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政務系統外包中政府與參與商行為演化博弈分析*

邵光

(安徽警官職業學院 公共管理系,安徽 合肥 230031)

我國電子政務系統外包最早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現階段已經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各地方政府都在此過程中付出不懈的努力,當前有關“電子政務”系統的應用與研究已經成為信息系統研究領域的重點內容。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當地政府因自身財政政策與技術原因,在建設電子政務系統中很難親力親為,常常需要尋找供應商來建設電子政務系統,同時因各地政府電子政務預算不同,對于外包商建設的把控不一,需要借助第三方監督來保證電子政務。因此如何協調電子政務外包商來提高政府和公共部門的辦公效率已經成為政府下一步發展的重點方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規范電子政務外包使其制式化與統一化,也成為學術界和業界探討的主要話題。在電子政務系統外包過程中,政府的主要利益出發點是通過第三方科技公司來提升自身業務能力,保證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建設服務型政府,而外包公司往往出于理性人假設,以盈利為第一目標,在降低成本的基礎上,保證企業的最大利益,根據對多家外包公司調研可知,在外包公司執行政務外包系統建設時,成本是其首要考慮的因素。

關于電子政務系統外包中政府與外包商的行為博弈關系,學術界也對此進行了相關討論。從電子政務系統外包的正向角度來看,張權[1]認為電子政務外包是大勢所趨,是促進我國地方政府提升政務安全與效率的必然之路。蔣洪杰等[2]從大數據環境出發,分析河南省電子政務信息構建的必要性,認為大數據環境下電子政務信息系統的構建是必要充分選擇。崔巍等[3]以電子政務環境下海事系統組織結構為研究,分析我國采取電子政務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為我國電子政務系統研究提供理論和借鑒意義。周斌[4]對基層政府電子政務的需求進行整合,通過分析電子政務系統在基層的辦事效應和能力,表明電子政務系統在基層實行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從政府自身對電子政務系統接納角度來看,張權等[5]基于組織與行動者來分析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必要性,認為組織者多見于省級及以上政府,行動者多集中于基層政府,而電子信息系統的建設應該是由組織者向行動者進行偏移。王文濤[6]通過對電子政務績效評估進行研究,認為電子政務系統能夠有效提高組織績效,提升政府辦事效率。寧華等[7]以電子政務云應用數據遷移為目標,分析電子政務云的應用價值,對下一步電子政務系統的建設提供建議。從電子政務系統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李佩蓉[8]以政務數據區塊鏈為案例,分析區塊鏈加密技術對于政務數據存檔的正向作用。劉道學等[9]以雙循環格局下政府數字化的改變為案例,探究數字化電子化的政務服務對企業發展的正向影響。張美紅[10]對電子政務外包參與主體進行研判,認為電子政務外包中政府決策占據主要地位,應該通過政府來對外包商展開監督。王會金等[11]分析電子政務云的信息安全策略,認為大數據時代政務信息安全應該占據首要地位,構建電子政務云安全是現階段電子政務發展的首要任務。翟云[12]基于政務信息化與治理現代化視角,分析數字政府代替電子政務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強調政務信息化要基于數字政府而建設。華斌等[13]基于知識圖譜理念,分析電子政務項目在我國學術界的研究推廣思路,強調近些年電子政務發展的急速性。徐霞等[14]基于縣級試點為案例,分析電子政務發展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作用。范逢春[15]分析新發展階段鄉村基層治理的態勢演變,認為基層政務發展中電子政務發展的必要性。

通過分析相關理論可知,在電子政務系統外包的研究方法上,一些專家都將研究聚焦在電子政務系統對于政府辦公效率的影響,少有對電子政務系統自身的行為優化進行探究,對于時間維度上的分析也較少參與。通過總結已有研究方法,本研究以電子政務外包商的行為為切入點,構建政府、電子政務外包商行為博弈矩陣,探究兩者的行為合作策略,采用系統動力學仿真思路將時間跨度納入分析因素,通過分析政府不同時間范圍內的政府監管行為,得到外包商的實時反應策略?；谔骄坎煌兞吭陔娮诱胀獍到y中的影響因素,提出制定績效分配方案、改造業務流程、提升協同辦公活躍性等方式來提升電子政務系統效率,促進政府與企業的良好發展。

