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多元制度邏輯分析

趙長娟，李詩爭，丁忠明

（安徽財經大學a.發展規劃處；b.金融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據教育事業統計，2022 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9.6%，這一數據表明中國高等教育繼2019年正式邁入普及化階段后繼續穩步發展。目前我國共有2700 余所地方高校，占全國高?？倲档木懦梢陨?，其中地方財經類高校以其獨特的學科優勢和鮮明的行業特點為社會發展輸送了大批優秀人才，是中國高等教育領域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概念也從經濟領域延伸到高等教育領域，成為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的重要發展方向。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單獨成章進行一體部署，明確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更加突出了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地位，以教育高質量發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

然而，在地方財經高校的發展過程中，學科特色趨同、高層次人才缺失、學科布局不合理、管理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日益凸顯。為此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陸續出臺了一些支持性文件，引導地方高校向應用型轉變。從當前相關文獻來看，多數研究主要圍繞重點學科和一流高校的建設經驗和案例分析展開，對于地方財經高校的研究仍然不足。隨著經濟社會和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影響中國高等院校戰略布局的因素也變得更為復雜。如何立足國家整體戰略布局和地方經濟發展要求，建立高效合理的管理機制和培養機制，探索適宜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道路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

一、地方財經高校發展現狀

據教育部公布的全國高等學校名單（不包含港澳臺地區高等學校）顯示，截至2023 年6 月15日，除教育部直屬的上海財經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外，其余均為地方財經高校。

在國家首輪建設的465 個一流學科中，共有39 個經管類學科入選，約占總建設學科數的8.39%（如表1 所示），與理工類學科存在較大差距。在這39 個一流經管類學科中，僅有4 所教育部直屬財經類高校的2個學科入選①分別為上海財經大學的統計學、中央財經大學的應用經濟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應用經濟學（自定）、西南財經大學的應用經濟學（自定）。，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雖有一流建設學科，卻為非經管類學科的法學。除此之外，尚無地方財經高校的相關學科入選。由此可見，經管類學科在一流學科建設中處于邊緣位置，地方財經高校面臨的發展態勢更加嚴峻。

表1 經管類一流學科統計表

由于第五輪學科評估結果未正式公開，從第四輪學科評估結果來看，財經類高校A 類學科數為19，僅占全國高校A類學科總數的2.7%，經管類學科的總體建設發展水平較為薄弱。如表2所示，地方財經高校中僅有東北財經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和浙江工商大學的6個學科入選為A類，且其中5 個學科為A-檔。而占全國財經類高?？倲导s10%的部屬院校卻擁有近70%的A類學科，地方財經高校與教育部直屬財經類高校間存在顯著差距。

綜合首輪一流學科建設和第四輪學科評估情況來看，經管類學科的建設總體來說較為薄弱，與理工類學科建設差距明顯。而在財經類高校之中，教育部直屬財經類高校的發展優勢較為突出，地方財經高校的發展面臨著巨大挑戰。

二、多元制度邏輯的分析框架

“制度邏輯”（Institutional Logics）這一概念最早由Alford & Friedland（1985）引入制度理論的研究，它指的是社會層面的文化、信仰和規則，可以塑造行為主體的認知和行為[1]。這一概念最早被應用于社會學領域，后來逐步被引入組織行為的研究。制度邏輯關注了組織和場域間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且認為各層級都具有部分的自治性，即組織并不僅僅受單一主導邏輯的影響，而是處于一個多元化、碎片化的復雜環境。多元制度邏輯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組織或個體行為差異性的產生，進而驅使著制度變遷的不斷發展[2]。

針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變遷和建設需要，不少學者已經從多元制度邏輯視角展開了相關分析?；谥袊叩冉逃昂蟀l外生型”和“集中管理型”的制度邏輯特征，閻鳳橋（2016）探討研究了中國高等教育制度建設過程中存在的目標脫序現象，指出中國高等教育的內涵無法通過跨越式發展輕易取得[3]。胡德鑫（2019）綜合利用多元制度邏輯與高等教育系統三角模型①該模型最早由Burton R.Clark（1983）提出，旨在利用由國家權力、市場以及學術權威組成的三角協調模式分析考察高等教育系統的整合。對中國“雙一流”戰略開展研究，認為我國的“雙一流”建設要努力協調政治邏輯、市場邏輯和學術邏輯間的關系，同時也要重視外生性邏輯的影響[4]。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高校在“雙一流”戰略背景下陷入了一定的發展困境。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有關地方高等教育發展的制度環境更加復雜多變，具有鮮明辦學特色的地方財經高校卻鮮有制度學者研究。本文借鑒Thornton（2012）劃分當代西方社會核心制度邏輯的方法，通過文獻梳理和數據收集，構建了如表3所示的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多元制度邏輯分析框架，其中外部邏輯包括地方政府邏輯、市場邏輯、社會邏輯和區位邏輯，內部邏輯則主要表現為組織邏輯。本文的主要目標是從多元制度邏輯視角出發，利用其全面性和綜合性優勢對地方財經高校的高質量發展進行探討，以期厘清這一過程中各制度邏輯的作用機制，進而為地方財經高校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思路借鑒。

