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財政壓力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朱瑞瑞，汪克亮，張福琴

（中國海洋大學 經濟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0 引言與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增加的經濟總量與環境問題相伴而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嚴重的環境污染為代價，特別是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環境問題愈發嚴峻，中國陷入了“經濟-環境”不能同時兼得的怪圈。這一怪圈背后有諸多原因，其中地方政府行為和外商直接投資是不容忽視的因素（謝貞發等，2017）。在當前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方面需要大量的支出，財權與事權不對等，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這往往會對其他領域的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導致對環境保護投資的忽略。為了緩解財政壓力，地方政府有通過降低環境標準吸引外資投資的動機。外資引入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地方政府財政壓力，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隨著中國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打破“經濟-環境”怪圈成為當務之急，為此，中國政府提出了綠色發展以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新型發展觀念，通過全面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逐步實現中國經濟綠色轉型與高質量發展 （Lee等，2013；孫亞男等，2020）。那么，在此背景下，厘清FDI、地方政府行為及其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與作用機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回答這一問題可以為各地方政府的外資引進與財政支出安排工作提供有效指導，對中國經濟實現綠色轉型與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關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國內外眾多學者基于FDI、財政壓力等視角開展研究。其中，對于FDI如何影響綠色全要生產率始終沒有得出一致結論：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從宏觀角度分析，FDI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融入資金，并且提高了中國經濟質量，進而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許和連等，2012；Tang等，2015）；從微觀層面看，Zhang等（2016）認為FDI極大地降低了CO2的排放，有助于提升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目前，結合中國高質量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結構轉型，當地政府提升FDI進入門檻與環境質量標準，以綠水青山為前提引入高質量外資，周杰琦等（2019）研究發現，環境規制的加強提升了FDI進入門檻，阻礙低質量FDI進入，從而對GTFP起到促進作用，但部分學者認為FDI阻礙GTFP改善。由于外資企業傾向于環境政策透明的地區（Sun等，2020），借助東道國松弛的環境要求標準，將高污染高排放的生產環節與產業轉移至東道國，使東道國國家淪為污染天堂（金春雨等，2016；朱東波等，2017；Sapkota等，2017）。分稅制改革后，財政壓力改變了地方政府行為（高彥彥等，2012），部分學者認為，財政壓力對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污染效應，即由于地方政府財政壓力會增大地區間人均GDP差異，以致地方政府優先考慮拉動經濟發展（Blanchard等，2001），忽視環境保護，以生態環境為代價吸引污染密集型產業進入本地。席鵬輝等（2017）認為地方政府在收緊的預算約束下，為擴大稅基改善財政壓力，以降低環境規制為手段引入新的工業企業入駐本地，而非擴大已有企業的產值規模，導致污染密集型企業肆意排污，形成“污染天堂”，并且由于地方政府競爭，相鄰省份競相改善當地財政壓力，政府為吸引工業企業進入本轄區降低環境污染標準，導致“逐底競爭”出現，造成中國工業污染加重 （李勝蘭等，2014）。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盡管GDP在政府官員政績考察中有所弱化，但是財政狀況依然是重要考核指標，這就導致地方政府“重經濟績效，輕公共服務”的特性突出（Zhang等，2015），雖然短期內拉動經濟總量提升，但是導致產業結構失衡、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問題日益凸顯。此外，部分學者研究發現，財政壓力導致我國產能過剩與過度投資現象嚴重，不利于高質量經濟發展 （薛婧等，2018；Xu等，2017）

此外，部分學者認為地方政府財政壓力有助于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Ofori等（2023）、Ezcurra等（2010）認為財政壓力促使地方政府提升平衡財政收支的能力，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并推動政府增加基礎建設支出，高效提供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陳紹儉（2017）研究發現財政壓力不僅督促地方政府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入，而且提高政府官員的辦事效率，有助于資源整合。李寶禮等（2015）利用Turnbull模型研究發現，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對城鎮化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資源整合與節約起到促進作用。為緩解收支赤字，促進當地經濟增長，地方政府更加有動力吸引工業投資，導致“重經濟，輕環境”的現象出現（Wang等，2023；黃送欽等，2017）。

