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沿江經濟帶旅游碳足跡與收入脫鉤分析

王 瑤，張北贏

（江蘇師范大學 地理測繪與城鄉規劃學院，江蘇 徐州 221000）

0 引言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的具體目標，兩個目標既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一直以來，旅游業被認為是一項環境友好型產業，但Becken等（2003）發現一直作為綠色產業的旅游業卻排放了更多的隱性溫室氣體。2018年旅游產業的碳排放總量占全球總碳排放量的8.3%，遠超多數產業（Lenzen等，2018）。大規模旅游活動引發旅游地土地變化、水資源短缺、植被破壞等問題，已嚴重影響到旅游業的綠色低碳發展，因此，如何加快旅游業低碳轉型、推動旅游業碳足跡排放與旅游收入脫鉤，是新時代旅游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G?ssling（2002）首次提出旅游碳排放的研究方法，經后續學者不斷補充與修繕，目前主要分為投入產出理論（IOA）的“自上而下”法（Perch-Nielsen等，2010）和基于生命周期理論（LCA）的“自下而上”法（G?ssling等，2008）。國內學者將理論引入后，得益于統計數據體系的日益完善，一部分學者利用投入產出理論對不同尺度上的區域做了研究，結果顯示：深圳市2009—2011年旅游碳足跡不斷增加（汪清蓉等，2014）；成都市1999—2004年旅游業碳足跡增加了400萬t（Liu等，2011）；山東省旅游碳足跡2000—2015年分布特征為北高南低、東高西低（田紅等，2018）；江蘇省1997—2007年旅游碳排放增快 （陶玉國等，2014）；全國范圍內2007年旅游間接碳排放量占終端能源間接消耗碳排放總量的2.93% （袁宇杰，2013）。而生命周期理論更適合于不具有數據統計基礎或者尚未建立衛星旅游賬戶的景區景點、局地尺度上旅游業碳足跡的測算，理論中將旅游活動過程劃分為7部分（王淑新等，2019）。張瑞英等（2015）發現野三坡風景區吃住行游購娛等環節碳足跡比重差異很大；肖建紅等（2011）研究認為舟山群島旅游交通碳足跡最大；Tang等（2014）對中國大陸的旅游碳足跡做了測算，1999—2021年旅游碳足跡年增長率為12.6%。后又有學者將碳足跡與碳承載力進行比較，相關研究結果表明：江蘇省旅游碳足跡與承載力處于失衡狀態（董紅艷等，2018）；青海省旅游碳承載力高于碳足跡（孔琳，2022）；華東各省份旅游碳排放與碳承載力基本失衡，生態旅游壓力巨大（涂瑋等，2021）。閱讀文獻發現，極少數學者創新性地將經濟脫鉤理論引入旅游發展、旅游碳足跡中，王兆峰等（2019）、李振環等（2021）分別對長江經濟帶旅游產業集聚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和中國旅游業碳排放脫鉤效應測度與時空格局做了研究。

江蘇省沿江經濟帶的8座城市是江蘇省規模最大、開放程度最高、產業體系最完整的區域。由于旅游資源的稟賦及發達的經濟、交通、基礎設施等條件，2019年接待國內外游客6.8億人次，國內外旅游收入1 692.4億美元，均達到近年峰值。受疫情影響，2020年全年國內外旅游總人數為3.9億人次，出游人數依舊龐大。沿江經濟帶占江蘇省總面積的47%，但2019年旅游人數及旅游收入卻占江蘇省總量的77%和82%，狹小的面積上承擔的碳排放量可見一斑，這與推動江蘇沿江經濟帶“以綠色發展降低生態負荷，打造長江經濟帶示范性綠色城市群”發展的目標不符（田澤等，2020）。文章以旅游碳足跡理論為基礎，修繕旅游碳足跡與碳承載力計算模型，對江蘇省沿江經濟帶2016—2020年旅游碳足跡與碳承載力進行動態對比分析，并結合脫鉤理論模型分析旅游碳排放與旅游收入之間的關系，更好地把握旅游業發展對當地環境的影響，認知區域旅游生態安全，以期為從“節能減排”的角度制定針對性的低碳措施提供理論依據，對江蘇省沿江8市實現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江蘇省沿江經濟帶主要包含長江兩岸的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南通、泰州及揚州8個城市，約占全省總面積的47%。長江橫貫其境內東西約433 km，地形主要以平原、丘陵為主。氣候類型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年降水量1 000 mm左右，域內旅游資源極為豐富。2020年江蘇省沿江經濟帶8市地區生產總值為80 781.7億元，年末常住人口為5 483萬人，城鎮化率為78.5%，人均GDP為14.7萬元。一、二、三產業占比為3.5∶44.7∶52.8，其中旅游業占生產總值的8.7%，較2019年明顯下降。

