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瓷裝飾來源探究
——從消費市場影響的反向考察

劉靜

15 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之后，以商貿發展為契機的海外探險活動日益興盛，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其他歐洲國家相繼開通海洋貿易路線，取得貿易專擅的話語權。其中，中國的瓷器、絲綢和茶葉等商品，與海外的香料、白銀等物品互通有無，與之前相比，數量更多、規模更大，中國瓷器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交換并流轉著。然而，對中國陶瓷史進行研究的學者多從中國陶瓷燒造的歷史時序出發，忽略了消費地的影響，或者未意識到消費地反向對制造地的作用力。特別是陶瓷商品交換是全球化現象的一個絕佳觀察角度。

克拉克瓷是 16 世紀后半期至 17世紀最有特色的一類青花瓷，以滿飾開光為裝飾主體（見圖 1），于當時大量傳播至世界各地，其傳播時間之長、地域之廣，已暗示克拉克瓷作為商品中的一環，與全世界的連動關系[1]60?？死舜傻男问綖楸P心圓形開光，內繪水鷺或香草龍等圖案，盤周圍繞有 8 個 或12 個扇形開光，以垂直帶飾或瓔珞間隔，扇形開光內繪有單株花葉。盤形于器腹帶寬折沿并上揚是常見的器形，部分搭配有菱花口沿。另一種常見的器形為大深腹碗，此種器形為歐洲的食膳餐具，是為歐洲專門訂燒的瓷器。因為克拉克名稱的由來和器形與歐洲相關聯，故研究者將此類器物的來源與歐洲聯想在一起。又因為克拉克瓷常見于海外遺址，故給人留下專門營銷海外市場的印象。然而，國內的消費地遺址中也有所見，容后詳述。

圖1 克拉克瓷 清代 德國赫森藝術館藏

克拉克瓷的開光從盤心輻射至盤緣，像極了盛開的芙蓉，因此日本學者稱為“芙蓉手”[2]，“Kraak”的中文翻譯有“加櫓”[3]和“克拉克”兩種[4]，中國臺灣學者又譯為“卡拉克”[5]。然而，克拉克瓷是一種以裝飾形式命名的貿易瓷器，與考古學上強調器形變化來分類的規則，或藝術史中以紋飾變化來歸納風格的標準皆不相同。換句話說，克拉克瓷是非傳統分類下的品種，并沒有被科學地分析對待。因此，研究者采取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重新認識、解析克拉克瓷。以往的研究著重闡述克拉克瓷的起源時間、地點、原因，以及生產時段分期和消費地等議題，本文探討克拉克瓷開光裝飾形式的成因。

二、克拉克瓷名稱的釋義

“克拉克”為外來語的譯音，詞語來源未有定論，有兩種主流的說法：其一，以當時載運克拉克瓷的克拉克船命名[6]，葡萄牙語“Naos”，荷蘭語“Kraken”，英語“Carrack”①；其二，荷蘭語中“易碎”的意思[7]。第一種說法被較多的研究者采納。160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截獲一艘葡萄牙克拉克商船，船貨裝載大量的青花開光型瓷器，當時人們對這種瓷器并不了解，因此以船型“克拉克”命名。而克拉克船指船身較為寬胖、吃水較深的船型，可以裝載更多的貨物，適于用作商船。當時克拉克瓷是貿易商品，只是正好裝載在克拉克船上，克拉克船并非專門或只能裝載克拉克瓷。