表3 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多元制度邏輯分析框架

三、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多元制度邏輯分析

（一）政府邏輯

政府邏輯指的是各級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在規范高等教育秩序、推動高等財經教育發展過程中實施的宏觀決策和制度安排。該邏輯主要圍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個層級展開，重點聚焦其所提供的財政支持與非財政支持，是我國高等教育建設歷史變遷中的主要驅動力量。各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在中央政府頒布的教育政策領導下，對本地高等教育發展狀況開展綜合考量，依據地方特色出臺不同的教育政策，并在高等教育組織內部形成一定的偏好合法性決策行為[5]。

1.財政支持

財政支持是政府邏輯的突出表現之一，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財政投入主要按照行政隸屬關系劃分，財政撥款是高等財經院校經費的主要來源。作為中國高等財經教育的主力軍，中央部屬財經高校的建設經費主要來自中央財政直接撥款，其良好的教育基礎和科研條件充分保障了科研經費的利用效率，有助于幫助中國高等教育在知識經濟時代搶占優勢地位，進而提升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6]。

《高等教育法》指出“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協調本行政區域內的高等教育事業，管理主要為地方培養人才和國務院授權管理的高等學?！?，然而在高等財經教育建設過程中，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傾向于將財政資源投入到基礎優良的部屬大學。財政支持力度的傾斜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地方財經高校的財政預算，進而造成地方財經高校的校均財政性教育經費和生均公共財政預算經費的相對不足，制約了地方財經高校的發展。這一財政支持力度差異的存在，恰從側面印證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對推動地方財經高校發展的重要性。此外，受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定位和學科門類等客觀因素的影響，各地方財經高校實際獲得的財政支持也存在明顯差異。

2.非財政支持

除政府財政支持之外，非財政支持也是影響地方財經高校建設的重要因素，涉及法律、監管、評估等多個方面。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高等教育受計劃經濟體制和國際環境的高度影響，實行了高度統一的集權治理模式[7]。高等院校嚴格遵循政府的各項決定與指示開展活動，除人事、財務等管理領域外，政府通過設置學科專業、制定教學計劃、改革教學制度等方式對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學領域也進行了集中統一領導[8]。在政府邏輯的科學指導下，“211工程”和“985工程”穩步推進，推動了高等教育領域重點學科的快速發展。隨著“雙一流”戰略正式展開，我國高等教育拉開了分類管理、特色發展的序幕。

受集權治理模式以及高校身份固化的影響，高等教育領域的“馬太效應”日益加劇。對于地方高校而言，地方政府邏輯相較中央政府邏輯所提供的支持更為重要。由于地方政府對地方財經高校擁有更為直接具體的管轄權，其采取的計劃、管理、評價等相關政府行為能夠在各地方財經高校內部延續。這不僅為地方財經高校的發展提供了行動指南，也為其連續性辦學提供了保障。首先，憲法和法律賦予了地方政府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管理地方財經高等教育的法定職能，使其能夠通過相應的行政管理對地方高等教育的發展進行引導，逐漸完善高等教育立法，實現依法治教目標；其次，為了保證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地方政府對高等教育開展合理規劃和科學布局，并為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做好頂層設計，從宏觀上對相關公共事務進行指導；最后，在地方政府的宏觀調控下，采取教育評估和監督等手段，保障了地方財經高校發展戰略選擇的合法性，有利于地方高校高質量發展。

（二）市場邏輯

市場邏輯指的是地方財經高校為了滿足自身發展需要而自發形成的尊重市場規律的行動機制。在全球化浪潮和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邏輯成為影響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新興力量。由于市場邏輯看重知識的交換價值，且受自身利益的驅使程度較高，因此地方財經高校如何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取得生存和發展機會是市場邏輯在組織目標層面的實例化。

