會關系在鄉村，并且能夠溝通中上階層，兼顧低收入群體的利益，使村莊社會關聯得到穩固，社會分化程度較低。中西部地區的低收入群體因為得到中等收入群體的照顧，也嘗試通過努力參與市場競爭，增加收入，晉升為中等收入群體。因此，在中西部農村地區有一定的經濟分層，但尚未形成社會分化和階層區隔。然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存在勞動力素質不高、小農家庭經營效益低等問題，加上市場波動和復雜的經濟形勢影響，容易使中等收入群體的增收放緩，擴大與高收入群體的差距，從而弱化中間階層對共同富裕的支撐力。對于中西部農村來說，保護兼業農民構成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利益，增加市場就業機會，促進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并帶動低收入群體共同增收，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務。

（四）農村精神富裕的不充分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1]。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內涵豐富，不是僅物質生活富裕，而是兼顧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13]。脫貧攻堅戰勝利后，農民的物質生活質量不斷提升，但精神文化生活還相對匱乏。

一是文化的流變問題顯現。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城鄉政策和鄉村戰略發生重大變化，城鄉融合成為重要方向，融合中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流動在城鄉之間，形成了空間“二重性”的家庭生活。農民在城鄉之間的流動，讓鄉村文化缺乏穩定的承接載體，出現了文化的斷裂及碎片化問題，加之缺少修復和彌補的機制，在娛樂化、功利化的消費主義沖擊下，鄉土文化傳承乏力、逐漸式微。同時，城與鄉不同系統的文化在農民世界中交織，引起了農民文化價值和觀念的脫節，出現了多元文化的矛盾和沖突。

二是文化內生能力弱化。傳統鄉土文化在農業生產和穩定生活中形成，具有內生的運行、組織、傳承機制，農民既是文化生產者，也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并內化到日常生活的實踐中，進而促進了鄉村文化的繁榮與興盛。在鄉村轉型與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傳承的空間受到擠壓，鄉村文化生產的資源外流，文化建設主體缺位，文化組織能力弱化，文化內部生產能力匱乏。鄉村組織動員和組織群眾開展文化活動的動力不足，對文化建設的人力、物力投入較少，加上村莊社會關聯弱化，文化建設的自組織能力減弱，農民文化生活較為貧乏。

三是公共文化供給存在偏差。取消農業稅后，鄉村文化建設被納入行政體系中，文化建設更多依靠自上而下的項目輸入，按照科層管理模式和技術評估方式推進，文化供給的內容單一，文化服務和管理滯后、遲緩。同時，鄉村組織性力量的減弱導致農民的文化訴求缺少向上傳遞的內部載體，供需不匹配的問題開始出現，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農民需求存在錯位，外部輸入性文化資源難以滿足農民的精神文化訴求。

三、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

推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包括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生態建設、文化繁榮等多項內容，涉及城鄉、區域及群體之間的多方協同，是一項系統性、復雜性、綜合性工程，需要統籌謀劃、系統推進，構建區域聯動體系，促進城鄉協同發展，引領鄉村全面振興，為我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堅實的支撐。

（一）在城鄉融合中促進共同富裕協同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城鄉融合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1]。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必須著力推動城鄉融合，發揮工業和城市對農業和農村的反哺作用，補齊鄉村發展的短板，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一是加快推動城鄉全領域融合聯動發展。促進城鄉產業融合，堅持工業帶動農業、科技引導農業的理念，加快培育新產業、新業態，促進農業產業鏈條延伸，增加農業附加值，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探索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機制，引導城市資源投向農村，促進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推動電商、物流、商貿等產業的融合，形成城市建設與鄉村振興的耦合體系，實現城鄉各領域的協同聯動發展。

二是構建區域發展的聯動機制。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區域不平衡，主要表現為東部沿海地區鄉村和中西部地區鄉村的差距。破解農村發展的區域失衡問題，要在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基礎上，引導東部沿海地區優質資源、人才團隊等支持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構建共同富裕的聯動機制。加快推動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創新，增加三次產業的產品附加值，帶動農民素質提升和收入增加。在國家戰略部署中，也要充分考慮政策、資源的區域平衡配置，對發展較慢的農村加大設施和服務的供給力度，在社會財富總量增加的框架內實現公共服務的普惠共享。