1517—1604 年，葡萄牙人幾乎壟斷了遠東貿易的權限，卻因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東方貿易的涉入，丟失了近90年東方貿易的大權。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中國商人、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處購買中國瓷器，買不到便掠奪，荷蘭最初認識克拉克瓷的途徑，便是搶劫了兩艘葡萄牙商船，將船貨運至阿姆斯特丹拍賣，克拉克瓷才廣泛被歐洲人認識。這兩艘商船一艘為 1602 年 3 月的葡萄牙圣亞哥（San Jago）大帆船，于圣赫蓮娜（St.Helena）附近被捕獲，船運 28 筐瓷盤、瓷碟與 14 筐瓷碗，這批戰利品被運至米德堡（Middelburg）；另一艘為 1604 年 8 月 15 日，司令官雅各布·希姆斯柯克（Jacob van Heemskerck）率兵于馬六甲海峽捕獲的圣凱瑟琳娜號（San Catherina），船載 10 萬件瓷器，品項眾多[1]62-64，英國的詹姆斯一世（James I）及法國皇帝爭相購買圣凱瑟琳娜號上的中國瓷器[8]?？死舜傻拿売膳c目前所知的船型名稱及荷蘭語“易碎”之義略有關聯，為克拉克瓷與歐洲語系的聯系做了一定程度的暗示，因而絕大部分學者對這種銷往歐洲瓷器的新興裝飾，很快便聯想到是歐洲帶來的影響。本文整理了學術史上對克拉克瓷的認識及探索歷程，歸納其開光可能來源的研究脈絡。

三、對克拉克瓷開光裝飾的認識

市場認識克拉克瓷是從其大量拍賣開始的，西方學者驚艷其獨特的裝飾布局?？死舜傻拈_光形式，與中國傳統風格并不相同，且克拉克瓷多出現在歐洲市場。因此，人們會直接聯想到其是受西方影響。西方學者率先從收藏于西方的克拉克瓷入手，其中以荷蘭呂伐登公主堂博物館（Museum Het Princessehof,Leeuwarden）[9]及 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為代表，這兩家博物館收藏的克拉克瓷量多且質精。

歸因克拉克瓷在歐洲市場的訂制流通，學者聯想到克拉克開光裝飾的形式源于歐洲，尤其是 16 世紀后半期主導中國瓷器的葡萄牙[10]，以及 17 世紀接手此項業務的荷蘭[11]。開光裝飾形式從明晚期開始大量流行，延續到清代早期②，特別是在海外沉船中發現大量此類格套裝飾的青花瓷器。比如，漳州窯的青花開光花卉紋蓋罐（見圖 2）和荷蘭格羅寧根博物館（Groninger Museum）藏的青花花鳥紋軍持[12]。青花開光花卉紋蓋罐說明開光作為一種裝飾方法，流行于外銷產品中，不限于中國境內單一的窯口及地區。

西方研究克拉克瓷開光形式最為全面的學者為Maura Rinaldi，他將克拉克瓷的生產年代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為 16 世紀后半期，第二期為 17 世紀前半期，第一期資料較為缺乏，第二期的克拉克瓷胎體較薄，質量較第一期要高，且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交易檔案記錄留存至今，文獻資料較為豐富，便于對第二期的克拉克瓷進行研究。