1.競爭機制

市場邏輯強化了地方財經高校與中央部屬財經高校間的競爭機制，主要表現為生源競爭、資源競爭、師資競爭等。一方面，市場邏輯中的逐利行為將導致資源更加青睞富有資源優勢的中央部屬財經高校，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教育的不公平性；另一方面，競爭機制的引入也使得地方財經高校改革進步的積極性有所增強，同時倒逼其不斷調整、優化發展路徑，進而推動了地方財經高校整體發展質量的改善。

首先，受高校身份固化的影響，加之對未來就業市場依據學校層次進行人才“篩選”這一現實因素的考量，學生角度的競爭機制在入學環節顯得尤為突出，大大加劇了地方財經高校在生源質量方面的差距[9]；其次，專項資金和科研經費的分配不均使得“雙一流”建設高校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占據了優勢地位，同時也為其他資源利益的獲取提供了便利；最后，由于等級地位高的教師擁有更多象征性和物質性資源的選擇權，因此有關師資力量的爭奪也是地方財經高校發展過程中競爭機制的重要表現[10]。

2.培養質量

培養質量是市場邏輯的又一表現，主要體現在畢業生薪資水平和就業層次兩個方面。畢業生發展是高校的生命，持續而穩定的高素質的畢業生，是維系一所高校的信譽和品牌的根本所在。據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統計，2019 年至2023 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連年增長，分別為820 萬、874 萬、909 萬、1076 萬、1158 萬人，人才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凸顯，畢業生就業競爭日益激烈。對于高校畢業生而言，薪資水平指的是高校畢業生在勞動過程中所獲得的勞動認同程度，是對高校畢業生自身社會能力評價的重要指標。行業就業層次變動與畢業生就業供給層次呈同方向變動，而科技水平的重大進步，是影響就業層次的重要影響因素。

（三）社會邏輯

社會邏輯指的是地方財經高校與社會環境間的交互機制，解釋了高校由“象牙塔”向“社會軸心”的轉變過程[11]，主要涉及地方財經高校與政府、地方財經高校與兄弟高校、地方財經高校與研究機構、地方財經高校與企業四個方面。交互指的是事物間存在的雙向交流，強調正向促進與優勢互補。在社會邏輯視角下，地方財經高校依據社會需求和教育環境演進，開展相關發展規劃，為區域發展提供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堅實的人才支撐，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

1.與政府的交互機制

政府與地方財經高校交互機制作用的充分發揮，需要以二者清晰的角色定位為前提[12]。政府是這一交互機制的主導者，也是推動地方財經高校發展變革的參與者和支持者，能夠通過行政法規、財政撥款、發展規劃等方式引導地方高校變革發展。同時，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對地方高等財經教育的公平發展具有顯著的積極意義。相比之下，地方財經高校則在該交互機制中主要扮演著政府政策執行者的角色，其辦學活動參照相關政策有序開展。此外，地方財經高校還可以憑借其豐富深入的專業知識積累，通過專家咨詢會和縱向課題等方式為政府決策提供智力支持。

2.與兄弟高校的交互機制

地方財經高校處于高等教育系統發展的弱勢位置，面臨著激烈的外部競爭，與兄弟高校構建戰略聯盟日益成為地方高校的前瞻性選擇[13]。這一交互機制打破了地方財經高校以往封閉發展的模式，在戰略聯盟內部形成了橫向聯合，實現了辦學優勢的互補和教育資源的共享，進而形成了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的雙贏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方財經高校間的交互機制應當秉持著優勢互補、自愿互利、靈活自主、平等尊重、兼收并蓄等原則，避免合作流于同質化、形式化、單一化和碎片化[14]。

3.與研究機構的交互機制

地方財經高校與研究機構通過資源優勢互補實現了協同創新能力的充分發揮。在工業經濟時期，高校與研究機構的知識研究較為分散，二者通常獨立發展，合作的缺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的重復配置，降低了研究效率[15]。隨著知識經濟程度的不斷加深，高校與研究機構的協同效應也不斷增強，二者在區域內的合作不斷擴大。地方財經高校與研究機構的交互機制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特征，分別為優勢互補和資源依賴、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知識共享和提升效率，由于該交互機制大大降低了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加之知識溢出帶來的正向影響減少了市場失靈，因此高校與研究院所的合作日益緊密。