三是深入貫徹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部署。在傳統城鄉關系結構中，農村處于弱勢和被動地位，鄉村資源外流與城市的擠壓并存。新發展格局下，鄉村振興的實踐必須要轉變發展中的平等和公平失衡問題，破除妨礙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制度壁壘，樹立起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理念。在規劃政策制定中，充分考慮農村發展實際和農民的利益，優先布局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項目，在財政經費、基礎設施建設、要素配置等方面向農村傾斜，補齊教育、醫療、產業等發展短板，縮小城鄉差距和破解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

四是在新型城鎮化中促進共同富裕。新型城鎮化戰略是黨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部署，是破解農業農村資源不足、空間局促難題的重要方式，能夠為農民提供多元的就業機會，也可以確保城鄉的一體化建設持續推進。當前，國家積極推進以縣域為載體的城鎮化建設，本質上是以人為本的就地城鎮化，這可以切實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現代產業低成本對接，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民共享城鎮化建設的成果。在新型城鎮化推進中，要科學把握建設的節奏和進度，突出城鎮化的質量和內涵，引導農民有序轉移、合理流動，增強產業、設施和服務支撐力，尤其是要以縣城為中心促進產業融合，拓寬農民投資增收空間，全面提升農民生活質量。

（二）在鄉村振興中提升共同富裕品質

鄉村振興實踐中既要加快提升農業產業化、現代化水平，增強農民共同富裕的經濟支撐，也要優化鄉村生態環境，豐富農民文化生活，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為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提供整體性支撐。

一是以產業振興塑造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鄉村產業振興是做大做好“鄉村蛋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14]。促進鄉村產業振興，要充分發揮農村種田能手、致富帶頭人、技術骨干等的引領作用，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動發展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企業，帶動小農戶發展現代農業，延伸農業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降低農民生產風險，提高農業經營的效益，增加農民的務農收入。同時，也要盤活農村集體資產，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能力不足，要充分挖掘當地文化、產業、生態優勢，發展文旅、物流、康養等特色產業，形成特色突出、結構合理的集體經濟產業發展格局。積極創新集體經濟發展思路，探索集體經濟與社會組織、創業團隊、國有農業企業等合作的模式，形成混合發展的集體經濟綜合結構，破解利益薄弱型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的困境。

二是以生態優化營造美麗鄉村。美麗鄉村是農民的期待，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任務。當前鄉村振興已經進入提質升級階段，需要從基礎性建設向高質量發展轉換，更加突出生態、綠色、美化的內涵，構建良好生活生產環境。著力建設生態鄉村，加強鄉村大氣、水源生態治理，保護好鄉村森林、濕地、河流生態面貌。全面提升農村生活垃圾現代處理體系，推動垃圾的回收和利用，完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推進農村改廁和水體治理，營造優質人居環境。

三是以資源激活促進文化再生產。促進農民文化富裕目標的實現，需要轉換鄉村文化建設的思路，從單純的外部文化輸入向內外結合調整，激活鄉村內部的文化資源，培育鄉村文化振興的內生動力[15]。注重鄉村骨干文化人才的培養，發揮村組干部在文化建設中的示范引領作用，帶動培養文藝愛好者、文化積極分子，成立鄉村文化協會、舞蹈隊、文藝組織等，組織動員農民開展文化活動、文藝培訓，豐富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鄉村文化建設，布局切合農村實際的文化項目，推動文化融入農民休閑娛樂、農業生產等日常實踐中，豐富農民的閑暇生活。鄉村組織要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培養農民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自覺抵制陳規陋習，弘揚新風正氣，建立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

