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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理研究的知識圖譜

2024-01-10 14:34劉月霞張博一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 2023年4期
關鍵詞:可視化分析鄉村治理知識圖譜

劉月霞 張博一

摘 要:運用CiteSpace軟件對中國知網(CNKI)中的3 936篇鄉村治理相關研究的核心論文進行梳理,繪制作者合作網絡、機構合作網絡、關鍵詞共現、關鍵詞聚類等知識圖譜并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鄉村治理研究發文可分為萌芽期、探索期、發展期和爆發期四個階段,總體上呈快速增長態勢;作者和研究機構的合作表現為整體分散、局部集中的特點;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鄉村治理的內涵、主體、模式、體系和實現路徑等方面。未來的研究應拓寬研究視角,促進學科交叉融合,運用混合研究方法深刻挖掘傳統資源,構建關于鄉村治理的本土理論體系。

關鍵詞:鄉村治理;知識圖譜;CiteSpace;可視化分析

中圖分類號:G3531;D422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1573(2023)04-0023-08

鄉村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關系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關系著黨執政基礎的鞏固,關系著廣大農民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長期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關注鄉村治理,學界也涌現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為了全面梳理鄉村治理研究的進展與成效,本文運用科學文獻計量學的分析方法,通過可視化文獻分析軟件CiteSpace,以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的“鄉村治理”文獻作為研究對象,繪制作者合作、研究機構合作、關鍵詞共現、關鍵詞聚類等圖譜,探究鄉村治理的研究現狀、研究熱點與發展趨勢,以期為推進本領域未來的學術研究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以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的學術期刊為文獻數據源,以主題“鄉村治理”進行檢索,來源類別選擇“北大核心”和“CSSCI”,時間范圍為1998—2022年,檢索與下載日期為2022年6月1日,共獲得相關文獻4 125篇。為了保證選取數據的可用性及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對獲取到的原始數據進行逐條篩查,剔除編輯手記、期刊推介、會議述評、新書推薦以及無日期、無作者等無效文獻,最終留存3 936篇高質量期刊文獻作為本文的研究樣本,這些文獻基本覆蓋了該領域主流和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方法

利用可視化分析工具CiteSpace5.8.R3,將時間跨度(Time Slicing)設置為1998年1月—2022年6月,時間切片(Years Per Slice)設置為1年;網絡節點類型(Node Types)分別選擇Author(作者)、Institution(機構)、Keyword(關鍵詞);網絡裁剪方法(Pruning)設置為尋徑網絡(Pathfinder)+對合并后的網絡進行裁剪(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Pathfinder的優點是具有完備性(唯一解),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可避免網絡過于分散。再分別繪制作者合作、研究機構合作、關鍵詞共現、關鍵詞聚類等圖譜。

二、研究的整體情況分析

(一)年度發文量統計

發文量的年度變化能夠反映特定主題在特定時間內的研究熱度,從整體上展示該研究主題的發展脈絡。鄉村治理研究文獻的歷年發文量如圖1所示,據此可以將鄉村治理研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萌芽期(1998—2004年);第二階段為探索期(2005—2013年);第三階段為發展期(2014—2017年);第四階段為爆發期(2018年至今)。從整體趨勢上看,發文量呈增長態勢。需要指出的是,因為獲取文獻的截至時間是2022年6月1日,因此,該圖呈現的2022年文獻數量并不完整,不代表2022年鄉村治理研究的文獻總量。

(二)作者合作分析

利用CiteSpace得到鄉村治理研究的作者合作網絡圖譜(見圖2),可以較為直觀地展現鄉村治理研究的核心作者及其合作交流情況,并進行作者合作網絡分析。圖譜中節點與字號的大小反映作者發文數量的多少,連線的粗細反映作者之間合作關系的親疏。從圖2中可以看出,節點(N)為549,連線(E)為161,網絡密度(Density)為0.001 1,說明學界研究鄉村治理的學者隊伍已形成一定的規模;賀雪峰、張京祥、徐勇、沈費偉、趙秀玲等學者發文量較多,是該領域的核心作者,且合作關系比較明顯;發文量較少的作者基本屬于獨立創作。因此,要深化本領域的研究,還需加強合作交流。

(三)研究機構合作分析

根據圖3機構合作網絡圖譜可以看到,節點(N)為524,連線(E)為182,網絡密度為(Density)為0.001 3。在鄉村治理研究領域,有一批科研成果豐碩的研究機構,包括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等。雖然各研究機構之間有一些合作,但整體而言合作程度不夠密切。通過對各機構研究成果的深入分析發現,各個機構之間的理論研究切入點各有側重,結論呈現都帶有各自機構的典型特征,在基本概念、重點領域和理論構建等層面還未達成共識,需要不同機構之間在未來的研究中加強交流合作,取長補短,以保障理論的說服力和結論的周延性。

