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代肇慶府蒙學與蒙師

杜云南

（肇慶學院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廣東肇慶 526061）

肇慶位于廣東省的中西部，素為嶺南重鎮。古稱端州，明清為肇慶府。至明末崇禎年間肇慶府下領：德慶州（封川、開建）、高要、四會、新興、陽江、陽春、廣寧、高明、恩平，一州十縣。明代是肇慶府文教機構的興盛階段。明初，朱元璋建國后，重興科舉，“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在全國各府州縣興辦儒學機構，激發了地方官員和民間鄉紳的辦學積極性。肇慶府的各類教育因而隨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逐漸走出低谷，重煥生機。其中，在城鄉基層社會中實施“端蒙養”和“興教化”的蒙學機構，也開始蓬勃發展起來，并見諸地方史籍家乘的記載。有明一代，肇慶府見諸地方史籍家乘的蒙學機構，主要有兩種：一是主要以地方官員倡建的社學；一是由鄉村或宗族鄉紳創辦的鄉塾或家塾。目前，學界關于蒙學的研究一般都是附在教育通史的研究之中，像高良的《中國教育史綱：古代之部》、孫培青主編的《中國教育史》、郭齊家的《中國古代學?！返鹊?，成果十分豐富。專門論述蒙學的研究，如美國學者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教授的《明代的社學與國家》是從明代社學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就肇慶地方的蒙學機構來說，學者少有關注，地方史學者們較多關注的是明清肇慶地區書院機構[1]、科舉成就[2]等方面論文稍有涉及蒙學機構的情況。本文擬在前述研究基礎上，根據史籍家乘的史料記載，對明代肇慶府上述兩種蒙學機構的創建與發展以及師資情況作專門的梳理，以此窺探明代肇慶基層社會的向學觀念與教化情況。

一、官辦社學的興起

社學是元明清時期設置于府、州、縣、城廂和鄉村中主要“教童蒙始學”的蒙學機構，以官辦為主。社學始創于元朝。元制五十家為一社，每社設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為教師，施引教化，農閑時令子弟入學，讀《孝經》《小學》《大學》《論語》《孟子》，并以教勸農桑為主要任務。明承元制，各府州縣皆立社學，但與元代不同的是，社學不再是農閑時令子弟入學的季節性學校，而是官辦常年設立的基層啟蒙教育機構。

明代社學的設立，始于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敕諭中書?。骸拔舫芍苤?，家有塾，國有庠。故民無不習于學，是以教化行而風格美。今京師及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任以教民間子弟，可導民善俗也?！盵3]在鄉社創辦社學、延師教化蒙童，最初目的在于導民善俗。到正統元年（1136），明英宗令“各地提學官及司府州縣官，嚴督社學，不許廢馳，其有俊秀者，許補儒學生員。[4]”優秀的社學蒙童成為儒學機構生員來源之一。其后，朝廷對社學的師資、蒙童以及學習內容都有嚴格明確的要求。天順六年（1462），又曉諭提學官在選擇社師、設立教條、考核勤效、社師待遇等方面進行督察。弘治十七年（1504），明孝宗再“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5]”萬歷三年（1575），明神宗敕諭提學官在督察社學時，強調要考核社師和學生。明代多次強調在全國普遍設置、督察社學，其主要目的在于“導民善俗”，敦風俗，行教化，使受教的民間子弟“正其心術，端其志行”，促使鄉社之民“教化”，以期實現“教化行而風俗美”的愿景。

明代肇慶地區社學在成化年間以后逐漸涌現。時成化九年（1473），廣東布政使陳選積極響應朝廷詔令：“興社學，朔望考其誦習，作訓蒙文以勖之”，一時廣東府州縣社學興起。肇慶府所見最早的一所社學是成化十五年（1479）德慶州的養正社學，位于德慶州文廟旁。之后嘉靖年間，又有魏校任廣東提學副使，魏校任職廣東期間大毀淫祠，倡導“擇其寬敞者改建社學”，故嘉萬年間是肇慶地區建立社學最多時期。據舊志統計，肇慶明代社學高達76所，見表1。

表1 明代肇慶社學統計表

表1和表2大致反映，在朝廷的申令和地方官員的督課下，肇慶各地紛紛建立社學，不僅鄉間社里普遍興社學，在府州縣城里以及城郊也立有社學。以高明縣最多42所，其次是德慶州和新興各7所、恩平和封川各5所，府城治所高要縣4所社學。