綜上所述，雖然國內外眾多學者深入探討了FDI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或財政壓力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二者之間的關系，但系統研究FDI、財政壓力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三者之間關系的文獻尚不多見。為了豐富這一領域的研究，本文擬在以下2個方面對已有文獻進行拓展：1）將FDI、財政壓力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三者共同納入一個統一的研究框架內，深入揭示FDI、財政壓力以及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對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制；2）在充分考慮空間相關性的基礎上，本文采用多種空間面板計量模型，以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FDI、財政壓力及其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空間溢出效應，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區域與時間異質性分析。

1 理論機制分析

1.1 FDI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FDI是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因素，主流學者認為二者間的關系滿足 “污染光環”與“污染避難所”兩大假說。遵循 Grossman等（1995）的思路，FDI對環境的影響可從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等維度進行影響機制探究（汪克亮等，2021a）。FDI的引進帶來經濟規模擴張，并通過規模收益遞增效應降低產出能耗，也可以通過并購與重組方式，提升企業節能減排效率；FDI憑借技術溢出效應帶來的先進清潔生產技術不僅降低了自身環境污染物排放，還可以對鄰近地區產生示范、競爭以及學習效應，促進鄰近地區產業綠色化發展，進而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加本地與鄰近地區環境福利水平，使得FDI對地區環境質量具有“污染光環”效應。同時，由于產業升級、技術進步需要較長時間實現，中國對FDI的引進能在短期內完成量的積累（妥燕方等，2023；李寶禮等，2015），卻阻礙更有效率的外資企業的進入，不利于發揮其規模優勢，甚至產生規模不經濟現象，制約產業升級，也使得外資企業更加依賴低成本優勢而非綠色創新獲得利潤，削弱FDI環境技術溢出的正外部效應，不利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甚至造成當地淪為“污染避難所” （楊愷鈞等，2021；楊其靜，2010）。

1.2 財政壓力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財政分權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升遷需要中央政府的考核，同時地方官員獲得大量的財政收支支配權力，可以自行配置國家經濟資源，但財權與事權的不統一，造成地方財政壓力增大 （席鵬輝等，2017）。為緩解財政壓力，地方政府傾向于降低環境規制，選擇見效快、產出多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具有政治明星效應的重工業發展，這種“重生產、輕環境”的行為造成地區生態環境惡化（Fredriksson等，2003），同時嚴重的負外部性阻礙技術的創新升級與地區間的交流合作（鄧慧慧等，2015），尤其是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采取市場分割實現對當地經濟發展的保護，加劇了地區污染效應（席鵬輝等，2017），抑制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隨著中央對地方政績考核的多元化，地方政府雖然面臨著一定的財政壓力，但逐步摒棄過去“為增長而競爭”的粗放式發展思維，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稅收減免、稅收優惠等途徑刺激企業加大科研投入，鼓勵企業進行節能環保型技術創新（Oliveira等，202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逐步加強對自主創新的財政投入，擴大科技投入規模，甚至形成“為創新而競爭”的財政支出，并引發研發要素在區域間流動，不僅加快知識溢出，還可以優化技術研發的空間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區域創新績效（卞元超等，2020），進而促進區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1.3 FDI、財政壓力的交互作用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財政壓力可以通過官員晉升、外資等途徑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環境污染效應和污染治理結果產生影響（張晏等，2005）。一方面，財政壓力下地方政府調控工具有限，放松環境管理是降低財政成本的手段之一（席鵬輝等，2017），地方政府通過降低環境進入門檻，同時通過稅收優惠、提高基礎設施水平、低價轉讓工業用地等各類招商引資優惠條件，吸引外資企業在本地區投資 （de Beule等，2022），本地區可能承擔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外資企業，進而使得本地區成為“環境避難所”（Li等，2017）。政府官員存在政治晉升與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導致相鄰省份相互模仿“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短期經濟利益”的經濟增長方式（胡雪萍等，2020），競相為外資提供低環境標準與低工業用地價格的“雙重優惠”，形成“逐劣競爭”的局面，間接阻礙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FDI進入在擴大東道國經濟規模、提升東道國收入水平的同時，改善了地方政府財政壓力，使得地方政府有充足資金用于環境治理，同時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制度由單一的“唯GDP”政績觀逐漸向 “綠色GDP”轉變 （張學良等，2017），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為了實現“經濟-環境”雙贏，通過引進高質量的FDI，充分發揮FDI的技術溢出效應，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效率提升，逐步打破過去市場分割、各自為政的局面，加強區域間環境治理經驗的交流與合作，出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同時兼得的良性局面（胡雪萍等，2020），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邵帥等，2016；薛慶根，2014），從而更好地助推中國經濟實現綠色轉型。

