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魚共生”系統變遷邏輯：工具—價值理性框架下的解析

郭宸岐

摘要：在現代化進程中，幾乎所有社會行為都是理性決策的結果。面對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鄉村戰略總目標，農業生產方式不斷經歷著多重理性的博弈與選擇。文章以浙南龍現村為例，通過梳理“稻魚共生”系統的發展歷程，并基于馬克斯·韋伯的二重理性框架分析其所蘊含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變化趨勢，從而透視我國“稻魚共生”農業生產系統的變遷邏輯。研究發現，“稻魚共生”系統經歷了從工具理性開端，到雙重理性結合，再到工具理性加劇，最后再到價值理性復歸的變化過程，兩種理性在不同階段占據支配地位?？傮w而言，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在“稻魚共生”系統變遷過程中相互裹挾，呈現出既相互制約又互為發展的動態關系。這對梳理我國“稻魚共生”系統的發展脈絡，促進其后續發展具有一定研究價值和參考意義。

關鍵詞：理性主義 工具理性 價值理性 稻魚共生系統 變遷邏輯

一、引言

脫貧攻堅在取得全面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農業農村向著現代化的方向發展。鄉村振興不只是體現在農業產量增加、農民經濟收入提高等方面，還要實現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要讓子孫后代能看得見青山綠水，要讓更多人能記得住鄉愁?！暗爵~共生”系統是一種實現生態循環的農業生產系統和方式，該系統是指人類利用淺水環境將水稻和魚類種養在同一生產空間中，不斷完善自然生態協調機制，促進整個系統功能的不斷豐富?！暗爵~共生”的農業生產方式廣泛分布于我國浙江、四川、貴州等地區。其中，浙南地區青田縣的“稻魚共生”系統始創于1300年之前。清光緒《青田縣志》中曾有相關記載，描述當時人們在稻田與圩池中養魚的場景。千百年來，該地先民秉持種植水稻與養殖田魚共同經營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并衍生出了一系列獨特的民俗、傳說和飲食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生態農業模式，浙江省青田“稻魚共生”系統得到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的認可，在2005年將其認定為世界農業文化遺產。

現階段我國對“稻魚共生”系統有關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生態環境以及現代技術的應用，而相對缺乏對該系統發展歷程的縱向梳理和變遷邏輯分析。國內較早關于“稻魚共生”系統的研究成果可追溯至孫新華等人關于稻田養魚模式的研究，將農田耕作制度改革和稻田養魚事業發展結合起來，并提出模式化稻田養魚新技術，以此提高經濟效益。近年來，國內學者從保護手段、傳承路徑和擴大效益等路徑開展“稻魚共生”系統研究。其中，保護手段主要圍繞通過“稻魚共生”系統管理機制、財政支持和科技支撐等方面展開討論。傳承路徑主要從四個方面入手：活態保存鄉村文化空間、重構新型鄉村文化網絡、再建鄉村文化認同感、培育鄉村文化人才，以此把優秀價值觀念有機融合于鄉村社區生產生活之中。擴大效益方面，田魚文化在發展過程中與華僑文化、石雕文化、甌越文化等獨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融合到一起，促進了文化形態的豐富。國內學者通過對“稻魚共生”系統的研究，為其進一步發展提出合理建議，但很少有學者在研究中分析該系統的發展過程和未來發展方向。任何一種農業生產方式都是歷史與現實的結合，既是當時生產力水平的反映，也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同時也是對優良農業生產技術、觀念和思想的傳承。因此，本文將基于“稻魚共生”系統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變遷歷程，嘗試以“工具理性-價值理性”二重理性視角對浙南地區“稻魚共生”系統變遷背后的邏輯進行闡釋。

二、分析框架：二重理性及其關系

（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作為“理性人”，農業生產方式的選擇對農民來說是一個理性的決策過程，是關于經濟收益、生態環境、傳統文化等多重理性因素的博弈。馬克斯·韋伯指出，社會行為取決于多個要素，包括理性目的、理性價值、傳統、情緒等。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讓目的與價值合乎理性，而傳統和情緒的行動類型則是非理性的?！肮ぞ呃硇?價值理性”二重理性理論源于韋伯的“理性主義”思想，主張“理性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人的行為理性是其行為手段與目的之間合乎邏輯的聯系，具體可劃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兩種理性取向”。其中，工具理性就是結合外部事物的真實情況，對他人行為產生的期待，將這種期待當成重要的手段或條件，以擁有合乎理性的成果為目的進行深入分析、全面考慮，是以有效途徑、策略方式、技術手段來達到最高效率或效用的一種理念。價值理性是有意識地對某種特定舉止的固有價值的信仰，包含所有美的、符合倫理的內容。