表2 明代肇慶府社學地域分布統計表

肇慶府社學以府縣官員倡建為主，如嘉靖初年德慶州東隅社學為知縣胡堯時所建；嘉靖四年（1525）的南隅社學為督學副使歐陽鐸建。高明41所社學均為知縣、提學所建。嘉靖三十五年（1556），福建莆田徐純由舉人知高明縣，時高明“浪賊反側”，為了改變高明縣“少不知學，老不知有禮”的風俗，置立社學塾師[6]142，其在申報撫按各道批允的《知縣徐純建議社學申文》中說道：“令通縣里耕，將戶口幼丁，除種農桑人家外，其余十歲以上童蒙，逐戶報名，造冊送縣，悉令入學讀書?！彼€明確規定：“如自幼不入塾學者，究父兄責治，仍責該都、里、排抵罪，以懲不學之過，此則少者皆知所學，而鄉無頑童矣?！盵6]122-123徐純任期內在縣城廂創建了迎薰、拱辰、賓曦三所社學。新興縣共4 所社學，均為知縣所建。社學也有鄉紳倡辦，如高要羅溪社學，為嘉靖年間（1522-1566）高明縣名儒羅一中建，在高要縣吉耶山南麓。

府縣官員雖然積極興辦社學，但官府并沒有給予資金上的支持，所需的經費大多由民間自行籌集，因此各地社學場所多利用當地的祠堂或者廟宇作為學舍，或者利用拆除的淫祠廢廟的材料搭建學舍。據天啟《封川縣志》卷七《學教志》記載，封川縣東廂社學亦為“嘉靖元年（1522）督學副使魏校毀業祠改建”，西廂社學為五通廟改建[7]71?？滴酢陡呙骺h志》卷八《學校志》也記載：明代高明縣社學除迎薰、拱辰、賓曦三所社學為知縣徐純所建外，其余皆“嘉靖元年（1522）提學魏校檄縣毀淫祠立”[6]122-123。史料中提及的嘉靖元年（1522）所立社學均與魏校有關。魏校，字子材，蘇州府昆山縣人，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歷經南京刑部郎中、兵部郎中，于正德十六年（1521），作為提學副使赴任廣東，任期內以廣州府為中心，大規模搗毀淫祠，同時還有效地利用了里社、社學及鄉約，實行儒教式的教化[8]?？梢?，嘉靖年間，肇慶府出現地方官紳大規模地創辦社學，應該是受到魏校推廣儒學教化的影響。

由于社學沒有像府州縣學置有學田，缺乏穩定的經費來源，加之管理不善，所以興廢無常、起落無序。每當地方官員責令興辦，社學就一哄而起。然而時過境遷，又漸次廢弛。這種狀況，在地方志書中有所反映。崇禎《恩平縣志》卷四《建置》記載，修志期間全縣有4所社學，但有2所已經廢棄[9]115?？滴酢陡呙骺h志》卷八《學校志》記載，嘉靖元年（1522）提學魏校檄縣毀淫祠創立39所社學，但不久皆“以艱去，事未竟”，及嘉靖七年（1528）知縣陳坡到任后，又在原有舊址上重建，而到清初康熙八年（1669）修志期間，之前所辦社學又僅存少量。乾隆《新興縣志》卷八《學?！酚涊d，新興縣東隅社學，在縣治東街城隍廟右，舊為陰陽學，嘉靖初知縣胡堯時改建為社學，后知縣周崑重修，到萬歷元年（1573）兵備道李材、知縣王民順改建為古筠書院，崇禎年間又被賣入民間[10]。雖然社學起落較大，但其興辦期間，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民間私塾的發展

私塾是中國古代文教機構中不容忽視的重要教育機構，對官學教育起著補充的作用，在傳承儒家文化和啟蒙教育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肇慶私塾的創辦歷史悠久，漢唐時期便已興起；迨及明代，在科舉的刺激下，官府普建社學的同時，鄉紳辦學熱情也高漲，出現了數量可觀的私辦鄉塾。當時私塾存在的形式有多種：鄉塾或村塾、家塾、族塾、義塾、書室、書齋、書舍、學堂等，名目繁多，遍及城廂村堡以及窮鄉僻壤，供年幼蒙童讀書，主要面向啟蒙教育。