1.2 研究方法

1.2.1 旅游碳足跡

碳足跡是指人類生產生活、消費活動中消耗能源而產生的溫室氣體數量，其中包括CO2等氣體（Weidema等，2008）。旅游碳足跡指旅游者在“吃、住、行、游、購、娛”等各項活動中直接或間接引起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綜合，可用CO2的質量表征。假定旅游者在整個旅游消費產品過程中碳排放的本質是相同的，那么，在旅游過程中產生的碳足跡可用相關的旅游收入或者旅游者消費進行統一比較和測算（曹輝等，2014；謝佳琦，2015），公式為

式中：TCE為某年旅游碳足跡，t；A為某年旅游業總收入，美元；G為某年旅游業綜合CO2排放強度，kg／1 000美元，目前尚未有關于中國旅游業碳排放等相關數據，因而采用世界平均碳排放強度623.13 kg／美元作為G的計算值；tce為人均旅游碳足跡，kg／人；N為某年內區域旅游人次。

1.2.2 旅游碳承載力

碳承載力是指綠色植被的固碳能力。一定時空條件下，陸地生態系統和人類旅游經濟系統中CO2循環的最大能力，用單位時間、單位面積植被碳匯CO2的質量表示（董紅艷等，2018；李穎等，2008；戴靚等，2013）。碳匯地主要是林地、草地，由于江蘇省牧草地面積僅占土地面積的0.01%，其碳匯能力可以忽略不計，即江蘇省的碳匯能力主要來自森林，公式（謝佳琦，2015；張明珠，2018）為

式中：TCC為旅游碳承載力，t；CC為某地區域總碳承載力，t；R為旅游碳承載力系數，即旅游業產值與地區生產值的比值；CCi為第i年植被森林碳存儲量，t；α為林下植物碳轉換系數，取值為0.195；β為林地碳轉換系數，一般取1.244；xi為區域第i年森林活立木積蓄量；p為容積密度，即森林生物量轉換為生物蓄積量的轉換系數，本研究取0.5 t／m3；δ為蓄積擴大系數，即活立木積蓄量轉換為生物蓄積量的轉換系數，取1.9；γ為含碳率，取0.5；上述系數取值來源于聯合國政府間氣候專門委員會規定的默認數值。

1.2.3 旅游碳赤字

旅游碳赤字是指旅游碳足跡與碳承載力的差值，其值可反映某地區不同時期內旅游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若兩者差值為正，則旅游活動對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反之，則表明當地的旅游發展為可持續狀態，公式為

式中：TCD為旅游碳赤字，t；tcd為人均旅游碳赤字，kg／人。

1.2.4 脫鉤分析

脫鉤理論中的“脫鉤”包括絕對脫鉤和相對脫鉤，前者指經濟增長而資源消耗下降，后者為經濟增長而資源消耗相對緩慢上升。根據Tapio脫鉤指數理論（Vehmas等，2007），公式為

式中：CO2為旅游業碳排放對環境的壓力；△CO2為現期相對于基期CO2的排放變化速率；TGDP為地區旅游總收入；△TGDP為現期相對于基期TGDP的變動速率。其判斷標準（賈莉等，2018；焦士興等，2019）如表1所示。

1.3 數據來源

本文所需要的地區生產總值、國內外接待旅游人數及收入等數據均來自2017—2021年《江蘇省統計年鑒》。江蘇省沿江經濟帶各市森林碳匯數據參考《2015—2020年江蘇省森林覆蓋率和林木覆蓋率監測結果報告》、江蘇省綠化委員會發布的“森林碳匯統計分析報告”及中國林業數據庫中的《森林資源連續清查數據》。需要說明的是，活立木蓄積量5年清查一次，截至目前，2020年的數據尚未公布，遂2016—2020年每年的活立木蓄積量是以多年增長均值在2015年數據的基礎上累計得出的。其次，活立木蓄積量以省為統計單位，各市的活立木蓄積量未核實，遂用各市的林地面積占全省林地總面積的占比，乘以省活立木蓄積量，進而得出各市的活立木蓄積量。