(四)高被引文獻統計

高被引文獻是在該領域影響最深遠的文章,是拓展理論深度的源頭和基礎,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選取鄉村治理研究中被引次數排名前20的高被引文獻進行統計(見表1),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獻所涉及的主題較為廣泛,包括村民、新鄉賢、村干部等治理主體,國家與社會、內卷化、治理結構等基礎理論,同時也涉及對村莊的個案調查,角度多樣、內容豐富,拓展延伸了鄉村治理的研究領域。其中,徐勇的《縣政、鄉派、村治:鄉村治理的結構性轉換》一文被引次數達959次,居于首位。

三、研究熱點分析

(一)關鍵詞共現分析

關鍵詞是對文章核心內容與研究主題的高度概括和總結,體現了一篇論文的精髓。關鍵詞共現是對關鍵詞兩兩出現的頻次進行統計,通過構建共詞矩陣檢測它們之間的親疏關系,進而揭示相關研究領域的熱點內容、主題分布和發展演化。關鍵詞的節點與字號大小表示出現頻次的高低,節點和字號越大的關鍵詞出現的頻次就越高,表明是研究的熱點;節點之間的連線表示關鍵詞的共現關系,連線越粗關聯越強。利用CiteSpace進行關鍵詞共現分析,得到關鍵詞共現網絡圖譜(見圖4),節點(N)為720,連線(E)為809,網絡密度(Density)為0.003 1。從圖中可以看出,鄉村治理研究涉及的研究主題廣泛且集中度較高,鄉村治理、鄉村振興、村民自治、社會資本、基層治理等是研究的核心與熱點。

(二)關鍵詞聚類分析

關鍵詞聚類是按照關鍵詞共現情況將關聯強度較高的關鍵詞分為一類,提取具有顯著特征的標識詞,以此來了解其內在邏輯關系、識別代表性知識群組、把握當前的研究熱點。在關鍵詞共現分析的基礎上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采用LLR對數似然算法,由此生成關鍵詞聚類圖譜,結果如圖5所示,得到鄉村治理、法治、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村民自治等15個主要聚類。從圖5中可知,Modularity Q=0.870 5,Modularity是網絡模塊化的評價標準,Q>0.3意味著得到的網絡結構是顯著的,Q越大說明得到的聚類越好;Silhouette S=0.904 2,Silhouette是用來評價聚類同質性效果的參數,S>0.5可以認為聚類結果是合理的,S越接近1反映網絡的同質性越高。這說明聚類結構顯著有效,聚類結果高效令人信服且具有研究價值。

(三)熱點研究內容

結合關鍵詞共現圖譜、關鍵詞聚類圖譜,導出各聚類標簽具有代表性的文獻進行精讀,歸納其研究內容,主要涉及以下五個方面。

1.鄉村治理的內涵。黨國英和盧憲英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解讀鄉村治理,廣義的鄉村治理是指涉及鄉村社會運行的基礎制度安排及公共品保障體系,狹義的鄉村治理是指政府或政府通過其他組織對鄉村社會公共品保障做出的制度安排。[1]張潤澤和楊華把鄉村治理看作綜合治理,是把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元素都統攝進來,以更廣泛、更宏大的視野觀察農村生活而不僅僅囿于單純民主化治理的村民自治。[2]沈費偉和劉祖云把鄉村治理理解為治理理論在中國鄉村社會層面的具體實踐,是國家治理和地方政府治理的基礎與拓展。[3]徐勇則從問題意識出發,認為鄉村治理就是要通過解決鄉村面臨的問題,實現鄉村的發展和穩定。[4]

2.鄉村治理主體。鄉村治理主體是指在鄉村治理活動過程起重要作用的機構、組織和群體。[5]鄉村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學術界大都把村干部、新鄉賢和普通農民作為鄉村治理的主要主體。

第一,村干部。徐勇通過大量的社會調查指出,在村民自治的制度下,村干部既是政府代理人,又是村民當家人,扮演著雙重角色。[6]吳毅把村干部稱為村莊秩序的“守夜人”和村政中的“撞鐘者”。[7]賀雪峰和董磊明考察了村干部在鄉村治理中作用的發揮與經濟報酬之間的關系后指出,當村干部能夠獲得正當的經濟報酬時,他們傾向于作為鄉鎮行政的代理人;當村干部無法獲得足以產生動力的正當經濟報酬,他們就會愿意做鄉鎮在村一級的代理人;當村干部既無法獲得正當的經濟收益,又無法撈取非法好處時,村干部就會成為一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撞鐘者”。[8]