由以上分析可知，FDI、財政壓力及其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均具有雙重效應，不同時間、國家或地區的樣本分析得出的結論并不一致。另外，采用不同模型開展實證所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本文以2003—2021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采用空間面板計量模型，深入探討FDI、財政壓力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影響的空間溢出效應，對以上理論進行實證驗證。

2 研究設計

2.1 空間計量模型構建

考慮到FDI流入不是獨立于各個省份的，某個省份FDI的流動可能會受到其他省份經濟行為的影響。同樣，財政壓力對本地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也不僅僅局限于本地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因此，忽略FDI和財政壓力的空間溢出效應會造成模型估計結果偏誤，同時考慮相關理論機制假說，本文設定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近年來，空間計量技術發展迅速，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間自回歸模型（SAR）與空間誤差模型（SEM），并沒有將因變量的空間滯后與誤差項變化同時考慮在內，也沒有考慮空間交互作用，即被解釋變量不僅受到該地區因變量的影響，還會受到其他省份自變量與因變量的影響（白俊紅等，2022）。鑒于不同空間計量模型所包含的意義有所差別，本文分別設置SAR、SEM與SDM，并探討模型之間是否可以相互轉化。為了不失一般性，本文選取地理鄰接矩陣作為空間權重矩陣，當兩個省份地理相鄰時為1，地理不相鄰時為0。

公式（1）— （3）分別是SAR模型、SEM模型和SDM模型，式中：GTFP為各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FDI為外商直接投資；FP為財政壓力；JHX為外商直接投資與財政壓力的交互項；X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人力資本 （HR）、城鎮化水平（URBAN）、環境規制（ER）、貿易依存度（TD）、人口密度 （DEN）、產業結構 （IS）、技術水平（TECH）；uit，eit為服從獨立同分布的擾動項；W為鄰接空間權重矩陣。

2.2 變量與數據說明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選取中國大陸2003—2019年30個省份（除港澳臺藏）的統計數據，原始數據來自歷年EPS數據庫、國研網、《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表1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Table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2.2.1 被解釋變量

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本文假設2003年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為1，將GTFP指數累乘，即2004年的GTFP為2003的GTFP乘以2004的GML指數，以此類推得到相應年份的累積GTFP指數。本文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采用GML指數測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首先，設定本文研究的時間跨度為T（本文為15 a），基于各省份第t（t＝1，2，…，T）期的投入產出數據，構造生產可能集：Pt（xt） ＝｛yt，bt｝：xt生產（yt，bt）。設全局生產技術集為PG（x） ＝P1（x1）∪P2（x2）∪，…，∪PT（xT）。根據Oh（2010）的研究，GML生產率指數可以定義為