（三）在返貧治理中補齊共同富裕短板

在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后，我國仍然面臨著防返貧的重要任務。返貧是指由于內生脫貧動力不足、生計資源較差、外部災害沖擊和社會負面影響等使貧困戶在脫貧后又再次貧困，是國家貧困治理中不可忽視的難題[16]。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點工作，明確要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完善監測幫扶機制，促進脫貧人口持續增收[17]。然而，返貧問題發生于具體的時空情境中，具有一定的變動性、時代性和動態性，這決定了貧困治理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環境變化而不斷深化，尤其是要充分考慮經濟形勢、自然災害、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響，積極主動監測外部風險帶來的沖擊，完善常規化的監測防治返貧機制，同時建立前瞻性、應急性的規模性返貧防控體系，及時研判脫貧人口返貧的動態性因素，快速調整貧困治理策略以規避風險，阻斷貧困生成的關鍵節點或鏈條，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底線保障。

一是建立常規和應急相結合的防止返貧機制。要立足各地經濟基礎、資源稟賦、脫貧個體的狀況等差異，及時建立應急性、動態性的貧困治理機制。針對返貧風險較大的地區和人群進行常態化監測，提供穩定、持續的幫扶政策，通過推動發展特色農業、健全農業基礎設施、強化勞動力就業幫扶，確保農村脫貧人口的穩定增收。繼續完善社會救助、失業保險、醫療保障、市場支持等政策幫扶措施，加強對苗頭性、突發性返貧問題的預防和治理，嚴格抑制規模性貧困的發生。對于返貧風險低的地區和人群，要建立專兼結合的治理體系，既要落實好國家和地方防止返貧的政策，建立專門化、專業化的監測和防控機制，實現常規化幫扶救助，又要充分調動鄉村黨員干部的積極性，尤其是發動村民代表、積極分子的積極性，使他們融入鄉村防止返貧的治理體系中，形成日?；迩f貧困治理隊伍，提升返貧的自我監測、自我治理能力。

二是完善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的銜接機制。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戰略性推進，是推動我國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關鍵步驟[18]，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重點包括產業發展、生態宜居、體制機制、基層治理、醫療保障、教育保障等[19]。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是一項綜合性工程，既包括生活生產基礎方面的保障，也涉及個體發展及品質提升等內容，從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遞進，需要更為系統和全面的政策支撐。要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政策、機制和資源的延伸與拓展，使之逐步與鄉村振興相銜接。首先，需要做好產業扶貧與產業振興的銜接，從產業扶貧向產業振興延伸，要補齊農業經營的技術、設施和服務的短板，促進脫貧地區發展現代農業，建設高品質農業園區，培育優質農產品品牌，讓農民獲得更多農業價值鏈的增值收益。其次，做好駐村幫扶與組織振興之間的銜接。加強黨對鄉村發展的全面領導，進一步建強基層黨組織，提升村組干部業務能力和管理水平，增強黨員干部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返貧治理和鄉村振興中的戰斗堡壘作用。最后，要做好扶貧與扶智的銜接。通過教育、培訓等增強農民的增收技能，塑造農民自立自強的精神，使其形成奮斗、拼搏、向上的價值觀，從等待幫扶向自我實現轉變，讓脫貧農民能夠依靠勞動創造美好生活。

四、結語

在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戰略實踐中，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始終是各時期的根本性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現代化和城市化取得巨大成績后，黨和國家開始推動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建設，以城市和工業反哺農村、農業，補齊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短板弱項。從鄉村建設、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黨和國家發展農村的政策不斷調整和完善，不僅聚焦文化、水利、產業等局部問題，也著眼于鄉村社會的整體性關照和體系化建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國式現代化扎實推進。同時，也要看到我國還處于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探索實踐階段，鄉村振興任務依然艱巨，還面臨著復雜環境的影響和沖擊。立足現實，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都要始終保持堅強定力，深入把握問題的本質，認識到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貧困治理的政策能夠為共同富裕提供有力保障，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必將實現。瞄向未來，黨的二十大已經為農民農村共同富裕錨定目標、規劃路線、確立任務。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實踐中，既要高瞻遠矚、深謀遠慮、篤行不怠，也要落腳于農民的訴求和農村的實際，結合中國國情和農情，找準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和機制，繼續發揮制度、戰略和政策的支撐作用，著力破解城鄉、區域和群體間的不平衡問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完善鄉村振興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融合協同發展，讓農民共享現代化的成果，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穩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