1 電子政務系統外包服務行為研究假設及說明

1.1 電子政務系統外包服務行為研究假設

電子政務系統外包建設中,由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政府以及參與方很難完全做到理性思考,外包商參與方可能會因為信息不對稱以及利益最大化的因素,選擇不全情投入,與政府方進行合作,同時政府機構可能會因為電子政務系統的建設效益較低,選擇放棄電子政務系統開發。

基于以上前提,本研究提出以上假設:1)將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抽象成為兩家機構,且雙方參與機制是在信息交互框架中。2)假設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都是有限理性人,會根據另一方的行為選擇做出相應變化。3)政府在合作完成后才能進行費用提報,且費用的支付情況視任務完成情況而定。4)研究假設政府在此次合作中有兩種策略選擇,分別是持續監管、零散監管,電子政務外包商也有兩種選擇,分別是(積極合作、消極合作)兩種方式。

1.2 電子政務系統外包政企間博弈行為博弈模型構建

1)在電子政務外包系統搭建時,政府實現持續監管策略,電子政務外包商實現積極合作策略,那么此次電子政務外包將會持續向好的方向發展,是一次有效的公共服務供給。

2) 在電子政務外包系統搭建時,政府實現持續監管策略,電子政務外包商實現積極合作策略,那么此次電子政務外包將會由政府持續監管,但受限于政府自身的發展限制,電子政務外包的推進將會變得較為困難。

3) 在電子政務外包系統搭建時,政府實現零散監管策略,電子政務外包商實現消極合作策略,此次公共服務供給時電子政務外包商可能逐漸由積極合作轉向消極合作,此時民眾利益很難得到充分保障,電子政務發展有可能會由高質量發展轉為低質量發展。

4) 在電子政務外包系統搭建時,政府實現零散監管策略,電子政務外包商實現消極合作策略,此時電子政務的搭建將會呈現倒退化發展,此時政府將會陷入輿論危機,公眾將對政府的行為產生不信任感,基于此假設電子政務外包博弈模型的主要參數、符號如表1所示:

表1 博弈模型參數含義說明

表2 政府及外包商行為博弈模型

表2是政府及外包商行為博弈模型?；诒?可以得知,在政府選擇持續監管,外包商選擇積極合作時,雙方效益為Q1,Q1-W1+R1+E1,在政府選擇零散監管,外包商選擇積極合作時,雙方效益為Q2-W1,Q1+W1-E1-R1。

其一是政府選擇持續監管,外包商選擇消極合作時,此時電子政務外包中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的效益為Q1,Q1-W1-E1+R1,其二是政府選擇零散監管,外包商選擇積極合作時,雙方的效益為Q2-W1,Q1+W1-E1-R1。

根據表2所示,本研究假設政府選擇持續監管的概率為X,政府選擇零散監管暨有反饋在監管的概率為1-X。電子政務外包商積極合作的概率為Y,采取消極合作的概率為1-Y,結合表2中演化博弈矩陣的數值變化,算出政府采取持續監管的效益為:

UA1=Y(Q1-E2)+(1-Y)·(Q1+W2-E2-R1)

(1)

UA2=Y(Q1-W1)+(1-Y)·(W1-E1+R1)

(2)

(3)

UB1=X·(Q2-W1)+(1-X)(Q1+W2-E2-R1)

(4)

UB2=X·(Q2-E2)+(1-X)(Q1+W1-E1-R1)

(5)

(6)

式(1)-(6)可以算出演化博弈過程中雙方的策略變化率,進而分析在特定情境下行為變化過程,通過對特定方程式求導,得到政府在此次行為策略選擇過程中的微分方程為:

=(1-X)×{Y(W2-E2-R1)+(1-Y)(Q1-E2)-YQ1-Q2}

(7)