式中：k為待測算省份；DG（xt，yt，bt）為全局方向性距離函數，可以通過求解線性規劃求得。由于本文追求期望產出最大化的同時實現投入和非期望產出的最小化，所以，方向向量g＝（-x，y，-b）。GML指數大于1，表明t到t＋1年份待測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GML指數等于1，表示t到t＋1年份待測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不變；GML指數小于1，表示t到t＋1年份待測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將中國各省份視為不同的決策單元（DMU），分別以勞動、資本和能源消費量作為投入指標x，各省份國內生產總值（GDP）代表期望產出y，非期望產出b選用各省份SO2與化學需氧量（COD）兩種污染物排放量。根據王斌會等（2022）的研究，本文使用資本存量作為資本投入的代理指標。由于中國各省份資本存量數據無法直接獲得，本文借鑒張軍等（2004）的研究思路，通過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勞動投入為各省份年末就業人數；能源投入以各省份的能源消費總量來表示，并根據不同能源品種消費量統一折算為標準煤加總。

2.2.2 核心解釋變量

外商直接投資（FDI）與財政壓力（FP）。FDI用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與名義GDP的比重來衡量（Oh等，2010），具體為使用實際利用外商投資總額與每年美元的平均匯率折合成人民幣的乘積；財政壓力用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與本地財政收入的差額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來衡量。

2.2.3 控制變量

為盡可能緩解因遺漏變量帶來的結果偏誤，借鑒已有研究，本文選擇以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城鎮化水平（URBAN）：各省份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邵帥等，2019）。貿易依存度（TD）：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杭雷鳴，2019）。人口密度（DEN）：各省份單位面積人數。環境規制（ER）：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占地區GDP的比重（Song等，2022）。人力資本（HR）：構造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技術進步（TECH）：各省份專利申請授權數。經濟發展水平（GDP）：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產業結構（IS）：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汪克亮等，2021b）。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空間相關性分析

進行空間計量模型估計之前，首先考察數據之間是否存在空間依賴特征。莫蘭指數能夠反映空間鄰近區域之間的關聯程度與空間分布的集聚情況（宋敏等，2022），具體計算公式為

莫蘭指數I在［-1，1］取值，當莫蘭指數I大于0時，表明變量存在正向空間自相關；當莫蘭指數I小于0時，表明變量存在負向空間自相關；當莫蘭指數I接近0時，表明變量的空間地理分布是隨機的，不存在空間自相關現象。

由表2可知，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除2005年和2006年）、FDI與財政壓力的莫蘭指數都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大于0，說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FDI與財政壓力均呈現出顯著的正向空間相關關系，這也表明在探究FDI、財政壓力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時需要考慮空間因素，因此，本文選取空間計量模型是合理的。

表2 GTFP、FDI與FP的全局莫蘭指數Table 2 Global Moran's index of GTFP，FDI and FP

為深入探究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局部集聚特征，本文從局部空間自相關角度出發，計算出局部莫蘭指數，并選取2004年、2010年、2017年作為代表年份，繪制局部莫蘭散點圖，如圖1所示。圖1顯示，2004年、2010年、2017年局部莫蘭指數呈現出上升態勢，表明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正向空間自相關性不斷增強。為進一步探究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空間相關關系，本文選取空間計量模型進行估計。

圖1 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局部莫蘭散點圖Fig.1 Local Moran's scatter chart of China's green total element productivity

3.2 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通過豪斯曼檢驗選擇模型，確定選擇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進行模型估計。由于豪斯曼統計量的p值為0.000，因此本文選取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為進一步確定模型，本文分別進行Wald檢驗和LR檢驗，結果顯示，兩者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表明SDM不能退化為SAR和SEM，SDM具有最優的擬合結果。因此，本文重點對SDM的估計結果進行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3種空間計量模型下被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中國不同區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從SDM估計結果來看，財政壓力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為負，并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表明財政壓力的加大迫使政府追求經濟增長，放松對環境的保護程度。FDI對GTFP的影響為負，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FDI與財政壓力的交互項與GTFP呈現出顯著的正向關系，影響系數為0.084，表明雖然FDI本身沒能對GTFP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但是，可以通過影響財政壓力間接促進GTFP的提升。從空間滯后項來看，FDI的空間滯后項系數為負，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而財政壓力的空間滯后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本地區對FDI的吸引會對周邊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抑制作用，而本地區財政壓力的增大會對周邊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產生顯著的推動作用。但是考慮到SDM的回歸系數并不能直接反映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具體影響程度，本文參照Lesage等（2009）對模型求偏導數的方法，將總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表4）。