2 結果與分析

2.1 江蘇省沿江經濟帶旅游碳足跡核算

旅游碳足跡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國內旅游人數2016—2019年呈增加趨勢，2019—2020年為下降趨勢；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及旅游的大眾化，國內旅游人數在2019年出現峰值，為6.76億人次；受新冠影響，2020年旅游人數銳減，為極小值3.9億人次。旅游收入、國內旅游碳足跡受國內旅游人數的直接影響，與其變化趨勢一致，分別在相同年份出現最高值及最低值，前者最大值為1 647.1億美元，最小值為1 010.5億美元，后者最大值為1.03億t，最小值為0.63億t。人均旅游碳足跡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趨勢，2020年為最大值，較2016年上升了12%。

表2 江蘇省沿江經濟帶旅游碳足跡計算結果分析Table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tourism carbon footprint of Jiangsu'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國際旅游人數2016—2018年為上升趨勢，2018—2020年為下降趨勢；2018年為最大值，為382.6萬人次，2020年僅為2018年的1／5。外匯旅游收入2016—2019年呈增加趨勢，2019—2020年為下降趨勢；2019年出現峰值，為45.3億美元；受疫情影響2020年縮減為2019年的1／3。國際旅游碳足跡與國際旅游收入變化趨勢一致，相同年份出現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82.3萬t和98.5萬t。國際人均旅游碳足跡變化曲線近似為“√”，2017年出現最低值，為705.2 kg／人，最高值在2020年，為1 359.5 kg／人，首次超過1 000 kg／人。

總量變化趨勢與人均值變化趨勢不一，前者2016—2019年為上升趨勢，2019—2020為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2019年均突破1億t，旅游碳排放強度可見一斑，后者類似于“N”狀，表現為“上升—下降—上升”的動態變化趨勢，峰值為2020年的164.4 kg／人，低值為2016年的148.1 kg／人。

近5年來，江蘇省沿江經濟帶旅游碳排放的基本特征為：1）國內、國際及總旅游碳足跡均表現下降趨勢，其中國內與總值曲線更為接近（圖1（a）、圖1（b）、圖1（c））。2）人均國內、總值呈“N”曲線變化，上升幅度不大；人均國際呈上升趨勢，且變化幅度大（圖1（d）、圖1（e）、圖1（f））。3）人均值與總量變化趨勢不一，尤其以2020年為典型，總量大幅度下降，人均值卻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值。

圖1 旅游碳足跡Fig.1 Tourism carbon footprint

2.2 江蘇省沿江經濟帶旅游碳承載力核算

沿江經濟帶林地面積稀缺，碳承載力能力十分有限，2016—2020年呈微弱上升趨勢，從2016年的4 726.38萬t增加到2020年的5 354.06萬t。后乘以各年旅游碳承載力系數，旅游碳承載力也隨之求出。2016—2019年旅游碳承載力明顯上升，從2016年的665.95萬t上升到2019年的791.59萬t；受疫情影響，2020年旅游碳承載力系數大幅下降，在總碳承載力上升的情況下，旅游碳承載力卻明顯減少（圖2（a））。人均旅游碳承載能力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趨勢，呈字母“W”狀（圖2（b）），最低值為2019年的11.65 kg／人，最高值為2016年的12.36 kg／人。

圖2 旅游碳承載力Fig.2 Tourism carbon carrying capacity

2.3 江蘇省沿江經濟帶旅游碳赤字核算

如表3所示，2016—2019年旅游碳足跡不斷增加，且增長率遠超過旅游碳承載力的增長速率，旅游碳赤字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2019年出現最高值，為9 754.5萬t，2020年旅游碳赤字明顯減小，側面反映旅游碳排放量超閾值的情況得到一定緩解。人均旅游碳赤字從2009年的135.7 kg／人上升到2020年的152.4 kg／人，說明旅游碳排放效率不高。上述分析表明，沿江經濟帶旅游碳足跡已明顯超過其旅游碳承載力閾值，各市皆面臨不同程度的旅游碳赤字缺口。疫情之下，雖旅游業發展緩慢或停滯不前，遠低于其之前的發展速度，甚至慢于其他產業，但也存在積極的一面，碳足跡的明顯減少可緩解旅游業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壓力，同時亦降低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