得到電子政務外包商在此次行為微分方程策略的選擇為:

=(1-Y)×{X(W1-E1+R2)+(1-X)(Q2-E1)+XQ2-Q1}

(8)

式(7)、(8)為電子政務系統的微分方程,基于此建立雅可比矩陣,進而得到行列式、跡如下所示:

(9)

(10)

根據微積分方程公式可知,當博弈矩陣中Det.J>0,TrJ<0,則演化博弈處于最優狀態,此時雙方應滿足

Det.J=(W2-E2-R1)·Q1>0 成立

TrJ=(W2-E2-R1).Q1<0 成立

根據行列式和跡的分析可得到此次矩陣模型如下:

(11)

基于此,計算出電子政務系統外包商演化博弈模型中,一共存在5個均衡點滿足該條件, (0,0),(1,0),(0,1),(1,1),(X0,Y0)。利用行列式與跡將演化博弈均衡點代入表3,基于此來分析模型均衡點,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演化博弈各均衡點穩定性分析表

根據表3可知,D(1,1)為ESS點時,則需要滿足條件:W2-E2-R1>0,同時W2-E2-R1>0。這里假設D(1,1)為ESS點,橫縱坐標分別為電子政務系統與政府雙方采取行為的概率,具體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復制動態相位圖

根據圖1可知,情況一:E點向D點呈現正向演進,此時當電子政務系統中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博弈,若政府選擇持續監管的效益大于零散監管的效益時,則電子政務外包商將會選擇積極合作行為,此時雙方行為曲線將呈現正態向發展。情況二:E點向CD中位線演進,當電子政務外包系統中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博弈時,電子政務外包商積極合作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消極合作所獲得的收益,此時電子政務外包商將傾向于選擇積極與政府進行合作,雙方將繼續推進相關行為合作機制。情況三:E點向A點演進,當電子政務系統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博弈時,政府采取持續監管效益小于零散監管效益時,那么政府的監管意愿將逐漸降低,此時電子政務外包商將傾向于選擇消極合作狀態。由此可知只有雙方博弈在情況一、二條件下,E(1,1)才能為唯一均衡穩定點ESS,此時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可以達成(持續監管、積極合作)最佳狀態。

1.3 電子政務系統外包政企博弈行為分析

在電子政務系統外包政企博弈行為中,由于特定民眾需求和政府監管下,電子政務外包的建設將會較為順利達成,分析原因是因為在政府電子政務外包決策中,過往基本系統訴求已經構建成一個完整的框架,電子政務外包商都能夠達成其相關訴求,但如何在此基礎上構建更多的演化博弈矩陣,借此保證現有公共外包服務的價值,將是下一階段所研究的重點問題。

因此在后續研究中加入政府監管這一變量,通過政府持續監管來促進演化博弈矩陣實現最優化,保證電子政務外包系統的更快達成。同時在分析演化博弈微分方程式中可知,在演化博弈過程中,電子政務外包商合作成本也將會對博弈結果產生正向/負向影響,下文將結合系統動力學模型,建立電子政務系統外包中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的Vensim模型,從時間序列上探究電子政務外包中各主體的行為變化依據,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支持。

2 電子政務外包博弈系統動力學模型

2.1 電子政務外包機制系統因果關系圖

本研究通過系統動力學軟件Vensim PLE對政府和電子政務外包參與商的博弈行為進行仿真,通過建模來仿真雙方行為決策調整。系統動力學的使用方法是通過分析主體行為決策過程,仿真雙方行為趨勢,并通過參數調整來分析雙方行為仿真趨勢,用以研究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在電子政務系統中博弈行為的演化問題。

相較于演化博弈模型,SD模型可以清晰地反映出電子政務外包雙方行為選擇過程,能夠以可視化的方式來對電子政務外包機制進行解構,首先對電子政務外包各個子系統進行因果關系梳理,將政府與參與商視為一個系統,通過因果鏈來刻畫政企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得到Vensim系統的因果關系圖如圖2所示,其中“+”代表正反饋,“-”代表負反饋,其基本反饋回路有:

1)政府持續監管→政府持續管理成本→政府參與意愿→電子外包企業管理意愿。

2)企業積極監管投入→企業參與意愿→電子政務外包管理水平→電子政務管理績效→雙方合作收益。

3)電子外包商參與合作成本→電子外包商參與合作后可獲收益→政府監管下外包商所付出罰金。

圖2 電子政務外包因果關系圖

在電子政務系統外包因果關系圖中,根據雙方博弈關系,圖2共分為4個規制系統,一為政府行為系統,二為企業行為系統,三為政府所付出的成本,四為在企業不配合條件下,企業應該支付的罰金。4個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構成整個政企雙方演化博弈SD系統。根據政府、電子政務系統外包企業因果關系圖模型來搭建系統動力學流圖,其中電子政務外包中政企間博弈SD模型圖如圖3所示。

圖3 電子政務外包中政企間博弈SD模型

假設電子政務系統模型中由6種流位變量構成,其中電子政務外包商積極合作、電子政務外包商消極合作、政府持續監管、政府零散監管,并附加公眾監督概率作為系統動力學模型構建;2種流率變量改變概率變化率分別為政府補償概率變化與企業改進概率變化,以及電子政務系統原有收益、政府監管成本、電子外包企業的合作風險等10種外部變量。其具體變量賦值如表4所示。

表4 電子政務系統外包中系統動力學模型賦值

2.2 電子政務系統外包中系統動力學仿真結果

系統動力學模型中不同的變量會對系統內的行為主體方向產生影響,在此次電子政務外包中亦是如此,結合上文演化博弈關鍵因素,本研究擬對電子政務系統政府監管成本、電子政務外包商積極合作成本進行分析,基于此來分析提高政府電子政務能力、改善政府辦事效率的可行性。

1)政府企業初始仿真

基于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仿真數值來看,本研究將TIME STEP設為0.5,演化博弈時間仿真范圍為60個月,基于此來探究不同政府策略下,電子政務外包商的行為影響因素以及策略變化方式,假定此次仿真過程中政府的初始策略恒定為0.5,設電子外包商企業的初始策略為變化策略,分別為0.3、0.5、0.7,帶入圖3系統動力學流程圖,所得到的仿真結果如圖5所示。

圖4中可以看出,在政府值初始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改變X值可以發現雙方博弈行為演化將會呈現不同范圍的改變,當X初始值為0.3時,政府持續監管概率將會呈現波動曲線變化,而隨著X值逐漸加大,政府持續監管力度將會變強,最終呈現合作狀態。從圖5中可以看出,當X值初始值為0.3、0.5時,電子政務外包商會抗拒合作,選擇自身利益最大化方式進行生產,只有在X為0.7時,政府監管意愿強度較大時,雙方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穩定合作。

圖4 政府監管策略行為的演化相圖

圖5 企業協作策略行為的演化相圖

通過以上仿真分析,可知在電子政務系統外包中,電子政務外包商的初始值對雙方行為發展有著較大影響,只有在電子政務外包商參與積極性較高時,雙方才會達成穩定合作策略,可以推測的原因是現階段政府對于電子政務外包商的監管成本較大,缺乏較為有效的管控成本,僅依靠公民監督很難對電子政務外包形成有效的鉗制手段。如何引導電子政務系統外包商的初始行為概率是本次演化博弈能否達到帕累托最優的關鍵,因此研究改變政府的參與成本,進一步預判相關對象的行為變化趨勢。

2)改變政府參與成本

根據上文演化博弈結果可知,在電子政務系統博弈時,政府參與成本對雙方的策略調整起到關鍵影響,在上文仿真分析基礎上,降低政府參與成本,促使政府參與成本由W1降低到0.5,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將變量代入系統動力學方程,得到圖6、圖7。