第二,新鄉賢。胡鵬輝和高繼波指出,新鄉賢的核心作用是凝聚鄉鄰,通過道義整合利益,發展出適應鄉村社會的共享價值規范體系,為鄉民提供一套行動準則,進而推動村民自治。[9]劉淑蘭強調,新先賢可以重塑人本親善的鄉村治理靈魂、構建多元協同的鄉村治理主體、豐富禮法結合的鄉村治理方式、完善服務導向的鄉村治理保障。[10]王杰從治村背景、擇取條件、組織基礎、角色定位、治村功能、治村方式六個方面對新鄉賢與傳統鄉賢進行對比,認為新鄉賢決不是傳統鄉賢的回歸,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新鄉賢在促進治理方面大有可為。[11]

第三,普通村民。任艷妮通過理論分析指出,普通村民既是政治上村級權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又是經濟上自主經營的主體,在制度設計框架內村民與其他體制性治理主體形成了互相依托和相互制約的互動關系。[12]王永啟等從尊重村民主體地位,樹立村民主體意識,實行農村對話機制,增加村民參與渠道和方式等角度倡導村民積極參與鄉村治理。[13]裘斌和孫新強則從能人治理的視角出發,提出要加快鄉村經濟發展與社區建設、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升村民的政治文化素質。[14]

3.鄉村治理模式。早期的鄉村治理模式圍繞權力分割展開,甘信奎根據國家政權對農村社會控制的強度和特點,把從古到今我國的農村治理模式大致分為“縣政鄉治”模式、人民公社體制、“鄉政村治”格局三種類型。[15]藺雪春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村民自治以來的鄉村治理模式,認為總體上分為“理想村民自治”和“批判村民自治”兩種模式。[16]隨著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組織的崛起,鄉村治理模式發生了轉型。蔣銳和劉鑫主張鄉村治理模式要從嵌入汲取型向整合服務型轉型,嵌入汲取型容易造成鄉村治理的內卷化、碎片化,而整合服務型強調治理主體、結構及邏輯的轉換,能有效提升鄉村治理績效,不斷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17]盧志朋和陳新把以鄉賢理事會為代表的新鄉賢治村模式定義為地方政府破解鄉村社會治理困境的思路和工具,認為鄉賢理事會在構建鄉村治理的內生性秩序、提升鄉村公共物品的供給能力、緩解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誘發性矛盾等層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18]

4.鄉村治理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19]唐皇鳳和汪燕從傳統鄉村治理模式難以適應新時代鄉村治理現代化的要求、“三治結合”鄉村治理模式具有顯著的內在優勢并具有現實可行性三個方面分析了鄉村治理體系的生成邏輯。[20]季麗新和陳冬生把“三治合一”的新鄉村治理體系稱之為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自主性和政黨領導方式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中國傳統鄉村治理體系的借鑒和反思,是對當下鄉村治理體系的升級和超越,是對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回應。[21]鄧大才提出自治、法治、德治可以有不同的組合模式,兩兩組合或三者組合可以實現善治,只是善治的質量和水平不同;還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強度進行組合,形成無數的治理方式、治理體系及善治類型。[22]黃君錄和何云庵提出,自治、法治、德治有著各自的功能價值與作用方式,把三者放在一起,并非簡單地相加,而是系統、要素、環境、結構、功能的重新生成,是一種深度融合和整體推進。深入探究其“合”的內在邏輯性是研究展開的題中應有之義。[23]

5.鄉村治理的實現路徑。申明銳和張京祥提出,要確立空間規劃在鄉村建設中的引領作用,盡快全面設計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通的機制,強化對農民先賦性財產權利的保護,構建一二三產相融的大農業體系,注重鄉村特色文化的傳承與塑造,積極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提升鄉村治理能力。[24]張新文和張國磊認為,基層政府應下沉銜接鄉村治理事務,增強自治組織的鄉村治理主體責任意識,提升“第一書記”的鄉村治理水平,積極培育“新鄉賢”來激活內生型鄉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會參與和群眾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25]伍春杰和郭學德明確定位了鄉村治理的發力點:構筑鄉村治理基礎、健全鄉村民主法治,制定鄉村治理標準、完善鄉村治理制度,增強鄉村治理保障、創新鄉村治理機制,提升鄉村治理能力、重構鄉村政治文化,增強鄉村治理軟實力。[26]王浦劬從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出發,提出要推動鄉村自治與鄉村振興戰略彼此促進,完善黨委領導下的鄉村“四治”(即“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新體系,提升鄉村善治能力、構建和優化共同富裕治理機制、加強鄉村文化建設,厚植鄉村治理社會資本等。[27]