表3 江蘇省沿江經濟帶旅游碳赤字Table 3 Tourism carbon deficit of Jiangsu'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2.4 旅游碳排放與旅游收入脫鉤分析

江蘇省2016—2020年沿江經濟帶旅游碳足跡與旅游收入脫鉤指數變化趨勢呈“N”型，如圖3所示，總體表現為“上升—下降—上升”趨勢，可以分為3個階段：2016—2018年、2019年、2020年。根據脫鉤理論判別狀態可以發現，近5年沿江經濟帶旅游發展狀態及生態狀況不容樂觀。

圖3 脫鉤指數Fig.3 Decoupling index

2016—2018年脫鉤指數呈增加趨勢，并在2018年達到峰值，為1.12。3年對應的狀態分別為：弱脫鉤、擴張性耦合和擴張性耦合，處于一個旅游收入不斷增加、碳足跡同時增加的狀態，且2018年碳排放增長率超過旅游收入增長率。2019年處于弱脫鉤狀態，旅游收入不斷增加的同時，碳足跡以較低的速度增長。2020年情況最為糟糕，處于衰退性耦合的狀態，旅游碳足跡不斷減少的同時，旅游收入也以相近的速度減少，完全符合疫情之下旅游業的發展現狀。全國2015—2019年旅游業與碳排放處于弱脫鉤狀態，而沿江經濟帶旅游業與碳排放多數時間內卻處于耦合狀態，隨著《“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十四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 《旅游局關于印發全國生態旅游發展規劃（2016—2025年）的通知》等文件的頒布，有必要對沿江經濟帶旅行社、酒店等行業及相關碳排放進行系統規劃與統籌布局，及時調控旅游業碳排放脫鉤狀態與水平，相信江蘇省沿江經濟帶旅游業脫鉤狀態會有所好轉。

3 結論與建議

依據旅游碳足跡及承載力模型計算分析江蘇省沿江經濟帶2016—2020年旅游碳足跡、碳承載力及碳赤字的變化特征，根據脫鉤理論分析沿江經濟帶旅游碳排放與旅游經濟增長的協調關系，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國內旅游碳足跡2016—2019年呈增加趨勢，2019—2020年為下降趨勢；人均旅游碳足跡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趨勢。國際旅游碳足跡2016—2019年呈增加趨勢，2019—2020年為下降趨勢；人均旅游碳足跡變化曲線近似為“√”?？偮糜翁甲阚E變化趨勢與人均值變化趨勢不一，前者2016—2019年為上升趨勢，2019—2020為下降趨勢，后者類似于“N”狀，表現為“上升—下降—上升”的動態變化趨勢。

2）2016—2019年旅游碳承載力明顯上升，2020年旅游碳承載力明顯減少；人均旅游碳承載能力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趨勢，呈字母“W”狀。

3）2016—2019年旅游碳赤字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2020年旅游碳赤字明顯小于2016—2019年。人均旅游碳赤字從2019年的135.7 kg／人上升到2020年的152.4 kg／人。

4）旅游碳足跡與旅游收入脫鉤指數的變化趨勢為“N”型，5年間兩者的關系分別為：弱脫鉤、擴張性耦合、擴張性耦合、弱脫鉤及衰退性耦合，兩者的狀態亟需提升。

江蘇省旅游碳足跡已超碳排放閾值，那么，減少旅游活動限制、旅游產品生產與消費等措施則是減少旅游碳足跡排放的最佳方法，但現實并非如此。一方面，旅游業是現代服務業中的中流砥柱，已成為支柱性產業；另一方面，在大眾旅游的背景下，居民旅行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減少旅游活動等措施顯然不可取。針對上述情形，沿江經濟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堅守“旅游景區生態承載力”底線，當大量游客向景區涌入時，限流、錯峰入園、單雙號預約等技術措施應被使用。對于管理者來說，當收益與景區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矛盾時，管理者的決策應向后者傾斜。

2）需維護旅游生態系統的安全，秉持適度開發旅游資源的原則。積極探索“體旅文商農”的融合發展模式，以此降低單一旅游活動對生態環境的依賴與破壞。

3）積極提倡低碳旅游，鼓勵選擇綠色低碳交通工具出行，同時增加植被碳匯，進一步提高旅游碳承載力。

4）政府可對沿江經濟帶旅行社、酒店等行業及其相關碳排放進行系統規劃與統籌布局，及時調控旅游業碳排放脫鉤狀態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