（二）二重理性的關系

由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獨有的特征，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兩者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沖突以及矛盾。工具理性強調對行為手段和目的的考量，價值理性則重視行為本身的價值，二者盡管形成矛盾，卻互為支撐，通過彼此協調達到統一的目的。工具理性通過價值理性明確了發展目標，獲得了價值引導，能讓人們在價值與情感兩方面的需求得到滿足，價值理性通過工具理性則擁有了良好的現實條件，實現了不斷深化與發展。工具理性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常常造成與追求理想的價值理性對立。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既對立又統一，二者的和諧發展不僅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也是人類理性和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在運行的過程中，兩者需要協調統一、功能互補才能實現社會良性運轉。

在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下，農業生產效率與觀念承受著理性思維的洗禮，各類農業生產方式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就“稻魚共生”系統而言，這既是當地農戶獲取經濟收益的工具和手段，也是優秀傳統農業文化和鄉愁思緒的載體，其變遷過程蘊含著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此消彼長。

三、兩種理性框架下“稻魚共生”系統的變遷歷程

（一）傳統社會時期：人口遷徙背景下工具理性的開端

浙南地區居民稻田養魚的習慣可追溯至春秋時期的吳國、越國。吳越先民以種植水稻及漁獵為生，而龍現村目前的居民便是其后代。在《史記》中，司馬遷對吳越之地的發展情況進行描述，指出這一帶地廣人稀，稻作技術與飲食文化并不發達。該時期，吳越先民的稻作技術較為粗放，以米飯為主食，以烹飪捕撈的魚類佐食。幾百年后，為躲避戰亂，部分吳越人逃到浙、皖的深山之中，故被稱為山越。龍現村所在的青田縣，便是山越的活動區域。山越人由于遠離江河湖泊，無法維持原先種稻、漁獵的生產模式，但當地降雨充沛、自然環境優異，為后續創立“稻魚共生”系統提供了良好條件。當地居民先是在山地種植水稻，并利用山間溪水及獨特地形，逐漸演變出適合南方山區地形的水稻生產系統。同時，為獲得蛋白質并繼承其祖先以米飯為主食、以魚類佐食的習慣，他們又將捕撈到的少量魚類放到稻田里繁殖，經過反復馴化與培育，終于培養出適合稻田養殖的魚種，“稻魚共生”系統就此誕生。

正如布迪厄所言，習性是一種有結構的結構能力，能激發某種行為，是易于轉換的、持久的行為傾向，具有特定的結構，要讓結構化的結構充分體現出價值。正是通過習性-場域之間的相互耦合關系，當地先民才能創造“合情合理”的農業生產方式。從“稻魚共生”系統的起源可以明顯辨析出推動該系統創立動機中的工具理性導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工具理性的最大特征，當地先民的目的不僅要在耕地貧瘠的山地種植可以維持基本生存的水稻，還要獲得蛋白質來源，對于食物的需求使得該時期農業生產的工具理性被置于比價值理性更為優先的位置。

（二）計劃經濟時期：“以糧為綱”背景下兩種理性的短暫并存

為集中全國農業勞動力進行農業生產，為工業發展提供重要支撐，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明確指出，要促進小型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對其進行合并，使之成為大社。這種經濟管理體制使得社會與國家高度融合。經濟體制的改變，使國家介入龍現村“稻魚共生”系統的生產，重構龍現村的農業生產秩序。龍現村居民都被納入到當地公社的組織網絡中，將家庭勞動所得轉變為國家所有，用于支持工業發展。在計劃經濟時期，上述做法是合乎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從工具理性方面看，彼時的新中國百廢待興，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處于核心地位，全國各地的農業生產為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原始資本和各類資源。由于較低的農業稅難以滿足工業生產的需求，通過公社化將農民家庭生產集中到集體中生產，使國家可以掌握大量糧食以供發展工業所用。當時，公有制生產使龍現村大多數農村家庭的主要糧食來源成為番薯，大部分稻米則上交國家。工具理性是農業生產支持工業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但是國家的平均主義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帶來的結果就是制約了糧食生產的規范化發展，陷入惡性循環之中。從價值理性來看，農民希望通過個人利益的奉獻，消除國家貧困，實現工業化，建設共同勞動、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大家庭。這種體制既體現以農業大生產為取向的工具理性，又體現了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和國家利益為取向的價值理性。