圖2 漳州窯青花開光花卉紋蓋罐 廈門市博物館藏

圖3 漳州窯紅綠彩器開光形式 漳州市博物館藏

西方學者從歐洲收藏品的研究出發，日本學者從流傳于日本的收藏品探索開光瓷器。另一類同樣生產于漳州地區的紅彩器，也出現了以開光形式分隔盤心的裝飾方法（見圖 3）。靜嘉堂文庫以其收藏的漳州窯紅彩器為中心，于1997 年舉辦靜嘉堂文庫收藏的“吳州赤繪”展覽[13]。所謂吳州，指生產地漳州窯?！俺嗬L，是于瓷器上繪釉上紅色、綠色，乃至黃色、紫色及青色等色彩，相當于中國的五彩?！盵14]日本學者點出漳州窯生產的另一大特色──紅綠彩瓷器。明晚期外銷的紅綠彩以東南沿海生產的產品最為常見，首推制作于嘉靖及萬歷時期的紅綠彩瓷器?！凹尉赋嗬L的代表是金欄手。這種彩畫是在赤繪上加金彩，像是加了金色的邊線一樣，因而得名，于中國陶瓷中最為豪華絢爛。接著的萬歷是以赤繪的成熟期出名?！盵14]提到紅綠彩瓷器時，日本學者對其風格的描述也啟發了筆者對克拉克瓷開光裝飾形式的觀察：“祥瑞赤繪、古赤繪、南京赤繪，其中芙蓉手是四周圍八個花瓣狀開光，配合花鳥描繪圖案……”[14]紅綠彩瓷器以開光形式的裝飾手法，外框金彩，此點為本文從金屬鑲嵌器緣的角度分析開光框線，帶來很大啟示。值得注意的是，開光形式并非 16、17 世紀的獨創，7 世紀的俄羅斯銀器（見圖 4）、9 世紀的伊斯蘭陶器（見圖 5）、14 世紀初的卵白釉玉壺春瓶（見圖 6）到16 世紀后半期斗富弄出土的嘉靖五彩器，都有開光形式。這種將盤心及盤緣等量分割的形式，比將整個瓷器只用同一個畫面，或者立件作品從上到下分水平帶狀裝飾的方法更為簡單。比如，于盤心置放主紋，于盤緣分隔的開光內間隔置放重復的折枝花卉紋，加上模制器形的格套，并嚴格管控復制的質量，是掌握實時出貨的秘訣，也是民間迅速累積資本的基石。但時代相距過遠，當中的細致連結與演變尚未經過驗證，目前仍有曹建文與羅易扉堅持此說，認為開光裝飾形式與伊斯蘭裝飾有關[15]。

明清瓷器的主要生產窯口首推江西景德鎮，然而沿海地帶也有漳州地區的瓷器，其生產質量略次于景德鎮。兩者區別在于底部制作的精細程度，漳州窯以“砂足器”著稱，不少瓷盤的足底及足端皆沾上窯床上鋪墊的砂粒?？死舜沙霎a地以景德鎮及漳州為大宗，而砂足是辨別漳州及景德鎮制品的最大特征。但在科學充分發掘實例以前，不排除部分廣東省境內窯口也生產砂足器，這些產品不一定屬于現今福建省漳州市范疇，即廣東省與福建省的接穰處，饒平、大埔等地[16]，只是在廣東省瓷窯材料進一步發表之前，筆者無法貿然下定論。

英文著作?？梢钥吹揭浴吧穷^瓷”（Swatow）的名稱指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瓷，部分研究者相信汕頭出口漳州及潮州窯口的產品③，故以當地地名為其命名。另一部分研究者認為，之所以稱為“汕頭瓷”是因為 17 世紀中期歐洲從汕頭港登陸，并于鄰近的地方找尋訂制景德鎮之外的克拉克瓷[17]，但仔細比較其運輸路線，漳州窯產品應由九龍江下游的月港輸出，作為對外海港的汕頭地處粵東，緊鄰閩南，在山區境內生產不少清代青花瓷，惟此處生產狀況不明，現今兩地被行政區劃所區分，推測當時應該或多或少存在較為相近的手工業生產窯業基礎。而從汕頭出口的貿易瓷，應該是以鄰近的福建及粵東產品為主。

圖4 7 世紀的俄羅斯銀器 列皮約夫卡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館藏

圖5 波斯（伊朗）薩曼王朝 多彩釉缽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6 卵白釉玉壺春瓶 愛爾蘭國家博物館藏