表3 空間計量模型估計結果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counting model

表4 SDM模型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與總效應Table 4 Direct，indirect and total effects of SDM model

由表4可以看出，FDI的直接效應系數為負，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表明FDI的增加會阻礙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驗證了FDI對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阻礙作用，為“污染天堂”假說在中國的成立提供了證據，也支持了Anser等（2020）和Udemba（2020）的結論。這種估計結果的產生可能基于以下原因：

1）發達國家具備較高的環保要求標準，外資為規避本國高昂的環境保護成本，將高污染高耗能的第二產業轉移至環境標準較低的地區投入生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環保意識不強，環境管制標準低下，在國際分工中承接了大量污染密集型FDI，這對我國環境質量造成了嚴重影響，即污染避難所效應顯著超越了技術溢出效應。

2）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提高了FDI的準入門檻，但由于標準的提高導致外資的治污成本和環境服從成本上升，外資為降低生產成本，傾向于調整產業結構與產品組合，降低了技術革新的積極性，這也間接降低了外資的生產效率，進而阻礙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財政壓力的直接效應系數在5%的檢驗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降低財政壓力會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這主要是因為以GDP為核心的晉升制度與地方政府競爭導致地方政府聚焦于經濟增長，忽視了資源有效配置和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這與You等（2019）的研究結論一致。面對財政壓力，當地政府通常選用擴大稅基這一手段來改善這種境況，降低工業用地價格與降低企業準入標準，吸引大量工業企業的注入，以推動經濟增長，但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降低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FDI和財政壓力交互項的直接效應系數顯著為正，表明FDI和財政壓力的共同作用能夠有效推動綠色發展，實現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財政壓力下中國政府會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制度質量，提高外資企業的準入門檻，實現外資企業和本地企業的協同發展，并且隨著外資的注入，市場競爭加劇，會對本地低效率企業產生“擠出效應”與資源再配置效應，倒逼企業推動技術革新，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同時，FDI的引入緩解了財政壓力，地方政府可以調度更多資金用于環境保護工作，從而FDI與財政壓力形成良性互動。

間接效應，即空間溢出效應，反映FDI和財政壓力變化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間接影響。FDI的間接效應顯著為負，表明區域FDI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負，可能原因是FDI生產活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物集聚與遷移并不受區域劃分的限制，比如污染物排放，河流污染依賴自然條件進行跨區域流動將加劇其他地區環境惡化。FDI和財政壓力交互項的間接效應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本區域財政壓力的增大會對區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FDI的引入弱化了財政壓力對綠色生產的推動作用。推測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央政府將“目標問責制”與“一票否決制”逐步納入政績考核體系中，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由僅看重經濟總量到重視經濟質量轉變，中央政府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方式給予處罰，對周邊相鄰省份形成“警示效應”，從而使得財政壓力與FDI交互項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此外，FDI和財政壓力交互項的間接效應系數顯著為正，并且大于直接效應系數，表明二者的交互項對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并且這種空間溢出效應比直接效應的影響程度更強。

整體來看，FDI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負，財政壓力及二者交互項顯著為正。在財政壓力下，政府會調整地方產業結構和制度質量，提高外資準入門檻，并且外資的引入對本地低效率企業存在“擠出效應”，倒逼企業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3.3 異質性分析

從經濟發展和科技發展水平來看，中國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存在顯著差異。為考察FDI、財政壓力及其交互項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異質性，本文將樣本劃分為東部和中西部兩大地區。另外，考慮到2008年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本文將樣本劃分為2003—2008年和2009—2021年兩個時間段探究時間異質性。

3.3.1 空間異質性分析

由空間異質性分析結果（表5）可以看出，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FDI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

就直接效應而言，在東部地區FDI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正向影響，在中西部為負向影響，但是二者均不顯著，可能是由于財政壓力的存在導致FDI的過度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FDI的增長效應。