（三）改革開放時期：勞動力遷徙背景下工具理性的加劇

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我國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序幕。改革開放后的勞動力轉移以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直接促進了當地耕地面積的不斷擴大和農民收入增加。一方面，伴隨著社會轉型，“稻魚共生”系統也發生了全新的變化：家庭耕地面積擴大，土地開始流轉，外出務工的農民不僅在外有更高的報酬，還享有村內的土地流轉收益；“稻魚共生”系統開始施用農藥、尿素等來提高產量，糧食產量的提高使得農戶有多余的稻米、玉米喂養田魚，提高了田魚的產量，農民養殖的積極性更為高漲。另一方面，社會環境的改變對傳統農業生產習慣有著較大影響。這一時期，農民開始將農業生產的重心從稻米轉移到田魚上來。養殖田魚不僅可以提高經濟收入，而且田魚干還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從華僑出國經歷來看，田魚干是華僑在國外經營餐飲業與日常交際的必備產品。在這一時期，農民出遠門必定隨身攜帶田魚干，各種田魚制品在當地民眾以及老華僑心目中就是家鄉的寄托。通過這一時期土地流轉、精細喂養、水稻升級等各方面的發展，“稻魚共生”系統的規模得到擴大，農戶的收入有了極大提高，也為如今“稻魚共生”自然保護區域的劃分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后，農民創造性與積極性空前高漲使得追求經濟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農業生產的第一要義，國家出于發展經濟的需要鼓勵發揮個人積極性。工具理性對“稻魚共生”系統的優先影響使現代技術開始進入傳統農業生產領域，田魚以及稻米的產量得到極大提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相關農業政策的實施以及現代技術的應用，更傾向于將“稻魚共生”系統愈加“工具化”，使農民能夠以自身能力獲得經濟效益。對待“稻魚共生”系統的工具理性傾向，使得當地的農民以及在外的青年勞動力生活品質得到提高，但缺乏對作為農業文化遺產的“稻魚共生”系統的相應文化認知，只是單純將其當作經濟收益來源。

（四）農業文化遺產認定以來：價值理性回歸與工具理性的遺留

農業文化遺產是一種具有豐富內涵的獨特農業生產系統，是人類在長期與環境抗爭并利用環境過程中形成的，其本質是千百年來當地農民賴以生存的有效手段。本文所提到的認同感就是指人們對長期以來實施的行為規范、養成的行為習慣、建立的價值觀等表示認同，是鄉村治理的內生力量。在認同感“消失”時期，龍現村體現出“空心村”的特征，數量較多的青壯年到城市或國外謀求發展，長期不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管理，村莊里留下的基本是年邁的老人；在外勞動力極少回村，村民對村莊依賴程度不強，村莊認同感及村莊自理能力大大降低。但是，自當地“稻魚共生”系統認定為農業文化遺產以來，龍現村頻頻出現在國內外視野中，大量在外勞動力以及華僑因此選擇回村養老或者創業。龍現村的村莊認同感源自于農戶“生于斯，長于斯”的生活理念，即由與其長期協同發展的“稻魚共生”系統而產生的相關田魚文化、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文化共識，進而催生出與當地相適應的村莊認同感。近年來，在全球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活動的推動下，當地農民開始重新審視傳統的“稻魚共生”文化，并恢復對龍現村的認同感。

村莊認同感作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是人們對村莊文化的認可與依賴，是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重要價值取向。傳統農耕文化是當地居民的共同記憶，通過構建農村記憶載體，即“稻魚共生”系統相關宣傳、田魚干制作、田魚燈演出等，可以激起人們強烈的村莊認同感。由于20世紀工具理性的加劇以及耕地面積的稀少，當地農民不得不外出務工。面對“稻魚共生”系統的保護與傳承，人們認為自己作為農業文化遺產地的一員，應該在有生之年回到家鄉，堅守當地鄉土文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稻魚共生”系統的核心和奧義，這種古老的整體觀與循環論能充分體現出綠色文化的精髓，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表現形式，也是循環與協調理念的集中體現，在實踐中積累的經驗為區域與整個國家實現綠色發展帶來參考。為了更好地將這一人類文化遺產傳承下去，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在外有所成就的華僑以及農戶選擇重新恢復日常勞作。這種“落葉歸根”的鄉土意識促使當地農民不再過分追求“稻魚共生”系統的經濟效益，使該農業生產體系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回歸。

但是，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引入仍使得“稻魚共生”系統中存留有較強的工具理性的作用。由于龍現村位于偏遠山區，接觸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機會較少，再加上本地老齡化嚴重，農民缺少相關現代農業知識，導致當地的“稻魚共生”系統保留了較多的傳統成分。近些年來，在市場經濟轉型中，農業文化遺產的生態循環價值及相關習俗文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F代農業技術的快速發展，致使許多傳統的生產行為與習慣被摒棄。農民不再受限于傳統農業生產，為了能達到增加收入的目的對傳統勞作模式進行變革，這在時代發展大潮中無疑是理性選擇。在傳統社會發展過程中，農業是重要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是農村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當代農業則只是一種經濟手段，以獲得利潤為目的。無限放大農業的經營功能，則導致農業與文化、生活相割裂?，F代農業追求最大化經濟效益，對傳統“稻魚共生”系統造成了猛烈沖擊，傳統稻田養魚文化逐漸被瓦解與轉化。