隨著對米白釉細小開片瓷器生產窯口的興趣，中國學者在 19 世紀 20 年代興起一陣“走出書齋”的瓷窯窯址探源活動。19 世紀 50 年代，故宮博物院及福建省博物館對米黃釉帶細碎魚子開片的“漳窯器”感興趣，嘗試探索制造漳窯器源頭的所在地，因而在漳州地區進行了調查，雖未直接找到漳州米黃釉的原生窯址，但對漳州轄下的東溪窯區域首次進行了系統調查，之后幾次的調查活動中，也在平和縣的南勝、五寨一帶發現了克拉克瓷的生產跡象。之后對漳州窯系生產狀況進行探索，先后挖掘了平和南勝花仔樓窯址、五寨大壟、二壟窯址[18]、南勝田坑窯址[19]、五寨洞口窯址[20]、華安東溪窯的下洋坑窯址，以及馬飯坑窯址[21]，探明漳州窯系內幾個重要的生產區域。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栗建安多次整理發掘成果，對漳州窯的生產面貌、生產范圍、從明至清生產重心的轉移、窯爐的復原及漳州窯產品的面貌給出完整歸納[22]。整體而言，漳州窯的窯爐與福建省明末清初流行的窯爐相一致，皆為橫式階梯級窯，即窯室的寬度較進深長，每個窯室前的燃燒溝左、右各有窯門，有效加強了單次加熱的火距，且窯室并列，前后起券，各窯室之間有效利用余熱，為下一室的燃燒提供了便利，也因為窯室的空間充足，供熱較穩定。因此，適合裝燒克拉克瓷大盤或大深腹碗一類的物品[23]。窯床略斜，為求滿窯穩固，以鋪砂及匣缽為滿窯時的鋪墊、間隔與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漳州窯產品的足底及足端皆沾上鋪墊的砂粒[24]。

綜上所述，燒造克拉克瓷可能的窯址有景德鎮觀音閣窯址[25]、福建漳州窯及粵東一帶的窯址，但粵東沒有克拉克窯址相關的發表或發掘。景德鎮觀音閣窯址出土的克拉克瓷不到全體出土瓷片的百分之一。換句話說，景德鎮觀音閣不是主要生產克拉克瓷的窯址，克拉克瓷從別處運至此處，作為產品、使用器或參考物，景德鎮確切生產克拉克瓷窯址的狀況仍然不明。曹建文、羅易扉曾多次在外文期刊發表其在景德鎮調查克拉克瓷片的所見，受到國外研究學者的較多關注，但研究止于地表瓷片的采集，生產克拉克瓷的窯址及作坊等遺址情況仍然不明。目前海外所見克拉克瓷產品檔次較高、燒造較講究，一般相信生產窯址應該在景德鎮昌江沿河附近，可惜仍未有進一步發掘的證據。國內發現墓葬出土、作為陪葬明器使用的克拉克瓷胎質淘洗較粗糙、青花發色較灰青。因此，學者判定次一級的產品可能于福建窯址生產，生產重心從明代的平和地區逐漸轉移往至清代早期的東溪等地區。

關于國內消費地的出土情況，零星墓葬里出土的克拉克瓷大盤，置于墓主頭下作為陪葬明器使用，經姚澄清、姚連紅較為系統的整理，基本確定燒自漳州市平和縣一帶的窯口，部分出土于有明確紀年的墓葬中。因此，該類瓷器可以作為標準器。目前所知最早的克拉克瓷為明萬歷元年（1573 年）的景德鎮產品，最晚為清康熙初年（17 世紀后半期）的福建漳州窯大盤。除了墓葬出土之外，其余克拉克瓷片散見于遼寧省新賓縣赫圖阿拉城址[26]、故宮南大庫瓷器埋藏坑[27]、明清廣東承宣布政使司署[28]及太原晉王府[29]等地，項坤鵬與趙瑾以故宮南大庫為例，推論克拉克瓷不只用于地方隨葬，少部分用于宮廷的日常生活[30]，劉朝暉從上述出土帶官款的克拉克瓷推測出土于藩王或官府等地的克拉克瓷不是偶然，或許作為饋贈之禮也無不可，意圖將克拉克瓷的使用等級向上拔升。

除了克拉克瓷的起源年代、使用范圍、外銷市場及內需市場的供給問題之外，對克拉克瓷的探究，集中于紋飾的探討，即從兔紋、鹿紋、鴨紋[31]、戲曲版畫[32]、盆景盆花[33]等，然而對框飾可能的來源，除了伊斯蘭文化的相似程度，尚未有文章列舉伊斯蘭陶器任何一張形式上關鍵性比對的詮釋。