4.與企業的交互機制

地方財經高校與企業的交互機制指的是雙方憑借資源優勢開展的雙贏互動，有利于實現優勢資源的交換與整合。企業作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具活力的單元，與地方財經高校存在緊密的互動關聯。一方面，地方財經高校不僅為企業輸送了專業知識扎實、實踐能力豐富的高素質畢業生，教研人員的校企交流也為企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撐；另一方面，企業為高校人才培養提供了優良的實踐基地和實踐導師，加強了地方財經高校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系。此外，企業為了滿足技術進步的需要，往往通過設立基金和捐贈物資等方式鼓勵地方財經高校開展相關研究，拓寬了地方財經高?？茖W研究的物力財力來源，實現了高?？茖W研究向社會生產力的轉變。

（四）組織邏輯

組織邏輯指的是地方財經高校以人才培養為中心點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設計和活動安排。該邏輯從高等教育系統內部出發，將地方財經高校視為傳播知識、探求真理、研究創新、人才培養的系統化組織，同時強調了學校的權力架構和工作程序，具有突出的自由性、純粹性和非功利性特點[16]。受制度邏輯“合法性”需求的影響，地方財經高校往往在師資力量、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管理模式、校園文化和辦學條件等方面尋求進步，以期滿足學術、育人、管理與實踐的多重需求。

1.師資力量

師資力量是地方財經高校教學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維持其辦學質量的軟實力，教學作為高等院校的中心工作與首要任務，決定著高等院校同其它社會機構、社會組織之間的根本區別[17]，位于教學主導地位的師資，則是地方財經高校人才培養的核心力量。當前地方財經高校師資隊伍建設通常存在著行政色彩濃厚、人才流失嚴重、師生比不足等問題。受辦學層次和學科設置等客觀因素的影響，優秀人才往往傾向于選擇學科優勢突出、薪資待遇豐厚、社會影響力強的中央部屬財經高校，地方財經高校吸引高質量頂尖人才的難度較大。

2.學科與科研

由于高等院校承擔了大量教學之外的研究工作，科研成為大學的另一重要職能。這一觀點最早由柏林大學創始人Humboldt 提出，柏林大學將科研融入教學過程的創新具有劃時代意義，大學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也是知識的創造者[18]。在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中，中國大學的科研職能發展較為曲折，直到改革開放后尤其是21 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才在科研領域實現了迅速發展。伴隨著高等教育規?？焖贁U張，“重科研、輕教學”偏向日益突出[19]。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指出通過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提高教育治理水平，堅決克服重科研輕教學、重教書輕育人等現象。由于不同類型和層次的高等院校在科研方面各有側重，因此對于地方財經高校而言，仍需在夯實科學研究隊伍、提高科學研究水平、提升科研方向與社會需要的契合度等方面繼續探索。

3.學校管理

與政府邏輯視角下的政策支持不同，組織邏輯視角下的學校管理主要表現為高校自主權的發展。大學治理一定程度上由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權力運作所決定，該組織在高等教育的基礎工作中占有權力地位[20]。由于中國現代大學并未經歷西方大學的大學自治階段，因此在組織治理方面存在一定缺失。隨著改革開放對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的深入影響，中國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也實現了逐步變革，在學校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如成立學術自治組織、開展教師聘任制度改革、建立教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制定人才激勵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提升了高校的辦學自主權，實現了高校內部行政管理權力與學術管理權力、民主管理權力的共同發展。

4.校園文化

校園文化是高等學校內部獨有的文化氛圍，主要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大學核心競爭力的源泉在于文化，一經產生就能形成持久的影響力[21]。物質文化是校園文化中具體有形的部分，如建筑風格、主題雕塑、文化空間、綠化景觀等，為地方財經高校發展提供了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其所承載的價值內涵也對地方財經高校的人才培養起到重要的輔助作用。制度文化是總體校園文化建設的基礎與保障，主要包括地方財經高校組織內部的規章制度與行為規范，能夠保障地方財經高校的教育質量、促進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激勵師生積極向上。精神文化作為校園文化的核心內容，培育了師生的凝聚力和共同認知，為地方財經高校發展營造了具有滲透性和感染力的無形文化氛圍，促使各地方財經高校在發展競爭中保持生命力和感召力。

（五）區位邏輯

區位邏輯指的是客觀地理位置與地方財經高校間的緊密關聯與循環機制。由于地方財經高校是其所在區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區域客觀條件會對高校發展產生直接影響。一方面，地理優勢與經濟水平為地方財經高校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發展環境；另一方面，地方財經高校也為區域發展輸送了優質人才、先進技術與發展思路，從而一定程度上起到鞏固地理優勢、反哺地方經濟的作用，實現二者的良性循環。

