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高校大學生的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與行為態度水平的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蔣佩杰，張曉婧，簡蕊霖，陳 悅，李劍華，唐 靖，張 靖，辛軍國，楊曉虹

成都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成都 610500）

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又稱艾滋病，是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導致的一個全球性健康問題[1]。近年來，青少年在全世界HIV感染者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僅在2022 年就有48 萬青少年新感染HIV[2]，在大學生群體中新報告的HIV感染人數逐年增加，高校預防艾滋病工作備受矚目[2-3]。2019年健康中國行動推進委員會將青年預防艾滋病工作納入《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 年）》規劃中[4]，2022 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教育部全國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專家組發布了《青年學生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核心信息（2021版）》[5]，表明高校大學生是我國艾滋病預防的重點人群之一。四川省艾滋病的發病率和病死率較高[6-7]，成都市是我國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市區高校大學生艾滋病感染形勢不容樂觀[8]，以性傳播為主，與相關高危性行為有關[9-10]。既往研究[11]顯示，艾滋病知識與態度影響相關行為的發生。本研究旨在通過了解成都市高校大學生的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和行為態度水平，為高校艾滋病健康教育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成都市內某3所高校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醫學類專業與非醫學類專業分層抽樣調查。納入標準：1）全日制在讀大學生；2）知情并同意本研究。排除標準：1）非本人自主填寫；2）缺、漏項或與事實不符。本研究經成都醫學院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審批號：2021NO.04）。

1.2 調查方法

本研究參考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量表[12]，在專家咨詢基礎上自行編制調查問卷。該問卷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基本人口學資料，包括大學生的專業類型、性別、年齡、年級等。第二部分為艾滋病基本知識知曉情況，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知曉率問卷[13]，其判定標準為：8 道艾滋病基本知識題目答對6 道及以上為知曉，否則為不知曉[14]。第三部分為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量表，該量表共13 個條目，包括對高危性行為的態度（3 個條目）、對艾滋病易感性的認識（3 個條目）、對艾滋病危害程度的認識（2 個條目）和對安全套使用的態度（5 個條目）4 個方面，每個條目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采用Likert5 級計分，總分13～65 分，其中13～30 分為低水平，31～48 分為中等水平，49～65 分為高水平[12-15]，得分越高表示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越正向。應用問卷星平臺匿名調查，回收問卷 985 份，剔除25 份不符合標準的問卷，有效問卷為960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7.46%。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1.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定量資料采用（）表示，定性資料采用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艾滋病相關知識知曉率和行為態度水平的相關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除特別說明外均設定為0.05。

2 結果

2.1 大學生艾滋病基本知識知曉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大學生960 名。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總體知曉率為88.2%（847/960），其中知曉率最高的問題是“問題7”，知曉率最低為“問題2”（表1）。

表1 大學生艾滋病基本知識知曉情況

2.2 大學生基本人口學情況及艾滋病知識知曉率分析

在960 名調查對象中，醫學類和非醫學類大學生各480 名（50.0%），女生627 名（65.3%），大一新生324名（33.8%），年齡主要集中在16～20歲，197 名（20.5%）有性經歷。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專業、性別、年級、月生活費的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知曉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不同年齡、性經歷的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知曉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影響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的單因素分析[n（%）]

2.3 大學生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情況

納入對象中，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評分呈高等水平的占76.3%，呈中等水平的占23.7%，無低等水平人群。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專業類型、性別、年齡、年級、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的大學生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3）。

表3 影響大學生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的單因素分析[n（%）]

2.4 大學生艾滋病知識和相關行為態度的多因素分析

選取個人基本信息變量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分別以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回歸分析的結果及結合專業考慮將專業類型、性別、年齡、年級等為自變量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知曉率調查分析顯示，醫學類高于非醫學類（OR=3.122，95% CI：1.951～4.995）、女性高于男性（OR=1.703，95% CI：1.119～5.593）；而女性（OR=3.922，95%CI：2.826～5.442）、知曉艾滋病知識的大學生（OR=3.228，95%CI：2.084～4.998）其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水平較高（表4）。

