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使用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的交互作用與大學生抑郁癥狀的關聯

奚晶晶，周 祎，江琳琳，萬宇輝，張詩晨

（1安徽醫學高等?？茖W校 a.藥學院；b.公共基礎學院；c公共衛生與健康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醫科大學 a.公共衛生學院；b.出生人口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安徽 合肥 230032）

一、問題的提出

2019 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結果顯示，抑郁是10～24 歲群體疾病負擔的第4位，是青少年中最為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1]。美國健康心理網絡（Health Minds Network for Research on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Mental Health）每年對上百所高校學生的調查發現，大學生抑郁檢出率從2007 年的22.0%上升至2020 年的36.6%[2]。一項針對中國高校的大規模網絡調查顯示，有45.0%的大學生存在心理健康問題，其中抑郁癥狀的檢出率為21.1%[3]。抑郁癥狀與自殺行為[4]、物質濫用[5]、身心功能不全和過早死亡[1]的發生風險增加有關，不但給學生和社會帶來了相當大的負擔，而且青春期的心理問題往往會持續到成年期[6]。

手機使用依賴（mobile phone use dependence）是指不能合理調節自身手機使用的程度從而對日常生活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包括過度使用、持續增加使用以獲得滿足感、學?；騻€人生活受到干擾以及在停止手機使用時會出現一些情緒的變化[7]。大量研究表明，手機使用依賴與抑郁癥狀的發生存在關聯[8]，并且隨著手機使用依賴的程度加深，抑郁癥狀越嚴重[9]。心理健康素養（mental health literacy）指的是有助于個體認識、管理或預防精神障礙的知識和信念[10]。心理健康素養水平較低是大學生發生心理健康問題的主要危險因素[11-12]，提高其心理健康素養水平可有效改善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發展。目前國內外研究均顯示，缺乏心理健康素養和手機使用依賴與大學生抑郁癥狀均存在關聯，但二者的交互作用與大學生抑郁癥狀關聯的證據尚不充分。本研究選取安徽省兩所?？圃盒W生進行電子問卷調查，分析手機使用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的獨立及交互作用與抑郁癥狀的關聯，預防和控制抑郁癥狀的發生，為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原則選取安徽省兩所高校，采用整群抽樣選取大一和大二在校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電子問卷調查，本研究共招募了8128 名參與者（平均年齡為19.70±1.11 歲），回收有效問卷7512 份，有效應答率為92.4%（數據缺失＞5%的616份問卷被排除）。本研究已獲得安徽醫科大學倫理委員會批準（20170290）。

（二）研究工具

基本情況主要包括性別、年級、家庭所在地、獨生子女、父/母親文化程度、自評家庭經濟狀況等，以及大學生最近1 個月吸煙和最近飲酒等情況。

采用Zung 的《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進行評價大學生抑郁慮癥狀。SDS 共有20 個條目，每個條目賦值1～4 分。抑郁嚴重程度指數為各題目累計得分除以80，得分越高代表抑郁癥狀越嚴重[13]。根據前期研究，本研究將抑郁嚴重程度指數在0.5 以上作為抑郁癥狀的界定標準。本研究中，SDS 的Cronbach α系數為0.864。

采用《青少年手機使用依賴自評問卷》（Selfrating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SQAPMPU）評價調查對象的手機依賴行為[14]。SQAPMPU 包括戒斷癥狀、渴求性和身心影響等13個條目3個維度，采用5級評分標準，1=從不、2=偶爾、3=有時、4=經常、5=總是。驗證性因子分析顯示，RMSEA＝0.067，GFI＝0.956，AGFI＝0.935，NFI＝0.935，RFI＝0.918，CFI＝0.940。根據前期研究，將總分的P75判定為是否存在手機使用依賴，即有（≥P75）與無（＜P75）[15]。本研究中，總問卷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3。

采用本課題組自行編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素養評定量表》（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AMHLAQ）評價調查對象的心理健康素養水平[16]。AMHLAQ由知識（6個條目）、識別（5個條目）、態度（6個條目）和行為（5個條目），22個條目4個維度組成，采用5級評分標準，即1 分為非常不同意，2 分不同意，3分為不同意也不反對，4 分為同意，5 分為非常同意。根據各條目得分相加所得累計分數為總分，總分越高表示調查對象的心理健康素養水平越高[16]。驗證性因子分析顯示，χ2/df值為19.319（P＜0.01），RMSEA=0.069，GFI=0.907，AGFI=0.881，NFI=0.914，RFI=0.900，CFI=0.918。根據課題組前期研究，將＜90 分界定為低水平心理健康素養[12]。本研究中，總問卷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1。

（三）統計分析

數據處理和分析采用SPSS 23.0 軟件。不同人口統計學特征抑郁癥狀和手機使用依賴檢出率的差異通過χ2檢驗進行比較。納入心理健康素養和手機使用依賴的2個交互項建立logistic 回歸模型，調整關鍵人口統計學（年級、家庭所在地、自評家庭經濟狀況）等變量，模型中納入乘積項來評價相乘交互作用，當P＜0.05 時存在相乘交互作用。將手機使用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的交互項納入logistic 回歸模型進行相加交互作用分析，采用Andersson 等[17]編制的Excel 計算表計算相對超危險度比（relative excess risk due to interaction,RERI）、歸因比（attributable proportion, AP）和交互作用指數（synergy index,SI）的估計值及95%CI，當RERI 和AP 的可信區間不包含0，SI 的可信區間不包含1，認為存在相加交互作用。檢驗水準α=0.05。

三、研究結果

（一）基本情況

7512 名調查對象的平均年齡為（19.71±1.12）歲，其中男生1904 名（25.3%），女生5608 名（74.7%）；大一新生4078 名（54.3%），大二學生3 434（45.7%）。調查對象心理健康素養總得分為（83.81±12.62）分。