1.地理位置

中國高等院校具有明顯的地理分布特征，即在富有地理優勢的區域集聚。從行政區域來看，本科院校的區域集聚現象與行政層級呈正相關關系，越往上層則高校的分布就越多，而中小城市的高校分布極為稀少[22]。從自然地理優勢來看，東部沿海及平原地區的地方高校集聚現象更加顯著。對于地方財經高校而言，東部地區所擁有的地方財經高校是西部地區的兩倍之多。一方面，地方財經高校在地理條件優越地區的集聚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資源在區域內的利用效率，增加高校間的溝通交流機會，進而吸引更多的生源與師資；另一方面，基于地理優勢的集聚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高等教育領域行政層級分權的推行，且不利于高等教育資源在空間地理位置的合理分配，造成高等教育發展的空間失衡。

2.經濟水平

一個地區的經濟水平與教育水平往往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來看，隨著世界貿易中心和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轉移，經濟中心的不斷變化帶動了高等教育中心的發展，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先后在意大利、英國和美國形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向經濟水平發達地區的流動速度日益加快，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地方高校發展的輻射效應也愈發顯著。例如，位于區域經濟中心的深圳和青島以其經濟優勢吸引了眾多重點大學前來異地辦學，其優越的經濟水平為地方高校發展提供了堅實的財力支撐與物力保障。

四、啟示

由于經濟水平、文化傳統和現行高校制度的差異，該五種制度邏輯對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有著不同的影響機制，各制度邏輯之間的交織增加了多元制度邏輯環境復雜性。政府邏輯作為對大學發展具有長期影響的主導力量，對高校發展的制約最大。主要表現是，政府與高校的關系雖然在法律和政策上已經明確界定，但在實踐中卻表現出行政權力的“無限性”。社會邏輯與區位邏輯成為影響地方財經高校辦學行為選擇的重要力量，市場邏輯與組織邏輯的高度融合和互動是地方財經高校發展的重要特征。從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產業收入排名來看，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進入了全球產業排名前100。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校市場邏輯與組織邏輯的互動和融合更加頻繁和密切。如今，學科間的逐漸分化、傳統研究與人才培養的矛盾日益凸顯、企業運作式的大學組織管理模式的形成，已經成為市場邏輯影響地方財經高校發展的重大特征。市場邏輯所追求的“競爭”機制與政府邏輯的“控制”模式進一步結合，影響了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作為一個參與主體多元、行動機制復雜的系統性組織，地方財經高校在追求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不得不應對新的挑戰，以往關注單一主導邏輯的制度理論已經無法提供全面合理的指導與借鑒。通過梳理和分析，本文得到影響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多元制度邏輯，如圖1所示。制度場域內的各個邏輯促使著相關制度不斷作用，共同推動著地方財經高校的高質量發展。

圖1 影響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多元制度邏輯

第一，在涉及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五種制度邏輯中，市場邏輯作為推動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新興力量，正與強調應用價值的社會邏輯共同向制度場域中心邁進。

第二，地方財經高校系統內部的組織邏輯從教學、科研、治理和文化角度不斷優化著自身的發展模式，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第三，政府邏輯的支配作用仍然影響深遠，且客觀存在的區位邏輯也無法輕易跨越，能夠促進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多元制度邏輯尚未實現兼容與平衡。

實現地方財經高校的高質量發展，應從多層級和多角度出發，運用“上下呼應”和“內外結合”的發展方略，即低層級的行動目標與高層級的行動目標達成一致，內部邏輯的行動方法與外部邏輯的行動方法保持協調，從而努力實現各制度邏輯的兼容與平衡。

首先，由于地方財經高校的高質量發展是一項流程復雜、范圍廣泛的大型制度變遷，因此無論是作為外部邏輯的地方政府邏輯、市場邏輯、社會邏輯、區位邏輯，還是高校內部的組織邏輯，都應就行動目標達成一致，然后再采用各邏輯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共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其次，在明確地方財經高校高質量發展相關的多元制度邏輯基礎之上，應努力探索各制度邏輯之間的競爭邊界與合作邊界，掌握多元制度邏輯在各層級間的動態發展和機制演變，并通過規范地方政府行為、激發市場活力、提升高校自主權等方式，實現多元制度邏輯間的有機結合，推動地方財經高校的高質量發展。最后，由于多元制度邏輯的復雜性和碎片化特點，各地方財經高校要牢牢把握自身的發展特色，在演變機制的普遍規律之下探尋影響自身發展的關鍵制度邏輯，進而形成個性化發展路徑，不斷提升競爭力和影響力，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質量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