表4 影響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知曉率和行為態度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近年來，四川省政府緊緊圍繞高校艾滋病防治推進各項工作，以遏制艾滋病在大學生中傳播和流行。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關于艾滋病的防治知識總體知曉率為88.2%，低于夏卉芳等[16]的調查結果（97.11%），但高于楊童等[17]的調查結果（83.66%），表明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知曉率水平存在不平衡、不穩定的現象。本研究中大學生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評分為高等水平的占76.3%，為中等水平的占23.7%，表明大部分大學生的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水平較高。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21.5%的大學生認為一個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可以通過外表判斷，表明雖然大部分大學生了解艾滋病的基本知識，但是對艾滋病的了解還不夠深入和全面，需要加強對艾滋病知識的教育和宣傳。高校大學生處于性好奇階段，但是缺乏保護意識。艾滋病感染率較高，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個體缺乏艾滋病知識以及對危險性行為的嚴重危害認知不足[18]。青年學生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徑為性傳播，如無保護措施（不使用安全套）的男男性行為、與感染狀況未知的人發生無保護性行為、吸毒后發生性行為、與多個性伴侶發生性行為等[19]，其中無保護措施的男男性行為是最常見的感染方式[20]。安全套是目前唯一有效預防艾滋病傳播的避孕藥具[21]。本研究中94.7%的大學生認為使用安全套可減少感染艾滋病的風險，表明大學生對安全套的使用有了較高的意識。本研究中96.8%的大學生認為發生高危行為后應主動尋求HIV檢測，表明多數大學生具備識別感染艾滋病相關風險行為的能力。大學生處于性發育成熟階段，對性行為的態度較為開放[22-23]。有研究[15]表明，學生群體存在知行分離現象。高校應加強大學生艾滋病風險防范意識教育，個體如發生高危性行為后應主動尋求HIV檢測與咨詢。

本研究顯示，不同專業類型的大學生對艾滋病知曉率存在差異，這與其他研究[2]結果一致。非醫學專業大學生相較于醫學專業大學生的艾滋病知識知曉率更低，原因在于非醫學專業大學生缺少相關的醫學課程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對艾滋病的相關知識匱乏，因此需要加強對于非醫學專業學生的性健康知識教育。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生活費低的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知曉率較低，可能是受到家庭收入限制[24]，自身獲取相關知識途徑有限，且參與艾滋病相關高風險行為較少[14]。課堂是大學生獲取艾滋病知識的主要來源[2]，高校應充分發揮其宣教作用，注意知識普及的細致化、深入化和廣泛化。

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調查對象對于艾滋病相關行為態度差于女性。近年來，超過80%的新發青年學生通過男男性行為感染HIV。多項研究[6，9，20，25]表明，當前青年學生的艾滋病流行主要集中在男男性行為人群中，因此需要對男性大學生這一高危群體進行有針對性的艾滋病相關行為教育。然而我國沒有全國性的性教育課程，既往研究[16-27]顯示，近50%大學生從未接受過學校的性教育。本研究中有醫學專業背景和艾滋病知識知曉率高對大學生的行為態度水平有積極影響，與吳夢瑤等[28]的研究相似。艾滋病的流行情況與青年學生的知信行水平有著密切關系。良好的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有助于培養青年學生正確的行為態度，預防艾滋病感染，抑制艾滋病在青年學生中流行。態度是行為產生的關鍵[29]，在提升大學生艾滋病相關知識知曉率的同時，引導大學生建立積極正向的行為態度，減少高危行為，從而有效降低大學生感染艾滋病的風險。高校在開展艾滋病宣傳教育時，要根據不同知識背景和行為特點的大學生開展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活動[3，30]。

高校對大學生開展艾滋病相關知識的宣傳活動是艾滋病預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性教育、同伴教育作為艾滋病宣教的有效切入點，開展多渠道、針對性的性教育工作，重視安全性行為的觀念與意識引導，提高大學生的艾滋病預防知識[15]。學校應充分利用互聯網資源，比如微信公眾號、數字媒體短視頻和微博等，用青年群體愿意聽且聽得懂的方式進行健康教育。高校的健康教育不能局限在學生群體，還要重點培養教師作為學校預防艾滋病工作的骨干，開展預防艾滋病宣傳的培訓課程，提高教師的健康知識水平和教學水平[31]，從而更好地教育學生。高校大學生具有流動性強的特征，利用其特征可將大學生群體培養為社會防艾宣傳教育的主要力量。高?？砷_展大學生防艾宣傳員培訓，不僅可提高學生自身的艾滋病相關知識水平，還能作為宣傳員向其他社會人群進行宣傳，從而提高社會整體預防艾滋病的水平，為實現世界衛生組織2030 年終結艾滋病的目標貢獻力量。

綜上所述，成都市高校大學生的艾滋病知識知曉率及行為態度水平較低，專業類型、性別等因素是艾滋病知識和行為態度水平的影響因素。高校應針對不同的大學生群體開展相應的艾滋病宣教活動，以提高大學生艾滋病知識知曉率。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對象僅來源于成都市內某3 所高校，樣本代表性不足，今后還需擴大樣本范圍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