四、雙重理性視角下“稻魚共生”系統變遷的社會邏輯

“稻魚共生”系統的發展與變遷由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轉變，是一定時代背景下的必然選擇。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理性選擇既滿足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又促進了“稻魚共生”系統的發展。要以實現合理發展為目的，理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使兩者互相依托、和諧共生。從精神層面看，價值理性為工具理性的發展設定了目標、提供了動力；從技術層面看，價值理性通過工具理性獲得了有效的檢驗方法，這是重要的發展支撐?！暗爵~共生”系統在演進過程中，工具理性強調了生產目的優先的重要性，有必要采用一系列技術以及政策確保其達到預定目標；價值理性作為社會價值層面的理性思維，需要工具理性的推動才能進行發展。

從“稻魚共生”系統變遷的角度來看，該農業生產系統經歷了從工具理性開端，到雙重理性結合，再到工具理性加劇，最后到回歸價值理性這四個階段。不管在哪一個階段，能對民眾理性產生支配作用的理性都是有區別的。最初的“稻魚共生”系統蘊含著豐富的工具理性因素。這種工具理性就體現在人們為在沒有江河湖泊的深山中也能夠獲得魚類，而由此形成的“稻魚共生”系統。這種農業生產系統是基于獲取生存所需重要蛋白質來源而產生的“工具理性行為”。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各項事業百廢待舉，在這種情況下尋求工業發展需要大量資本，以求能夠盡快獲得鞏固國家安全的重要能力。就此時的“稻魚共生”而言，一方面，通過此種生產方式獲得大量農業生產資料，實現農業全面支持工業發展的目標；另一方面，通過人民公社化運動，實現社會與國家高度融合，形成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的局面。改革開放后，以盈利為導向的現代理性思維處于優先地位，農民不僅使用現代技術生產水稻，并且以多余糧食喂養的方式人工干預田魚的生長。這一時期，村內外的農戶不僅增加了收入，還將田魚等相關農產品帶往世界各地。當龍現村“稻魚共生”系統于2005年被認定為農業文化遺產之后，當地農民對村莊的認同感空前高漲。為了保護與傳承“稻魚共生”系統，當地農民投入到相關活動之中，也因鄉土文化認同而自覺找尋傳統的集體記憶，價值理性逐漸恢復。

從各個發展階段來看，“稻魚共生”系統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存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互相促進。雖然作為農業生產方式的“稻魚共生”系統呈現出維持生存的核心目的，但是該系統衍生出與當地社會相適應的傳統文化與飲食習慣，以及其獨有的“生態循環”“人放天養”等綠色理念，足以表明價值理性一直緊緊地裹挾著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為價值理性的誕生與發展奠定了基礎。雖然目前存在將“稻魚共生”發展成“塘魚養殖”的趨勢，但當地大部分居民對村莊的認同感，使他們擁有了保護與傳承“稻魚共生”系統的自覺。為了防止“稻魚共生”系統的失傳，當地設立核心保護區以及非遺傳承人，用綠色發展為核心的價值理性來制衡工具理性的加劇。

五、結論

從浙南龍現村稻魚共生系統的變遷歷程中可以發現，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二者并非毫無關聯，而是呈現出二者相互制約又相互發展的動態關系。工具理性是實現目的的動力源泉，價值理性是實現發展的精神支柱?！暗爵~共生”系統的變遷是我國農村社會轉型的縮影，社會轉型與變遷過程本質上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互相作用，其中包含著“新事物”與“老傳統”的更迭與融合。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在“稻魚共生”系統中，雖然會出現不平衡的情況，但是二者的協調統一卻是未來該系統保護與傳承中的重中之重。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對社會行為進行解析的重要分析框架，但是兩種理性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都有局限性，如何實現二者統一融合是目前尚未妥善解決的重要問題。工具理性源自于人類對功利的追求，而對情感與信仰產生冷漠。價值理性雖然不回避功利目的，但以對一事物的信仰與信念為主要目的，對事物的結果并不執著。但縱觀“稻魚共生”系統的變遷歷程，該農業生產系統正是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交織與沖突中不斷完善，每一階段的理性都起到其獨特的作用，并推動當地社會發展。未來，“稻魚共生”系統的傳承與保護應當遵循兩種理性統一并互相融合的發展道路，基于對過去兩種理性的審視以及定位，應盡力避免兩種理性的沖突，將工具理性的“手段”與價值理性的“信仰”有機耦合，讓農業文化遺產真正成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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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