（二）不同特征大學生抑郁癥狀和手機使用依賴的檢出率比較

大學生抑郁癥狀的檢出率為16.3%（1227/7512）。大一學生、自評家庭經濟狀況較差、吸煙和飲酒的學生抑郁癥狀和手機使用依賴的檢出率均高于對應組（P值均＜0.01）。此外，父/母親文化程度較低的學生抑郁癥狀的檢出率高于父/母親文化程度較高的學生（P值均＜0.05）。見表1。

表1 不同特征大學生抑郁癥狀和手機使用依賴的檢出率比較

（三）手機使用依賴、心理健康素養對大學生抑郁癥狀的獨立作用

以抑郁癥狀作為因變量（有=1，無=0），心理健康素養（缺乏=1，充足=0）、手機使用依賴（有=1，無=0）為自變量，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在調整年級、父/母親文化程度、自評家庭經濟狀況、最近1個月吸煙和飲酒等因素后，手機使用依賴和缺乏心理健康素養與抑郁癥狀均存在正向關聯，OR值（95%CI）分別為6.139（5.372～7.016）和2.443（2.018～2.957），P值均＜0.001。見表2。

表2 手機使用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與抑郁癥狀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四）手機使用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的交互作用與大學生抑郁癥狀的關聯

將手機使用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納入乘積項建立logistic 回歸模型1，在調整關鍵混雜因素后，大學生手機使用依賴和缺乏心理健康素養對抑郁癥狀具有正向相乘交互作用（OR=6.676；95%CI：5.840～7.633，P值＜0.001）。建立模型2分析手機使用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相加交互作用與抑郁癥狀的關聯，結果顯示，手機使用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對抑郁癥狀具有相加交互作用，RERI 值（95%CI）為7.664（4.696～10.632）；AP 值（95%CI）為0.474（0.348～0.599）；SI 值（95% CI）為2.019（1.542～2.643）。有手機使用依賴且缺乏心理健康素養的大學生抑郁癥狀的檢出率最高，為42.1%（664/1576），OR（95%CI）值 為15.495（11.900～20.178）。見表3。

表3 手機使用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交互作用與抑郁癥狀的關聯

四、討論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抑郁癥狀的總檢出率為16.3%，低于全國大學生調查的結果（21.1%）[3]。結果不一致可能與研究設計、樣本量大小以及評價工具的不同標準有關。大一新生抑郁癥狀檢出率高于大二學生，可能與入學缺乏對新環境的適用性以及高中向大學過渡期的脆弱性有關[18]。吸煙和飲酒的大學生抑郁癥狀檢出率高于不吸煙和飲酒的學生，與之前研究結果一致[19]。父母親文化程度低和自評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學生抑郁狀檢出率較高，與前期研究結果一致[20-21]。說明處于良好的家庭環境中的學生，更容易獲得較好的營養條件和醫療衛生服務，同時，高等教育具備更高水平的心理健康素養和獲得支持來源，使父母更好地識別子女的健康問題，進而促進子女的身心健康[22-23]。此外，本研究發現大一新生手機使用依賴的檢出率高于大二學生，這與之前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與目前手機使用低齡化、普遍化有關[24]。本研究結果顯示，抑郁癥狀和手機使用依賴的檢出率在性別、家庭所在地和獨生子女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不一致[25-27]，這與研究背景、調查人群地區和數量等不同有關，而本研究中調查對象的男女比例相差較大也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本研究結果發現，有手機使用依賴的大學生的抑郁癥狀檢出率較高，存在正向關聯，即手機使用依賴可增加抑郁癥狀的發生風險，這與前期研究結果一致[28]。一方面，過度手機使用可能會減少人際交往，加快抑郁癥狀的發生發展；另一方面，手機依賴和抑郁癥狀存在雙向關聯，大學新生的手機依賴會增加未來心理健康癥狀的發生風險[29-30]。本研究發現，缺乏心理健康素養的大學生抑郁癥狀的檢出率更高，這與國內外研究結果均一致[11]，[31]。較高水平的心理健康素養是維持個體和群體心理健康的重要決定因素，具備心理健康素養的學生在面對各種壓力時，會采取更加積極樂觀的應對方式，從而減少抑郁等負性心理情緒問題的發生[11]。多因素logistics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調整關鍵混雜因素后，手機依賴和心理健康素養對抑郁癥狀的發生存在相乘和相加交互作用，即手機使用相同情況下，心理健康素養水平越低，抑郁癥狀發生風險越大，呈劑量—反應關系。研究表明，健康素養水平較高的學生具備一定程度的技能和能力，使他們能夠從事各種促進個人健康的行為（如更少的使用手機），從而減少心理問題的發生[27]。同時，提高心理健康素養水平對促進心理健康發展具有長期效應，因為心理健康素養水平提升速度較快，而改善心理行為問題則需要較為漫長的過程[11]。上述結果提示，可以通過提高心理健康素養水平，同時減少手機使用來預防和控制大學生抑郁癥狀的發生，今后還需要深入的研究驗證其中的機制。

本研究基于安徽省兩所高校，探討了大學生手機使用依賴、心理健康素養和抑郁癥狀之間的關聯，為后期深入開展抑郁癥狀發生發展的機制研究提供了參考，為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防控提供了有效依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次調查采用自我報告形式，可能存在回憶和報告偏倚。第二，研究對象均來自安徽省兩所學校，且男女比例差異較大，只包括大一和大二學生，無法反映全體大學生的情況，可能影響結果外推。第三，本研究為橫斷面調查設計，未來需要縱向研究來闡明其因果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