明代的肇慶府，一般戶口眾多、鄉紳大姓之鄉，大多會創辦教育鄉邑子弟的書齋、書房、書室、書院、義塾等鄉塾，且不惜重金聘請名儒前來施教。這些書齋、書房、書室、書院，大多具有啟蒙兼讀經應試的功能，或專具讀經應試功能。一般鄉塾或村塾是由地方官員，或者一村、聯村開辦，聘請塾師坐館，經費由村中公共費用支出，或者由家長共同承擔。其中見之史籍家乘記載的，如在高要縣赤坎鄉有黃桐鄉塾，系鄉紳合建；寶槎都有寶文鄉塾，系嘉靖十三年（1534）鄉紳倡建；金利清平堡有清平鄉塾，系嘉靖二十五年（1546）鄉紳倡建。有些鄉塾以書舍命名，如蓬山書院在今高明縣阮埇鄉，為萬歷四十四年（1616）春阮埇鄉紳為延請江洲區羅陽，以供鄉里子弟修學問道而鼎建于南蓬山山下，“書院三座，皆貫以柱，中為講堂，左右兩廡，有嶺西使者戴熺額曰：蓬山書院，內題曰孔宗堂?！睍河卸惏朔秩?，今頃圮，磚石遺址猶存。[11]又有高要縣回龍鎮黎槎村的私塾“敦善書舍”，書舍為三開間，前有四方天井，左右各有一廂房，右側為過道門樓，主屋中間供奉孔子畫像，門楣刻有楷書“敦善書舍”四字。最為獨特之處，屋內懸有兩根粗大的圓木，寓意“棟梁”②“敦善書舍”在高要縣回龍鎮黎槎村，該村建于南宋，是具有特色的八卦村落。明代設有書舍。。在新興縣，也有鄉紳黎時中“設鄉塾以淑閭里之子弟”[12]188?？梢?，明代肇慶鄉村設置私塾機構是比較普及，官宦和鄉紳辦學意識較為濃厚。

明代肇慶府鄉村中設有義塾。義塾是地方官紳為貧困子弟設立的公益性教育機構，聘請塾師來任教，費用由捐助者或者學田支出。如廣寧縣橄欖都建有義塾，據道光《廣寧縣志》卷一一《人物》記載，有村人龐端學樂善好施，在義塾初建之時，曾向義塾“捐田二十二畝零，歲租六十石，請其父撥入義塾助祀，事賓興之資?！盵13]又有新興縣人陳濟，字君楫，曾設“義塾以訓閭里子弟，”又“廣立鄉約”[12]188規范鄉俗。

從宋代以來，隨著國家對嶺南社會開發、族群的融合以及中原儒家文化在嶺南社會的傳播滲透，家族文化在嶺南社會興起蔓延，肇慶地區也相繼出現了許多大姓家族。這些姓氏家族為了求得生存與發展，很關注對本族子弟的教育。其中，有些官宦以及富裕地主，往往會設置族學或者家學，以教授族中、家中子弟。這類私塾城鄉均有，名稱也眾多，稱之為書館、書舍、學堂、書房、書塾家塾、族塾等。族塾一般是由某一宗族在宗族祠堂內設立塾館以教讀本族子弟，日常經費來自于族產，蒙師一般也由本族中有學識、有威望品行之人充當。族學的辦學規模大小一般能滿足族中子弟入學的需要。多數族學沒有專門的學舍建筑，而是利用宗祠中一二間閑房，或設在宗祠內，聘一名塾師，或由族中具有儒學造詣的族人擔任塾師，教幾個或幾十個族中兒童讀書識字，有些還兼教讀經以應科舉。這種由家族創辦的族學，在明代肇慶府的鄉塾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并成為推動明代肇慶府蒙學教育發展的重要機構。

見諸史籍家乘記載的族學，有高要縣梁氏宗族學堂，在今端州渡頭村梁氏宗祠內。據《梁氏族譜》記載，渡頭村梁氏遷居端州，是始祖梁燮于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從河南汴梁遷入端州渡頭開基，梁燮后人在渡頭村繁衍生息，開枝散葉。隨著家業族人逐漸壯大，渡頭梁氏族人開始興建祠堂、族村學堂、訂立家規。學堂創建于咸淳元年（1265）一直延續清末，用以教授族中年幼子孫。據《梁氏族譜》記載，從宋代至清代的700 多年間，梁燮的后人梁斗南、梁公錫考中進士，考中舉人的就19人，還有43人為歲貢、恩貢、拔貢和監生等，為官者多達60 多人。明清以后，梁氏成為肇慶旺族[14]。又高要縣的新江一村鄧氏宗族也設有族學，據新江一村《鄧氏族譜》記載，南宋末年，由于蒙古人進攻中原，告老還鄉的南宋官員鄧元德為躲避戰亂，攜妻兒老小從河南鄧縣輾轉來到江西，后翻過廣東南雄大庾嶺來到廣東高要白坭，到了元至正四年（1344），鄧元德的后人鄧汝顯遷徙到現在的新江一村落戶開村，其孫子鄧斌最為出類拔萃、光宗耀祖。鄧氏宗祠始建于明天啟五年（1625），宗祠內開設學堂，供鄧氏子弟讀書學習，祠內墻壁刻有鄧斌在家內教育兒孫處世訓言：“勤奮志堅為本，克己儉欲為目，以智勝力為標。志各圖宜，必爭圖首，握機鴻圖。忠耿勿愚，色財勿貪，處事勿厭?！盵15]可見，鄉紳大族創建的宗族祠堂，除了聚宗議事、祭拜祖先以外，一般也作為宗族子孫讀書學習之所。許多宗族族譜中家規家訓中也明確規定，宗祠可作為延師訓課子弟的場所。如據重修于民國三年（1914）的廣寧古水鎮《陳氏族譜》記載其明朝祖先的族規：“祖祠廂房多間，不得寄貯穢物，不得佔作住家，不得開設賭博，竊留棍匪，遞年只可延師訓課子弟及自己讀書總司辦公居住，至于戲館武館并閑雜人等，概不許住歇?！盵16]