就間接效應而言，FDI提升1個單位，東部地區GTFP顯著下降0.305個單位，表明東部地區對外資競爭的博弈策略具有“逐底競爭”的特點；中西部地區GTFP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提高1.374個單位，體現中西部省份引進外資的“逐頂競爭”特點。

造成以上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東部地區引資較中西部地區早，地方政府引入的FDI質量參差不齊，在地方政府財政激勵與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激勵下，某一地區引入高質量FDI，可能會促使周邊政府盲目追求FDI數量而忽視對其質量的要求，從而FDI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負，即不利于周邊地區GTFP的改善；就中西部地區而言，中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規模相對較小，FDI的污染效應未能顯著顯現，并且引資起步相對較晚，擁有后發優勢，有利于中西部地方政府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加強對FDI的產業布局引導，規避東部地區吸引外資導致的污染問題，即通過學習效應產生“逐頂競爭”的良性循環。

中西部地區財政壓力對GTFP的阻礙作用更加顯著。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地方政府將提高經濟總量與改善財政壓力放在首要位置，以放松環境規制與放寬企業準入標準為手段，促使當地政府為擴大稅基引入高污染高能耗產業進入，短期內帶動經濟快速增長，但是，長期其對資源的消耗以及對環境的破壞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顯著超過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影響。然而，其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正，主要原因在于，當前中國將綠色發展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在國家綠色經濟的倡導下，中西部地方政府將工作重點轉移至平衡“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之上，相鄰省份可以借鑒東部地區發展經驗，將發展綠色GDP作為工作重點，從而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逐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汪克亮等，2022）。

在FDI與財政壓力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交互作用方面，中西部地區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促進GTFP的增長，表明各地區FDI與財政壓力已經形成良性互動，外資引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對環境保護的支出，避免陷入“先發展經濟，后治理環境”的惡性循環，從而帶動GTFP增長；東部地區的交互項對GTFP起到阻礙作用但不顯著，可能原因是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早，面臨財政壓力而對環境保護與資源配置缺少關注，即使近年來地方政府將綠色發展放在核心位置，但是其正外部性還不足以完全抵消負外部性。

3.3.2 時間異質性分析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導致全球經濟低迷，投資環境動蕩，那么地方政府是否把拉動經濟增長作為首要任務，以犧牲環境與資源來換取經濟短期增長呢？本文以2008年為時間節點，將樣本區間劃分為2003—2008年和2009—2021年兩個時間段，進一步探討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FDI、財政壓力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時間異質性影響，估計結果見表6。由表6可以看出，FDI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存在明顯的時間異質性。

表6 時間異質性分析結果Table 6 Results of temporal heterogeneity

2003—2008年，FDI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2009—2021年，兩者之間則呈現顯著負相關，表明金融危機背景下FDI會阻礙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原因在于：

1）從國家層面看，經濟危機影響了外商投資的信心，政府為緩和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沖擊，降低外商投資門檻，引入低質量的外資企業，導致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污染加劇。

2）各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加劇。由于中國人口紅利效應較弱，FDI成本提高，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以更低成本吸引外資進入，在金融危機與吸引外資競爭加劇的雙重壓力下，中國選擇通過降低環境要求來吸引大量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的外資企業進入，不僅不能通過示范作用與技術溢出效應改善中國的環境問題，而是進一步加劇污染。

3）從空間溢出層面看，由于相鄰省份具有模仿與激勵作用，容易引致“逐底競爭”，競相對外資企業提供“優越”的條件，導致污染物排放增加。

2009—2021年，財政壓力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財政壓力每提升1個單位，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直接效應降低0.124個單位，間接效應提升0.249個單位，并且空間溢出效應大于直接效應，原因有以下兩點：

1）從地方政府層面看，財政壓力增大，政府支出更加謹慎，主要支出集中在推動經濟方面，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政府為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會減少稅收并給予補貼，對環境保護支出存在擠出效應，會進一步加劇環境污染。