四、結論與展望

(一)基本結論

本文利用CiteSpace作為研究工具繪制出相關知識圖譜,對1998—2022年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收錄的3 936篇鄉村治理的相關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從發文量上看,鄉村治理研究總體呈快速增長態勢,研究熱度不斷上升,自2013年以來,鄉村治理研究的發文量迅速增長,尤其是在2017年以后發文量呈爆發式增長態勢。這表明鄉村治理研究正逐漸成為一個較為系統、成熟的研究領域,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仍是學界和政界研究的重點內容與熱門話題,學術興盛將成常態化。

2.從研究力量上看,研究群體較為廣泛,涉及到諸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但是聯系緊密度高且規模較大的核心作者群比較少,大部分局限于獨立研究或團隊內部合作,所出理論成果大多帶有所在機構及所學學科的典型特色,呈現出理論上的百花齊放;也已形成如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一定規模的研究團隊,無論是研究角度、深度還是廣度,都為后來者繼續開展相關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也存在合作網絡密度較低的情況,跨團隊、跨機構的學術交流合作有待進一步加強與完善。

3.從研究內容上看,隨著鄉村在國家戰略地位的不斷提升,學者們聚焦鄉村治理的內涵、主體、模式、體系和實現路徑等方面的研究持續進行,穩扎穩打由淺入深,鄉村治理的研究主題不斷細化,研究內容不斷豐富。表明學術研究與國家政策和社會發展的聯系日益密切,研究內容和研究熱點具有較高的政策引導性和鮮明的時代引領性。

(二)未來展望

1.拓寬研究視角,促進學科交叉融合。鄉村治理研究涉及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隨著理論的不斷深入和實踐的不斷拓展,單一學科的研究難免有一定程度的思維局限性,研究結論或多或少具有偏狹性,難以應對復雜多樣的現實問題。在鄉村社會巨變的背景下,如果能夠打破學科壁壘,加強不同學科領域交流合作,引導交叉學科協同創新,充分發揮各學科特色和優勢,聯合攻關,構建多學科共同參與的綜合研究體系,這對于推動鄉村治理研究向縱深層次拓展,繁榮鄉村治理理論無疑是個正確的選擇。

2.完善研究方法,注重混合式研究。在鄉村治理的研究方法上,一方面要采用田野調查、訪談法等定性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有問卷調查法、實驗法等定量研究,兩種方法各有優劣,定性方法受限于推廣性、主觀性、隨意性,定量方法則容易把復雜事情簡單化,對參與者理解有限,缺乏理論層面的深度分析。要想深化鄉村治理研究,需要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旌涎芯糠椒ň褪恰吧鐣茖W、行為科學和健康科學領域的一種研究取向,持有這種取向的研究者同時收集定量(封閉的)數據和定性(開放的)數據,對兩種數據進行整合,然后在整合兩種數據強項的基礎上進行詮釋,更好地理解研究問題?!盵28]優勢互補比單一的方法更能增強問題的針對性,保障研究的科學性和結論的可靠性。

3.挖掘傳統資源,構建本土理論體系。目前,學術界對鄉村治理的研究大多采用了西方的理論范式,這些理論具有高度概括性,對提升該領域的學術水平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切忌不要忽視本土資源和本國的傳統,因為大多數傳統由于歷史的傳承具有穩定性和當代適用性,學術研究應溝通古今,從傳統中挖掘具有時代價值的鄉村治理理論資源,為當代研究提供經驗借鑒?!皞鹘y從來就是一種現實的力量,它既記錄在歷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們的觀念、習俗與行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響著各項制度的實際運作過程,不管這些制度是用什么樣的現代名稱?!盵29]因此,既要吸收西方理論,又要利用承傳統資源,還要立足鄉村現狀,對鄉村治理的內涵、模式、實現路徑等存在爭議性的問題,通過“吸收—回歸—共識”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體現鄉村實際、具有普遍價值的本土化鄉村治理理論體系,這是當代知識分子應該承擔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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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韓曾麗

Knowledge Mapping for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Liu Yuexia, Zhang Boyi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sort out 3,936 core papers related to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draws knowledge maps such as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s,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keyword clustering for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budding, exploratory, developmental and explosive, showing an overall rapid growth tre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characterized by overall dispersion and local concentrati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connotation, subject, model, syste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roaden research perspectives, promote cross-fertilization of disciplines, use mixed research methods to deeply explore traditional resources, and build a local theoretical system on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knowledge mapping;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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