家塾一般是殷商富戶之家或是官宦、士紳等開辦延聘蒙師坐家課子。據高明縣《楊氏族譜》記載，明代玉山楊氏在肇慶城中擢桂坊開設有玉山楊氏書室一間，“坐南向北，正座通連，四進，頭進向街，闊七十坑深，墻壁與勞姓氏書室搭棟”[17]?？梢?，肇慶城中楊氏和勞氏兩姓家中均設家塾，以教育家中子弟。

三、舌耕為業的蒙師

明代朝廷重視教育，積極鼓勵官民倡辦基層鄉村中的蒙學機構，對蒙師的選聘也提出了嚴格要求。正統年間，朝廷明確規定，府縣提調官負有選聘社師的職責，多次強調要選聘“才文通明，行止端方，威儀莊重”的“師儒”“明師”擔任社師。社師原則上由鄉里選聘“里中生儒行止端方、通曉文義者為之”，但須上報縣提調官審批[18]。高明知縣徐純在《知縣徐純建議社學申文》中申明：“本縣先期考擇行止端方，學問稍優者以為塾師”[6]119-120?？梢?，擬聘的蒙師必須是品學兼優、行為端重有威者。而且蒙師在任教期間，必須穿戴整齊，不得顰笑或奴顏婢膝，不得奉上欺下或言行不一，不得靠師生之分進行索取等等。如果違反上述禁例，小則由父老警戒，大則報縣罪斥；如果做得好，縣里輒與表揚。

明代國家和地方對鄉村蒙師的待遇有一定的規范。明初，朝廷規定，可“免為師人之差徭”[19]。朝廷曾專敕廣東提學延師興學，并免師之差徭，如天啟《封川縣志》有記載：“敕提督廣東學教按察司，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范，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取勤効，仍免師之差徭?！盵7]24另外，蒙師亦受鄉鄰尊重。如高明縣社學規定：“令本塾父兄攜彩禮聘書登門躬請，以少見尊師之意?！盵6]119-120在明代中期有“各父兄務隆待師之禮，歲晚罷館，父兄率子拜送……有司以禮待送，在鄉則約正等率父兄出谷及菜錢，若待之不以禮及有始無終者必罰”[20]。其尊師重道之禮如中原地區。

明代肇慶府在收徒講學的蒙學機構中擔任蒙師的人員，有以下幾種身份人員：一是致仕的官員。如陽江縣人許信，嘉靖初以貢授德化教諭，年四十即“解組歸隱”，歸隱鄉里三十余年，恬淡寡營，“教授蒙童不輟?！盵21]112恩平縣人唐華，字宗實，“以鄉秀選補弟子員”，貢訓邵武，以古教化訓郡士，后歸鄉“尤講學不倦，諸名士多出其門”[9]393。封川人林玉，成化三年（1467）授廣信府推官，“后致仕歸，家貧，設塾授徒以自給”[22]。陽春人鄭中衡，曾任清流教諭，后設塾授徒，“優游林下二十載”[23]667。

二是潛心講學不求仕進者。如德慶州人梁晉，字繼初，讀書循理，勤奮好學，隱居自樂，不求仕進，居鄉“教訓生徒二十余年”。又有陳球，字貢，博雅能文，天性孝友，樂善好施，“居家不仕進，教授生徒二十余年，序中諸生出其門者六七十人?！盵24]嚴士進，高明縣人，“甘守貧道，教授鄉里，生徒出其門者，咸知禮讓”。新興人顧鳴鸞，字漢望，性情“淳和清雅”，崇禎二年（1629）肇慶府學貢，“以《詩經》教授生徒者幾二十年”[12]188。陽春人謝鑛，字天冶，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幼嗜學，以經術名里中，“設帳講學”[23]669。這些史料也反映，明代蒙學機構不僅教授識字、寫字、禮儀，也會選用以“四書五經”為教材，進行讀經、屬對、作文等。