圖6 W1=0.5時政府策略行為演化相圖

圖7 W1=0.5時電子政務外包商行為的演化相圖

通過與圖4、圖5的比較發現,當W1降低后,雙方有更大可能性達成合作。從圖6可知,當X的初始值為0.3時,政府的持續監管意愿并不強烈,但與圖4相比,X的初始值為0.5時,政府與電子政務外包商有更大可能性達成合作,只有在X為0.7時,政府的監管行為將會逐漸穩定,與外包商共同搭建電子政務外包系統平臺。圖7中可以發現,在當W1降低后,電子政務外包商的協同合作行為概率逐漸升高,說明隨著政府監管成本降低,政府將有更大積極性進行監管,電子外包企業受到相關壓力影響,也會主動采取措施實施配合,最終結果符合演化博弈的推論。

通過以上分析,政府監管成本的改變會對整體博弈趨勢產生較大影響,在博弈中電子政務外包商的參與意愿、政府的參與成本會對雙方行為產生較大影響。

3 結論與建議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電子政務外包系統建設中,地方政府因自身公共屬性限制,很難承擔高效電子政務系統中所需要付出的人員成本,因此需要采取第三方外包進行電子政務建設。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應該將電子政務系統所帶來的收益固定化,進而提高電子政務系統所帶來的收益和附加價值,例如公眾因電子政務服務系統的開通導致滿意度增加,政府員工因電子政務系統的介入提高了工作質量等。從電子政務系統外包商而言,低質量的電子政務系統會給予自身更大的利潤空間,但從長遠來看,對信譽的影響會導致公司的不利發展,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政府應發揮主觀能動性,在電子政務建設中起主導作用。從演化博弈行為分析來看,政府對于參與商行為起到決定作用,只有當政府決定選擇“合作”時,外包商才會制定相關計劃,修正相關方案,推進電子政務系統落地。具體而言,政府在明確外包政務建設目標后,應該積極成立相關工作小組,明確電子政務建設的收口時間,確保各項流程可視化,同時協調硬件設備,保證電子政務系統落地的實時性。在此基礎上政府要建立一個科學的標準來衡量服務提供商優劣,保證外包商能夠提供與表述相符的服務,并建立嚴格的準入、退出機制,最大程度保證電子政務建設的公平。

第二,明確電子政務系統建設的費效比,地方政府在進行電子政務系統建設中首先要明確費效比,避免浪費財政收入或者引發“公權私用”等相關問題。具體來看,建議地方政府在電子政務系統建設中應該向標桿系統看齊,在初期建設時明確所要投入的金額和成本,有效減少成本,同時可以以省級行政單位為整體,推進電子政務系統一體化,保證數據的加密性。 要訂立具體費用技術標準,要針對在工作中電子政務外包的特點、需求和發展趨勢,規范各方行為,明確各方責權,維護各方合法利益,實現共贏互惠。當地政府還要制定嚴格的外包決策標準、服務提供商選擇標準等,限制服務提供商投機行為,嚴格管理外包關系。

第三,保證公眾的參與力度與積極性。在電子政務系統初步完成建設后,政府應該積極宣傳相關信息,減少公民的使用壁壘。具體而言,應該通過微信號、小程序、微博等方式來引導公眾積極參與,在此基礎上也提升政府的辦事效率,形成政府與公眾信息服務的良性互動。同時政府也應該注意負面信息的反饋機制,保證公民意見的及時轉達與處理,進而實時提高電子政務外包系統的實用度和靈活性。此外,公共外包服務演進過程中也應該注意公眾情緒,實時關注公眾心聲,并從制度與措施方面加強約束與保障,制定規劃,統一標準,通過公眾參與來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構建規范的電子政務外包組織模式。當公眾反應對此產品不認可時,政府要及時加大投入,督導外包服務商的相關行為,提高公眾的使用滿意度。

本研究的電子政務外包風險只局限于運營階段,未能考慮突發性情況下電子政務系統的外包風險變化情況,下一步的研究中將根據現有實際情況對不同政策的政府電子系統外包情況進行精細化模擬,以求能夠提升電子政務外包服務商的工作效率,促使電子政務系統的滿意度得到進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