三、對瓷器金屬鑲嵌的認識

本文最大的貢獻在于提供了從消費地反向對生產地生產模式影響的觀察。將克拉克瓷判斷為海外市場專供的刻板印象，多見特殊器形是主要因素，如大深腹碗、茶具及軍持[34]等，符合西方的飲食風尚。海外市場對克拉克瓷的訂購，除了現存有器形訂制的樣稿外，部分消費者會因使用需求加裝、修改或修繕進口瓷器。因此，器緣的金屬鑲嵌有功能上的變化，有當下的改裝，也有因瓷器破損后才加裝的滯后性變化。

同樣是出于消費地的研究，外國學者率先從金屬鑲嵌角度對館藏瓷器進行整理。弗蘭西斯·沃斯頓爵士（Sir Francis Waston）于 1970 年[35]、1980 年[36]及 1986 年各出版涉及與加鑲金屬瓷器主題相關的圖錄，長期對鑲嵌過金屬的瓷器進行探究，研究對象主要來自外國博物館的瓷器藏品，當中不乏克拉克瓷，甚或克拉克瓷裝飾影響下的日本伊萬里瓷器，而出版于 1999年的圖錄中加裝金屬鑲嵌案例的時間多集中于 18 世紀[37]。

吳文婷以瓷器為一種介質，認為從生產地至消費地詮釋的轉換，除了修護破損瓷器的功能外，也對中國瓷器這種“質材”所發揮的功能較前代更為明確。文章集中探討了 18 世紀以來，歐洲對中國瓷器所做的金屬鑲嵌，以洛可可的華麗風格對中國瓷器進行改造，以向希臘、羅馬古典時代藝術致敬[38]。

劉朝暉及其學生圍繞歐洲金屬鑲嵌的中國瓷器進行分時段、分區域梳理。針對早期（17 世紀以前）英國金銀配飾的中國瓷器，復旦大學的李雅淳做了一定整理，其觀察進入歐洲市場的中國瓷器，包括青瓷（見圖 7）、白瓷及青花瓷皆有加裝金屬鑲嵌的情況，根據金屬附件上物勒工名的工匠印記，集中討論了幾件在英國加工的制品，從而做出 17 世紀以前歐洲直接接受中國瓷器的結論。然而往后直至 18世紀歐洲市場向中國訂制外銷瓷的基礎，乃是以使用金屬鑲嵌改變原有器形，進行了“型態改造”（physically transformed），也有以改變原有器用或裝飾等目的的“概念改造”（conceptual transformed）[39]。

關于 18 世紀法國對瓷器的改裝及應用，劉朝暉及其學生[40]做了梳理，認為 17、18 世紀消費地（歐洲）對中國瓷器的改飾有加彩、刻劃及金屬附件鑲嵌三種，并以法國為中心，影響遍及其他歐洲地區。而金屬鑲嵌不只局限于中國瓷器，其他異材質的工藝品（如玻璃器）改裝也曾出現在歐洲地區的繪畫中。文章總結了法國對瓷器加裝金屬鑲嵌的三種可能性：其一，以金屬鑲嵌為中國瓷器加固結構性上的弱點。其二，改變中國瓷器的器用。其三，增加附加裝飾，以歐洲洛可可風格為“中國風”的華麗裝飾詮釋[41]。