三是家境清貧、在及第之前設塾館授徒的生員或童生。如四會縣林長清，字茂竹，家境貧寒，為諸生時，曾設塾授徒，“學談經名士多出其門”，后鄉舉登榜，初授天長縣教諭，升太平縣尹[25]。又有陽春人梁棟，正德間歲貢生，家貧力學，曾授徒以自給，“講學不受修脯，安貧不履公庭”[23]661。又有高要人區廷芳，字士杰，善事繼母，嘉靖初昆山魏校督學嶺南，“舍文藝而考德行”，檄諸生有行者講學五羊書院，廣立社學，又于城之八隅立塾館，入選諸生有行者為師，廷芳師北隅塾館，“教童子灑掃應對，出則魚貫拱手，遇長者拱而立，既過而后舉足，八隅皆然，后歐陽學來督學，乃檄還，主濂溪書院”，晚年以歲貢授永豐訓導，后升羅城教諭[26]。

明代肇慶府屬各縣中，更有著大量的困頓科場的府縣生員或屢試不第的老童生。這些人由于在科場屢屢受挫后，他們往往選擇以舌耕為業，或自己設塾開館，或受聘于官紳富戶、大姓望族創辦的塾館，以謀取生活之資。有關這類塾師，一般在官方史籍少有記載，只有當他們教出有名望的學生，或其教學行為符合“忠”“孝”等倫理道德，或為了彰顯學生尊師的品德，才會在史籍中留下他們的名字。如麥子仁，新興人，性樸直，補邑諸生，為鄉里祭酒，耄年猶權攝蒙學，壽八十三，鄉里名士多出其門[12]187。陽江人蘇光軾，字宇堪，崇正十四年（1641）歲貢，其篤學力行，不得青衿，教授里中，邑之俊秀多出其門[21]115。陽春人汪萬垓，號水西，崇禎八年（1635）歲貢，性純厚端嚴，勤學好問，為鄉里祭酒，善誨人，“及門生多掇科第者，生平無狂言，不與外事，雅好吟詠，日與親故唱和，稱韻事焉，卒年七十五”[23]669。這些人雖然科場不得青衿，但是他們用自己的儒學知識在地方上教授鄉閭蒙童，不僅為普及儒學、移風易俗做出了貢獻，也刺激了民間追求舉業的熱情。

四、結語

綜上所述，明代肇慶府蒙學機構數量眾多。其中，社學大多數是由地方官員籌資推動倡建，但官府基本沒有撥給社學固定的學田資產，所以興廢無常；而城鄉中由私人興辦的各種形式的私塾，由于經費來源相對穩定，所以辦學較社學要穩定。但不論社學還是鄉塾，作為啟智發蒙的教育場所，其學習的內容一般都是識字發蒙、禮儀、法律規范以及讀經等。從學習內容來看，國家推行蒙童教育，主要目的不僅是為日后的科舉應試作準備，還在于通過蒙童學習儒家經書、朝廷律令，使得城廓鄉村中的庶民百姓均能夠知禮義、識綱紀，達到移風易俗，穩定鄉村秩序的目的。

明代肇慶府蒙學機構的普遍興設，對民間基礎教育的普及、向學觀念的培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明朝末年，舊方志記載著肇慶府民間讀書風氣興盛的狀況：肇慶“士業詩書，民鮮末技”，四會“士秀而文，俗尚禮儀，縉紳儒雅代不乏人”，新興“士頗知學，尚交際”，高明“士習簡樸，業詩書尚禮文”[27]。同時，蒙學機構也為府州縣學提供了一批優秀的學生，從表3 可以看出明代科舉人數開始大增，這是得益于蒙學機構的普設。

表3 唐至清肇慶各縣科舉中試人數統計表

明代肇慶科舉人數的劇增，說明肇慶地區有不少人成為王朝統治和地方治理的棟梁之材，而且這些人往往不忘鄉梓，積極為家鄉建設出謀劃策、貢獻力量，推動了地方社會經濟的開發。

更為重要的是，明代肇慶山林間居住著不同的少數族群，蒙學機構的興辦，對偏僻山林地區以及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普及、溝通、融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