2）從官員晉升角度看，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員引入高污染高排放的企業，當地政府有足夠的動機放棄環境選擇推動經濟發展。

然而，財政壓力對鄰近省份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有正的促進作用，可能原因是雖然鄰近省份之間相互借鑒經濟發展方式，但是隨著國家政策的提升，鄰近省份面臨財政壓力時，不會盲目引入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進入，而是將綠色GDP放在首要位置。

對于FDI與財政壓力兩者的交互項而言，2003—2008年和2009—2021年兩個時間段下，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趨于一致，并且符合上文的研究結果，FDI與財政壓力可以協同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3.3.3 穩健性檢驗

將被解釋變量分別替換成由ML生產率指數與Luenbeger生產率指標測算的中國各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進行空間計量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梢园l現，兩個回歸模型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模型保持了較好的一致性，表明本文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3.3.4 內生性檢驗

本文將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構建動態空間杜賓模型來驗證內生性問題，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檢驗結果表明，FDI、財政壓力以及兩者交互項在顯著性上并沒有顯著差別，通過內生性檢驗。

表8 內生性檢驗結果Table 8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基于2003—2021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實證分析FDI、財政壓力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三者之間的關系，并開展空間與時間異質性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FDI不利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雖然FDI可以通過技術溢出與收入水平的提高帶來正面的環境效應，但是FDI導致的經濟規模與經濟結構的不平衡性加劇了污染排放，并且負面效應大于正面效應，由此FDI不能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同時驗證了“污染避難所”假說在中國成立。財政壓力阻礙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由于以GDP為核心的官員考核晉升制度以及政府之間的競爭，當地政府總是傾向于擴大稅基、增加工業用地規模、降低工業用地價格、引入具有高納稅能力的污染型工業企業，進而以犧牲當地的資源與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短期增長。FDI與財政壓力兩者交互項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財政壓力下，當地政府提高制度質量，可以促進FDI空間溢出效應，有利于改善資源配置，提升FDI質量間接正向作用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2）FDI、財政壓力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存在時空異質性。東部地區FDI促進GTFP增長，財政壓力抑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中西部地區FDI以及財政壓力抑制GTFP的改善，但是FDI對GTFP的抑制作用并不顯著，東部財政壓力與FDI兩者的交互項對GTFP產生抑制作用但不顯著，中西部地區則相反。對時間異質性而言，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界，FDI與財政壓力顯著抑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兩者的交互作用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負向作用。

3）人口密度、人力資本、技術水平、人均GDP對區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環境規制、產業結構以及貿易依存度阻礙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應改善當地政府財政壓力狀況，不能片面追求GDP數量忽視GDP質量，應該逐步實現由投資拉動、出口拉動向消費拉動、科技拉動轉變，同時激勵當地政府官員在保護好環境的基礎上發展當地經濟。由于財政壓力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存在區域異質性，應將重點向中西部地區偏移，防止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發展不平衡。

2）吸引高質量的FDI流入，提升區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一方面，提高外資企業的環保準入門檻，有計劃、有目的、多領域和多層次的引入高質量外資；另一方面，充分發揮FDI在環境治理方面的技術溢出效應，通過技術創新，特別是綠色技術創新，提升綠色全要要素生產率。此外，考慮到FDI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存在區域異質性，政府要對東、中、西三大地區實施不同的引資政策。具體而言，東部地區應積極引進環境友好型FDI，通過技術轉移、示范效應，進一步提升中國的清潔技術發展水平，促進東部地區低碳發展；中部和西部地區要加強環境規制力度，提高外資準入門檻，限制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FDI流入，進而改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3）應進一步強化財政壓力與FDI的聯動協調機制。政府一方面應加快改善財政壓力，為FDI引入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從而為FDI活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以最大限度地激發正向技術溢出效應，另一方面應鼓勵引進高質量、高水平FDI，促使本土企業加快產業轉型，在改善財政壓力與引進高質量FDI的協調發展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得以最大程度地提升，從而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