綜上所述，歐洲對玻璃、鸚鵡螺、鴕鳥蛋、象牙及中國瓷器等各種質材的異域奇珍，或有修補[42]，有改裝金屬鑲嵌工藝的行為，其中中國瓷器的質材特別容易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單獨提出討論，也對該質材扮演的“介質”角色，甚至“能動性”有著特別高的期待。筆者從歐洲金屬鑲嵌與瓷器上的裝飾紋樣關系切入，試比較單色釉及青花彩繪紋飾的兩種瓷器，金屬鑲嵌于器壁的加固容易垂直阻斷裝飾的觀賞性，以單色釉為例沒有這類困擾?？死舜蓜t需要將金屬附件對齊邊飾帶，以免遮蓋主紋（見圖 8）。這一點提醒了筆者，青花除了受西方市場的歡迎之外，在訂制渠道不直接的年代，輸出至西方市場的中國瓷器的裝飾紋樣或多或少反映了當時的消費市場，特別是上流階級的偏好，克拉克瓷是在這樣的消費市場極力需求中大量產生并流行的。

四、結語

明清之際，貿易陶瓷的研究重心從消費地向生產地轉移，研究者從作品出發，初步就作品所見外觀，利用藝術史研究方法歸納作品風格，以器物紋飾的差異對應不同時期的變化。然而紋飾是推類分期的單一標準，在數據庫基準擴充過程中，已無法滿足研究者的愿望，也越來越難以通盤解釋大部分狀況。因此，希望探求更多材料和更多元研究方法的意識開始抬頭，于生產地的考古發掘隨之展開，接下來的研究階段也納入產地出土的資料，分類分期方法也將器形的變化考慮進去，而以器形變化為主要考慮因素，是考古器形學研究方法的要點之一，但考慮歷史時期及貿易陶瓷的高裝飾性，將器形與裝飾的變化一并納入分期因素，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43]。

圖7 倫納德杯 大英博物館藏

在克拉克瓷的研究案例中，研究者選擇以最明顯的開光特征為單一討論標準，但類似的開光器在景德鎮及漳州也有生產。因此，除了以生產地單一窯口生產產品作整體考慮的方式，加上消費地同時期及其后改制的案例，借用了更多線索，通盤交叉考慮，或許可以解釋克拉克瓷特殊的產銷情況。

本文力圖從消費地的市場視角反觀生產地的裝飾緣起，16 世紀晚期至 18世紀正是中國外銷瓷熱銷世界的時期，特別是 18 世紀衍生出訂制瓷的暢貨模式，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的，生產地能接收到市場開出的需求。然而，18 世紀以前，消費者輾轉收到不完全符合需求的中國陶瓷時，透過金屬鑲嵌的方式修改或改造瓷器原形，甚至在歐洲大陸也發現加裝金屬鑲嵌的青花軍持，此種應是符合伊斯蘭社會風俗用途的器形，因故落腳于歐洲，也對應了歐洲不同的社會器用而改造。金屬鑲嵌雖為瓷器進行了加固，但其框架也為彩繪瓷器的觀賞帶來些許干擾。由此可知，克拉克瓷的流行可能是為因應加飾后與金屬框飾搭配的觀賞效果，先在地紋便將器表分隔成幾個較小的單元，如此分工繪飾、滿填都形成了可復制的方式，也為流水線分工的生產，順應海外出口帶來助力。

圖8 克拉克瓷加裝金屬鑲嵌

圖10 加裝金屬鑲嵌的青花軍持阿什莫林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

注釋

①《也談克拉克瓷的定義》一文整理了卡拉克瓷命名來源的四種說法，并探究其語音可能的來源，唯獨將“Carrack”和“Carevel”等船型混為一談，誤認為是一脈相承的船型演變，實際上是不同船型為適應時代需求的轉換，彼此之間不一定存在直線演進的關聯性。參見范夢園.也談克拉克瓷的定義[C]//.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外銷與物質文明擴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2:53-59.

②熊寰整理了克拉克瓷紀年器的時代排序，得出克拉克瓷燒造時期應從嘉靖至康熙時期的結論。參見熊寰.克拉克瓷研究[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3):113-122.

③謝綺媚討論了汕頭出口的潮州窯為青瓷，并未實際見到潮州窯開光器的跡象。謝綺媚.廣東明清青花瓷分期研究[D].北京: 北京大學,20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